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世界历史的见证

从世界历史看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

——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1]

两千年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两国学者已经从很多方面作了深入的考察。我于这一专门领域是门外汉，这里无我可以置喙之余地。之所以写这篇短文，只是想借这次两国史学家集会的机会，谈谈由中日两千年文化交流而引起的历史反思。

2000年之久的两国文化交流，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深处，沉积着很多意味深长的往事。自隋唐以迄宋明，日本学问僧、留学生、法师，不辞风涛之险，渡海到中国求经问道，观摩礼乐法制，几百年络绎不绝。同样，中国的高僧宿学，在这个时期到日本传戒授业，也历历有人。在这样长时期的人物往返之中，阿倍仲麻吕和王维、李白之间才调相投的诗谊，宋太宗和然之间话及国情的问对，正仓院里贮藏的唐草药，汴京相国寺市集上的日本淡粉山水折扇，以及书法、绘画、茶道等等，交光互影，仿佛凝结为一种历史的、感情的魅力，紧紧吸引着人们，使人们一谈起中日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两国间的往还赠答上来，而且几乎目无旁瞬。

但是，由隋唐迄宋明，由奈良迄江户，尽管世界还是十分地闭塞，谈到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却也不能脱离当时亚欧大陆文明世界的广阔背影。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历史便突破各民族、各地区间的闭塞，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问题上，似乎也该把目光稍稍越出一衣带水之间，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看2000年两国文化交流的演变和意义。

一

2000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全局中的一个局部。它的内容和演变，在演变中的经验、挫折，不仅属于中日两国的历史，而且也属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经济的沟通，大体都经历两大阶段：一个是近代以前主要基于传统农本经济的阶段，一个是近代的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如果把2000年的中日文化交流放在这个世界历史全景中来考察，我想，会引起人们一些不同的思考，提出新的历史期待。

通常说中日文化交流2000年，这个说法中的年数，是从《汉书》有了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起算的。从有记载可考将近2000年的时间来说，绝大部分属于近代以前阶段，即第一阶段。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农本经济都延续较久，因之这个第一阶段也就显得特别长。属于近代意义的第二阶段，则开始较晚，严格地说，不早于19世纪后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第一阶段中，中国文明在亚欧东大陆略略领先。古代中国人虽自称居天下之中，但他们的所谓天下，不过是世界一个不大的局部。他们受农耕世界闭塞状态的限制，对这个局部周边的知识非常有限。司马迁《史记》中的天下，就其东边而言，只知有朝鲜而不知有日本。《汉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仅是附在乐浪之后的一句话，不足20个字。《魏志·东夷传》对日本所记较详。《魏志》而后，《后汉书》、《晋书》、以至隋唐两代的正史，除加叙使节、封赠而外，关于日本的内部发展，基本上是《魏志·东夷传》的复述。可见，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比较贫乏。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看来要多一些，也深入一些。自公元三四世纪起，中国的儒家经典、史籍已由百济传入日本。日本社会的上层，由此已开始诵习中国经史。不过，这种了解还多限于书本，亲见之知仍很有限。就在双方这样地既互有所知又知之有限的情况之下，两国的交往逐渐在第一阶段中密切起来，进一步突破彼此之间的历史的闭塞。

第一阶段有一个高潮时期，先后好几百年，约从公元7、8世纪至12、13世纪。在中国，是从唐代迄两宋；在日本，从推古女皇到镰仓幕府；在亚欧大陆，则大体是处于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遍及东西的两大冲击浪潮之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东西方都在古典文明的旧壤上孕育新的文明和扩大文明辐射面的时期。在欧洲，基督教文明分为两大支：天主教教化着古罗马人的后代和日耳曼人，东正教教化着古希腊人的后代和东部斯拉夫人。在这包括两大分支的基督教世界，特别是在它的西半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几乎已被遗忘。在西南亚洲，伊斯兰文明向东西两翼扩展，东边到达中亚河中地区，西边沿北非海岸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半岛，形成了一度统一、后来又分裂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个辽阔的伊斯兰世界，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典文明，也几乎已被遗忘。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二者的宗教信仰都源出犹太教，崇奉一神，敌视异教。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异教地区的征服。尽管在伊斯兰征服地区以内，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比较宽容，但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却经常是敌对和战争状态。伊斯兰势力还不断侵入南亚次大陆。戒日王治下佛教昌明的印度，亦即中国玄奘曾经前往求法巡礼的天竺，10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已经深入它的北方，形成和印度教分割对峙之局，佛教从此也就绝迹于本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信仰上的排他，一方面引发对异教民族和异教地区传播教义的热忱，扩大各自文明的影响，伊斯兰在沟通东西商路上的作用尤为显著，但在另一方面，又各自形成宗教上的自我封闭体系，不利于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这是自公元7、8世纪至12、13世纪当中日两国文化交往日趋密切之际，在亚欧大陆，自中亚以迄西欧，与中国文明并世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以及受伊斯兰势力入侵的印度文明的基本状态。

中国文明所处状态与其他诸大文明很不一样。中国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北方半游牧、半农耕部族南移的动乱，但古代文明没有中断，没有为任何外来的、敌视和排斥异己的宗教所淹没。伊斯兰势力向东扩张的一翼，停步于怛罗斯一役之后，这就使当时的中国文明，避免了一次信奉强烈排他性宗教的外来势力的入侵。中国文明依然是以儒家思想居于主导的地位。儒家不是宗教，不奉任何唯一的、以其无上意志主宰宇宙的主神，因而也就不存在为捍卫一神信仰而对异教的敌视。儒家思想专注于人世问题，不信末日，不信来世。它为基于农本经济的阶级社会立下一个既维护不平等又希求平等的伦理体系。君臣父子之道，是维护社会的不平等；“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希求人格的平等。维护与希求都是此生此世之事，它不把幸福推之于渺茫的天国。这一点，不妨称之为封建农本社会的人本主义，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末日、天堂之说根本异趣。中国就是以儒家这样一个入世的、其自身并不构成排他体系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中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吸收了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非出一源、不奉排他性一神的佛教。

在中日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隋唐两代以前，佛教久已传入中国，而且已不断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时是不同流派蔚然兴起的过程。北方的佛教重修行实践，风气淳朴；南方佛教重理喻圆通，以博识多闻、辨才无碍相尚。同为禅学，也是南北风貌各有不同：北派重禅定，南派尚机锋。至隋唐两代，中国化的佛教已形成天台、法相、华严、禅、净土等宗派，有、空、法、相、定、慧、渐、顿诸说，缤纷多彩，又一次在中国思想界呈现不同学派争鸣的景象。由此酝酿了宋明理学，由纲常名教见天理，以修身养性去人欲，为古典的孔孟之教重立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依据，而这个理论依据的重立，就是得益于吸收外来的佛学。由此可见，7、8世纪至12、13世纪这个时期亚欧大陆文明世界，中国文明和与之并世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很不相同。它以摄取融会的方式化外来为己有，非以对抗的方式视异教为仇敌。它是自成一体的从宽容开放中吸收外来文化以求自我更新的文明。所谓“三武”之祸，主要是起因于国家财政问题，虽曾在短期内抑制了佛教，但改变不了中国文明与佛教相融会的这一思想文化上的长期趋势。日本的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恰恰在这个时期络绎来到中国；中国的一些高僧、学者，也恰恰在这个时期东渡日本。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是杰出的、有识力的文化使者，他们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活动，涉及很多方面。中国化了的佛教诸宗，唐代的礼法政典、官制、田制，以及建筑、历法、医药、工艺，宋儒心性之学，一个吸收佛学而严密理论化了的道德思想体系，无不随他们的足迹在中日两国间交流融会。其结果，是这个时期的世界上非封闭的、比较宽容和开放的中国文明，在整个亚洲东半部，以互相摄取的方式，彼此理解的方式，扩大了辐射面，扩大了沟通不同思想文化的范围。在这个不同文明交互融会的总的背景之下，日本几乎以达到饱和的容量，吸取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创造了自己的奈良、平安时代的优美文化。

这篇短文无意对中国自唐代迄两宋的比较宽容、开放的文明，作溢美之论。伊斯兰世界当阿拔斯哈里发开明昌盛的时期，大食商人走遍东西世界，阿拉伯学者不但吸收、而且也发展了希腊和印度的科学成就。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无愧为当时亚欧大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城市，其地位不下于唐代的长安。在长安，玄奘曾经建立了翻译佛经的译场。比玄奘建译场略后，当哈伦·赖世德和麦蒙统治时期，伊斯兰世界的翻译家，其中特别是受到宽容的叙利亚景教徒，也已广泛从事翻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古典著述。不过，就不同文化体系的思想汇合而言，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壁垒。伊斯兰学者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翻译，他们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评论，直到12世纪，才传往西方基督教世界。又一个世纪后，托玛斯·阿奎那才不计非难，开始运用重被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建立他的以理性逻辑为论证的天主教神学体系。这时，以及早在这时以前，在亚欧大陆东半部，中国化的佛教各宗，融通儒佛的宋代理学，不但在中国本土发展成熟，而且传播到日本之后，在新植的土壤上也已枝叶扶疏。日本奈良、平安两朝，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如吉备真备、玄昉、最澄、空海，由中国去日本的如鉴真，带去的佛典，包括经论章疏，中国的经、史、文集，旁及碑铭拓本等等，卷帙浩繁，多达万卷以上。到了12、13世纪，日本的游宋禅师，又新带回大量儒佛两家的典籍。宋版《大藏经》于12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宋儒的理学著作早则13世纪初、迟则13世纪中也已传入日本。圣一国师圆尔辨圆携归的多达数千卷的书目之中，载明有朱熹《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等书。由此而后，朱子学逐渐在日本取得儒学正统地位，与在中国没有两样。与理学相表里的佛教禅宗，也于12、13世纪在日本建立宗派。具有日本特色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也相继兴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以中日两国这样了无间隔的文化交流的情况，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状态相比，应当说，这是当时超乎宗教的封闭、为不同文化的开放汇合在文明世界中树立先声的大事。

前面曾经说过，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阶段，是属于近代以前农本经济居于统治地位的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中日两国，经济都以农为本，两国的封建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农本经济的基础之上。佛教经过中国化后的各宗，儒家思想由吸取佛教哲学而形成的宋明理学，其本质都是为了适应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宋明理学为这个社会秩序提供了基于理性的伦理依据，佛教为人们开了在这个秩序下以容忍求解脱的法门。在中日两国都很盛行的禅宗，教人即身成佛，这条简单的教义在两国广大的社会下层中特别流行。这就多少缩小彼岸与此岸的距离，模糊出世和入世的界限，因而也就可以和儒家的人本思想有所契合。这样，禅学治心，儒学治世，在中国和日本，就都成了互为依辅的维护封建伦常的至理。这个至理同封建农本经济一样具有韧性，在中国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季，在日本一直持续到江户后期。在这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期间，两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如出一源，同样得到广泛接受和遵守。中国明代覆没之后，朱舜水亡走日本，其所以受到朝野同情和礼遇，更由此得以在水户光扬儒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位明代遗臣所表现的忠贞之节，在当时日本，也是社会上公认的最高道德准则。

中日两国的封建农本经济和附着于其上的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都已经是历史的陈迹。当时认为是“至理”的，今天看来，多半已经是不合理的历史糟粕。但就当时两国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而言，似乎有一点应当值得人们思考。这就是，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通过思想文化的交流融会，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上，形成共同接受和遵守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不同国家人民行为的规范，以及彼此交往的规范。这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长过程中，为了最终实现人类的合理统治秩序，我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日文化交流长达1000多年的第一阶段，已经为世界历史留下了一份可贵的遗产。(www.xing528.com)

二

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世纪。由此开始，以农为本的中日两国，越来越多地、到后来则是越来越强烈地受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中日两国前几辈的学者，称此为西学东渐。从16世纪起，两国就都面临这个西学东渐实际也是西力东侵的形势。当时，两国的农本经济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都还保持着内在调节的机能，有乱、有治，还可说是相对地稳定。西方也还处于前工业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还不明显。因之，两国处之晏然，没有感受到像后来那样的来自西方的冲击。

最早传到中国和日本的西学，是耶稣会士带来的天主教教义和萌芽中的近代科学。天主教教义和科学，这是一个很不调和的组合。对于这个初来的不调和的组合，中国和日本或先或后，都区别开宗教和科学，加以不同对待。对于天主教，两国先宽容，后禁止。对于科学，两国总的趋向都是积极地接受。日本在禁教锁国之后，18世纪初期又引入兰学，研习兰学在知识界渐渐成为风尚。中国从明代末到清初，朝野士大夫有不少人重视西学，并且悉心探讨。连康!皇帝也以“万几余暇”，亲从南怀仁等传教士受天历、坤舆、算数、医药之学。看来，当西学东渐之初，中国对接受唯理的、切合实用的西方科学，比日本不但要早一些，而且受禁教影响也要少一些。利玛窦的汉文著述，以及一些汉译西方数理之书，都是作于中国而后传往日本。由此开始，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随着世界历史的演变，有了一些微小的、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内容。

从16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不过是西力东侵的前哨。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已有百年，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扩张，已经遍及世界。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这时对世界历史的趋势已有所感知。他们察觉依靠传统的农本经济，儒佛杂糅的宋明理学，都不足以应付日益迫近的西方压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刚刚跨越近代门槛的中国学者，在面临西力东侵这一逼人形势下作出的十分明确的反应。处于同一形势下的日本，当时主张类似见解的，也不乏其人。两国门户被西方炮舰冲破之后，不论经济、政治、文化，或迟或早，都无可避免地要发生空前巨变。同受中印文化汇合的浇灌，历时千年，在两国发展、形成的有共同伦理和价值观念的传统文明，也不得不由此改途易辙，寻求各自走向西方近代化的道路。日本不久就实现了明治维新，在短短30年间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此，在古老的农耕世界的东方，出现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文明的强国，在经济体制上属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强国。与日本对比，曾经在接受西学方面算是先行一步的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却步履艰难，挣扎在困境中整整一个世纪。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经济是扩张性的经济，“非伦理化”的经济。按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因之完全可以无止境，不受任何超乎它的伦理制约。英国已故世的费边主义者陶纳，称资本主义社会为“务得的社会”，西方经济学者一般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经营者称为“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就是一切思维、活动都遵循和运用无限利润追求或“务得”逻辑的人。把“经济人”的概念推而广之，一个无止境地扩大市场、控制资源、追求有利贸易平衡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妨为之杜撰一词，称之为“经济国”。“经济国”就是在国际范围内遵循和运用无限追求利润或“务得”逻辑的国。日本当明治维新之际，领导和推进这一历史运动的人物，无论他们的主观意图是否只在“尊王攘夷”、“大政奉还”，其一切改革的实质性后果，是使日本成为近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明强国。于是无可避免，和西方“经济国”列强一样，支配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对外交往的准则，必然也是来自西方的无限利润追求或“务得”的逻辑。于是也无可避免，先琉球、后朝鲜、后中国、后东南亚……都被划入日本志在必得的范围。不如此，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市场，必需的原料，必需的矿藏、能源，以及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一切的“必需”，对于一个“经济国”，一个资本主义文明强国，都可以超越任何伦理信义的制约。甲午中日之战，有人不胜怃然，说近代的日本对古代的中国忘旧。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对不同文明历史的一种不尽理解。中国对日本的“旧”，日本对中国的“忘”，都是不同时代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发展的大势使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此方或彼方的恩怨。日本近百年来风云激变的历史，既有民族创造力幸运地获得成功的一面，也有民族创造力不幸地遭到历史摆布的一面。在经历了自甲午之战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大起大落的时代之后，日本对于一个国家由无止境的经济扩张而引起的危害和灾难，就人民的思想主流来说，无疑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也已经以非战的条文，写入战后日本的根本大法。

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对于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当时锐意革新的一代人中，明治维新的吸引力，超过同时期西方的吸引力。甲午战前，黄遵宪作《日本国志》，说明治维新“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甲午战后，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其心目中的变法模式，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因之称日本“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1000年前，日本学问僧、留学生入唐求佛法，习礼制；1000年后，中国数以千计的留学生，忍甲午新败之耻，到日本投师请教，如饥如渴，求西方富强之术。他们学习范围之广，与1000年前入唐学问僧、留学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属西方近代知识，包括哲学、科学、工程、医药、政法、军事、教育，他们几乎无所不学。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规模之大，可谓空前未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近代中国赴日留学生回国后在政治上的作为，和日本遣唐留学生回国后的政治作为相比，就不免相形见绌。在19世纪末迄20世纪初渴望富国强兵的中国，并没有产生像7世纪日本那样的影响深远的大化改新。中国老一代关怀国运、有志图强而又彷徨无策的人，读近代历史至此，每每慨然以变法不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憾事。自清末维新失败以后的50年中，中国在走向近代化方面，一直远远落后于日本。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颠连困顿，在一度力求步武日本明治维新而又望尘莫及之后，中国终于走上了另一条近代化的道路，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之中，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以及国内阅读汉译日文著作的读者，曾经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受到过启发和教益。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中国走的社会主义这条路，因为是刚刚举步，所以更显得漫长而遥远。我们可以资为凭借的不多，因而期之于国际间的和平交往，引他人的经验作为借鉴，必然是十分地殷切。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艰辛年代，并且以不寻常的毅力和速度，吸收并发展当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复兴。不少人认为，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继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之后，由于成功地吸收外来文化因而取得显著发展的第3次历史高潮。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每当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能够为适应自身的要求，有目的地、系统而又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加以融会煣合，使之成为如出己有的内在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几乎除了日本而外，罕见其匹。因之我这样希望，在今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包括学者间的接触之中，在一般文化、科学和生产技术而外，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项目，即关于探讨日本历史上不同时期吸收外来文化经验的学术研究和讨论项目。这里说的经验，包括幸运的经验和导致不幸的经验，有利于世界历史发展和与此相反的经验。我恳切希望能够从这项交流中得到历史的教益。取其成功，避其祸患，这对人们设想世界历史的前途，缔造合理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无疑会起有益的作用。

在这篇短文中，我几乎也是以历史的怀旧之情，对约自公元7、8世纪迄12、13世纪在当时的文明世界具有特色的中日文化交流，多说了一些话。中日两国，在那个距今已很遥远的时代，以农为本的社会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乡党邻里间的浑朴之风。相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农本经济既少扩张性，也非以无限追求利润为目的。在当时基本上具有共同伦理和价值观念的中日两国之间，协调的、乃至彼此抱有某种倾慕之意的思想文化的交流，往往是主要的一面；而计较盈亏、见利忘义、以至互相矛盾、冲突的经济交往，相对而言，则往往是次要的一面，不足以妨碍或破坏两国在思想文化上的协调。但是，如前所说，这毕竟都已是历史的陈迹。农本经济在文明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久已解体；以儒佛相辅的伦理思想体系维护其存在的中日两国的封建秩序，也久已解体。旧可怀也，不可复也。当前世界是近代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向于在相当长时期内并存的世界。谁也不能想象，可以用过去在中日两国长期交往中多少起了实际规范作用的伦理、价值观念，来规范当前国际间的文化经济交往。新的规范准则迟早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也可能在形成的过程中会从以往的历史中吸取某些有益的因素，但这绝不会是历史的复旧。今天中日两国所走的近代化道路各不相同，在涉及国际交往的规范、准则上，不可能取得完全的一致。但是，过去经过两国实践的历史经验，多少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彼此都可以、也应当接受的思想。这就是：其一、国际间的文化经济交流，不论是交流的目的，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都不许超乎道义的制约；其二、交流必须基于互惠互愿，不能基于强迫。现在，日本已经把废除战争的原则写进了宪法，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以保卫和平和制止战争为国策。两国都主张的和平这一原则，非常可贵。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得以战争的不义手段达到任何基于自愿的交流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当前世界可以接受这种思想的，不只是中日两国，我们应当扩大这一思想的世界影响。中国基于这一思想，还反对霸权主义。一旦世界上消灭了一国凌驾他国、剥夺他国的不合理、反道义的现象，一旦世界上有了持久和平，国际间的文化经济交往，就会在前所未有的水平上，远远超出自公元7、8世纪至12、13世纪中日两国曾经达到的水平上，协调而健康地发展。

在“七·七事变”5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集会上，我冒昧提出一些对2000年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反思。在我的主观愿望上，是希望对造成这一可悲事变的来由，避免类似事变的途径，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深认识和理解。愿和平常在，文化常新。黄遵宪“送"户玑公使之燕京”诗云：“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这个“道谊”曾经存在过，相信在发展中的新的历史环境里，它会以新的涵义再现。

1987年5月稿

【注释】

[1]本文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向由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日中学术讨论会运营委员会以及亚细亚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主持的芦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之一。作者曾于1987年7月10日在东京会场就本文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