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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劳夫关于欧洲历史末世感的史学观点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这就是自前一世纪以来即已有之的那种对欧洲历史强烈乐观信念的消失。英国巴拉克劳夫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再阐发疑义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巴拉克劳夫专治西欧中古史,受德国史学传统影响甚深,所走的史学道路也就是朗克及其学派所开辟的道路。可以从巴拉克劳夫对历史发展一线论的看法说起。

巴拉克劳夫关于欧洲历史末世感的史学观点

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这就是自前一世纪以来即已有之的那种对欧洲历史强烈乐观信念的消失。

19世纪兴起于德国的朗克史学,以其史料批判之严密,史实叙述之客观,百年来几乎一直被奉为近代西方史学的正宗。朗克学派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主要有二:其一,欧洲的历史中心在西欧,西欧历史由拉丁和日耳曼诸族即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斯堪的那维亚六大民族的历史构成。6大民族于互相竞争中形成一种能够自我制约调节的权力均衡,保持权力均衡的西欧历史是一个不可破败的实体。其二,欧洲历史承袭人类文化已有的成就,自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至欧洲近代,一线相承,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主流。朗克学派对欧洲历史、实际只是对西欧历史的这一强烈信念,支配西方史学思想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

从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正宗史学而外,开始出现异端。较早有斯朋格勒,稍后有汤因比,都不以为西欧或欧洲是人类历史的中心,都说在欧洲发生和发展的文明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各有其生存周期的多种文明之一,历史上不存在什么自古迄今一线发展的单一而又涵盖一切的文明。斯朋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说,正宗史学视之为“哲学”,为“理论”,既非出于科学的批判方法,亦非客观陈述事实的历史。他们于辩难批驳之余,仍然守其旧说。40年代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一新,西方史学界的情况也就与20年前大不相同。不但汤因比的学说影响日广,而且即使在西方的正宗史学家中,也开始有人对朗克史学关于欧洲历史的观点提出怀疑。英国巴拉克劳夫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再阐发疑义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巴拉克劳夫专治西欧中古史,受德国史学传统影响甚深,所走的史学道路也就是朗克及其学派所开辟的道路。1956年,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的论文汇为一集,题书名为《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共收论文15篇。这本文集中虽然仍称这条道路为“常轨”,但他已经感到这条常轨行不通,如不改途易辙,西方史学就无法对待第二次大战以后的欧洲和世界形势。巴拉克劳夫说,启发他认识西方传统史学局限性的“第一个暗示”,来自他“察觉过去所学的历史,使他完全没有准备来面对一个东欧各国注定要发生更大作用的世界。”他认为“1943年俄国人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迫令欧洲历史必须全部改写”,而他在英国和德国所受的史学教育,却使他“除因有关西方外交而为众所周知的几点而外,在为一切的实际效用方面,对东欧的历史是一无所知。”他“读过日耳曼先知圣邦涅发斯(St.Boniface)所有的遗书,但是关于斯拉夫先知圣舒里尔(St.Cyril)和圣米梭迪厄斯(St.Methodius),却什么也没有读过”。他由是“开始怀疑过去受其熏陶并以为理所当然的史学可能远不是真理,而是反映一个特定时期或一特定地区对于前途展望的一偏之见,其真实性已为后来发生的事件所动摇”。他也怀疑像这样的旧史学对当前的世界究有何补。西欧中心论既已为历史事实所推翻,从东欧崛起的新力量,已使西方史学自朗克以来所建立的体系无立足之地,于是巴拉克劳夫不得不痛切陈词,主张历史学家必须“重新定向”。[1]

巴拉克劳夫的所谓“重新定向”,是对前一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史学的全面异议。汤因比在评述巴拉克劳夫的文集时说,“这里有足够的炸药,把19世纪的西方历史爆裂为灰烬”[2]。这样过分夸张的评语,固然未必尽是,因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巴拉克劳夫不可能完全脱去西方传统史学的窠臼;但是在历史是否一线发展,西欧是否为历史中心、何谓欧洲历史、欧洲历史如何发展、其前景怎样、旁及用什么态度对待历史等问题上,巴拉克劳夫对传统史学的异议确实具有全面否定的性质。最近,巴拉克劳夫已经成为汤因比“斯蒂芬生国际史研究讲座”的继位人。虽然他在过去批评过汤因比的学说,[3]而且即在这册论文集里也还有若干地方不同意汤因比的见解,但是在整个思想趋向上,他无疑是受了汤因比的影响,并且与之结为反对传统史学的同盟。他的所谓“重新定向”,就是在这一影响下要求西方史学作全面重大的转变。

可以从巴拉克劳夫对历史发展一线论的看法说起。在朗克的生前及其后,西方学者对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古代各国历史、特别是北非西南亚古代历史,已经有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这些新的历史知识领域的开拓,如以对朗克而论,几乎没有发生影响。朗克的一线,仅仅是从古典时代到所谓拉丁与日耳曼民族交融的欧洲的一线。他对生前所可见到的关于欧洲地区以外的历史研究,都视若无睹。但自朗克以后,西方史学中的一线发展论远比朗克所说范围广泛;晚近新获得的历史知识,几乎被全部包罗在内。根据这样大为扩充了的一线论,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机器时代,全人类的历史都是一脉相沿。个别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可以有起有伏,全人类的历史却总是前代的成果为后代所继承,因之每出愈高,进步之后再进步,高峰之后复高峰,而晚出的西欧文明,则是汇合过去一切文化成就的顶点。这种乐观的、自信的一线论,弥漫于19世纪后叶及20世纪初期的西方史学界。英国费边主义者威尔斯(H.G.Wells)在1920年发表的“世界史纲”,就是这一思想最典型而通俗的代表;15年后费席尔(H.A.L.Fisher)的三卷本“欧洲史”,也是在思想体系上属于同一类型。巴拉克劳夫反对这种一线发展论。他指出一线发展论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凭借,“其主要错误在于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科学、从自然史到人类史运用虚假的类比”。他说,“把人类藉以胜过恐龙、鱼龙和超越爪哇直立猿人的质素,视同使我们在共同生活于文明社会中得以向前进展的质素,这是既未证明、亦不可证明、甚至也不是或然的”真理。进化论所能说明的只是人作为自然动物的演进,却不足以说明人作为社会动物亦即文化生活创造者的演进。[4]他否认物质进步是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那种把历史划为铜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的分期法,他以为必须抛弃。按他的看法,如要说明历史是否一线地、累积地前进,必须证明“不同世代的聪明才智之士的正确见解是否不断递加”,并最后达于完美。然而一涉及此,他说,历史学家就“堕入危险的深渊”。他以艺术史为例,说“公元前18世纪阿拉拉克王耶里姆—列姆(Yarim—Lim)的头像,普拉昔提里(Praxiteles)的赫姆斯(Hermes)像以及拉斐尔(Laphael)的西克特斯教堂圣母像(Sistine Medonna),并不构成导向艺术完整的连续发展中的各个阶段,而是赫梯的、希腊的、欧洲的不同文明的各自表现”。[5]既然历史上艺术家的思想不是连续地、累积地发展,依巴拉克劳夫的逻辑,“一切聪明才智之士的正确见解”也必然不是连续和累积地发展,而历史上先后兴起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也就不可能是一线相沿,后来居上。这样,他就否定了近几十年流行于西方史学界中的一线论。

不特如此,即使像朗克那样把历史的一线发展局限于古典历史和日耳曼人入侵后的欧洲历史之间,巴拉克劳夫也同样反对。他说,“在公元后3世纪的罗马,古典的精神已经熄灭……蓬勃于6个世纪以前的、令人称羡的理性探询精神,已经让位于迷信和神秘教义……代表教会的忒图里安(Tertullian)、吉鲁姆(Jerome)、圣·安布鲁斯(St.Ambrose)、圣·奥格斯丁(St.Augustine),全都反对罗马的传统”[6]中世纪僧侣,尤其不理解古典时代的思想。至于文艺复兴,巴拉克劳夫认为一般以为是古典文化重生的说法也不足为信。他说,“希腊罗马的思想,诚然是对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心理的一个外来的刺激”,但是人文主义者并没有真正重新发现和接受古典时代的精神遗产。文艺复兴时代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它是对于已被改写的和常常误解了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诠释……”[7]于是“聪明才智之士正确见解”不能累积发展的论据在这里再度运用,而巴拉克劳夫也就获得结论,在古典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之间,同样不存在着一线发展的问题。

巴拉克劳夫的这些说法,一望而知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也浸透在下文即将论到的他对其它问题的观点。他在批评一线论时,其所以反对把物质的进步作为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其意就在撇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仅仅看做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因之他的各种论证,无一不是从艺术史和思想史取材。关于这些,其为一偏之见十分显然。本文所注意的是他对西方史学一线发展论的否定。否定了一线论,也就否定了附着于其上的以近代欧洲文明为人类历史发展顶峰的信念。这无疑是近代西方正宗史学的极可注目的变化。

巴拉克劳夫在何谓“欧洲历史”或“欧洲文明”这一问题上,也反对自朗克以来的传统观念。朗克心目中的欧洲历史,前文已经说过,是西欧的历史。在他认为体现所谓欧洲历史多样性的“六大民族”之中,就没有东欧各族。汤因比虽然反对西方的传统史学,但仍然把西欧历史看做是一个独特的实体,和东欧历史截然不同。巴拉克劳夫对这类从欧洲历史中排斥东欧的说法,在好几篇论文里都提出反驳。他首先怀疑西欧历史有什么一致性的传统。通常指为西欧历史传统的东西,他认为都经不起分析。古典文化早在公元3世纪就已熄灭了。中世纪的教会远没有保存古典时代的学术,拉丁语也从未在中世纪成为通用语言。直到13世纪,许多教士连用拉丁语文写成的弥撒祷文都不会解释,对古典著作的知识更不问可想。中世纪的帝国和教会,也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看做是象征西欧一致性的传统。伯莱士(J.Bryce)在“神圣罗马帝国”一书中所阐述的主题,在今天已经没有被接受的价值。巴拉克劳夫指出——应当说,他在这点上是正确的——中世纪的统一帝国和教会,从来没有成为历史的真实;把关于帝国的理想和中世纪“西方历史上的帝国加以等同……只能是堆集混乱”。[8]历史上的中世纪西方帝国,从来不是罗马统一帝国的继承者。不论是9世纪查理曼或10世纪奥图所建立的帝国,都不包括西欧全部。同样,中世纪的西方教会,在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当时的英国教会(ecclesia Anglicana)和法国教会(ecclesia Gallicana),都不是没有教义意义、只有地理意义的名词;所谓天主教会的统一性,也自然是虚相。[9]因此,巴拉克劳夫说,把西欧历史看做是有其独特的、并足以表明其异于东欧的一致性的传统,只能是一种可疑问的、未经历史证实的假定。

即使退一步说,西欧有它一致性的历史传统,而这些传统又恰恰是从罗马承袭而来的古典文化、帝国制度和中世纪特别发展的教会制度,那么,巴拉克劳夫认为,这些也都不是西欧所特有的东西。在东欧,它们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比西欧的有更多的影响。那些主张西欧教会保存了古典文化、其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并又构成西欧的特有历史传统的人,显然是忘记了东欧有一个东正教,还有一个和罗马帝国一线相承的拜占廷帝国;而罗马的文化和罗马的国家组织,虽然历经改变,却在东欧一直延续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如此,即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这个罗马的传统也没有从东欧绝迹,因为“俄国的君主被称戴为新君士坦丁……莫斯科骄傲地号为第三罗马”。当时一个僧侣斐罗特阿斯(Philotheus of Pskov)曾这样宣称:“两个罗马已经倒下去了,但是第三罗马却屹然耸立,将来也不会有第四罗马。”[10]这显然反映在中世纪的东欧,罗马及其帝国的传统留下如何深刻的影响。所以巴拉克劳夫认为,如以这些传统为论据,则东西欧的历史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题为“俄国与欧洲”那篇论文里,巴拉克劳夫历述在文化和外交方面俄国和西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11]他强调彼得大帝及喀特邻女帝的改革是由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1917年革命是以源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自一千多年以来,在宗教文学方面,在艺术和全部思想领域方面,正如在经济接触和政治关系方面一样,西方和俄国人都从交相取予的过程中共霑惠益,因而也丰富了欧洲文明的共同积累”。[12]至于朗克所提出的种族论点,亦即欧洲历史乃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因素互相汇合的论点,巴拉克劳夫认为,仅此也不足把东欧的斯拉夫民族拒于欧洲历史之外。他说,在朗克所举日耳曼诸族之中,斯堪的那维亚民族就没有与拉丁因素混合,然而这并无碍于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历史成为欧洲历史的构成部分,也无碍于斯堪的那维亚民族成为今日文明的欧洲民族之一。巴拉克劳夫把欧洲历史比喻为一个由不同的欧洲民族在不同的时期里参加的“共同的联合”。斯堪的那维亚民族虽然参加较晚,但这一点完全无关紧要。[13]准确而论,欧洲历史之于斯拉夫民族,就没有任何可以推之门外的理由。他说,从15世纪末叶伊凡大帝时代起,俄国和西欧的关系就已经密切。到了18世纪,彼得大帝及其以后时代的俄国更其“肯定地是欧洲各国体系的一个部分”,那时的俄国没有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没有俄国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巴拉克劳夫不仅否定朗克的看法,同时也否定汤因比的看法。他认为把东西欧的历史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只能是“武断的假设”。[14]

由上所述,可知巴拉克劳夫所说的欧洲历史,既非一线发展的人类历史上的最高阶段,也不是只包括西欧部分的一个片面。巴拉克劳夫认为欧洲历史是完整的、自成一体的,既不同于希腊罗马,亦不同于中国或印度。这个自成一体的欧洲历史,在他看来是有其独特之处的,而且也有其发展的步骤。所谓独特之处是什么,巴拉克劳夫说得不很明白。他说欧洲的特点是“在各个方面的巨大技术进步”,但随即又说,“文明不只是蒸汽引擎和电报,也不只是喷气机和氢弹……文明的真正有关紧要的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道德价值”。[15]他又不止一次地引述斯朋格勒所说西方文明的理想。斯朋格勒称这个理想为“无限空间”,巴拉克劳夫则引申为“不可比拟的人的精神的高举”,这个精神使欧洲人“控制天空、到达星球、扩张到地球的四角”。[16]这些说法虽然先后有出入,但总的说来,所指欧洲历史特点无疑是精神的特点。因此,这个历史发展的步骤必然也是精神发展的步骤。在“中世纪的历史回顾”及其它各文中,巴拉克劳夫曾对欧洲历史的发展步骤有所阐述。他撇开由克勒尔(Keller或Cellarius)定下来的三分法(即西欧史学中通行的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提出欧洲历史应当分为4个阶段[17]。第一阶段包括古典文明的终结、伊斯兰文化的西传,第二阶段包括政教之争中的思想冲突和哈斯金斯(C.H.Haskins)曾经详加论述过的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第三阶段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后,第四阶段则为启蒙时代唯理主义的传播。[18]从上述各个阶段的内容,可见这个分期法是以人的精神状况为根据,4个阶段也就是欧洲思想精神的4个发展步骤,以导向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探求精神为主流。有了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主流,随之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控制天空、到达星球、扩张到地球四角”的理想。这就是巴拉克劳夫为欧洲过去历史勾画出来的全然是唯心主义的图景。

在文集的第一篇论文里,巴拉克劳夫还提到目前的历史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将引向何方,这篇文章没有说明。可是从全部文集所表现的主导思想来看,他对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他相信自成一体的历史有始有终,自生长以至于谢灭。他曾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比为欧洲历史的中年,又说欧洲历史已经渡过了春天和夏季,现在正处于九月来临的秋天。[19]不用问,中年以后是颓唐的晚景,秋天过了是冬季,欧洲下一阶段的历史也就必然是衰落和死亡。在这一问题上,巴拉克劳夫和近代西方传统史学也是针锋相对的。传统史学相信欧洲的历史进步无穷,巴拉克劳夫却认为它的盛时已过,接着来临的将是衰飒的冬天。这显然是受斯朋格勒和汤因比学说的影响。

前文曾经说过,巴拉克劳夫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脱去西方传统史学的窠臼,许多方面都浸透唯心主义。虽然承认欧洲历史必须包括东欧,但是从他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不难看出仍然是以西欧为欧洲历史的主干。他的4分期法就完全是从西欧着眼的,所谓欧洲思想的发展其实就是西欧思想的发展。他又以此为标准,谈论俄国和西欧的不同。他说,“俄国没有经历过11、12世纪之间对全部西欧起决定影响的巨大的精神激动”(按其意是指西方政教之争中的思想冲突),也“没有参与从12世纪经过彼特拉克时代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对政治思想和其它思想方面的刺激”,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旧教改革两大革命运动……又止于俄国的边境”。[20]因此,他认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没有经历上述任一中间阶段就进入启蒙运动,也没有发展启蒙运动的真义所依据的社会基础。”这样突然改变的结果,就形成所谓“俄国生活中可悲的二重性”,形成西方派和守旧派的论争,直到19世纪延续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21]巴拉克劳夫的这些议论,充分说明他是戴着西欧的眼镜看东欧,因而不可能脱去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的牢笼。他对东西欧历史关系的讨论,也始终拨不开唯心主义的迷雾。同是由于思想传统;不同也是由于思想传统。出入不离唯心主义史观的巴拉克劳夫,不可能从根本上说明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说明这一问题,唯有求诸历史唯物主义。东西欧在欧洲历史上之所以不可分,是因为它们同是在罗马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分别吸收了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带来的公社因素,建立了欧洲的封建制社会,又从封建制社会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目前,则是一个已经进入、一个还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东西欧在欧洲的同一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共同点。只有明确了东西欧历史的这一根本共同点,然后才能进而讨论它们之间的差异,而巴拉克劳夫就恰恰不是这样。巴拉克劳夫以斯堪的那维亚民族为例,论证斯拉夫民族在稍晚的时期参加了欧洲历史,这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斯拉夫各族和日耳曼各族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接受罗马后期社会发展的影响,形成欧洲的封建社会,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同的问题。它们的不同,就其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段历史而论,是由于它们虽同处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之中,但城市的兴起、城市市民阶级的形成、以及与此相随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却有先后、快慢、充分和不充分的差异。巴拉克劳夫所津津乐道的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几个思想发展阶段,除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政教思想冲突中含有教俗两界封建主的矛盾外,都是西欧城市兴起以后在上层建筑方面反映市民阶级意识及其要求的几个发展阶段。由于西欧城市发展较早,也较为充分,因之反映市民阶级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从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都有远较东欧为显著的发展。然而这不等于说,东欧历史在较晚和较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没有类似的发展。巴拉克劳夫说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突然进入启蒙时代,显然缺乏充分的根据。事实上,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俄国之接受启蒙思想,远不是没有相应的、而且也是和西欧类似的社会发展做基础。这里只要举出一项资料就可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根据雅可夫柴夫斯基(B.H.Яковцевскнй)的研究,17世纪后半叶俄国城市的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由盐农出身的斯特罗加诺夫家,在乌拉尔拥有碳酸钾制造场与盐场并进行巨额的商业交易,他们有15000自由工人和农奴工人。莫罗佐夫家拥有制铁、制革、制酒、制砖、织麻等工厂以及磨坊及渔场……在他们的碳酸钾工厂里每年制造出将近1700博契卡的碳酸钾,出售后可得24000卢布的利润”。虽然商业利润还会转化为地租,但与此同时,“国内贸易基本上是由生产者自己进行的时期,大约在17世纪中叶就结束了”。商业资本不仅活跃于国内外市场,而且还渗入制造场和工厂。[22]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说明彼得大帝的改革要求以及俄国此后之接受启蒙思想,都有其同于西方的客观社会基础,绝非如巴拉克劳夫所想象的那样,是突然地、一无社会准备地由西方随手引进来的东西。巴拉克劳夫把18、19世纪俄国西方派与守旧派的争论看做是无准备地进行西方化的结果,这也未免是臆说。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代表新的阶级利益的思想,必然遭到代表旧的阶级利益思想的反对。西欧启蒙时代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了这点。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有其斗争的对手,俄国的西方派也必然会这样。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举出这样的事情只有证明东西欧历史的发展基本相同,在步骤先后快慢上、在具体的细节上有差异,却不能证明东欧是在不同的基础上突然进入启蒙时代、接受西方的思想。巴拉克劳夫既不能从与西欧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明俄国从西方接受启蒙思想,当然也不可能从同一角度说明俄国从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发展。于是他只有重复汤因比的论调,妄说马克思主义一旦到了俄国,就成为承袭东正教传统的新的弥撒亚精神。[23]

巴拉克劳夫同样不能理解历史是各个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因之他也不可能正确批判西方传统史学中的一线发展论。西方传统史学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线发展并最后达于西欧近代文明的顶峰,这当然是荒谬的、充满自大狂的。但是这一思想承认历史不断发展、承认后一阶段的历史总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说明其中有可以肯定的合理的因素。巴拉克劳夫不但看不见这些合理的因素,以唯心主义的论点把一线发展论全盘否定,而且还抬出历史周期论,说历史有始有终,像有机体一样逃不脱生命的周期。这就不难看出,他的学说比传统西方史学更多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

朗克学派形成于19世纪初叶,发展和扩大其影响于19世纪的中叶和末叶,一直到20世纪,被奉为西方史学的正宗。在这个时期,欧洲资本主义正当蒸蒸日上,并迅速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当朗克发表第一本著作的时候(1824年),早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标志工业革命主要成就的煤、铁、机械工业和近代化交通技术设备的发展,也即将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推向从未有过的高峰。与此同时,拿破仑的战争时代已经过去,短促的法国霸权也随之结束。维也纳会议的结果,形成了各大国之间的新的均势。德、意两国的民族统一运动,正在蓬勃而起,迟早要成为维持欧洲均势所必需估计的重大力量。在欧洲以外,18世纪英、法两国在美洲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已成定局,美国的力量还没有起来;东方的古国印度和中国,一个已经门户洞开,西方的殖民势力可以予取予求,一个则正处于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之下,濒临西方入侵的前夕。至于其它地区,也无一不为西方殖民掠夺的阴影所笼罩。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西方资产阶级,对其自身力量的成长和稳固,这一力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影响、作用及其发展前景,自然会形成强烈的信念,会通过各种中介加以宣扬,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大张声势。因之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就必然成为这种中介之一,它必然会反映和宣扬处于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意识。朗克学派之诞生,不论从其诞生的时间以及其所体现的历史思想而论,都不是偶然的现象。所谓西欧中心、自我制约调节的权力均衡,在实质上都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基于其自身利益而定下来的历史命题。朗克及其学派不过是以历史论证这个既定的命题而已。

在朗克晚年及其身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有了更高的发展,自19世纪的中叶以迄末叶,英、法、德等国的煤铁产量逐步上升,机器工业跟踪发展,近代化的交通设备也腾踊而起,汽轮、铁路日益形成繁密的运输网,缩短了陆上和海上的距离。这些国家不但输出商品,而且输出资本。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把资本主义推向帝国主义阶段。于是从1870年以后,西方各国间再度掀起殖民地争夺的浪潮。非洲被瓜分,亚洲若干未被侵占的地区及独立国家,或者被继续侵夺,或者被划入势力范围。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船、炮舰,驰逐于世界上的各个海面,他们的语言、文化、生产技术、教育制度、政治组织形式与制度、生活方式等等,传布到世界各地,并为这些地区的社会上层所接受。当此时期,欧洲的资产阶级可谓志得意满。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利用各种条约、协议保持了既得利益,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在经济和文化上,他们以为已经登临人类有史以来不可企及的高峰。他们以优越的人种自命,视受其剥削宰割的殖民地人民为“白种人的负担”。在他们看来,世界已经是欧洲的世界,整个世界已经欧洲化,世界的命运必须取决于欧洲,而欧洲又是以西欧为主脑。19世纪后叶资本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新的发展以及伴随这些发展而产生的西方资产阶级充满自大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学领域里得到反映。接受朗克学派体系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史学家,也就认为这一切都合乎朗克的逻辑。以欧洲为范围的权力均衡,现在扩大为以世界为范围的权力均衡;从古典时代直至近代欧洲的一线发展,现在扩大为从全人类的过去文明直至欧洲文明的一线发展,牛顿的物理学可以引为机械主义的权力均衡论的依据;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原始”,则又可用来为一线发展论张目。他们对于欧洲历史的近乎狂热的信心,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这一发展和野蛮扩张的时代。那些追随朗克传统、埋首于档案资料、只对窄小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部分史家,虽然对通史这样的大题目避而不论,但其内心也接受这样的假定:即人类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以欧洲为中心的无穷进步已经是不可移易的准则,历史家只要根据新发现的客观材料,对若干枝节问题修正补缀,使历史的写作更谨严、更客观,也就够了,此外已经不存在可供历史家讨论的问题。所以一面是夸大狂的通史体系,一面是繁琐考证的饾饤之学,这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正宗史学中是丝毫也不令人感到矛盾的事情。

然而历史上一个阶级的命运是受客观形势与规律支配的,西方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青春长驻的魔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爆发为使其自身大遭削弱的第一次世界战争。这场烧遍欧洲的战火还没有停息,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国里成功地夺取并稳固了政权。第一次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经济恐慌、失业、罢工,波涛相逐,不断地侵蚀和震撼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过去曾经高视阔步、以整个世界为其囊中物的西方资产阶级,开始走向衰落的道路。这种衰落的景象,在历史学中开始反映为斯朋格勒等人的思想。然而资产阶级讳言衰落,坚守传统的正宗史学家也不承认斯朋格勒等的思想具有历史学上的意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衰落景况更其表面化了。由第一次大战残留下来的3个西欧资本主义大国,只剩下一个英国可以勉强充数,而英国也还是要仰承美国的鼻息,依靠美援。以英国而犹如此,其它西欧国家更不堪一问。可是在东欧,却出现了强大的苏联,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欧洲而外,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又到处崩裂,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跃而为足以左右世界形势的力量。这些新形势的发展,不得不使西欧的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宰制世界的时代正在消失。自前一世纪以来由西方正宗史学描绘下来的欧洲历史,在很多人心目中已成梦呓。于是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从正宗史学走出来的巴拉克劳夫,提出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资产阶级的历史遭遇改变了,西方史学的主调也跟着改变,这是必然之理。今日的巴拉克劳夫,其实也和当年的朗克一样,其所提出和阐明的历史命题,也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时代给决定的。所不同者,朗克奏的是爽朗的进行曲,而巴拉克劳夫则是沉吟着彷徨无路之歌。

巴拉克劳夫当然看不到这是由于社会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化。他所看到的,是西欧已经远不是若干年前的情景,而西欧以外的力量却又如此地使他感到咄咄逼人。因之,在欧洲范围内,他第一次看见了东欧的力量、特别是今日苏联的力量;在欧洲范围外,他也看见了广大世界的力量。他不仅承认今天世界形势的决定权已经操在西欧和欧洲以外力量的手里,而且也承认,自中世纪以来,如果不看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廷和斯拉夫民族的影响,不看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就无法理解西欧的历史。[24]传统西方史学把近代西欧看做是对广大世界发展的决定者,广大世界好像总是处于受动的一面;他却相反,把西欧看做是广大世界影响的接受者、被决定者,而且认为今日觉醒的亚洲,“在不久将来,就要把欧洲抛在后面”。[25]传统西方史学以为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的时代就是欧洲或欧洲化的时代;他也与之相反,说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太平洋时代”。[26]他慨然于4个世纪以来欧洲建立权力均衡体系的结果,是把它分裂为许多又小又弱的单位,而在欧洲以外,则日益形成把广大领土置于统一控制之下的强大国家。[27]他引述战后德国史家路易·戴希奥(Ludwig Dehio)的议论,说西欧为了保持权力均衡,一次又一次地招引和依靠外来的力量,击败欧洲大陆企图称霸的国家。拿破仑的法国是依靠英俄两国打败的,希特勒德国是依靠苏美两国打败的。其结果是西欧维持了一夥疆土很小、资源不足的国家之间的均衡,西欧和欧洲以外却出现了远远走在前面的幅员广袤的大国。于是曾经被朗克视为一架奇妙的、能够自我调节的、并且保持欧洲历史永不破败的权力均衡的机器,在巴拉克劳夫的眼里,却成为促使今日欧洲趋于衰落的祸根。巴拉克劳夫预言:“到了20世纪后期或21世纪,欧洲将注定会享有(如果这个字眼是用对了的话)类似于它在18、19世纪曾经加于非洲、部分亚洲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地位。”[28]

在目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抱有类似见解的绝不止巴拉克劳夫一人。汤因比已经是人所共知,不用再说。除此而外,德国的韦布尔(Alfred Weber)、美国的斐西尔(Eric Fischer)、波兰的赫勒基(Oskar Halecki)等等,都认为欧洲历史已经面临没落的命运。[29]巴拉克劳夫在好些文章里都引这些史家为同调。从他对这几个史家的引述来看,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显然已染上一种对欧洲历史前途无望的时疫,而且看来这个症候还无药可医。英国的巴克尔(Ernest Bark-er)把挽救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于在欧洲实行联邦主义。[30]但是巴拉克劳夫不相信,他说看不出联邦主义怎么会解救欧洲内部的危机。[31]还有不少人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特别是近年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以为有了美国,就不愁欧洲历史会中断。然而巴拉克劳夫对于这帖药也颇不热心。他说美国近年的历史编纂学是“岸然自大”,忽视了欧洲历史和美国的不同,贸贸然就以延续欧洲文明为己任。[32]巴拉克劳夫不但不同意美国历史可以为欧洲历史的延续,而且即以美国历史自身而论,他也不以为会有什么美妙的前景。他在文集里不惜以较长的篇幅引述一个美国史学家韦白(W.P.Webb)的意见,并在大体上认为有理。韦白的意见是:美国由开发边地而带来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也已被大企业制度所吞没,未来的时代不是进步而是下坡。[33]巴拉克劳夫既然认为韦白的说法大体有理,可见他并不以为美国可以挽回欧洲历史的衰亡,欧洲也不能从美国找到历史的出路。在他的文集里,有一两处曾隐约提到共产主义可能是欧洲的前途,也说到后人之视苏联革命,可能会如今人之视法国革命。[34]但总的说来,巴拉克劳夫对于这一全人类今后历史出路的问题,是不敢深入分析的。他不可能、也不愿意作进一步的认识,让自己归到失败的西欧历史的一方。一个战败者看到对立一方的力量是可能的,但不会从内心甘于承认即将取代他的正是这个力量。所以巴拉克劳夫终于断言“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梦想的失败”。[35]他的阶级意识和感情,支配他看不出未来历史的方向,因而也就不能为欧洲历史寻求出路。

唯其如此,从巴拉克劳夫的笔下,就可以随处看到一种茫然的末世之感。他把自宗教改革以迄法国革命时期的欧洲民族国家比之于希腊的城邦,把巴黎比之于雅典,把今日的伦敦和纽约比之于罗马和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之于第三次布匿战争,目前西方统治阶级的各种改良比之于革拉古兄弟的徒劳无益的改革,并说今天的欧洲,正如罗马之临近凯撒的时代。[36]这些不伦不类的比喻,和汤因比的理论如出一辙,在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国家”说教,但就其体系本身的逻辑而论,当一个文明走向“世界国家”,却是预示它的末日的开始,罗马的历史就是以走向帝国而宣告终局。所以巴拉克劳夫说,处在今日欧洲的人们,正如在公元前113年时一个能够洞察未来的罗马人一样,已可看到那即将取欧洲而代之的新文明的朦胧面貌。[37]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有时还勉作壮语,说“西方文明的子孙”还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巴拉克劳夫却连这点都不敢相信。他引用斯朋格勒的话说,“没有一个文明可以自由选择它所必经的道路”[38]。这就等于明白宣告:欧洲历史除死亡而外,已经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对于他所认为的欧洲历史的如此暗淡的前途,巴拉克劳夫在表面上是颇能保持一个学者的宁静态度的。他说,人生的节奏必然是由少而壮、由热情而恬静、由活跃而沉潜、最后以至于死,知道了这个道理并不是悲观。但是在有一篇文章里,他也终于宁静不了。他说:“1945年,当战争的烟雾消除了,在战场的一角,发现一个躺着的、裸露的、被破坏了的尸体,这就是我们曾如此深知的古老和熟悉的欧洲……1945年以前,我们知道它已渐渐经不起风露……但是我们将息它,丝毫没有介意那点偶生的白发;到了发现这具委诸泥土的被破坏的尸体,这真是一个可恸的震动……”[39]仅从节录下来的这些笔调来看,与其说这是史学论文,毋宁说是沉恸的挽诔。不管巴拉克劳夫怎样貌为超脱和明智,也掩饰不了笼罩于西方史学界的那种末世的哀愁。

巴拉克劳夫当然是不忍心于欧洲会这样没落下去的。他很想振颓起废,负起一个史学家对于他所属社会的责任。在文集的头一篇,他开宗明义,反对为历史而历史,痛切批评西方传统史学之空谈客观,不问现实。他抬出其前辈阿克屯(J.Acton)的老话,说“对已往[历史]的知识是行动的工具”,必须切合实用。[40]作为西方当代的史学家,巴拉克劳夫自有其另一种的阶级感情。他之所以指出“重新定向”,也就是想为欧洲历史找到一条出路。然而他力不从心,除了叫人以泰然对待自然生死的态度来对待欧洲历史而外,什么也没有探索到。比他较早一辈的英国史学家布莱(J.B.Bury),还坚信“历史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但是他“重新定向”的结果,却承认历史是相对主义的,“并非打开生命之谜的锁钥”。[41]西欧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决定巴拉克劳夫是如此地想有所作为,却又如此地彷徨无计。

1959年9月30日

【注释】

[1]以上引文见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8~10页。

[2]汤因比的评语被引述在巴拉克劳夫文集的书皮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所谓历史主义,是“把现实作为一个精神形成的历史过程来加以估价”(Guido de Ruggiero语),亦即对18世纪伏尔泰等人唯理主义世界观的反响。这种历史主义把历史视为人类精神创造能力取得成就的无尽过程,强调历史发展的稳定的连续性及对历史现象不可能作是非判断的相对主义。巴拉克劳夫在书中第2~7页提出他对这种所谓历史主义的批判。

[3]M.F.Ashley Montagu,Toynbee and History,第118~121页。

[4]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26页。

[5]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28~231页。

[6]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36,37页。

[7]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29页。(www.xing528.com)

[8]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29页。

[9]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44页。

[10]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35,41页。

[11]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85~202页。

[12]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02页。

[13]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50页。

[14]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92,193,201页。

[15]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53页。

[16]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48,166页。

[17]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61页。4阶段为:一、自日耳曼人的史前期至公元900年;二、自公元900年至1300年;三、自公元1300年至1789年;四、自公元1789年以迄现在。

[18]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2页,又第159页。这里巴拉克劳夫略去了宗教改革,说3大转折点是:晚期古代;11世纪的“伟大革命”即政教之争;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巴拉克劳夫不重视文艺复兴,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做翻案文章的。

[19]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60,238页。他在第160页又说晚期古代相当于欧洲历史的诞生,11世纪则为欧洲历史的成年。

[20]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88页。

[21]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95页。

[22]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第21,26,27页。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23]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99页;A.Toynbee,Civilization on Trial,第182~183页。

[24]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77页。巴拉克劳夫在这里把“欧洲和外在世界的联系”看做是形成欧洲历史的“决定因素”,这是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说法。但从这点上,也可看出传统史学那种自我中心式的信念已经在他的思想里不存在了。

[25]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17页。

[26]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07页。

[27]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26,183,208~209页。

[28]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08页。

[29]A.Weber著有“Abschied von bisherigen Geschichte”,1946,英译本为“Farewell to European History”。E.Fischer著有“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1943。O.Halecki著有“The Limits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1952。这些书见于巴拉克劳夫书中的引述。

[30]E.Barker等,The European Inheritance,卷三,第348页。

[31]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64页。

[32]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72页。

[33]W.P.Webb著有“The Great Frontier”,1952。主要论点已为巴拉克劳夫所引述,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39~143页。

[34]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67,201页。

[35]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34页。

[36]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33,234页。

[37]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37页。

[38]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36页。汤因比在“A Study of History”中所云,参看Somervell节本,第254页。

[39]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54页。

[40]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15页,引文中“历史”2字系作者注入。

[41]G.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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