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区域研究成果

(一)有关明清宗族的区域研究

有关宗族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详细地总结^[12]。下文所及，主要结合本书选题，对明清时期有关宗族的区域研究作一简要述评。

1.区域宗族研究的开创及发展阶段

自20世纪30年代起，首先对宗族进行区域研究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华裔人类学家，主要有:林耀华对于福建宗族的研究，著有《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年影印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金翼》(1948年英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中文版，庄孔韶、林宗成译);许烺光对于云南喜洲“祖先崇拜”的研究，著有《祖荫之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8年)。他们充分吸收了当时较为前沿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理论，使得关于中国宗族的研究拥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只是由于学科的限制，他们对宗族史没有较多涉及。真正从事区域宗族史研究的潘光旦先生，仍然是一名社会学家，他将优生学和人才学引入到对嘉兴的望族研究之中(《明清两代嘉兴望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而在当时的史学界，除刘兴唐所著《福建的血族组织》(《食货》四卷八期，1936年)及《河南的血族组织》(《文化批判》三卷三期，1935年)等之外，甚少见有宗族史的区域研究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的宗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太过于强调宗族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致性，从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他们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使得其学术意义打了一定的折扣。此间，傅衣凌先生对于福建宗族的区域研究独树一帜^[13]。傅先生从抗战时期起，就注意从民间收集各种私家文献，其中就有许多家谱。在研究中，他注意到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结合，提出了“乡族论”，把宗族作为地域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看待。^[14]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的人类学被归并到民族学之中，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导致了人类学的学者们对于宗族的区域研究陷入停滞状态。此时，境外的人类学家则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仍然继续着这一学术兴趣。因为当时无法深入内地进行实地调查，弗里德曼在先后出版的两部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英文版，1958年出版;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6)中，主要依据林耀华、许烺光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总结，后人称之为“弗里德曼模式”。弗氏从乡村农业社会的角度研究宗族，在村落及地方社区关系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宗族的概念定义，并且他十分强调公产对于宗族的意义，可以说，弗里德曼模式为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15]，以后许多学者关于宗族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平台展开讨论的^[16]。

2.繁荣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进入空前繁荣阶段，明清时期宗族的区域研究同样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者认识到宗族在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从而对不同区域的宗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宗族形态发展较为完备的华东(以徽州为主)、华南(以福建、广东为主)等地区。下面作一简要介绍:(www.xing528.com)

由于徽州文书的传世，使得有关徽州的研究成为显学。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徽州宗族史的研究同样结出了丰硕成果，如叶显恩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章“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中主要探讨了宗族组织、祠堂族长与族权、家谱和宗法、族田等;唐力行则重点研究了徽商与宗族的关系;^[17]王振忠在收集、整理徽州文书的基础上，也撰有多篇研究徽州宗族的论文;^[18]陈柯云的宗族研究注重利用契约文书资料。^[19]另外，赵华富、周绍泉及韩国学者朴元熇等学者对徽州宗族展开了个案研究，^[20]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徽州宗族的认识。

有关福建宗族问题，厦门大学的学者秉承着傅衣凌先生的“乡族论”，运用乡族、家族、宗族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陈支平所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一书广泛讨论了家族问题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以往学者较少涉及的家族文化。在另一本著作《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他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史演变、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家法族规、族谱的装饰炫耀、祖先的寻觅与塑造、渊源的追溯与合流、异姓的联系与合谱、神明的崇拜与创造、客家族谱、少数民族族谱等问题，并且精辟地指出，对于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族谱，需要采取客观审慎的科学态度。郑振满的专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系列文章^[21]通过对乡族共有经济、沿海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乡族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深化了“乡族论”。他所总结的“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对学术界影响颇深。此外，北美学者宋怡明通过对福州南台地区的宗族研究，揭示了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当地不同利益群体对亲属关系的建构及利用的结果。^[22]

对于广东地区的宗族研究，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较早开展该地区宗族研究的是叶显恩和谭棣华，他们主要讨论了宗族经济问题，论文及著作有:《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关于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宗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对于赋役制度和宗族的关系，刘志伟^[23]及日本学者片山刚^[24]进行了深入研究。宋代以降，宗法观念不断深入民间，对于其逐步深入社会基层的历史过程，学者们展开了研究，其主要代表作品有:科大卫: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年10月);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日］井上徹:《宗族的形成和构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附会、传说与历史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明清时代的宗族与此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显然有着自身的特性，学者们均注意到了祠堂、族谱、族产等因素在宗族中的重要性，并且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因素都有详细的讨论。不过，他们观察、阐释的角度并不相同，从而显示出研究旨趣的差异。对于这一旨趣的转变趋势，有学者总结道: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结构及功能，把作为宗族建立基础的血缘和系谱，视为社会事实而未加深究，在此之后的研究，开始将宗族视为一种特定时空的文化创造，甚至是一种过程，以揭示亲属关系只是社会建构的一种表现或表述形式。^[25]正如前所言，早期的研究偏重于从族权与政权的结合等方面，探讨宗族控制与剥削族人等功能，或是对之进行修正。现今许多有关宗族研究的著作则从国家的赋役及宗教、礼仪等制度，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及权力斗争，宗族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等方面，展示出“宗族”被地方社会建构的过程。学者们普遍相信明清时期宗族的发展形态，南方地区较之北方地区更为成熟，而这种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正说明了宗族作为“文化创造”，是与当地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以科大卫、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26]、宋怡明等人为主要代表的采用这种学术理路的学者，大多长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常年坚持在基层社会进行田野调查。这毫不为奇，毕竟“宗族”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他们在向历史学贡献理论养分的同时，同样也在谋求本学科的发展，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引入历史学的时间坐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如陈其南的《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张小军的《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复兴”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日本学者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对于拥有数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文明来说，历史学与人类学在此议题的研究上相得益彰。可以说，这种在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解读宗族的学术理路，将宗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看到，这些研究尚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那么在内地的鄂东地区，其宗族制度又是如何在基层社会建立的呢?换言之，宗族被建构的动因及过程如何?与当地社会的特性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与华南及其他地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笔者以为，通过与人类学的对话，结合地方社会的具体实态，将是回答上述问题，进行鄂东宗族研究的一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