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墨谱与付梓之谱

(三)墨谱与付梓之谱

大部分宗族在创修宗谱，将之付梓之前，多会经历一个手抄本的墨谱阶段。墨谱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族内某些读书人出于敦本笃支之意而自行编修;二是宗族在修谱之时因经费等原因没有将谱牒马上付梓，但在不久之后即行印刷。许多时候，宗族派行是与墨谱同时出现的，如黄冈郭氏就是在第九世孙郭知易编修墨谱时确立了本族派行^[85]，这就需要我们区分墨谱，尤其是私人创修的墨谱与付梓之谱的差异，因为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仅是在于它与派行相连，更主要的是在作为宗族整合的手段上，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对于谱牒的收族功能，以往论者颇多说明，他们特别指出，“收族”是宋元以降的谱牒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86]，明清时期，这种“收族”功能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明初大儒方孝孺即称:“尊亲之次莫过于重谱，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闾巷之间而尽同宇之内，察统系之异同，辨传承之久远，叙戚疏，立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非有谱焉以列之?不可也。”^[87]

明初大儒的说法同样在民间得到了反映，黄冈《程氏宗谱》曰:“盖闻尊祖敬宗之道，莫先于修谱，谱也者，所以普序其尊卑长幼之伦也。”^[88]黄冈《任氏宗谱》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夫谱之为义甚广，功用极大，序昭穆，所以定尊卑也;分支系，所以辨亲疏也;纪生平，所以示不忘也;载坟墓，所以重追远也;著忠义、表节孝，所以正人心、维风化也;至欲发扬子孙、光荣宗族，尤在讲学问修道德也。^[89]

但是要达到上述目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让族人广知。墨谱的纂修当然是宗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但在两种墨谱之中，个人编修的墨谱通常秘而不宣，或者是流传不甚广泛，且记载范围有限，充其量也只是为以后修谱者提供了祖先谱系的记载，因此只能视其为读书人的个人作品。黄陂《喻氏宗谱》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说明，谱曰:

特以墨谱有限，各藏其本，未锓枣梨，恐年代久远，户口星散，或有冒附他族，如崇韬之拜汾阳者，或有遗失本支，如庭坚之友黄渥者，由是以思，则宗谱之修，其可缓乎?……执先世墨谱，逐系细查，生于何年，殁于何时，居于何处，葬于何地，其人之生平行实，以及节孝、坟茔、祠宇基址、祭庄田地山场，无不详明……第墨谱只录各支，不过一家，言犹未广也。若不合为宗谱，付之剞劂，何以敬宗收族、传之下世乎?^[90]

付梓之谱则不同，由于族人广知，它就拥有了对族人的某种约束力。如黄冈《宋氏宗谱·凡例》曰:

一、有外姓至本族为嗣者，于嗣父名侧书养子某、原姓某，直书本名，不同宗派，下代照派书名，避异姓乱宗之义也，或本姓他适者，亦必详书某姓某里，以便日后归宗;

一、就婚乱伦者，前夫名侧配书某氏，后夫名侧以墨块涂之，只惩一时，下届取消，恐其后裔发达，子孙之心不安，无论生前死后，提头一字，男书名，妇书氏，不称公妣者，以惩将来，此系惩前，迨后族中有蹈此辙者，定将所就之妇、所生之子女者不准入谱。^[91]

又如黄冈《蔡氏宗谱》:“一议中年娶妻，孕不满七月生子者，作无姓之子论，以墨涂生子二字，正名处去一蔡字，方与月数满者有别;一议生子处，去一生字，留一子字，到正名去一蔡字，均系来历不清之子，与墨涂无异。”^[92]诸如此类的规定，在鄂东族谱的凡例中屡屡出现，在当地这个熟人社会中，被族谱惩罚性地涂去名氏，可以说让人始终生活在一种被人鄙视的眼光中，不难想象，这种规定对于普通族众具有何等的威慑力。由此可见付梓之谱是将封建的宗法伦理付诸文字的方式，以此来加强对族人的约束，如黄冈陈氏就充分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且对其进行能动地使用，从而达到了很好的警示族人的效果:

我陈氏在未创修宗谱以前，相传仅一墨稿，徒书世系而已，一切家规、谱法，均无明文规定。所由当代浅识之人，就婚滥(乱)伦者有之。民国五年(1916年)，创修谱时，执事诸公以为此事不独伦常乖舛，亦且伤风败俗，于是制就凡例，墨其男名女姓以贬之，更藉以警戒后人，不得尤而效焉。自是而后，历二十余年，幸族人知法畏法，未有犯及此例者。^[93]

因此，较个人编修的墨谱而言，付梓之谱以其广泛的影响而更加具有整合宗族的功能，由宗族所共修的墨谱因为得到了族众的承认，在此方面亦与之有类似的功能。可以说，宗族共修的墨谱与付梓之谱之间还只是阶段性的差异，而个人所修之谱则与之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区别。首先，相对于某些墨谱作为个人作品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来说，付梓之谱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出一定的“民意”，如黄冈胡氏在修谱时甄别其所载的内容，并在一份契约的后面加上了如下的一段注释:

夫注谱字据，不关全户全村私字，不得注载。此杜断字为人行公路，又因时机不同，文开在祠理谱，其事又发生于理谱之时，复经户人调平，故准载之，后不为例。^[94](www.xing528.com)

的确，作为宗族“档案馆”性质的族谱^[95]，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全族的认可。正是这种内部几乎一致的认可，从而促使了付梓之谱不仅具有对内的整合功能，而且拥有了一种对外的功能，即它向外宣告了本族组织化的成立，以及通过对族产等内容的记载，在当地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种对外功能尤其表现在某一宗族与其他宗族或团体发生纠纷，以本族谱牒作为呈堂证据之时。通常而言，地方官在审理民事纠纷的案件时，会以族谱、碑刻、契约等作为依据^[96]。光绪年间，曾任广济知县的方大湜在其著名的官箴书《平平言》中，就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告诫地方官员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据族谱涉讼，必须细心查核，以谱系家藏，不难假造也。广济风俗，无一姓不立宗祠，无一祠不修宗谱。以谱证讼，真伪杂出。余宰济时，遇有因讼呈谱者，不特核其所载控争之处，而且从头至尾，细阅数过，往往得其瑕处而攻之，辄俯首无辞。^[97]

方大湜提醒人们注意族谱的内容有可能存在“假造”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族谱涉讼”现象的普遍性。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姓氏的宗谱中会收录有大量的契约文书，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付梓之谱具有了某种“公示力”。如黄冈《萧氏宗谱》称:

谱者，普也，祖宗事迹可考者，无不普载，子孙支派，无不普具。承先启后，宗族赖之，捐款祠庙之类，书之不厌。其详至各房各支湖汊塘垱之属，皆先人产业遗留至今，拉杂志之，勿谓不文，纪实也，且免争端也。愿子孙守之勿替。^[98]

可见，这些“拉杂志之”的内容，正是为了“免争端”，即宗族将事关本族切身利益的各种内容载入谱中，以此保护宗族在当地的利益及势力范围。另外，“子孙守之勿替”不仅是针对某些族内的不肖子弟的警告，更是对他族的一种警告，即本族的利益将会得到所有族众的长久保护。此类的规定在鄂东宗族中甚为常见，如麻城《王氏宗谱》在凡例中即曰:“坟墓、祀产、祠宇、居屋载入谱内者，一以防世故之变迁，一以杜豪强之侵占，如某山附葬某公、某田用水某处、某基界抵某姓，均宜详细载入。”^[99]

在谱牒的对外功能上，有些墨谱也可能起到付梓之谱相同的作用，麻城卢氏就在一次与外姓争夺坟茔的过程中，因为族人私修的墨谱提供了证据，从而使本族在官司中胜出，其谱曰:

盖闻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谨戒后世子孙。今漳之故父玉书大人敬宗睦族，修理谱事，以防不虞，兹因坟冢构讼，非书公墨谱，见笑大方，族等推之大德难忘，每逢十月十六日，阖族均皆祭扫。何也?报公之劳，应后世子孙不忘大德矣。如有不遵不祭者，昌荣难得，是为据。^[100]

在这里，卢氏的墨谱就作为呈堂证据得到了官府的认可。上述方大湜的观点说明了官府至少在表面上是以事实作为断案的依据，无论是墨谱还是付梓之谱，只要是真实的，就会得到认可。卢氏的墨谱在此案中起到作用，可以说是族人为保护祖坟而进行的被动选择，也正因此，卢氏才会对墨谱的编修者如此敬重。正如方大湜所担心的，某些宗族正利用了官府的断案原则，更是主动地伪造族谱中的部分内容，以达到扩充本族势力范围的目的，而这些族谱通常都是付梓之谱了，纵使其中偶尔有对墨谱进行伪造的可能，但这也并非出于墨谱编修者的本意。

由此看来，墨谱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内提供祖先往事的方面，而付梓之谱则在对内“收族”的基础上，更加具有了一种对外的职能。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明清时期的宗族应当是以祖先崇拜为纽带，以族产、族谱、祠堂及辈分字派为阶段标识的发展中的群体，其中，必须对墨谱与付梓之谱有所区分。宗族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人类学的术语中通常存在氏族(clan)与宗族(lineage)两种与本项研究所指宗族有关的概念，前者是指松懈的同姓继嗣群体，以别于内部系谱关系较清楚的“宗族”;对于后者，陈其南认为“地域化”、“族产或宗祠的建立”以及“族谱的修纂”三个指标是判断历史上中国宗族存在与否的主要依据，与笔者相比，陈先生没有注意到辈分字派的重要性，但增加了“地域化”一项考察指标。^[101]“地域化”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指标，本书以鄂东地区的宗族为考察对象，进行区域内宗族的探讨，本就隐含了“地域化”的倾向。

另外，相对于松散的氏族，宗族的成立还意味着以族长等为代表的统治管理阶层的出现，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族权的讨论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102]因此，除了上述几种外在的物化标志外，笔者同样会关注鄂东地区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关族内权威阶层的形成及其作用等涉及宗族活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