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克史学：客观主义与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

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

一

近代西方史学尚客观主义，以为无客观即无信史。为此说者，每追源于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家朗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年）。朗克在他的一生史学著述中坚持两项原则：一是史料批判的原则，即审核史料是否原始，以第一手史料为最可信；一是严守纪实的原则，即根据经批判审订的史料，写如实的、为事实还其原貌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以来，直到20世纪，崇尚客观主义的西方史学家，几无不以朗克为近代史学的宗师。他们认为：朗克史学是科学的史学；朗克对历史的态度，犹之哥白尼、伽里略、牛顿对自然的态度；科学家怎样探索自然，朗克就怎样记叙历史。在长达1个世纪之久的期间，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朗克和他的学派，在西方史学界中一直保持着支配性的影响。

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朗克是以详尽地占有史料、著述宏富著称的。朗克对史料的搜求，遍及西欧各国的公私庋藏。凡有所需，必穷尽检索，不得原始的、亦即第一手的文献不止。他一生著述中援用史料之繁博翔实，论者多谓不可企及。由此第一手史料成为客观主义史学的奠基石，没有充实确凿的第一手史料，也就无从构筑客观主义史学的殿堂。证以朗克的史学实践，除早年第1本书和晚年编的最后1书而外，其他多种著述，于构思准备之中，不远千里，访问各有关国家的档案库、藏书楼。朗克称此为“科学旅行”，目的是“发掘和运用近代各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材料”。为准备写南欧国家的历史，他旅行到维也纳，从奥地利帝国图书馆和帝国档案库中搜集到大量官方报告、编年纪录、外交文书以及政治人物回忆录或日记。然后转往威尼斯，遍访这座名城的官方档案馆和世家巨姓的书楼。他的得意收获是发现了贵族议员又身为历史家马里诺·沙努图（Marino Sanuto 1466～1533年）的日记。以后他又到罗马和佛罗伦萨。虽然梵蒂冈的档案库没有为这位路德教派的历史家敞开大门，但朗克仍然从许多教廷显贵的私家收藏中检索到他所需的材料。他说，“在贵族政治的全盛时代，特别是17世纪，欧洲通行一种惯例，即掌握国政的世家，往往保留一部分公文书，这种风气在罗马可能比在其他国家更甚”。因之他认为，研究16、17世纪教皇的历史，阅读教廷贵族私家收藏的文书，比进入梵蒂冈档案库更为必要。像这样不是从国家档案库就是从贵族私家收藏中搜寻官方的当时文献，几乎成了朗克一生追求第一手史料的唯一途径。为了写《宗教改革期间德国史》，朗克在法兰克福查阅1419～1613年帝国议会文献共96卷，在不鲁舍尔发现查理五世的书信1宗，在巴黎看到西班牙席曼柯斯（Simancus）文卷库的部分库藏，在柏林利用普鲁士的国家档案，还到威玛、德累斯顿、达绍等城搜求各王侯小国的档案。为了写《法国史》，他不但到巴黎查档案，还到比利时、英国、西班牙查与法国有关的档案。为了写《英国史》，他到伦敦、都柏林查档案和菲力浦爵士的私人收藏，又到巴黎和海牙搜求与英国有关的外交文件。在朗克心目中，档案库成了历史资料的源泉，有了档案也就有了“最可信和最有价值的纪录”。他说过，从维也纳收藏的文书之中，看到了“学术研究的一个完整的未来”。^[1]

朗克一生著作等身。他的全集在1868～1890年间出版，多达54卷，不包括晚年编成的《世界史》7卷。他的第一本书是《拉丁·条顿各族史1494～1514》，于1824年出版。^[2]虽说这本书是朗克的少年之作，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显示出他一生著述的特点，因此不妨把它看做是朗克史学的雏形。书的地域范围是欧洲的西半壁，时间是15、16世纪之间的一段，主题是政治史，特别注重政治人物的活动以及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全书并非精研原始史料后的成果，但书后附了一篇有名的附录，题为“近代历史学者批判”。在这篇附录中朗克力陈第二手史料之不可轻信，辗转传抄导致谬种流传，只有追寻第一手的当时文献，才能据以写出信史。自此而后的朗克大部分著作，不论是选题范围，内容重点，史料来源，大体都不出由这第1本书提出来的主要倾向。朗克前期及中期著作如《十六、十七世纪南欧君主与人民》，续版改为《奥斯曼与西班牙王国》（1827年），《教皇史》，全称为《十六、十七世纪的罗马教皇及其教会与国家》（1834～1836年），《宗教革命时期德国史》（1839～1843年），《普鲁士史》（1847～1848年，原九卷，1874年增为12卷），《法国史》（1852～1861年），《英国史》（1859～1868年），《自宗教和约迄三十年战争德国史》（1868年），《瓦伦斯坦》（1869年），后期著作如《七年战争》（1870年），《1780～1790年间的德国》（1871～1872年），《腓特烈大帝》（1878年）等等，几乎无一不以16、17或18世纪西欧国家政治史为主题，其史料来源皆出自有关各国的库藏档案。朗克很少研究他自身所处的时代，除了两本人物传即《哈登堡传》和《腓特烈·威廉四世传》，只有一本《塞尔维亚革命》（1879年扩大为《十九世纪的塞尔维亚和土耳其》），记述当代的历史。他的篇幅较大、流传较广、影响又较深远的几部书，时间范围不出16、17世纪，地域范围不出欧洲西半壁的几个主要国家，主题不出政治史，所依据的第一手史料不出官方或与官方有关的文书档案。从这四个“不出”，已可约略看出朗克史学的特点。

二

什么是史学的客观主义？朗克对此未作系统的说明。但从他的著作内容和风格，从他一些另散而又互为呼应的学术言论，可以看出，他确有规范自己史学研究和著述的主张。这些主张可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和发现客观存在的真实。这个“真实”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指总括历史事实的抽象概念。朗克在发表他第一本著作时就曾说，事实怎样发生，他的书就只能怎样写。还说，“真实比传奇故事更有趣，更美”，因之他“决心在自己的著述中力避臆测和幻想，要牢牢抓紧事实。”^[3]朗克以把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和人物弄清楚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写历史就是为已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和已出现过的历史人物作“文字还原”。历史学只有对“特殊”的研究，没有对“一般”的研究。历史学者一涉及共同因素、一般原理、普遍规律一类的问题，就会逾越事实，也就是逾越历史学的任务，陷入抽象推理。朗克主张历史学家不谈历史哲学。

第二，追求历史上存在的客观真实，最可靠的依据是原始史料，由亲历其事者提供的第一手记载。朗克自道其治学特点是善于运用史料批判的方法。判断一部历史著作是否为信史，必须追溯其所依据的史料，审订这些史料是否原始，引用有无出入，出入的背景如何。朗克在前文已曾提及的《拉丁·条顿各族史》附录中，用这个方法分析批判了格奇阿底尼（Francesco Guicciadini 1480～1540年）《意大利史》的史料来历，指出其多为转手而来，有的虚伪，有的可疑，据以写成的历史也就不可置信。《教皇史》附录第2节，朗克以同一方法分析批判了两部关于特朗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的历史，一为萨尔庇（Sarpi）所作，另一为帕拉维齐尼（Pallavicini）所作，也发现两书都不可信。由此朗克得出结论，凡辗转传抄的、用第二手史料写成的历史，都算不得信史；以转手抄录成书的史家，不是轻信，就是缺乏辨识力，甚至是意存偏袒，志不在于作史。要写可信的历史，首先就须搜求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从提供可靠报道的“最高见证”入手，让“亲历其境者”说话。由此朗克史学也就得名为批判史学。朗克晚年回顾他一生著述时说，他所始终遵循的，是逐字逐句遗留下来的史料。尽管历史上“有很多事情没有记载下来”，但是他仍然认为，“对于记载下来的事实，必须坚守不移”。他称此为历史学的“一条不可动摇的法则”。^[4]

第三，既然朗克为自己立下了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法则，那么，作为历史学家，每有著述，也就不能越出史料所许可的界限。只能有多少史料，作多少客观真实的文字还原，写多少历史。史料的内容是什么，历史的内容也就是什么。这就成了后来宗奉朗克的历史家们所强调的对第一手见证的忠实。朗克的历史著述并不以狭隘自闭，但这种学风流衍的结果，推其极，几乎是文献批判而外无史学，专题著述而外无历史。

第四，既然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客观存在的真实。依据第一手史料以求客观真实的还原，那么，与此目的相应，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是判断历史事实的有无和真伪，而不是判断事实的价值，褒贬事实的是非。对于历史上的争议，历史学家必须严格置身于争议之外，不允许以自己的好恶，尤其是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好恶，抑此扬彼。否则就是不客观，就会削弱以至损害历史的真实性。朗克著《教皇史》，以一个路德教派的信徒，写天主教的最高首脑，却能于长篇叙述中保持清醒平允的理解，略无訾诟鞭挞之词，论者每以此为客观主义史学的典型。写历史尚纪实而不尚评议，这在《拉丁·条顿各族史》的序言中就已有过说明。朗克在序言中说，“有人以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为将来的利益而训导当前，但是这样崇高的作用，这本书是不敢有所企及的，它的目的只在说明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措词似甚谦逊，实则是告诫写历史应当止于纪实，毋须讽古谏今，毋须求得实用。

以上4点，大体可以说明朗克史学的主要主张。朗克的主张有明显的合理之处，如对第一手史料的重视，对盲信传抄的批判，对保持客观的强调，对轻言致用的儆戒，说法虽有明显不足之处，但如一一做到，其意义也不容低估。朗克史学中的问题，主要不在其所提出的主张，而是在此主张下潜存于其思想中的历史意识。朗克与黑格尔不同，讳言历史哲学。下文姑亦从其所讳，只就其主要史学著述的内容，看看其中潜存的是些什么样的历史意识，有哪些让读者悟而后得的历史观点。

三

朗克曾一再说明历史学的任务是如实叙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实，除去自然界发生的灾异变化，都出于人为，写历史事实也就是写活动于历史上人的作为。朗克说，“剥去事物的外壳，就可见到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人的行动，人遭遇的困难，人的奋发”。^[5]不过，朗克所著历史中的人的作为，并不包罗一切人的作为。他着意叙述的是“行动家”，是居于历史“核心”的大人物。他不像英国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没有发表过系统的大人物或英雄史观。但是道不言而自明，不言大人物史观，不等于他的历史著述中不存在大人物史观。评论家曾这样指出，朗克对于历史上的行动家抱巨大的兴趣，他的史才表现之一，就在于最善勾画历史上的人物。读其书，仿佛步入博物馆的画廊，满壁悬着过去人物的画像。朗克自己也说，“沉酣于过去所有时代的宝库，面对所有的英雄，重新生活于一切事物之中，感受何其甘美”^[6]。这里朗克所面对的英雄，当然不是普通人，不是人民大众，甚至也不是大众之中的佼佼者。他指的是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人物。朗克写的历史，几乎都以政治人物及其行动为中心。所谓政治史也就是统治阶级政治人物的行动史。《教皇史》中的多数章节，都以人物为题。全书重点第4卷，以席克特斯五世（Sixtus V 1585～1590年在位）为中心。席克特斯五世之所以放在这样重要的地位，完全因为他是16世纪政治行动最果决和最精于治术的教皇。此书的简称不作“教廷史”，而作“教皇史”，原因也在于书中最重视的是人物。以统治阶级政治人物为历史的中心，这不仅《教皇史》一书为然，而且也见于朗克的其他著作。在《十六、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帝国》一书中，苏丹是决定土耳其命运的主宰，西班牙国王则是一架巨大机器的主要动力。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一书中，马丁·路德的人格是左右一切的因素。其他如《法国史》、《英国史》也都如此。路易十四之治是法国进入近代的高峰，都铎王朝有为之君为英国迎来国力鼎盛的时代。那些在16、17世纪英法两国实行专制集权的最高统治层的人物，也无一不是朗克所刻意描述的“面对”的英雄。朗克在写完英国依利莎白女王的统治之后，随即指出，英国在16世纪的变化，取决于都铎王朝统治者的个人意旨。至于专为人物立传之作，当然更不待论。

既然朗克把历史看作政治史，看作统治阶级人物行动史，于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在他的历史中几乎都无足轻重，很难找到应有的地位。从事日常生产活动的人民大众亦然，没有应有的地位。《教皇史》第四编以整节的篇幅叙述席克特斯五世为镇压盗匪而采取的行动。但沦为盗匪的是些什么人，当时社会为什么产生盗匪，16世纪意大利的土地制度和农村变化与出现。这些被镇压的社会失落者有什么关系，却无一说明。同样，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中，对爆发于这个时期的德国农民战争，战争发动的背景，投入战争的农民宗教和社会经济的要求，几乎是以漠然的态度，没有作深入探索。论者多以为此书最薄弱的部分是写农民战争的一章。为什么以一个博学的、力主不抱偏见和如实纪事的历史学家，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对人民大众如此渴求改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斗争，竟如此漠然，写得如此薄弱？此无他，作史者的历史意识有亲疏、好恶，表现于其著述之中的，就会对所亲所好者唯恐记述之不周，对所疏所恶者唯恐笔下有多余。这一点，是不待深论就清楚的。

朗克告诫历史学家不可以自己的政治或宗教偏见介入历史，对历史上的争议应当自处超然。他说，历史家的“无偏无党”（unparthei-lichkeit），不在于对历史上重大力量和观念的斗争不存己见，而在于认清历史上“现实力量各自据有的立场，公正对待各自的特有关系”。^[7]超然、无偏、公正立为准则，没有困难，问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关于朗克的政治宗教观点，下文将有所论。这里只指出：在当时德国，朗克属温和的保守派。他支持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对法国革命后在欧洲起伏不已的革命浪潮心怀戒惧，尤其害怕群众造反。19世纪30年代，朗克的上述立场已趋明朗。他在此以后的著作，尽管从未表示过放弃不以政治和宗教偏见介入历史的主张，但是，不能自已，这些政治观点仍然隐约从纸背透露出来。

朗克之所以致力于16、17世纪西欧诸国的历史，在很长时期中为之不懈，看来是和他的政治观点有联系的。16、17世纪是西欧英、法诸国形成民族的统一国家、君主集权由成长而达于全盛的时代。当朗克学术活动旺盛的时期，恰好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出现由普鲁士领导民族统一的形势。朗克受知于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任普鲁士王国历史编修。很自然地，他十分重视这一新的历史形势，支持普鲁士统一全德。这一立场可以从他多种著作中寻找到踪迹。继《教皇史》之后，《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和《普鲁士史》先后出版。前者述政治多于宗教，把宗教改革描绘为“德意志精神”的一次伟大的行动。^[8]后者述普鲁士勃兴为强国，并把这一勃兴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相联系，突出他奠立普鲁士国家机构基础的功绩。论者认为，前一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激励全德意志的爱国热情，后一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推崇普鲁士王的历史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贯穿于这两部历史著作之中的，是把全德意志的民族向心力引向普鲁士，由此实现德国民族统一这一现实政治的迫切主张。朗克的这两部著作，无疑对后来由他的学生席贝尔等倡导的普鲁士学派，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朗克眼中，西欧各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是基于历史的成长。与形成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是王权的集中。有了王权的集中，才能破除政治的离心，结束王侯分封制下的分裂局面。这是19世纪德国正在面临的历史形势，也是16、17世纪英、法两国已曾经历过的历史形势。朗克虽然力主研究过去不是为了教导当前，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过去的现实的人，他离不开当前。于是，也是不能自已，在不属德国历史范围的其他历史著述中，同样留下了他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这一或那一观点的踪迹。

朗克《法国史》于1853年开始出版，书名之后有附语，标明“主要在十六及十七世纪”。开端部分详述法国君主政体的形成，追源于腓力浦·奥格斯都（Philip Augustus 1180～1223年）时代。这是朗克的一个不厌重述的论旨，即国家政体的根由在历史，成长之基在历史，法兰西的君主集权政体也是这样。全书的重心在路易十四时代，朗克以其精练沉着的史笔，从多方面烘托出这位“太阳王”统治下国家昌盛的图景。路易十四一死，《法国史》也就接近尾声，朗克从他政治思想深处不愿看到法国革命出现于历史。20多年之后，朗克写出《革命战争起源，1791～1792年》一书，述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虽然其时已当暮年，但他对法国革命的敌视略无衰减。他并不谴责路易十四以后两代嗣君的失政，却把爆发革命的原因归咎于教俗贵族的顽固。仿佛若非贵族反对改革，革命及由此引起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发生。这些看法恰好就是朗克对德国当代问题的观点，即支持王权，既反对顽固保守派，也反对激进革命派。朗克的《英国史》^[9]也隐约染上同一的色调。书的主题是16世纪英国议会制君主政体的奠立和17世纪的两次革命，即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朗克称道英国的保守，说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保留这么多的中古时期的制度。他指责亨利八世没有真实的人情，但又说亨利八世的统治令人“既嫌恶又称羡”^[10]。不言而喻，嫌恶的是亨利无人性，称羡的是亨利强化了君主集权的统治。他对与他同属新教的克伦威尔没有多少同情，对被处决的查理一世却称之为一个多少具有殉道者气质的人物，其身死，其以身殉的原则却垂存于未来。也是不言而喻，不可同情的是革命，可以同情的是合法的王统。朗克《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迎来威廉三世后就渐趋收束。议会制的君主政体已经稳定下来。保留传统又经历改革的国家体制也已合法化，这正像他的《法国史》已经写完路易十四的统治一样，主题已明，可以停笔。国家体制应当通过改革而稳固，合法的改革不容抛弃历史的传统，这是19世纪中期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担当统一全德重任所迫切需要的原则，朗克以他几部名著有力地为之作出历史的论证。

朗克先后完成的几部西欧国家的历史，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国别史。其目光，其所探讨、陈述的问题，往往超越国家的界限，涉及更广的范围。朗克《法国史》序言中说，大国或大民族往往具有双重地位，一是国家的、民族的，另一则是属于世界的。这里说的世界，实际不过是西欧。朗克29岁发表的《拉丁·条顿各族史》，范围不出西欧；85岁着手编订而终未完成的《世界史》，所谓世界，仍然基本不出西欧。终朗克一生，作为历史学家，眼中没有看到多少西欧以外的历史。朗克《世界史》的古代部分，对埃及和西亚仅作简略回顾，其中希伯来又占相当比重。希伯来是基督教发祥之地，西欧则久已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朗克作为尊重原始教义的路德派教徒，在他编的《世界史》中，可以薄埃及和前亚，但不可薄希伯来，这就是他越出西欧的小小的一点。除此而外，东方诸大古典文明在他的古代世界竟都无一席之地。朗克长期浸沉于西欧各国的历史，深信这是欧洲以至世界历史的主流。在他看来，西欧各国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宗教和天才人物创造的业绩，已经把人类联合起来，他不能停留于单一的各个民族的历史。于是他仿佛心安理得，视东方诸国历史如无睹，把德国以东的欧洲历史也置之度外，从希腊和罗马开端，编纂他的最后一书《世界史》。1886年朗克死时，全书只完成七卷，后两卷由门生杜夫（Alfred Dove1814～1916年》据其讲课遗稿续至1453年，下接郎克写的西欧各国历史，这才算构成一部基本上以拉丁、条顿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历史。就体系而言，这是从18世纪伏尔泰世界史观的倒退。朗克发展了起自格丁根学派的西欧中心论，这个偏执的、远非客观的世界史观，支配西方史学约一个世纪之久。

朗克《世界史》有明显不合他自己主张的方面。他主张尊重第一手史料，根据经过批判审定的史料写如实的历史，他编的《世界史》却不是这样。有丰富的原始史料，而且是已经研究审定的史料，他摒而不用，更不据以写如实的历史。朗克《世界史》对东方诸大古典文明的漠视，完全不能以文献不足为由。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文献绝非一无所知，对古代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尤其如此。关于埃及和西亚，重大的文物和文献的发现，早已超越《圣经》的纪载。朗克着手编《世界史》时是1880年，在此30年前，赖亚德（Austin Henry Layard 1817～1894年）等人已经发现古代亚述的大量文书。楔形文字也早在1847年由罗林生（George Rawlinson 1812～1902年）解读，至1857年为学术界所公认。西方国家对埃及古文物、文献的调查，始于18世纪拿破仑入侵埃及之际。1809年至1813年间，法国曾出版卷帙繁多的《埃及图志》。其后，商坡里昂（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1832年）和莱普修斯（Richard Lepsius 1810～1884年）各有关于古埃及文献的多种编著，先后出版。古埃及文也已于1821年由商坡里昂解读，其时朗克的第一本书还没有问世。莱普修斯自1842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与朗克有同事之谊，所编《埃及、埃塞俄比亚文献》12卷，于1849至1856年在德国出版。这些有关东方史学的重大突破，正当朗克学术精力充沛的时期，他不可能无所闻知。但他编《世界史》时，却对如此丰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不稍介意，一任东方的诸大古典文明，在他的《世界史》中竟成一片空白。这片空白并非决定于史料的不足，而是很显然，决定于作史者的历史意识。认定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则不论第一手史料足与不足，有没有直接掌握，属于这个中心的历史，由此中心承续的历史，皆不可不书，而且书之唯恐不得其要。朗克《世界史》头两卷出版后，论者谓其对近期发现的希腊、罗马碑铭等缺乏了解，对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完全忽视，因此这头两卷只能是朗克著作中最少权威的两卷。这一批评相当严峻，但就这部通史的编纂而言，朗克不会因材料掌握不足而为之搁笔。为了展现与中心历史有特殊关联的人物和事实，他仍然精心刻绘，让亚历山大、君士坦丁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业绩，一一进入历史的画廊。不但希腊、罗马部分如此，即中古部分，朗克虽知力有不及，但依靠得力门生纪斯布莱斯特（Wihem von Gieschbrecht 1814～1889年）等人的协作，在他死前，仍然把中古的德意志帝国一直写到亨利四世（1056～1106年）的最后一年。所以问题不在于史料，而在于属不属已被认定的中心。属于中心，史料不足可以旁求，未掌握也可不必苛求。不属中心，即使史料充盈，开卷可得，也还是不曾为之振笔一书。远离中心的东方不必说，即同属欧洲的东欧，也同样可以摒之“世界”之外，不措一词。斯拉夫诸族的历史在朗克的《世界史》中就这样被冷落在一旁。由此可以看出，朗克《世界史》不是以史料限定编纂的内容，而是相反，以先定的编纂内容限定史料的运用。朗克并非一视同仁地让第一手的史料说话。

朗克的《世界史》没有编完，加上杜夫清整遗稿所续，也仅及1453年而止。如果朗克能在身前编完全书，他会怎样对待15世纪以后的世界，这点只有托之设想。不过，从他已经编完的部分，从他编《世界史》以前的主要著作，不难看出，视西欧诸国历史为密切相连的一体，又以此为历史整体的主流，这个思想可说由来已久，并非到晚年编《世界史》时才突作此想。他之所以于垂暮之年，当视力衰竭之际，着手于一部世界史的编纂，其意绝非为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而是为了总结一生的成就，以更为完整的方式，陈述怀之已久的世界历史乃一整体的思想。

朗克第一本书《拉丁·条顿各族史》书名中的“史”字，原文是多数词。但全书所展现的，不是各族历史的分散性，而是这6大民族历史的统一性。6大民族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日耳曼、英吉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在欧洲大陆的西半壁构成一个历史统一体，有过共同的“3大呼吸”。第1次呼吸是民族大迁徙，各民族入侵西欧，并据有现在各自的疆域。第2次呼吸是十字军运动，西方基督教世界扩大了势力。第3次呼吸是近代殖民，把6大民族在欧洲的统治推向海外。朗克认为6大民族在“3大呼吸”和共同的宗教、政治传统中形成历史的整体，他称这个整体为“全部近代历史的核心。”^[11]朗克在他第1本书中提出的这个“历史核心”的概念，可以视作他的“西欧中心论”的原型。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他晚年编纂《世界史》时，这个中心论的原型，就成了一个主导思想。朗克曾经主张历史只讲特殊，不谈一般。但这个“历史核心”说，却不能不说是逾越他自己的主张，一个含义广泛的抽象的概括。

号为客观主义的史学往往不能实践其主张，不能保持“无偏无党”，甚至不能如实写出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以这样一句话加之于朗克一生的史学实践，并非苛论。

四

历史学家很难超脱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超脱时代和社会所因袭的传统，所面临的现实，所期待的未来。和常人一样，历史学家也总在所处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属一定的社会群体、一定的阶级或阶层。这个地位、阶级或阶层，制约他社会接触的方面，接受和交换思想的范围，支持或反对什么的动向。所有这些，不论被觉察或不被觉察，都会对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意识产生影响，有时是重要的、不易磨灭的影响。一般如此，朗克也非例外。

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12]。放开话背后的历史哲学不论，克罗齐这句话确也一语道破历史学家的当前思想与他历史著述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历史学家的选题，他对某一时代某些问题有兴趣，对另一时代另一些问题无兴趣，他的叙述的或详或略，下笔之或重或轻，不论他自觉或不自觉，都和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对当代问题的看法亦即他的当前思想和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写当代，或者说，也是以过去反映当代。前文所论朗克史学实践中的种种，溯其原由，也不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

朗克史学活动的一生，正当19世纪德国历史转折的时代。转折中的问题，从多方面引起社会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朗克任教于柏林大学，处身于政治文化中心，不可能完全超越于时代争论之外。年少成名之后，他所接触交往的人物，多属国内外社会上层以至最高统治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对他信任有加，重视他对当前政治问题的见解。他自1827年起南游4年的“科学旅行”，得之于普鲁士政府的资助。外交部长伯恩斯托夫（Von Bernstorff）及其继任者也都钦佩他的学识和才华，聘他担任外交部主办的《历史政治评论》的主编。巴伐利亚王马克西米连二世（MaxmillianⅡ1811～1864年）即位前受业于朗克，师生友谊甚笃，继位后特在巴伐利亚学院设置历史学委员会，请朗克任委员会的主席。朗克维也纳之行，曾经结识当时在德奥两国颇为知名的政客根兹（Ghenz），又由根兹引见梅特涅。梅特涅在奥地利权倾一时，是1815年左右维也纳国际会议的巨头之一，一生经历了拿破仑由全盛以至覆没时期欧洲政局的动荡和变化。从与梅特涅和根兹的谈论之中，朗克会得到不少他所珍视的“历史亲历者的见证”，由此增益他对欧洲历史整体的认识和理解。朗克的英国之行，以腓特烈·威廉四世之介，会见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受到了礼遇。这也和他多年前威尼斯之行一样，不仅遍览英国公私收藏的文书，而且也结交了英国上层社会的人士。至于学术界，和朗克交游往返，或切磋学问，或议论世事的知名学者，更比比皆是。朗克一生接触的人物，在他们和朗克之间，必然形成一条交流思想和见解的渠道，而这种思想见解的交流，也必然会对他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潜存在他多种史学著作中的思想、观点、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地位相近、见解相似、活动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的多方面人物的思想、观点、意识的共鸣。

伊格尔斯《德意志历史意识》一书，对朗克的历史思想有不少论述。朗克初到柏林，柏林大学的学术思想已经存在着对立的哲学学派和历史学派。一派以黑格尔为中心，主张纷然万状的现象世界不过是一个总的、形而上的理性原则的表现。一派包括两位著名历史学派法理学家萨维尼（Frederich karl von Savigny 1779～1861年）和厄希宏恩（Karl Frederich Eichhorn 1781～1854年），历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年），以及语言学家伯克（Phil-ipp August Bockh 1785～1867年）等，主张现象世界中杂然并存的事物就是实在，对实在的认识始于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以抽象的概念掩没事物的个体。朗克属于后一派，观点和萨维尼一致。两派争论的分歧不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有没有形而上的实在，而在怎样才能认识这个实在。黑格尔一派坚持“汎理性论”（Panlogism），以理性思维认知涵盖万有的绝对理性。萨维尼及朗克不同，认为只有对现象进行历史的研究，从个体事物见实在，从连续发生的现象见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最终才能达到对实在亦即真理的认识。黑格尔的学生利奥（Heinrich Leo 1799～1878年）曾经评论朗克的《拉丁·条顿各族史》，讥其纤琐，说历史学家犹之画家，如果画家在一幅风景画中试图画好每一片青草叶，则全图未成，草色已变。朗克反驳说，现象的每一细节都含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一般真理”。他之所以浸沉于特殊，是因为舍特殊也就无从见真理。他想做到的，是“从事件之中，并且通过事件，写出事件的历程和精神，说明事件的特色”。^[13]他这里说的“精神”，指的就是事物或现象背后的形而上的实在。可见朗克早在写他第一本书的时候，并非只以写事实怎样发生为满足。他只是没有像强调历史必须严格按事实叙述那样，也对写出事件的“精神”这点在书的序言中作相应的说明而已。讳言历史哲学，不等于没有历史哲学。

朗克任《历史政治评论》主编的时间并不长，自1832～1836年仅4年，但对他一生的学术活动而言，这一时机却很重要。这是他的几部重要著作或已着手、或正当酝酿构思之际，《历史政治评论》的主编任务，恰好让他有机会梳理自己的观点，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对当代政治问题的观点。伊格尔斯关于朗克思想政治方面的论述，对理解朗克史学的实质是极有意义的提示。

《历史政治评论》是普鲁士政府机关刊物之一。按创办者伯恩斯托夫的意图，其宗旨有两个方面：一为针对左派自由主义对政府的批评，为执行开明政策的政府官僚体制作辩护；一为与右派保守主义相区别，阐述普鲁士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伯恩斯托夫为创办这份刊物曾向与之接近的学者提出有关刊物宗旨的咨询，其中有萨维尼和厄希宏恩，两人的见解一向和朗克相近。他们都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作用正在增长，对这个阶级的民族和经济要求，应在对自由主义作最少让步的前提下求得实现。朗克接受刊物的主编任务时，自谓可在对左右两派都保持距离中找到政治上的第3定向，但从后来他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来看，他并未做到在两派之间持平。文章的批判锋芒，都是指向左派自由主义。

朗克在为《历史政治评论》写的文章中，反复论述了他的政治和历史的观点，而且两者密切联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存在，不是基于抽象的理论，而是基于具体的历史，在历史中成长。衡量社会政治制度的价值，不是应以理论为尺度，而是应以历史为尺度。以抽象理论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权衡，是来自法国革命的思想。对德国而言，这是外来的思想，不合德国历史的思想。既然社会政治制度的渊源在历史，则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解，对变革制度趋向的辨识，可靠的途径唯有求之于历史。政治家制定国家的政策。应当以国家的历史为依循，变革与进步都不能脱离既存历史的趋势。推行政策也须具有历史洞察力，必须看到正常进步与突起创新的区别，看到何者为明智维护既存的制度、何者为片面保全已无生气体制的区别。国家的存在也是基于历史的存在，是历史上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实体，既非由社会契约而形成，也非因保护私有财产而建立。国家之间的历史不同，表现于政治变革方面的也不会一致。因之由法国革命散布的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等等，不能应用于德国。当代德国的政治，是在普鲁士和其他各邦既存政治结构下实现德意志全民族的统一，既须依靠普鲁士强有力的领导，它的开明官僚政体和它的军队，也当明智地维持各邦由历史形成的特色。这些就是朗克作为历史学家对德国当代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

朗克还在“大国论”一文中讨论了欧洲诸大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必然导致“权力均衡”，“权力均衡”是维持欧洲秩序的中心机制。某一个大国的霸权，可以破坏国际的法律和秩序，但是秩序破坏后的新的权力争夺，又必导致新的“权力均衡”。大国争霸会一再发生，“权力均衡”也会一再恢复。朗克的这一观点，不仅是指欧洲而言，而且也泛指欧洲殖民大国控制下的世界。他说，“世界上的动乱曾经一再破坏这个法律和秩序的体制，但动乱之后，这个体制重又建立”。^[14]这里的“体制”一词，指的就是大国间的“权力均衡”。西方近代史上起伏不已的霸权，从朗克“权力均衡”论中获得历史的辩护。

如果把本文第2、第3两节对照比观，则被奉为客观主义史学宗师的朗克，在他的历史著述中何以对不少问题、其中有的是很重要的问题，仍然怀有偏见，不客观，违反客观，有时甚至是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也就不难理解。关于朗克所著西欧诸国的历史，其选题及其主要内容，前文已有述及。以前文与本节所述朗克的社会地位以及与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关系对照参证，则对朗克几部重要著作的涵义，对潜存其中的历史意识，必可引入更进一层的理解。朗克对历史上王权的集中、政治传统的延续、统治者为维护其法定权力的措施，其所以重视；对一般人民的社会经济处境、农民为改善其处境而进行的斗争、群众的暴力革命，其所以漠视甚至敌视；……总之，其所以不能一一保持他的“客观”、“无偏”的主张，其故不能仅仅求之于朗克个人，求之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学术实践上的不足，而应更进一步，求之于他所从属的19世纪德国那个方在上升的社会阶级的上层。朗克对当代德国政治的观点，非他一人的私见，而是他所属社会阶层的共识。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一些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而外，在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中，稍前的如19世纪初期推动普鲁士改革的斯太因，稍后的如完成德国统一的俾斯麦，基本上都持有相近的观点。朗克在他的著作中其所以笔下有轻重、详略，有褒贬、抑扬，不论他自觉或不自觉，都无可避免，是受和他对当代政治问题的观点扭结在一起的历史意识的制约，也就是受他所处时代和所属社会阶级的制约。

前文曾说，19世纪的德国，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这个转折，不仅是由分裂转向统一，而且也是由封建主义的农业国转向资本主义的工业国，由内陆的闭塞转向海外的扩张。朗克以一个善于从事物见“精神”、从一隅见“整体”的历史学家。对19世纪德国所处时代的特征，必然会有敏锐真切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也必然会曲折投射于他的著述之中。朗克在他的第1本书中说到西欧6大民族的“三大呼吸”，其中的第3呼吸指的是近代西方的海外殖民。直到19世纪，德国在海外殖民方面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只能说是瞠乎其后。这个局面之必须改变，德意志之必须通过统一以跻身于欧洲殖民大国之林，正是方在上升中的德国资产阶级上层的民族渴望。朗克在“大国论”中提出的“权力均衡”说，恰好是适应德国即将成为大国的这一新的历史形势而发。德国不仅要成为欧洲“权力均衡”体制下的大国之一，而且也要成为殖民世界“权力均衡”体制下的大国之一。从朗克的“大国论”一文，已可看到1871年统一的德国即将跨入殖民世界霸权争夺的前景。由此可以又见一例，19世纪处于上升期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期待与要求，总是不时展现在朗克这位“客观”史家的笔下。

本文第3节论朗克著述之未能贯彻不以政治和宗教偏见介入历史的主张，曾于两处说他是“不能自已”。这个说法的意思，在这一节中业已点明，从朗克笔下透露出来的一些潜存的思想意识，尤其是有关当代的政治观点，不一定受他一己的制约，制约之者是他所从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行文至此，可以说，尽管人们曾为朗克史学披上客观主义的外衣，但覆盖在外衣之下的，却并不那么符合客观主义，不那么“无偏无党”。何以致此？看来不能归之于朗克蓄意违反他的史学主张，而是出于“不能自已”的阶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完全可以“无偏无党”地应用于朗克的史学。

朗克是虔诚的路德派教徒，坚信在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的背后是“整体”（Totalit-t），是一个整体化的精神的实在，这个精神的实在就是上帝。朗克说，“上帝寓于一切历史之中，存在于一切历史之中，显现于一切历史之中”^[15]。他一方面认为逐步研究具体的史实，研究记录史实的文献，就能接近于对历史背后的精神整体亦即上帝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以为人不能尽知世界历史的意义，说“唯上帝知道历史”^[16]。朗克在学术争论上曾经与黑格尔学派壁垒分明，但是他认为在历史的背后有所谓精神整体，这与黑格尔的历史为“绝对精神”之逻辑展现，也不过是相去一间而已。

五

朗克史学对史料来源的重视和分析，形成一套比较严格的方法论。这对西方近代史学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专精，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史料批判及原始史料的搜集编订，皆非始于朗克。尼布尔治罗马史，对有关史书中的史料传抄，即已作过分析批判。朗克以尼布尔的方法，用之于近代历史，从而扩大了史料批判这一治学方法的影响。德国原始史料之搜集和编订，19世纪初朗克尚未成名时即已开始。历史学派法学家萨维尼倡之于前，普鲁士政治改革家斯太因（Hein-rich Frederich Karl Stein 1757～1831年）推动于后。以研究墨洛温王朝宫廷史而受知于斯太因的佩尔兹（Georg Heinrich Pertz 1795～1876年）承命主持，1837年朗克推荐高足魏滋协理其事。随着朗克学派的形成及其影响的扩大，遂使历史文献的辑集审校，更蔚然成风。当时的辑集范围主要为日耳曼各族及其封建诸国的文书。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所蔑视的中古，一时成了历史学者注目的中心。由浪漫主义史学引起的对民族历史的怀古之情，多少也起了促进作用。全集由斯太因定名为《日耳曼历史文献总汇》。^[17]另以拉丁文“San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一语为铭言，标志《总汇》的编订精神。铭言有崇敬故国、启迪新生之意，略见克罗齐所谓“怀乡史学”的感情色彩。1876年，魏滋继佩尔兹任《总汇》主编，瓦腾巴赫（Wat-tenbach 1819～1897年）和纪斯布莱希特襄助其事。3人都是出于朗克门下的一时之选，既是史料的编订者，又是据第一手史料从事专门著述的作者。朗克于主持习明纳尔讨论中又经常指定《总汇》所辑史料，为学生实习之用。于是朗克学派与《总汇》的关系愈益密切，其所倡导的批判史学，由此也传布日广。西欧其他国家的历史学界，闻风而起，竞相以辑集编订大型史料总集为振兴各自民族史学的要务。1857年，英国开始出版其中古时代历史卷宗。稍后，宪法史家斯塔布斯（William Stabbs 1825～1901年）以其后半生的大半精力投身此事，人称“英国的魏滋”。斯塔布斯对所辑史料作了精密的审校，有关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的部分，皆有历史引论。这部英国的史料汇编，全称为《中古时代大不列颠、爱尔兰编年纪及实录总集》，简称《卷宗集》，于1911年出齐，共243卷。^[18]在法国，推动史料辑集工作的是历史学家兼政治家基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年）。1833年，基佐组成法国历史学会，出版审编资料350多卷。1866年，又建议在国家公共教育部下设置专门委员会，编订并出版《法国未刊历史文献集》^[19]，至20世纪初共出290卷，足与《日耳曼历史文献总汇》媲美。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匈牙利、波兰，先后皆有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出版。^[20]风气所向，凡治史者无不以搜集和审辨史料为入门之阶。这已成了一项必守的准则。(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各国又先后出刊以朗克史学主张为宗旨的历史专业杂志。在德国，朗克门生席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年）于1859年创办《历史杂志》。第1期上有1篇开宗明义的导言，说：“这份杂志必须是一份科学性的杂志。它的首要任务是既阐明历史研究的真正方法，也指出哪些不合于这个方法。”又说，“杂志每期都将刊出欧洲新近出版的历史书目，作提要报道，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主要著作的内容、方法、观点附以评论”^[21]。这里说的“真正方法”，指的是朗克史学所运用的批判方法。用意十分明显，即以朗克史学为准则，衡量所有新出版的主要历史著作。1876年，曾去德国投入魏滋门下因而成了朗克再传弟子的法国史学家蒙诺德（Gabriel Monad 1844～1912年），在法国创办《历史评论》。创刊号导言中说：“这份杂志只接受基于原始材料并以其基本研究或结论对科学有所增益的创新之作。……要求作者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论述，每一见解都必须附以论证、原材料出处及引文，严拒空洞无物的泛论。”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创刊，主编为曾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的克莱屯（Mandell Creighton 1843～1901年）。《评论》的卷首语说，“国家和政治是历史的主题，……历史的目的是发现并陈述事实。……杂志不采用对知识无所增益、对专业历史家无价值的文章”^[22]。大力支持这份杂志的是比主编更有影响的阿克屯（John Emerich Edward Dal-lerg-Ac-ton 1834～1902年）。阿克屯曾留学德国，并曾受教于朗克。他在杂志的第1期发表题为“论德国各历史学派”的文章，推重朗克和魏滋等重事实、重史料的朴实学风，说他们“以极度的耐心和自我控制，不求早熟的结果，……以献身事业的无名英雄的精神，为知识王国奠立基础”。^[23]这几份杂志宣布的学术立场，明显无疑地都属朗克学派。在美国，在一个比西欧远为后起的史学界，朗克的影响以一种普及的方式广泛传播。朗克被尊为“科学历史之父”。震于朗克之名，去柏林留学，以求一登朗克及其弟子之门者，当时有人谓为“多如过江之鲫”^[24]。赫尔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 1850～1901年）乃其中之一，回美国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朗克式的习明纳尔，称道朗克史学撇开哲学和理论，“不说法，不训诲，不虚饰故事，只讲单纯的历史真理”^[25]。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朗克被推选为唯一的荣誉会员。在这样的学风倡导之下，朗克以后的西方史学，愈来愈趋向专业化，随之俱来的是多种以史料及分析见长的专门史和专题著作。

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史学，在方法上受朗克批判史学的影响很深，但其发展动向，却逐渐越出朗克史学的局限。朗克一生著作的主题，不出政治史或政治人物史。后起的专门史或专题研究，从多方面逸出政治史的范围。以这个时期英国历史学者的著述而论，其例已不胜枚举。斯塔布斯研究政体、法制，其根源及变迁，著《英国宪法史》3卷。梅恩（Henlg Maine 1822～1888年）研究古代亚里安人的法律、盎格鲁·撒克逊及印度的社会共同体，著有《古代法》、《东西方农村公社》及《早期制度史》。谢波姆（Frederich Seebohm 1831～1912年），研究英国村社，著有《英国农村公社》及《盎格鲁·撒克逊法中的部族风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 1854～1925年）研究农奴制及庄园制，著有《英国维兰制》和《庄园的成长》。罗吉斯（James Rogers 1825～1890年）研究13～18世纪英国农业和物价，著《英国农业及物价史（1529～1793）》7卷，前六卷曾缩写为《六个世纪的劳工及工资》。肯宁汉（William Cunningham 1849～1919年）研究工商业史，著《英国工业及商业的发展》。这些专门史的出版，把人们的历史视野引向政治以外，扩大到社会、经济、法制等更为广阔的范围，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同时期的德国史学界也出现类似情况，不少专门研究出于朗克门下学生之手。魏滋《德意志宪法史》八卷，内容除政治制度外，包括日耳曼早期社会和家庭制度、财产继承制、以及各种习惯法等方面的研究，论者谓全书构成一部中古德意志历史的专题论集。但最足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学派经济学及与此相随的经济史学派的兴起。首先脱颖而出的是洛希耳（Wilhem Roscher 1817～1904年），著《国家经济之历史研究法基础》及《国民经济体系》4卷。朗克史学讳言规律，但洛希耳不同，主张于各国历史中比观同异，由此以发现经济的发展规律。此后，继者纷起。其中施模勒尔（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年）自称私淑洛希耳，著《十九世纪德国小工业史》及《斯特拉斯堡织工行会史》等书。此二书主题不广，但史料翔实，分析严密，所用方法即朗克学派的方法。当时称此二书为经济史典型之作。引发并加深了历史学者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在此之前，尼茨（Karl Wilhem Nitzsch 1818～1880年）已试图以社会经济的变化说明历史。他在关于罗马格拉古改革的研究中，强调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衰落，原因在于农民和商业势力之间的斗争。又在关于中世纪德国的研究中，认为11、12世纪自由市民的出现，起于管理城堡、桥梁、商税站的封建家臣（Ministerialis），而城市自治状则是出自家臣“庄园权利”（Hofrecht）的演变。尼茨的这类论点，有无可议，是另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展现的一种研究倾向，即重视社会经济史的倾向。事有巧合，尼茨和洛希耳都是出于朗克的门下，略晚于魏滋。他们在治史方法上都师承朗克，对历史的见解却越出朗克。当朗克声望崇隆，魏滋、基斯布莱斯特等诸大弟子随之驰誉西欧之际，洛希耳和尼茨似皆未列于正宗之列，也就不足为怪。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史评论》载经济史家格拉斯（Norman S.B.Gras）一文，其中有云：“自《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开始流行一种见解，认为经济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其他历史的锁钥。”^[26]洛希耳和尼茨是否明确抱有经济为历史锁钥的见解，这点不能臆测。但是可以肯定，洛希耳和尼茨所作的有益开端，既师承朗克而又不局限于朗克，对于朗克以后的西方史学，无疑为之开阔了前景。

制度史、经济史而外，文化史也萌发而起。德国的文化史作者如弗莱塔格（Gustav Fraytag l816～1895年）^[27]及稍后的拉甫内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年），^[28]英国的文化史作者如柏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年》，其思想和方法皆别有渊源，非出自朗克。拉甫莱希特更是独张一帜，自成体系。其立论无不与朗克学派相抵牾，而绝非在朗克影响下的发展或延伸。这里都暂置不论。但瑞士的文化史家布尔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 1818～1897年）和上述诸人很不一样。布尔克哈特是朗克的学生，受过朗克习明纳尔的训练。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从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所见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考察并说明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时代。这就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把朗克史学引向政治史以外的更为广阔的方面。布尔克哈特是师承朗克批判史学的方法、又突破朗克史学主题的另一名朗克的弟子。这一发展对此后西方史学有很大意义。

论朗克史学至此将竟。朗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其所以致此之由，已略如前述。就这些“终不能免”的几点而言，以客观主义一词加之于朗克史学，确实也终不免是一件外衣，不足以尽朗克史学之实。如果仅仅是指朗克史学尊重史料的实证，并以批判的方法，遵守“批判、准确、深入”3诫，^[29]辨识史料何者为可信，何者为不可信，则称之为客观主义，固无不可。但为学不厌求全，如果更进一层，更对史料背景严加推究，则所谓客观，恐怕在很多情况下也只能说是差可近似。朗克史学的史料批判，主要在识别第1手史料和辗转传抄的史料。史料为第一手，则目之为“最高见证”；史料为辗转传抄，则摒之为轻信。应当看到，所谓“最高见证”的提供者，也各有其政治和社会属性，这一属性在其提供的见证中会留下痕迹和影响。不看到这点，则对“最高见证”的尊重，也会流为轻信。因之像这样的“客观”，就只能说是“差可近似”。朗克批判史学的这一不足，无疑与他一生著作大多取材于官方的文书档案有关。朗克曾经使两三代的西方历史学家深信出自他笔下的历史是科学的、客观、如实的历史。但是揆之实际，却往往是从内阁官房的窗口，按照官方提供的示意图。认真观察而又不能尽得其实的滔滔政治人物行动的历史。

朗克一生的著作卷帙浩繁，百年以来论朗克史学者又不知几许，这从本文引用的几本书中的附注及附录可见。作者所知十分有限，文中所论，见其一不见其余，殆无可免。谬误偏失之处，幸读者进而教之。

1984～1985年间在武汉

大学讲稿，1992年夏病后整理。

【注释】

[1]本段两处引朗克语，皆见《教皇史》序言。

[2]书名德文作“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9lkev”中译应作《罗曼斯及日耳曼各族史》，本文按英译本书名中译。中文以“拉丁”一词表同此语系的民族，似较“罗曼斯”一词更为通用。

[3]戈契（G.P.Gooch）：《十九世纪史学与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3版，第78页引朗克语，伦敦，1920年版。

[4]汤普逊（J.W.Thompson）：《史学著作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卷2，第182页引。纽约，1942年版。

[5]戈契，《十九世纪史学与史学家》，第77页。

[6]戈契，《十九世纪史学与史学家》，第78页引朗克语。

[7]G.伊格尔斯（Iggers）：《德意志历史意识》（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第77页。韦斯利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朗克门生席贝尔语，见戈契，《十九世纪史学与史学家》，第89页。

[9]和朗克的《法国史》一样，书名之后也有附语，“主要在16世纪及17世纪”。

[10]戈契，《十九世纪史学与史学家》，第93页。

[11]《拉丁·条顿各族史》序言。

[12]克罗齐（Benedetto Groce）；《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英译本（“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第12页。

[13]伊格尔斯：《德意志历史意识》，第68～69页。

[14]伊格尔斯：《德意志历史意识》，第81页引。

[15]汤姆生：《史学著述史》卷2，第171页引朗克致弟书。

[16]伊格尔斯：《德意志历史意识》，第80页引。

[17]全集书名用拉丁文，作“Monumenta Germania Historica”，1826～1925年历100年出齐，共25大卷。

[18]此书原名为“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s”，拉丁文书名作“Rerum Britannicarum medii aevi scrip-tores”。简称“Rolls series”。

[19]原名为“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c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20]比利时于1836年出版“Collection de chroniques Belges inédicts”共179卷，匈牙利于1857年起出版“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达百卷以上，波兰于70年代也出版“Scriptores rerum polonicarum”22卷。

[21]斯忒恩（Fritz Stern）：《历史学诸家集粹》（“Varieties of History”）载有《历史杂志》创刊导言，引文见此书第171页。

[22]斯忒恩（Fritz Stern）：《历史学诸家集粹》载有法国《历史评论》及《英国历史评论》两份杂志的创刊导言。以上两处引文分别见此书第173页及第175页。

[23]阿克屯：《近代历史论集》（“Essays on Modern History”），第372页。

[24]赫尔柏特·亚当斯语，原话为“went to Berlin in shoals”。

[25]伊尔格斯：《德意志历史意识》，第63页引。

[26]汤姆生：《史学著述史》，卷2，第412页，注8引“Economic History Review”，Ⅰ（1927）载格拉斯“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27]弗莱塔格著有《德国往昔图景》（“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共5卷，1859～1862。

[28]拉甫内希特的文化史学派代表作为《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共6卷，1891～1895。

[29]汤姆生：《史学著述史》，卷2，第194页引海依格尔（Karl T.Heige）《近代史论集》（“Essays aus neuer Geschichte”），谓基斯布莱斯特常向习明纳尔班中的学生讲朗克传授的“批判、准确、深入”3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