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宏大光辉，探古老史学殿堂

引远室之光，照古老史学之殿堂

——《欧洲近代史学史》读后

孙秉莹教授编著的《欧洲近代史学史》，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了有关近代西方几个主要史学流派的章节之后，联想到过去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包括史学的看法，颇有所感。

近代西方史学开端于人文主义史学。孙书第一章即分节列述意大利、法、英等国的人文主义史家及其著述。西方人文主义史学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本思潮在史学方面的反映。其共同趋向是面向世俗，面向人间，把开始摆脱宗教桎梏的有自我意志的人，视为创造历史的力量；把历史视为人的行为的记录，人的活动的结果。西学东渐之后，到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历史逐渐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向往西方近代文明的前辈学人，开始注意启近代文明之始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并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之比附。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曾说“此二百余年间要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梁对戴震提出宋明理学“以理杀人”之说，特加推重，认为此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蒋方震为梁书作序，也以为“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梁启超和蒋方震所说“思潮之本质”和“个人享乐之精神”，其意盖即指人文主义。虽然他们还只是泛指清代学术思想而言，还没有直接说到史学，但他们提出来的这种看法，必然要涉及对史学的看法。清代史学不论在方法上抑或在理论上都和当时的一般学术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以探讨现实世界人的问题为中心。人在这个世界上何以自遂其生，又何以遂人之生，人性为善为恶，人的行为规范，以及人与人间的分际界限等等，自孔子以下，历代儒家论述不衰。这种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广义说，都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因之中国传统思想之着意于人，着意于人的此生此世的问题，可谓古已如此，非始于清代戴东原“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之说。即宋儒言理，其着眼点也是在现实人间的这一世界。究天理，所以明人伦。离开必须明人伦的这一世界，宋明理学并未别立另一世界。程、朱、陆、王等理学家言，同属面向人间的思想。其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与孔孟之学无差异，与清代经世之学也无差异。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不同，主要在于如何绍述儒家的经典。一则据经以言性理；一则以经解经，力证经文之确诂。在清代学术与孔孟思想之间，不存在一个像欧洲那样的以古典人文主义文明为异教邪说，以现实人间为罪恶渊薮，又别立一非人间世界以为身后天堂的基督教神学。宋明理学并非这样的神学。中国的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理学之争，不是孰为人本、孰为非人本之争。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之争，则是以人本思想反神本思想之争。两种争的意义迥不相侔，前者之争远不若后者之争之具有历史的革新意义。梁启超说，晚明理学“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这个比拟并不恰当。梁之所以作此不恰当的比拟，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意义。

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人本性质，也见于史学。孔子作《春秋》，既以记载人事，亦以服务于人事。同儒家其他经典一样，《春秋》也具有人文即人本的性质。司马迁作《史记》，大部分是为活动于历史舞台的人物作传，小部分记载现实社会的制度和设施。中国史学的人文传统，由此自成体系。《史记》而后，历代史书都不曾越此藩篱。这个传统之始于孔子《春秋》，近年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论章学诚史学已有论及。余英时盛道章学诚的历史思想，认为章不仅承袭中国传统的人文史观，而且达到了“中国传统的历史人文主义的极境”（见余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外篇三）余的这一说，可谓言梁启超论清代史学之所未言。梁只说清代初学者治史意在经世，但却没有点破“经世”即意味着人文主义。

中国史学之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是与儒家的正统思想相契合的。唯其如此，从历史的意义说，中国的人文史学，也就不能说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学“相类”。中国传统史学自孔子《春秋》至章学诚《文史通义》，2000多年间发展未尝中断，以人为本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史学所以经世”这句话，虽然是出自清代章学诚的笔下，但史学用以经世的思想，则久已有之。司马迁作《史记》既成，追叙孔子作《春秋》之意，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司马迁受先人遗教，所说的这些话，既以叙《春秋》大义，亦以自叙其书，要旨皆在于经世。同样，司马光《通鉴》成书之后，在给宋神宗的“进书表”中也说了主旨相似的话：“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揆其意，也在于经世。章学诚之说较前人精审。他指出史学不同于“史纂”及“史考”，而把经世之用归之于史学。可见2000多年间，中国传统的以史学经世的思想，作史是为了服务于人间现实的思想，前后相承，绳绳不断。如果说，章学诚把中国史学的人文亦即人本精神推之至极，也只是因承重于创新，并没有突破2000年来的经世传统。而所谓经世，实即对既成人世秩序的维护，其意义不止于事功，而是植根于伦理道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以及其他类似的说法、故实等等，都是中国人文史学服务于名教纲常的表现。这个传统也是自古已然，历2000年而不渝。直到章学诚，还是以“史德”、“心术”说明“史识”，说明孔子自谓从史乘中所“窃取”之“义”。^[2]史家的褒贬，史笔的曲直，在我国史学传统中，与社会的伦理是非，出于同一的准则。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历史意义却远不是这样。近代西方人文史学的历史前身，是古典的希腊、罗马史学。这个前身早随罗马帝国以俱亡，影响澌灭，在欧洲整个中古时期几乎已无人知晓。欧洲中古时期的史学，是基督教神学支配下的反现世、反人体的史学。它面向来世，唾弃人间。它以为历史的主体是神而非人，以为历史是神意安排的结果，而非人的活动的结果。历史所记载的这个地上的世界，是暂存的、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必将毁灭，由神直接统治的永恒的、全善全美的天上世界终必到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学，是对中古时期这种史学的否定。这个时期的人文史家，虽然接受了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但这不是单纯的继承，而是托古更新，以之否定基督教神学支配下的反现世、反人本的史学。孙秉莹教授在所编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知识界并非志在复古，而是穿着古典文化的“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在当时整个的人文主义知识界是如此，在人文主义的史学家中亦复如此。虽然这时的人文主义史家还没有和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完全决裂，但他们面向世俗的新的史学探讨，已经使教会的权威及在它那卵翼之下的以神学为指针的旧史学的权威，一起受到剧烈的震撼。大厦之毁，梁柱先倾。瓦拉的研究，破除了教廷世俗权力依以为据的伪“君士坦丁圣赐”的神话；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世俗的政治斗争列为历史的主题，排斥了神意安排历史的妄论。孙书在述及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中说，其时有许多史家“研究历史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可以称为‘政治学派’。”^[3]既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用中国传统史学的说法，也就无异说是有“经世”之意了。然而，他们的经世，是经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初兴之世，人的个性初得解放之世，而非基督教神学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古之世。其为具有深刻的历史革新意义，这里无待多论。中国传统史学之经世，自孔子以迄清代诸治史名家，则是经既成社会秩序之世，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不变之世，人的个性仍然处于传统伦理道义约束下的封建之世，而非一个不同于此的新兴之世。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人文史学，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学，是绝不相类的。

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论者多目为清代史学的一大成就。但它也只是为中国史学的人文传统作了光辉的结束，却没有为中国史学开拓光辉的未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则不同，不仅一扫中世纪史学反人本的阴霾，使之归于消失，而且由于它的兴起，还使西方史学的近代特色粲然可见。西方史学最可注意的近代特色，在于它日益发展为一门专门的科学。

在浏览了《欧洲近代史学史》有关德国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等章节之后，又不禁令人联想到梁启超对乾嘉学者治学方法的论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学术之所以逾越汉唐，一句话，“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梁所说的“科学的研究法”，指的是考据家的方法，即从观察中发现问题，在研究中勿轻信旧说，凡立义必凭证据，必待证据完足，辨析无疑，然后才下结论。这一系列的研究程序是清儒用以治经的方法。把这个方法推之于治史，便产生了许多对旧史辨疑析异、校注补正，订讹正谬之作。西方19世纪中叶德国的朗克及其学派，也十分重视史实和史料考辨。其搜集史证之勤谨，批判史料之严密，与清代朴学几乎同一风调。梁启超说清代考据家“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魏晋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意思就是说，证据越接近所论证问题的时代就越可信，辗转传录的资料则不可轻信，不可据为确证。这种求证务必追源的治学方法，与朗克及其学派所信守的原则，如：距事件发生最近之见证乃最佳之见证，当事者文书之价值高于史家记载之价值，是同一见解。至今史学家以有无第一手资料为研究能否创新的关键，得一第一手资料即珍如瑰宝，这在中国，多半是受自乾嘉朴学之风；在西方，则主要是由于朗克学派倡导的影响。(www.xing528.com)

但是，朗克及其学派还把史学视为科学。之所以视史学为科学，按朗克学派的观点，是因为历史学是搜求和辨析文献证据，又依靠经过批判辨析的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本来面貌的学问。也就是说历史的科学性，在于其所叙史实的客观性。与朗克学派大体同时的实证主义史学更有进于此。实证主义史学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不能止于客观描述已经发生过了的史实。历史学之成为科学，是因为它还须对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因果规律进行探索。也就是说，历史的科学性，在于论证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就曾主张，历史学家有责任阐明人类各族历史进步的规律，既不可把历史归之于神的意旨所前定，也不应视历史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巴克尔认为支配人类历史的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定律。物质定律指自然环境的支配作用，精神定律指道德和知识的支配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历史的进步决定于科学的进步。巴克尔这一论点尽管有它的局限以至谬误，但它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的目的是探求人类历史的规律，这无疑具有拓新史学的意义。它把史学从考核史实、记叙历史现象之学引向探索规律、研究历史本质之学。这是自文艺复兴迄19世纪中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所能提出的最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概念。中国的清代史家，虽然也以方法严密见长，但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没有逾越考订名物制度、旁及地理沿革等问题的范围，也始终没有提出或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历史学应当发展为科学的概念。

存在于中国清代史学和西方近代史学之间的差异，从以上所论可以得一解释。清代史学是因承多于更新，近代西方史学是革新多于拟古。清代学者之治史，所运用的考据的方法，是从经学考据衍生而出的，其具体目的为门庭辨证订讹，其终极目的为经世致用。以这样的传统学术思想治史学，必不能使史学剥脱伦理道义的内核，步入近代意义的、不作道德价值判断的科学的行列。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学术思想背景与此迵异。自人文主义史学之兴，迄朗克客观主义史学以及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历时3个多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已由16世纪破除神学谬论的哥白尼天体运行学说，17世纪的牛顿古典物理学，进入19世纪多种学科包括地质学、生物学等取得重大新成就的时期。自然科学重观察、重实证、从具体实例归纳为一般定律的方法和理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近代西方史学对史料的辨析、史实的考证、以及稍后对存在于史实之间的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其思想根源并非得之于某一传统的“经学”，而是得之于近代科学。在近代科学思潮的影响之下，到19世纪，西方史学已开始形成以历史为一可以对之进行科学考察和认知的客观实体的概念。实证主义史学提出应当研究决定历史进程的规律，是这一概念已经形成的明确反映。这个概念来自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以自然为科学考察和认知的客观实体，同样，历史学家也就以历史为史学所考察和认知的客观实体。清代承朴学之风的史家，还无此认识，因而也无此概念。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一时石破天惊。但这个说法也不过是把经史并列起来，视经史皆为“切人事”的纲纪政典之学。也就是说，经史都在于“经世”，其中看不出有任何与传统史学伦理含义分手的迹象。与19世纪西方史学所已达到的认识相比，不妨说，还有一段属于时代间隔的距离。

说西方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上述观点是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概念，这是相对于还未形成此概念的史学而言的。把历史学引向科学的正轨，在方法和理论上都促使它发展为一门科学，这一任务还有待历史唯物主义来承担。这就非这篇短文所可深论的了。

“读后”的文章姑止于此。我很想借这篇“读后”说明，读一点西方近代史学史，对回顾我们的传统史学，回顾一些关于我们传统史学的看法，可以触一触自己的思考。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英国和美国先后出了两种较有影响的史学史著作。一是G.P.戈奇的《十九世纪史学及史家》，另一是J.W.汤姆生的《西方史学著作史》。孙秉莹教授从事西方史学讲授有年，在讲授中编著此书，颇取材于戈奇和汤姆生。剪裁熨贴，条理明晰可诵，不仅对了解近代西方史学全貌以及各流派的特点很有裨益，而且也可借以引远室之光，照一照我们自己的古老史学的殿堂。近年我国史学界已比较注意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孙编此书是对近代欧洲史学发展作较详细介绍的第一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信这部书将可起到这样有益作用。

【注释】

[1]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见《文史通义》，内篇第三。

[3]孙秉莹著《欧洲近代史学史》第2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