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的自传与学术经历

自　传

一

吴于廑，原名吴保安，今以字行。1913年生。祖籍安徽休宁。童年及少年时期，在江苏运河东岸的一个小县城宝应入学成长。家无中人赀，中学教育时断时续，很不完整。1931年高中毕业时，因获奖学金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毕业后直至抗日军兴，在东吴附属中学任教。1939年至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5届留美公费生，赴美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1944年及1946年，先后在哈佛获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以迄于今。解放后30多年来，除在武汉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和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行政职务外，还担负多种社会工作，包括史学会及世界史一些分支学科学会理事、理事长，武汉市、湖北省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武汉分社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等。1979年，经武汉大学党委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几十年来在学术上的成绩微不足数。写了一本《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小书和若干篇论文。论文内容多属世界上古及中古史，其中涉及经济史的如《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涉及法制、政制史的如《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等。另有一些文章评论西方史学和某些有关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学术观点，如《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等。这些论文大体上说明我的学术兴趣的两个方面。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我和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等共同主编《世界通史》以及配合此书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用力较多的是上古及中古部分。其所以又承担《外国史学名著选》的主编，并担任其中普鲁塔克《传记集》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两种的选译，原因之一是我对西方史学思想及其发展有兴趣。近年为研究生讲课，主要讲的也是近代西方史学。我常常这样感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的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

岁月易逝。不论在学术上或在工作上，我这已入晚年的一生，都可说是平平度过，忽忽无成。一个在大学中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到晚年回顾一生的工作，本当就其已成之业，摅陈经验得失，俾有所告于来者。从这点说，由于我已做的工作远远说不上是什么“已成之业”，因此觉得可说的话实在很少。倒是一些自青年时代起在学习中不断孕育和形成的想法，一些在学术上想做而没有做到或者做得很少、很差的方面，一些虽当晚年还求其有所实现的设想，作为个人在学习道路上的一些思想经历，似也不妨借《晋阳学刊》征求作自传的机会，略略加以清理。这可能流为虚多实少，不合作自传的要求。但既然一生的实际是如此，也只索照实写了。

二

1938年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由于朋友的介绍，我见到了陈先生。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陈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气度舒徐，善于体察人，让人感到明达而又易于接近。后来他历任岭南、中山、暨南、南开诸大学校长、副校长，其所以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罗致并团结了不少知名学者同他共事，我想必定和他为人的这种气质有关。在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做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出乎望外。我后来自己也做点大学的行政工作，常常想起陈先生的行事。陈先生爱护后进，从不吝惜给青年以增长和发扬才能的机会，这一点给我的影响很深。我有心学习他，但远远没有学好。

一个青年受前辈的影响，还往往是由于片言只语。当陈序经先生决定收我为研究生的时候，我感到犹疑，说：“在大学读历史的，能进经济研究所么？”陈先生答复说：“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他还说他自己就是转了弯的。陈先生这几句话，其实是不少学者的经验，我当时听后不但觉得新鲜，而且不用多作解释就为之说服了。于是决心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打算学点经济史，试着在学术上转弯。后来渐渐体会：所谓转弯，就是踏进一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多转几个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我觉得，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这在当时，自然还没有很清楚地想到。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两年有余，读了经济史也读了各家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夏尔、钱贝伦等，在大学本科时有的仅知其名，有的不知，这时都读到原著。也读历史和经济地理，重点几乎都放在西欧。随着对西方知识的增多，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与中国作比较。学历史宜作比较研究的思想由此萌芽。南开研究所的师长们，当时对我的培养方式可谓开明，不仅允许我选择一个不属经济学范围的研究课题，而且让我到白沙编译馆去利用那里的藏书，写作一篇关于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的历史论文。这篇论文稿已在十年动乱中散失。就记忆所及，其主旨在说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封建诸侯国家在实行君权集中、抑制和打击旧贵族这一历史运动中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这个力量又对此后的历史起了什么作用。文章认为这个社会力量是士。士的流派虽有不同，但其政治经济主张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点。他们在经济上多倡农本之说，以维护和发展农耕为国家长治久安之本。在政治上他们多主张尊君统一，选贤与能，以人的才能而不是以人的血统论高下，允许人作聪明才智的竞争，在竞争中攀登社会的阶梯。士的这些主张适应了当时君权集中的要求，因而形成君权与士的结合。这个结合促使层次分封的诸侯国演为集权、并立的诸国，最后形成统一的国家，社会上以士居先，经济上以农为本，经历了长期的稳定。文章把这一历史运动与西欧封建国家的统一运动作了对比。西欧诸国在封建后期王权集中过程中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形成了君权与资产阶级的结合。这个结合对世袭封建诸侯势力的打击和最后摧毁，实际是为资产阶级的工商活动解除约束，在统一国家的广阔范围里进行经济的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就是最后为这种自由竞争奠定理论张本。论文写完之后，我出国留学。后来听说这篇论文受到前辈学者吴景超先生的注意，曾经为文评介。但这点我在国外全无所知，因而无从获得教益。现在回忆这些，并不是说，所作的这种比较是恰当的、有助于对东西方历史的理解的。当时对东西方“封建”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能否把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与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国家作比较，没有作过理论探讨；对士没有进行阶级分析；对西欧一些统一国家形成后在实行自由经济竞争的同时，是否也有聪明才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从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的人本主义思潮加以考察。立论不善，殆无可免。现在回忆的，主要只在于一点，即在青年时期的所谓学术转弯之中，开始有了对历史作比较研究的想法。

40年代初期，在哈佛听查利·麦凯尔文教授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涉猎到一些有关中古前期西欧封建诸国君权和法律的书籍。按陈序经先生的说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学术转弯。读了这类书和资料之后，觉得很有一些问题可以与我国周代分封的诸侯国作历史比较研究。西欧中古前期日耳曼诸族建立的国家、其国君无立法权。国君是政长和法官，但非立法者。法律不成文，起源于风教习俗，不知始于何时何人，愈古愈有权威。解决法律上的疑问，或征之旧习，或询之耆贤。在位之君，视现成之法为先王之法，有遵守之责，无更废之权。偶有创制，亦必托名于旧法之恢复。立君的要素有三：天命、血缘继承、人民拥戴。所谓“拥戴”，实际是原始时代酋长选举制的遗留。以上述各点考察中国古代成文法出现前周代封建诸国的君权和法律，接近或类似之处，稍作爬梳，历历可见。把国君奉为超乎法律之上、其本身是法律之源的专制统治者，在我国古代，主要出自比较后起的法家的理论。在此以前，“礼治”之下的国君，对于那些无文献足征亦即尚不成文的、作为社会风教法制总和的先王之“礼”，既不能违反，也不能更制。国君登位的根据，除了托之天命，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也还要看人民的意向。这一点，不叫“人民拥戴”，叫做“民之所归”，其实也是原始的淳朴选长制依稀垂存于历史的余风。由此粗略的比较研究，我形成一个自己觉得是不无意义的看法，即古代中国之有君主专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非自有君权之始即已如此。在出现君主专制之前，有相当长的时期君权是受约束的，不是无限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西方某些学者论“东方专制主义”，仿佛这是一个和中国历史相终始的怪物，但实际并不如此。这个看法我至今不悔。

不过有一点应当指出：把西欧中世纪前期的君权与法律和我国周代分封的诸国君权与法律相对比，其前提是承认两者都是属于封建时代的。这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我当时对此确未作过任何研究。但在实际上，我在那时可说是一个自发的西周封建论者。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时所作关于君权集中问题的比较，同样是从这个自发的论点出发的。

三(www.xing528.com)

1947年回国来武汉大学，怀之有年的用比较法研究东西方历史的想法，搁置了下来。我在武大担任世界通史古代部分的教学，稍后参与《世界通史》这部书的主编，在工作中碰到两个涉及史学思想的问题，都与引进的外国学者著作中的观点、理论有关。一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一是机械运用历史分段法、把各国历史分段排列的那样一派世界历史编纂学。关于第一个问题，史学界曾经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主张以亚洲中心论对抗西欧中心论。对第二个问题论者较少，可能是相安已久，又不像第一个问题那么刺目。

围绕这两个问题，我曾有过一些初步的、也是不成熟的想法，有的已写成文章，有的曾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列入发言的内容。我认为，写作世界历史而抱有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不始于近代西欧，19世纪的德国朗克也非始作俑者。近代以前，史学家为其各自所处时代的已知世界写历史，东西方都有。他们所知的世界受各自时代地理知识的局限，不可能包括今日所知的整个世界。由于阶级、民族、宗教及文化的偏见，他们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各有其独特的中心论，例如：波里比阿的罗马中心论，奥托的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塔巴里的伊斯兰国家中心论等。这些中心论，还有近代的西欧中心论，都是作史者在其所处时代的各种影响下形成的，作史者自身未必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什么什么中心论者。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过去，包括离今不远的19世纪西欧势力凌驾世界的最近的过去。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以及文化的偏见，在各种进步、革命力量的冲击和空前密切的国际交往的影响之下，开始在部分史学家中，减弱对他们世界史观的支配作用。即使在西方史学界，也已有人对曾经披靡一世的西欧中心论提出疑问，英国的巴拉克劳夫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世界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以世界为一全局，而不是以主观规定的某一地区或某一种族为中心，来考察、研究、著作世界的历史。我曾称此为“世界观点”，这个观点既排斥西欧中心论，也排斥其它中心论，包括带有某些历史感情色彩的亚洲中心论。

由此可以引入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解放以来，编著和译述世界史，一个较流行的体系是按社会发展的分期，以“先进”地区或国家进入某一新阶段为断，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的历史。我参与编写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就是沿用的这个体系。这多少是一种分期的各国历史汇编，看起来很全面，但还不能说是综览世界全局、从全局考察其演变过程的世界历史。要考察世界历史的全局，改变目前这个体系很有必要。以某一个“先进”地区的历史分期为准，把各地区、各国的历史分大小段落排比起来，姑且不说这对列于“先进”之外的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是强其削足适履，更值得商榷的，是用这个方式写出来的世界历史，必然会成为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历史的堆积。堆积不能构成一个整体。世界历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相加而得的总和。所以要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必须摆脱沿习已久的这个旧格局，寻找另外的途径。

我为此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我读到这样的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读后，我感到这句话有很深刻的含义，应当引起从事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研究者的注意。按我的粗浅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不是自始就是世界性的，所以说它并非一直存在；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说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这个看法，也见于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中说：“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些话说得非常明确，我认为可以视为前引马克思“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个说法的注解，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作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前。以此为据，很显然，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为已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在愈来愈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这就要求研究和编著世界历史的学者，尽一切可能把这方面的问题列入课目，充分地、而不是偶一为之地加以探讨，并且作为世界历史全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来对待。但目前一般对世界历史所作的考察不是这样。以15、16世纪海道大通前的世界而论，一般的考察往往局限于亚欧大陆自西而东包括地中海南岸的一条偏南的长弧形地带，局限于分别叙述孕育在这一地带的东西方古典文明以及兴废起落的诸国历史。在此长弧形地带以北、横贯亚欧大陆中部的草原地带，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长过程中，其地位如何，起什么作用，治专史者已经作了不少与此有关的研究，但治通史者往往视之漠然，很少从全局通观其意义。不知历史实际都是全局通联的。15、16世纪以前，这片偏北的辽阔草原，犹之船舶通航的大海，是联结欧洲、西亚和中亚、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几大文明中心的主要通道。沿着这条通道的民族移徙，流动游牧民族与定居农耕民族之间和平和暴力的接触，商旅、行使、求经传道者的往还，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打开东西各地区间的闭塞，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上扩大彼此的交往、汇合，促使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一悠久历程中前进。只要着眼于全局，治通史者就必然会更多地把这带荒莽草原收入视野，肯定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难以估计的作用。我曾这样想，世界历史是宏观历史。说它是宏观的，意思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全局而不是把它分解为若干局部来考察，更不是看到某些局部却又撇开另一些局部来考察。世界历史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没有全局在胸，画不成这样的长卷。

我这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曾经于1978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文科教材会议上以大会发言的方式约略提了出来。发言记录稍经整理，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上发表。

按这样的看法，从全局来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虽然有前人和当代人的著述可为依援，但要使一个设想成为现实，仍然大非易事。我在提出这个想法的同时，考虑必须要找到一个适当的着手之点。后来选定15、16世纪，并和几个支持这个想法的同志一起，组成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单位，称之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之所以选定这两个世纪，是因为我认为，从全局着眼，这两个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重大转折，也许是意义最深、最大的转折。这两个世纪是世界性海道大通的世纪。海道不仅取代了以往联结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陆上通道，而且大大扩大了联结的范围，海流所至，无远弗届。由此开始，孕育诸古典文明的亚欧大陆和北非，与在此以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和旧大陆隔着两大洋的美洲以及偏处南太平洋的澳洲，逐步联系了起来。各大地区间的闭塞，从此获得世界性的突破。这两个世纪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初生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纪。世界市场自此渐次形成，资本主义最初以其触角、其后以其超越前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方式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伸入地球的每个角落，终之席卷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冲突和对抗、适应和调整、新旧嬗递中的批判和剧变。世界各民族间“闭关自守状态”“愈来愈彻底”的消失，从世界全局说，这个过程也要到15、16世纪才算真正开始。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把这两个世纪列为我们尝试性研究的主要课题。

面临这样的课题，青年时期曾经在另一些问题上试图应用的历史比较研究，又在思想上以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再次活跃起来。15、16世纪以前亚欧大陆东西两端都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它们在这两个世纪里是否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近年西方有些学者研究西欧封建后期的农业危机，在同时期的东方，是否也出现过农业危机？如果出现了、其性质与西方的是相同还是各异？为什么西方由农本转向重商？而东方仍停留于农本？15、16世纪又是东西方航海活动包括海商和海盗活动空前活跃的时期。东西方的这类活动，在性质上和历史影响上有何异同？处于这一世界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的东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它们面临的形势，各自作出什么反应？在什么程度上又各自影响到东西方力量的消长？所有这类问题，还有同时期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都可以、也应当作比较研究，然后在比较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察这个世界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的全貌。我想，弄清楚这个时期的全貌，对回答历史怎样成为世界史的问题，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进展。也可著为专书，不妨以“农本与重商”为题，综论15、16世纪东西方世界社会经济的演变。不用说，就我而言，这一切都还是设想，一个回顾一生工作、在深感不足之中、犹欲尽其余力者的设想。

提出问题和考虑研究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一项工作的开始。资料短缺、语言条件不足、起点太低、尤其是理论薄弱，将会成为每着手一个问题所必然碰到的困难。但是，15、16世纪以来400年的历史说明，世界已经从根本上消灭各民族、各地区的闭塞，密不可分的全局已经形成。从事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如果不充分运用专门研究的成果，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为了在这门学科中作一点新的尝试，改变一点在我国这门学科中行之已久的旧格局，在今后一段有限的岁月之内，与有志于此的同志们协作，研究上面说到的课题，我想是值得的。很有可能，这个尝试会一时取不到成果。但我相信，世之所需，挫而不败，后继的力量将会应时而起。

1982年4月于武昌

以上应《晋阳学刊》写的自传，乃1982年所作。转眼10年，写此自传时的心情仿佛如昨。10年以来，武汉大学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工作略有开展。先后出了3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所收论文大部分皆出自中青年之手。又出了中年研究人员有关这个时期东西方历史专著中译本3种，研究生学位论文专著3种，还有两种亦将问世。就这个研究室从事的课题而言，可说后继的力量已在萌生，加强了我在自传中说的“挫而不败”的信念。不过近10年中，我自己做的事却很有限。前5年，写了一点关于世界史观的文章。这本自选集中所收，大半皆是这5年所作。此外，主编一集《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也为我国诸同道新编《世界史》，做了一点协助工作。如此而已，他无可述。后5年，自1987年秋季起，诸病间作，一入医院就是累月经年，伏案工作的日子屈指可计。自选集编次既竟，从怀之有年的想做的工作来看，深感这已做的工作，只能说是一个开端。虽则这个开端也不无意义，但毕竟太微薄了。

1992年初冬于廑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