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思路

(二)研究思路

众所周知，从整个宗族发展史来看，明清时期宗族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宗法宗族制深入庶民之家。但当我们将视线下移，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时，就会发现宗族作为一种基层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甚至作为一种符号，是被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所利用而不断建构出来的，其中包括中央王朝对于本区域的重视程度及统治政策、地方官府的实际运作、士绅及普通民众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作为等不同社会层面的内容，而这些都是与地方社会息息相关的。正基于此，本书拟以宗族为视角，对明清时期的鄂东社会作一实证性的研究。鄂东地区流传着“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本书即以对此传说的讨论开始，从而引出有关鄂东宗族的研究，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依次展开:

首先，描述明清时期鄂东宗族发展的一般历程，具体看它的发展在时间、空间序列上是如何分布的，并且简要讨论在此背后的一些原因。

其次，对鄂东宗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逐次展开讨论，其中包括户籍、赋役制度对其发展的影响;祖先崇拜与神祇崇拜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等两个大的方面。

再次，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将本地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体化。

最后，回到本书的出发点，对“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进行一定的解读。

总之，本书试图以宗族作为切入点，展开对明清鄂东地方社会的整体研究，这是一项有关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

【注释】

[1]宗法制与宗族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李文治先生辨别了两者的区别:宗法制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宗族制则是宗法制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形式，它同宗法制并不密切吻合，但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一般皆以宗法宗族连称(参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42页。

[5]［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7]这里所提及的论著，以上述张家炎文所截至的1996年为起始，其中包括张文所未提及的部分发表于1996年以前的论著。

[8]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324页。在城市研究中，施坚雅同样批评了人们认为“地文大区是进行城市化分析的恰当单位”的看法，他将长江中游地区进一步划分为长江走廊及汉、湘、资、赣四条主要支流的盆地，见［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9～250页。

[9]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

[10]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11](清)顾炎武:《肇域志·黄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2]仅笔者所知，研究成果有: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常建华所作的综述和所编索引，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229、421～422页;王善军:《近年古代封建宗族制度研究管窥》，《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徐扬杰:《中国家族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日］井上徹:《日本学界关于明清时代宗族问题的研究》，载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常建华:《宗族志·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页;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刘兰肖:《清代宗族研究概述》，《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13]傅衣凌:《论乡族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14]参见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郑振满对于傅衣凌先生“乡族论”的总结，见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5]参见钱杭《莫里斯·弗里德曼与〈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史林》1999年第3期;林济:《弗里德曼模式与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6]比方说陈其南曾使用“房”的概念，区分系谱性宗族与功能性宗族，以此证明了弗里德曼理论的功能主义倾向，见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载《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17]参见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参见王振忠《一部徽州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徽商家族文书与徽州族谱——黟县史氏家族文书抄本研究》，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明清浙江盐商、徽歙新馆鲍氏研究——读〈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9]参见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明清徽州的族产》，《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0]参见赵华富《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江淮论坛》1993年第2期;《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1]参见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载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载《平准学刊》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清代闽南乡族械斗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2]［美］Michael Szonyi(宋怡明)．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宗族组织与里甲制度》，载犹他家谱学会编《中国族谱与地方志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3]刘志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

[24]［日］片山刚:《清末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表与宗族组织的改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清代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税粮、户籍、同族》，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5]参见陈国成对于北美学者宋怡明所著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书评，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年10月。

[26]有关江西宗族的研究，梁洪生先生用力颇勤，其足迹几乎踏遍江西各县，参见梁洪生《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将更开阔的视野投向章贡大地——赣南的地方历史研究及其面临的挑战》，《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4月，等等。

[27]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七集》第四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28]［日］佐藤文俊:《光山县麻城县奴变考》，参见［日］中山美绪《中山八郎教授古稀纪念明清史论丛简介》，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

[29]［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中国民众的乌托邦运动的一例》，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0]［日］谷口规矩雄:《关于明末清初的堡寨》，见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下册，田人隆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页。

[31]［美］William T．Rowe(罗威廉)．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2007．

[32]［美］William T．Rowe(罗威廉).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2007，pp．65-73．

[33]杨国安:《社会动荡与清代湖北乡村中的寨堡》，《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5期。

[34]陈支平:《从〈令梅治状〉论清初黄梅县的赋役》，载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版。

[35]付海晏:《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29—1949年鄂东民事诉讼案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36]林济:《从黄州看明清宗族社会变化》，《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以近代湖北黄州宗族社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等等。

[37]刘喆:《明清时期黄冈地区“家庙”与宗族建设研究》，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