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东西历史的希腊化文化汇集

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

一

自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直到公元前30年渥大维并吞埃及，前后共约3个世纪，近代西方史学称之为“希腊化时代”。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德罗森先后发表关于亚历山大东侵、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以及所建国家历史3卷，其后合为一书再版，署题“希腊化史”，原文作“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希腊化”这个中译词，即出自原书名中的“Hellenismus”一词。按字义，此词既泛指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也可指近代文明中源于希腊文化的某些精神、风貌或特色。但自德罗森一书问世之后，西方史学乃相习以此词专指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文化向东方诸国传播时期的文化。于是“希腊化文化”、“希腊化时代”、“希腊化国家”等词，相应为近代西方史学所使用。其含义无他，即突出亚历山大东侵后的3个世纪，所有东方被征服的国家都沐受希腊的文化，希腊文化是当时这些国家文化的主导因素。在西方古代史方面颇有影响的罗斯托夫策夫曾说：“希腊化世界是由亚历山大东征而造成的世界，只要由此分裂而成的各国保持政治的独立，希腊人在这些国家的一切生活中还在起着主导的作用，那么，希腊化世界也就始终存在。”^[1]这个说法把希腊人的主导作用扩大到“这些国家的一切生活”，似乎希腊化时期东方国家的固有文化已完全沦为从属的、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地位。但是历史实际却绝非像近代西方史学所理解的如此片面。本文试图撇开自德罗森以来的这类片面观点，从已知的历史，说明所谓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是东西方历史汇合下的文化。

从公元前4世纪末期开始，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经济形势已在发生重大变化。雅典的经济地位降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北非、西亚以及罗底斯等岛上的城市。这些城市的繁荣，远非雅典当年可比。士麦那有最早铺设路面的通衢，安提阿有盖着列柱长廊的街市。古老的推罗城，这时是楼宇相连；新建不久的亚历山大里亚港，筑起了高耸云霄的灯塔。亚、非、欧3洲之间的多边贸易，是以这些城市为枢纽、以海为通道来进行的。希腊化时期的航海业，比过去远为发达。公元前第5世纪，雅典的海运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冬季不下海，还几乎是每一个船主的戒律。到希腊化时期，冬季航海已习以为常。商业发展的要求，终于消除航海业的传统淡季。同时，手工业和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托勒密埃及、帕加马、塞留西等，各有特种工艺，而且远近驰名。埃及又是东地中海的谷仓、帕加马的谷物输出仅次于埃及。像这样多方面的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希腊人的“主导作用”。以托勒密埃及而论，由于外来希腊人的影响，希腊式的奴隶制确有所发展。纸草文书中有不少关于奴隶的资料，从宫廷诗人所描述的日常街头对话，也可看出此时埃及有操外方语言的奴隶。^[2]但在另一方面，而且也是主要的方面，埃及传统的社会经济体制仍在持续发展。据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公元前246年）“国课法令”，王室油坊的榨油工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传统的、受官方严格管制却又具有自由身分的劳作者。^[3]土地制度以及生活劳作于这个制度下的“王田农夫”，其身分地位一如既往，和以前的王田农夫没有什么区别。^[4]塞留西、帕加马等王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此同一类型。所以，希腊化时期的经济繁荣，虽然离不开希腊式奴隶制经济向外扩张的刺激，但主要是在东方国家原有社会经济体制下持续发展的结果。

与东方诸国原有社会经济体制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基于这个体制的专制政体，也由希腊征服者建立的新的王朝承袭下来。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是说希腊话的新一代的东方帝王。托勒密是新的法老，塞留西是新的阿开墨尼。托勒密、塞留西和帕加马的阿托立诸王，像过去的东方帝王一样，都占有王室土地和王室作坊，垄断海陆贸易，敛聚巨大财富。他们把这些财富的一部分用于宏奖学术，罗致人才，支持有利于军事和经济的技术创新。几个王国的都城都是所谓希腊化城市，建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少诗人、学者出入其间。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安提阿等城的图书馆，藏书丰富，馆内进行各种学术活动。帕加马图书馆藏书达20万卷。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尤过于此，有的估计为70万卷，有的估计外馆42800卷，内馆49万卷。^[5]这类受王室庇荫的图书馆，其渊源可上溯至亚述帝国对泥版文书的贮藏。希腊古典时代既没有国家图书馆，更没有受官方俸给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藏书虽富，但那是私人收藏。阿加米德和莱西厄模两处的著名学院，也都是私家讲学的场所。学术在古典希腊城邦是出自私门，在东方的希腊化国家则是受庇于王室。这一区别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凡论希腊化文化都不容忽视。它说明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虽然在许多方面受之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影响，有的甚至是古典希腊文化的原样移植，但因历史遗留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的不同，它就必然要在与这片土壤相适应中发生变异，也必然要与生长在这片土壤上的原有文化相汇合，彼此吸收交融，形成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文化。下文所论，即本此义。

二

希腊化时代最大文化中心是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最早几代的国王，在这里建立了前文已经说及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以优厚待遇，从希腊化世界各地罗致各个方面的学者。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享有学术声望的历任图书馆长，几乎都来自埃及城外。泽诺多特斯（Zenodotus）来自以弗所，阿波罗尼厄斯（Apollonius）来自罗底斯，埃拉托塞尼（Eratothenes）和卡利马克斯（Callimachus）来自舒仑尼，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来自拜占廷，^[6]阿里士托克斯（Aristarchus）来自萨模斯，如此等等。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活动时期，大体都在公元前3世纪。这是托勒密埃及繁盛的时期，物质基础的富厚，统治者的庇荫，人才的荟萃，希腊和东方文化的汇合，造成亚历山大里亚在希腊化文化史上无可与匹的地位。

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特色之一是技术和科学的发达。由于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托勒密王朝鼓励机械技术的创新。克特昔比厄斯（Ctesibius）发明计时水钟和多种以空气制动的机械，其中包括弩炮。阿基米德在旅居埃及时发明螺旋扬水器，另有不知名者发明水车。托勒密二世时期（公元前285～公元前246年），王室的御用技师曾经建造一艘巨大的战舰，舰长280英尺，宽38英尺，舰首高48英尺，可容桡手4000人，工役4万人，海员3000人。关于这艘战舰的规模容量，记载有所夸张，但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载人不足200的3层桨座的战舰相比，足以说明当时航海事业和造船技术的发达。^[7]由此技术之发达，可以约略看出当时东西之间的交往，已经越过希腊古典时代所曾达到的水平。

各类科学知识也在这个时期取得明显进展。埃及人自古以来，就从土地丈量和帝王陵寝兴建中积累了几何知识。^[8]希腊人则从理论上重视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为之树立先声，影响及于哲学。公元前4世纪末，逍遥学派罗底斯的攸底模斯（Eudemus of Rhodes）写成几何学史4卷，已佚。不久，欧几里德著《几何原理》，把各项定理、命题、论证依逻辑程序排列，为几何学建立完整的体系。继欧几里得之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数理学派代有高才。萨模斯的阿里士托克斯以周密的几何方法，写成“论日月体积与距离”。波伽的阿波罗尼厄斯（Apollonius of Perge）著有论圆锥曲线8卷。稍后，公元前2世纪，创立平面和球面三角学的希帕克斯（Hipparchus of Nicea）也到了亚历山大里亚。

天文学与数学同时发展，有些数学家同时是天文学家。对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古代东方诸国的已有成就，显然起了很重要的奠基作用。埃及人早已有了对星象的精密观察。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六世的墓中，就曾发现有一天文长表，列出全年以内约每隔半个月夜间每一时辰经过中子午线的星宿。^[9]巴比伦人也重视观察天象，天象纪录从迦勒底时期一直持续到波斯帝国时期。这就留下了一项古代东方天文知识的宝藏，成为希腊化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凭借。数理学家希帕克斯的天文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巴比伦的已有天文知识。他对岁差的发现，可能就是得之于夕帕尔天文家克得纳斯（Kidenas of Sippar），夕帕尔是巴比伦3大天文中心之一。^[10]

希腊化时代也是地理知识增长扩大的时代。航海业的发展，特别让人更加注意大陆和海洋的关系。托勒密王朝对海上商业拥有垄断利益，曾经派遣船只探航过红海、阿拉伯海和非洲海岸。公元前2世纪，发现了印度洋上的季候风，由此埃及船可从非洲东岸至印度西岸之间按季候风向往返航行。塞留西商业虽以陆路为主，但也向南出入波斯湾、向北探索过里海。里海探航限于南岸，因而误认里海是北方大洋伸入大陆的港湾。塞留西还曾派遣过使节常驻孔雀王朝印度华氏城，使节即麦格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约公元前290年），写了一本《印度闻见录》，扩大了当时关于印度的知识。公元前3世纪，埃拉托塞尼绘成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认为所有海洋都相通，连成一片，亚、非、欧3洲是一个被海洋围绕着的大岛。埃拉托塞尼相信大地是圆形，在地理学史上第一个指出从伊比利亚半岛向西直航，可以到达印度。他根据夏至日在昔尼和亚历山大两地日晷仪上太阳阴影的差距，计算地球圆周为252000斯台得，约计合39690公里，与近代测得的数字相去无几。此后约半个世纪，希帕克斯提出用经纬线确定地理方位的原则，这就又为绘制比较准确的地图开辟新的途径。

希腊化时代科学技术活动的中心，不限于亚历山大里亚。希帕克斯在去亚历山大里亚以前，曾在罗底斯从事天文观察。几何学及天文学家科伦（Conon），长期活动于萨模斯。叙里亚的波塞杜尼厄斯（Poseidonius of Apamea）是按气温把地面分为5带的第一人，又最先察觉海上潮汐与月圆月缺有关。阿基米德在叙拉古一峰独峙，在古代数学家中传说最广。他发现杠杆原理，为叙拉古发明多种攻守兵器。尤其是比重原理的发现，为流体静力学奠定基础。他的数理论著以“论量圆”和“论球体与圆柱体”最为世所知。关于圆周率上下限的计算，圆柱体对其外切球体容量及面积比例的论证，都极精确，他把后者视为其一生最大的贡献。西塞禄于100多年后在西西里岛发现他的墓碑，碑上刻的就是一幅圆柱体外切球体的几何图。阿基米德少年时曾游学亚历山大里亚，回叙拉古后还不时和亚历山大里亚有学术联系。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建立，连带引起图书编目学和抄本校勘学的发展。卡利马克斯共编订书目120卷，分希腊古典作家为八类，每家附有传记，为后世研究希腊文学留下最基本的资料。泽诺多斯对多种抄本作了比较研究，创立最早的校勘学。他校勘荷马史诗，芟除后人掺入的部分。亚里斯多芬和阿里士托克斯继承其业，现在的荷马史诗通行本，大体是出于阿里士托克斯之手。这些献身图书事业的博学家，还对其他古典抄本作过校勘和注疏，他们是古代文字学、文法学、词书学的前驱。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如与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达水平相比，不免逊色。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多为学究派，诗中炫学，文字的修饰多于感情的抒发。卡利马克斯哀歌体诗“爱提亚”，长篇巨制，多达4卷，但论者讥之为以韵文堆成的历史、宗教、神话、民俗的杂拌。狄奥克里特是牧歌体的创始者，以善写西西里岛上风情人物知名。但一旦诗人进入了托勒密的王宫，他的牧歌也就沾染上宫廷气息，对村女渔夫的描述，变为对王妃帝子的颂歌。在希腊古典时代，悲剧是演唱的诗，抒情诗是和琴而歌，都还保存一些口头创作的特色。是让人聆听而不是给学者阅读玩索的。希腊化时代的诗不是这样。悲剧衰落，抒情诗也已与音乐脱节，诗的文字工巧，但内容贫乏，缺少诗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量。亚历山大里亚、叙拉古的科学技术成就辉煌，而文学却如此枯竭，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说明的疑问。有人说，古典希腊时代的诗人太伟大了，使希腊化时代的后继者无法追攀。^[11]这个说法很难令人首肯。

移植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文学，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异，其原因看来不应求之于诗人、作者才力的差异。更为根本的，是应当求之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土壤的不同。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文学是和自由公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密切相连的。以悲剧而论，它取材于公民大众所熟悉的神话和故事，它在公民大众广泛参加的节日庆典中上演，它表达公民大众所能理解的思想感情的冲突，它的高下优劣有待公民大众的评论，因此它能和当时城邦体制下的社会生活结为一片。托勒密埃及的国都亚历山大里亚虽然是一座希腊化的城市，但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并非雅典的古典奴隶制，它没有雅典的公民民主政体，没有接受观剧津贴的公民群众。外来的希腊移民以及少数能操希腊语的本土上层分子，不过是浮在社会表层上的希腊化装饰。希腊籍的文人学者受庇于宫廷，侷促于王家图书馆的廊庑之下，其思想语言与占居民大多数的本土人民风马牛不相及。于是他们的诗就只能是学究式的诗，献之于宫廷权贵的诗，无从诉之于人民大众的观赏。不一定是阿里士托克斯、卡利马克斯这辈人物的才能，不足追踪古典时代的巨匠。他们的不足，只是无从把发育生长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文学，照样移植于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环境而已。

不只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学如此，就是同时代的雅典，这块希腊古典文化的故土，文学也在发生时代的变异。米南德的新喜剧，当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际，以擅长刻画世态风行雅典。但是新喜剧中的世态，已经不是古典城邦的世态。1905年，开罗附近发现米南德喜剧的草抄本共约1500行，其中约650行属同一剧本。即使在内容连贯的部分，也难看到有如亚里士多芬喜剧中那种公民对城邦公共生活的关切和议论。古典时代雅典公民把城邦得失当做分内事的那种心态，在米南德的新喜剧中已经无所表现。其故无他，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雅典古典奴隶制的社会经济已趋衰落，处于安提柯王朝控制下的公民民主政体已在瓦解，列为公民的人数大减，许多公民已经沦落为游民。两个世纪前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英勇保卫城邦的雅典公民，此时已成坟墓中的枯骨。时迁世变，历史已经唤不回希腊古典文化的风神。米南德眼中的雅典市井人物，已非城邦制下的公民。他说：“我不叫任何一位君子是外邦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本性。”^[12]这和当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同。柏拉图《理想国》讨论城邦的理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讨论城邦的政治，在城邦公民和外邦人之间，存在着有无公民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米南德泯除了这一界限，也就难怪出自他笔下的，只能是那种描画“老人暴躁、僮仆撒谎、女人浅笑”^[13]的喜剧，而观赏这种喜剧的，也只能是城邦已在没落中的雅典市侩与游民。

然而哲学方面的私家讲学之风，却在雅典还保持着一点旧日的风貌。犬儒学派仍在流传，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也在继续活动。但影响较大的，是后起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噶派。这两个学派虽都受到希腊古典哲学的影响，但讨论的问题已很不一样。两派所谈论的人生，不再是城邦制下的人生，而是处身于诸大王国居于统治地位的一个广阔世界的人生。伊壁鸠鲁认为，人生于物质宇宙之中，目的在求得快乐。快乐非指感官享受，而是指心神的谧静。快乐是静态的，是一种排除情欲、免于苦恼的不动心的境界。伊壁鸠鲁曾和他的一些追随者结成与世隔绝的社团，以能避开痛苦纷扰为人生之至乐。伊壁鸠鲁学说其实是避世论，对多纷争的希腊化世界不抱信心，希求在小社团中得一安身的孤岛。斯多噶派与之有异。斯多噶派创始者芝诺是生于塞浦路斯的东方人，东方思想在他的学说中留有烙印。在东方古代，统治多民族的大帝国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一神论、宇宙最高神的观念也早已出现于埃及和西亚。到希腊化时代，巴比伦的泛命运论及占星学中天人相应论，也正广泛流行。芝诺所说宇宙原火、自然法则、理性、命运和神，其意义彼此通连。芝诺以为一切事物都与自然为一体，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派生，人生的终极目的就在以理性指导生活，求得一己的言行符合宇宙的理性。芝诺还提出宇宙国家的观念。宇宙国家不分种族与阶级，人皆平等。为斯多噶所宗奉的这类学说，实际是为希腊化时代承袭东方帝国体制而建立起来的专制王国，为不论奴隶或自由人、也不论属何种族都同受大王国专制统治的这一现实世界，寻求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这一现实世界在哲学上的反映。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噶学派之间的歧异，不在如通常所说，一主享乐，一主苦行，而是一个于面临新的世界之际惶惑退隐，一个却积极肯定和巩固这个新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两派思想传到罗马之后，堕落腐败的统治上层则曲解伊壁鸠鲁之说，为其追求物质享受张本；而统治上层的正面人物如辛尼加、马可·奥理略，则服膺斯多噶派，刻苦自励，以求言正行方，符合自然的理性。

与此同时，命运观念、占星迷信、各种神秘教派，也随东西历史的汇合而逐渐流传，形成这个时代的混合主义信仰。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大庙尊奉的萨拉庇斯神（Serapis），就是希腊冥神帕罗托（Pluto）与埃及冥神奥昔里斯（Qsiris）的混合。在希腊本土，古典时代富于人性的诸神，至此渐归冷落。由东方传入的一些宗教信念，却在希腊古典城邦的旧壤上寻求移植的沃土。希腊化诸国被后起的罗马兼并之际及其后，罗马自身也经历了城邦共和国解体、自由公民沦落、帝国专制政体代之而起的过程。由此东方宗教信仰西传的趋势更不可遏阻。基督教之所以从罗马帝国之初即已远播西方，从历史背景说，早在希腊化时代就已略见端倪。(www.xing528.com)

自德罗森《希腊化史》问世以来，以“希腊化文化”一词概称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间自希腊以至埃及、波斯这一广阔地带的文化，在历史学界相习已久。这个名词之易于流为片面理解，前文已论。罗列这一时代、这一地区文化的各个方面，非本文立意所在。但从前文所举可见，所谓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历史在这一时代相互汇合下的文化。希腊古典城邦的衰落，统一的、沿袭东方原有社会经济及政治体制的各大王国并立局面的形成，构成这个时代东西历史汇合的背景。忽视这一背景，忽视这一背景对文化演变的影响，就难以如实理解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仅仅强调背景中的某一因素，益之以片面理解，就会障碍从东西历史汇合的角度来考察和认识这个时代文化的特色。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发展，从前文的论述可见，其特色在于以埃及、巴比伦长期积累的数理和天文知识为据，加之以古典希腊思想理性主义的推导和概括。两者交融，乃能既超越古代东方，也超越古典希腊。其所以有如此的成果，应当归之于这个时代东西方历史的汇合。无此汇合，亦即无此交融而形成的特色。古典希腊思想家在理性思维方面的成就，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它在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发展中起了卓越作用。后来发端于东方的基督教传布到欧洲，在基督教建立神学体系中它也起了作用。柏拉图的宇宙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动说，都曾被用以论证基督教所奉上帝的存在。历史汇合的形势不同，同一古典希腊的理性思维，其所起作用也随之而异。这是本文题外之义，附数语姑备一说。

原文作于1957年冬

收入本集作了局部改写

【注释】

[1]M.罗斯托夫策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卷1、序言。

[2]纸草文书有关奴隶的资料，见A.S.亨特及C.C.艾德加尔：《纸草选集》卷1，第97页；卷2，第7、41、137页。狄奥克里特诗中描述的街头对话，见H.I.贝尔，《从亚历山大至阿拉伯征服期间的埃及》，第52～53页所引。

[3]亨特及艾德加尔，《纸草选集》，卷2，第19页。罗斯托夫策夫，前揭书，卷1，第303页。

[4]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卷2，第323～324页，中译本。

[5]据《剑桥古代史》卷7，第252～253页，安东尼曾将帕加马图书馆藏书移赠埃及女王，共20万卷；亚历山大内外馆藏书数系据拜占廷学者估计。

[6]与雅典喜剧家亚里斯多芬同名，人称“拜占廷亚里斯多芬”。

[7]巨舰的规模和容量见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中译本，第491～493页。公元前5世纪波希战争期间，雅典3层桨座战舰每艘配备桡手170人，水兵10人，军官8人，共188人，见齐模恩（A.Zimmern）：《希腊共和体》（The Greek Commonwealth）。

[8]相传泰利斯（Thales）旅行埃及时，受埃及土地丈量规则的启发，曾设想研究关于空间和形式之学。见W.丹皮尔，《科学史》，第44页。关于埃及人在建筑中运用几何原理，见F.贝特里：《埃及人的智慧》，《英国埃及考古学院丛刊》卷63，第26～31页。

[9]F.贝特里：《埃及人的智慧》，第11～12页。

[10]克得纳斯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中活动于夕帕尔。见W.W.托恩：《希腊化文明》，第262、264页。

[11]W.W.柏恩即作此说，见所著《希腊化文明》，第238页。

[12]“米南德断片”，第620页。引自《剑桥古代史》，卷7，第225页。

[13]引文系罗马诗人奥维德论米南德语。引自《剑桥古代史》，卷7，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