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宗族的辈分派行与地方社会

(二)明清宗族的另一个特征:辈分派行

除去上述三大“要素”之外，以往论者常常忽视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标志，那就是宗族辈分字派的建立。所谓字派，即族人在取名字时，在姓氏与名字之间加插一个代表本人辈分的字，通常这些字会被编排成琅琅上口的几句诗，如黄冈熊氏的字派为:“笃尚文开志正长，国家养士得才良;学鸿谟远成儒用，守继相传世永扬。”^[67]如此，当熊氏的第九代取名时，一般就会叫做“熊家×”之类的名字。

字派成语在宗族命名中普遍使用，应当是明清时期的事，所谓“古无字派，自子姓蕃衍，书字为派以辨尊卑”^[68]。据说，这种命名方式，是民间学习了明太祖朱元璋为皇族子孙取名的方法，黄冈程氏称:“画字为派以命名，昉自明太祖，后人多效之，盖子孙蕃炽，昭穆易淆，惟此最便耳。”^[69]对此，黄冈《姜氏宗谱》亦有详细的说明:

古者命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故或取一字，或取两字，于兄弟行或冠以伯仲叔季字，未有编字成句，为世代之派以命名者。自明太祖创为此例，下以木火土金水旁之字别之，周而复始，昭穆不混，亦五行相生，今人多效之是也。我族旧无定派，以致前后雷同，显相紊乱，今既辑谱，岂可复蹈前辙，特作二十言为派，梓诸谱端……惟冀族众嗣后照此命名，则世传数十年，历数百，永不虑其紊乱矣。^[70]

实际上，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名之俗，自唐宋以降就盛行于士族社会之中，^[71]由此可见，将辈派编立成句正是民间对这种上层社会习俗的再创造，他们以皇室作为学习对象，正是为了论证这种方式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反映了一种对正统来源的诉求。其编排虽不如皇室那样生僻，却也寄托了编立者对于宗族兴盛、子孙孝悌的良好愿望，如上述黄冈姜氏的字派:“世应天成际，传家久愈新;光前惟积善，启后在存仁。”或是对族人提出的某些希望和要求，如湖南益阳王氏的字派:“家政以成，本在修身;行端矩立，化洽祥呈;善为楚宝，儒作国珍;典型克绍，勋业能宏;承恩锡命，显亲扬名;永昌邦族，大振槐庭。”^[72]

同时，这种做法还出于对祖先的尊敬，以避免与先人的名字相同，从而防止出现“阖族字派不垂划一之规，难免曾参有二，韩渭成双等弊”^[73]。黄冈《刘氏宗谱》在卷首的《凡例》中，也表达了这层意思:“我族派字，彼此均属不同。兹从二十一世始，各分均应敬避前代以往之派字，另编新派二十字，笔之谱首，永为后世子孙取字定例。庶称谓之间，尊卑不混，长幼不淆，即极之数千里而遥，传之数十世以后，而世次亦永得以无讹矣。”^[74]

正如《刘氏宗谱》所言，除去对祖先尊重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族辈分字派的确立具有将涣散的同姓血缘群体进行整合的功能，它使族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族中的地位，明白长幼尊卑的伦常之分，而且即使是同姓的不同宗族，因为辈派不同，可确知是否属于同族。人类学家就认为，姓名的组合表现了从个体引申到群体、由项到类，或者相反，由群体意指个体、由类到项的辩证关系。^[75]我们看到，辈分字派正是具有了这种群体符号和类符号的性质，它可以使族人产生符号意义上的归属与认同感，并且他们彼此之间也可以通过这种符号来区分各自的地位、身份和义务。

在宗族发展之初，一般并无所谓字派成语，如黄冈《曹梁宗谱》卷三《典礼谱·字派说》曰:“吾族自江右来黄，为曹文广公后，迄今二十六代，自一代至十一代虽有字派，或取金字，或取偏旁，初无成语之可诵，至十二代祖起，始相传有‘士之大本，宜廷允昌;文章华国，世显元良’一十六字，以绾后世一十六代。”^[76]因此，几乎每一个宗族在进行组织化建设时，都会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广济朱氏认为:“谱牒之修，最要者莫如世派，世派一，则尊卑分，昭穆序，而家族之诣联，世派之有待于划一，岂浅鲜哉!”^[77]又如黄冈李氏:

我族派行不一，皆因素无谱牒，又加迁徙过多，不通音耗所致。今既合族创修，自当整齐划一，请与各分约，其已命名者仍之，未命之名，有世次以及增派者，即依增派取名，未及增派者，以龙坵原派取名，取至祥字以下，即紧接增派忠字，挨次取名。即已命之名，亦必于其某格之首，注明几世某字，所云某字，即龙坵原派某字，盖欲其归于定准，世次了然也。自兹以后，无更张，无陨越，无倒置，将见尊卑秩秩，椒衍瓜绵，世世勿替。^[78]

宗族组织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组织形式的、以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为精神内涵的特殊群体，通过辈分的划定而进行的“辨尊卑、序长幼”过程，本身就是对宗族进行梳理、使其符合伦常秩序的过程。广济朱氏将“世派”与谱牒相提并论，显示出对此的重视。而黄冈李氏尚处于涣散状态时，并没有统一的派行，于是在修谱的同时，对命名字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此来整合宗族。(www.xing528.com)

除去对内区分个体身份，从而达到整合宗族的功能之外，字派成语还拥有一种对外区分群体的功能，即成为了宗族之间互相区别的标志之一。它同样随着宗族所涵盖之血缘范围的大小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以黄冈马氏为例:

族之有派，所以序昭穆，别尊卑也。吾族自东西两分以来，东分则有东分之派，西分则有西分之派，其将何以对先人于九原乎!东西两分人等每以此为恨，然力小不足以任重，志小不足以谋大，亦徒恨之而已。由是光绪辛卯年(1891年)仲春月，十六世与十七、八世孙爰约东西两分，欲修宗谱，合议必归于一，众皆欣然乐从……东西两分务必照派取名，永无紊乱，后世子孙虽彼此素未会面，偶尔相遇，询及派行，皆可辨昭穆之次，而无失尊卑之礼，彝伦攸叙，吾族其庶几乎!^[79]

马氏的东、西两支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宗族，并且都有了自己的辈分字派，在光绪年间谋求联合的时候，其族中有人即认为这种情况阻碍了两个支系之间的相互认同，有着“其将何以对先人于九原乎”的难堪，于是他们高度重视了字派合一的问题。不独鄂东地区如此，湖南益阳王氏在两房合修谱牒时，同样认识到合派的重要性，其谱曰:“按咸丰间两房续修谱牒，如旧各自为谱，并各自为派，夫各自为派，势将各自为族，意见参差，事成再误。”^[8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姓氏只是区别是否属于同一宗族组织的方式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前提条件，而辈分字派的认同才是通过加强宗族内部的认同，从而获取对外区分群体的必要条件。

更极端的现象是两个姓氏进行联合时，同样规定了必须将族人字派统一起来。光绪庚寅年(1890年)，黄冈陈氏与郑氏进行了联宗，他们的理由是:“祖自江右迁黄，郑其姓也。福五公五祖居崔家墩，仍郑;六祖承继于陈，居八里畈，为我始祖，门户虽分而式好尤笃。二祖相约合厝于陶澍湖以亲郑，二妣亦合厝于张家口以亲陈，生则同胞，死亦同穴。”^[81]在认同了双方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之后，两姓认识到字派归一的重要性，据《陈氏宗谱》云:

夫序派蕃延，本难心记而口详之，况显分两姓，各亲其亲，不急起而合之，将疏戚之分、远迩之情，长幼尊卑之次第，必有渐离渐析，渐失渐忘，其弊有不可胜言者。^[82]

在这里，他们首先肯定了姓氏作为区分宗族组织的必要，所谓“显分两姓，各亲其亲”，之后，更是注重派行对于宗族认同的重要性，毕竟，姓氏可能因为继承、入赘等原因而有所改变，而派行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归整划一。

我们从上述各个宗族的例子可以看出，辈分字派的建立通常是与谱牒的创修同时进行的，麻城胡氏的例子更加典型地说明了这种现象，据其宗谱称:“尝思谱牒之修，所以辨尊卑，序长幼，正名分也。我族命名，前多不一，非由未有刻谱故乎?自创修后，以大字辈相会合，各遵成语，依次命名，毋得再滥，以此为定例。”^[83]当然，同样有在宗谱编修之前就确立本族字派的情况，如黄冈《邓氏宗谱》云:

祖一而已，而子孙蕃衍，蛰蛰绳绳，其派别支分，或道途相逢而不能识，惟定之以派，则相推相衍，尊卑秩如。吾族派行，先祖定之以四十字，今刊之于谱，令阖族咸知，庶几因派缀名，世次可以不紊，是亦序昭序穆之意也云耳。^[84]

邓氏在创修宗谱之前就订立了四十字的派行，然而为使阖族广知，又必须借重于宗谱这一有效手段，辈分字派通常是与宗谱一起出现，或许正是这一宗族标志较易为论者忽视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