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农耕世界国家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

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海道大通，源出西欧的一大历史冲击，逐步扩及世界，包括亚欧大陆和附陆诸岛。这一意义深远的冲击历时甚久，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段是近代西方工业世界的孕育期，相当于重商主义时期，约经两个世纪；后段起自工业世界的新生，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但乃未见其已。本文所论，为西方工业世界新兴时期亚欧诸国对所受冲击的反应，在时间上约当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叶。有些论述视需要上溯至工业世界尚在孕育中的重商主义时期。列入文中讨论的，是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东西方部分国家，包括近代工业世界发祥地英国。本文试图从这些国家对新生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从所作反应的或成或败，说明历史上工业世界的兴起，必然随之以传统农本经济体制的消失。传统农耕世界之退出历史，是工业世界冲击下不可避免的后果。

新兴工业世界对亚欧农耕世界诸国的冲击以及后者的反应，不限于经济，但经济毕竟是其主要方面。本文所论，即本此义，经济以外如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冲击和由此引发的反应，都暂毋多论。题目及行文中所用“冲击”一词，不都具有暴力的涵义。“反应”一词同此。

一

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北边沿，当15、16世纪前后这段时期，由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剩余量的增长，乡村工业和城乡贸易的逐步扩大，以及多种生产技术的改进，已在孕育着即将来临的工业世界。具有孕育工业世界条件的不限于英国，但是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却最先发生在英国。人们从那时起开始称英国为“世界作坊”。这个世界作坊的出现，从其深层的历史意义说，就是在广阔而又历史悠久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一角，出现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新的世界，即方在生长中的工业世界。当18世纪中叶这个新生工业世界涌现于历史地平线的时候，和经历了好几千年、一再承受来自游牧世界的冲击而又终于扩大和巩固起来的农耕世界相比，几乎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而英国又恰恰是悬在亚欧大陆西欧海岸线外的一个岛国。这个小岛似的新生的工业世界，蕴蓄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对传统的以农为本的农耕世界，无可避免地要引发影响广泛的历史冲击。还没有完全越出农本经济旧轨的欧洲大陆，由小亚细亚直到日本列岛的亚洲，都回避不了这一冲击。此外，不属本文讨论范围的非洲，美洲，西方人知道得很晚的澳洲，也都在不同形势下受到了冲击。

新生工业世界对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经济，冲击墨守成规的农本经济。发展迅速是工业世界经济特征之一。因其发展迅速，其四向冲击的影响不仅快，而且强烈。工业世界发祥地的英国，自18世纪迄19世纪前期，其工业经济发展之迅速，举几项数字可见。其一，如以获得专利的技术发明作为新兴生产力的一项指标，则从现存纪录中可以看到：自1760年迄1790年共30年间，英国政府颁发的专利特许状共976起；自1800年迄1890年约10年间，共924起，^[1]后一期间10年的数字接近前一期间30年的数字。自1840年迄1849年约10年间，所发技术发明专利状更多达4，581起，^[2]约分别为上述第一个数字的4倍半以上，第二个数字的5倍。获得专利特许状的数字并不包括技术发明项目的全部，但从上述数字已可看出，工业革命后不到100年间，英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如何以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速度，奔涌前进。其二，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相应，几项大致属于同一时期有关工业生产的纪录，同样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1800年至1830年，英国的煤产量增长近3倍；1788年至1800年，生铁产量增长近10倍。与同时期的大陆欧洲相比，1830年英国一国产煤占全欧各国总产量80%，产铁占全欧总产量50%。^[3]工业革命由之起步的棉纺织业，棉布输出1780年至1789年间为1760年至1769年间的3～4倍，1801年至1810年间为1780年至1789年间的10倍，拿破仑战争结束、大陆封锁制溃决以后，又翻三倍。^[4]机器工业的引擎生产，直到1830年，英国的产量就是全欧的产量。凡需要引擎的欧洲各国，都仰给于英国输出。有了生活用品工业中的机制棉织品和生产工具工业中的蒸汽机这两者的加速生产，新生工业世界也就有了向传统农耕世界冲击的经济尖兵。从18世纪后期迄19世纪前期，这队冲击尖兵都出自英国。

工业革命前约两三个世纪，当工业世界还在孕育的时期，英国的传统农本经济已在经历着最终否定其自身的变化。圈地运动由此开端，大片耕地变为毛织业原料的牧场，封建农本经济的基本结构庄园制由此遭到破坏。圈地不限于发展饲羊业，其中包括为改良耕作、发展乳酷业以及果蔬种植而进行的土地围圈。圈地者也不限于乡绅地主，权门显宦，其中包括小业主、务农起家的富户，以及依仗资金而渗入农家织织副业的呢布商。在这一背景下，圈地成为英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不可遏止的运动。其后果是突破农本经济的藩篱，把庄园制下衣食自足的经济，变为适应远近市场对毛织原料和各色农产品日益扩大需求的经济。这也就是说，从以农为本转向以农为工商两业的附从。工业革命以后，与新生工业世界的发展速度相应，圈地以及随圈地而来的英国传统农业的变化，同样以前所罕有的速度推进。

早期的圈地运动，因其吞噬传统小农经济的无情，曾经引起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抨击。呼吁谴责之声，至今留下历史的回响。但在实际上，早期的圈地面积是比较有限的。自1400年迄1650年间，约为500万英亩。^[5]如果18世纪的著名农业考察家阿瑟·杨（Arthur Young）关于英国可耕地总面积的估算也大体适用于15至17世纪，则在两个半世纪期间，围圈的耕地只占可耕地总面积5‰。^[6]从18世纪初期到工业革命前夕，即1710年至1760年仅半个世纪之间，圈地面积达334，974英亩。与前相较，速度明显增加。1760年至1843年80年间，围圈地面积更激增至7，000，000英亩，^[7]占可耕地总面积约20%以上。经议会通过议案而进行圈地的纪录，显示同样的加速趋势。1700年至1760年，议会通过圈地议案约240起，平均每年不过4起。1760年至1792年，新增圈地议案1350起，平均每年40起。到1845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基本完成。议会先后通过圈地议案4000起，依法围圈土地至少600万英亩，而民间按自愿协议进行的圈地尚不计在内。^[8]19世纪过了以后，个别没有围圈的庄园制下的旧敞地，成了历史失落下来的罕见之奇，为传统农耕体制在英国的消逝，略留一点残迹而已。

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以及与圈地互为促进的其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英国农业社会经济的面貌。农村中的人物和社会结构，农场、牧场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都远异往昔。主要由庄园主和农奴构成的封建社会结构，已一去不返。新的农村结构由3部分人组成。首先是拥有大面积土地的新型大地主。因圈地而日益富有、社会影响又不断增长的乡绅地主层，吸引许多渴求加入的来自城市的富翁。这部分人在农村买地产，建私邸，许多建筑精美的宅第，至今仍在点染着英国的田野风光。到19世纪中叶，约一半以上的英国土地，为2000多家这类富翁所占有，大地产的平均面积达7300多英亩。商人、银行家、制造业主，不断向农村的乡绅地主层输送新的血液和资金。这些新型大地主很少自己经营土地，小块家用农场而外，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给承佃人。这就出现了农村新社会结构中的第二部分人，称为租地农业经营者。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发展，经营租地农场越来越有利可图。小型租地农场一般由承租者全家经营，不须雇佣劳动。大型租地农场不然。19世纪中期，英国农村约有100万雇佣农业劳动者，受雇于25万户租地农场主。这类农场主颇有经营意识，采用新技术、新机械，使用化学肥料，所经营的农场产量大有提高，人称“新农耕”。他们足不下耕地，不沾泥污，人称“干净靴子”（clean-boot）。“干净靴子”是新出现的农村中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英国国教会和保守党在农村中的一根支柱。有了这类雇佣劳动力的租地农场主，随之也就出现了农村新社会结构中第三部分人，亦即依靠工资为生的农业无产者。他们在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庄园制下那份沿旧习耕作的土地，很多早已离乡，留下来的成了租地农场雇佣的工人。他们的妻女本来可以从中获得一点补充收入的家庭纺织，受不住机器纺织的压力，已逐渐销声匿迹。工业世界从孕育到新生，不断从各方面侵蚀和变革农本经济的体制。工业革命后不出百年，传统英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原本属于欧洲传统农耕世界的英国，在孕育又新生于其本土的一个小小工业世界的推动冲击之下，终于实现其自身的蜕变。蜕变也就是对历史冲击的反应。英国经历的这一历史变化，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国家，其中作出成功反应的，也将按各自的历史背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先后不一，曲折出现。

作者在论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一文中，曾略及尼德兰北部亦即荷兰乡村毛织业的发展，其情况与处于孕育工业世界时期的英国相似。不过，荷兰之于工业世界，可说是早孕而迟育。16世纪英国新毛呢业的技术，得之于荷兰的移民。前文论及的英国新农耕，许多农作新技术也是来自荷兰。17世纪中期，威斯屯（R.Weston）曾写专书，介绍不来奔和弗兰德尔的新农耕。18世纪初，汤森德（C.Townshend）在诺福克郡推行农业改良，采用的技术也大都可追源于他作为外交使臣驻节荷兰期间留心当地农耕改进的见闻。应当说，16、17世纪荷兰乡村毛织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即使不超过、至少是不下于同时期的英国。但荷兰之进入工业世界，却落后于英国。到18世纪末，荷兰才开始在毛织业中应用英国式的蒸汽动力织布机，设置英国式的工厂。荷兰不但比英国起步晚，而且煤铁资源不足，商业资金耽于贸易和金融信贷方面的投资，向工业资金的转化举步迟缓，因此工业化的进度也落后于英国。重商主义时期，荷兰在航海贸易以及殖民扩张诸方面，曾经是英国的劲敌。英国率先进入工业世界以后，荷兰相形见绌，其向外所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足与已经形成优势的英国相比拟了。

二

新生于英国的工业世界，是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世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无限制，因而扩张市场也是无限制。16世纪海道大通以后，追求利润和扩张市场的无限制，其实际意义就是推及全球为终极。由新生世界扩散的影响和冲击，势所必然，也是以推及全球为终极。本文所论，以新生工业世界与传统农耕世界间的历史激荡为主题，范围不出人类在农本经济基础上建立诸古老文明的亚欧大陆。此外的问题，姑不栏入。

英国在进入工业世界后形成的无可比拟的历史优势，这个优势的逼人存在，首先对其近邻西欧诸国，必不可免地构成了冲击。和英国隔海相望，在海外殖民方面又与之敌对的法国，也是必不可免，要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变革和反应。

1789年革命前一个多世纪，法国为适应西欧诸国竞向海外扩张的形势，和英国对抗，曾大力推行重商主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两代国王在位的时期（1610一1715年），黎启留、特别是科尔柏，都曾运用国家力量，厚殖工商，兴办海外贸易公司以及造船、兵工等工场。历来论重商主义者都曾指出，一个国家推行重商主义，不外两方面的需要，即经济上求富，政治上图强。国家的富和强，本是密切相联的。但是“求”和“图”的实效，不一定都两相等称。就英法两国而论，同是处于17世纪的重商时代，在“求富”与“图强”之间，畸轻畸重，不大一样。英国推行重商主义，取得的经济效果比较明显。乡村毛织业和农业、饲养业，其生产技术、生产结构、产量，都有令人瞩目的变革和发展。重商主义在法国的推行，看来却是政治方面的成效较明显，造就了这个时期法国的强大君权和国威。路易十四时期建成的闳伟的宫廷，趋承宴饮于其间的冠服雍容的贵族，以及所谓“自然疆域”的完整回归，古典文艺和新兴科学的弘扬奖掖，总起来一句话，即号为“太阳王”的文治武功，其声威足以凌驾全欧。各国王廷若非嫉之而不能除，就是羡之而不可及。重商主义为法国聚集的财富，耗竭于强化王权和张扬国威的太多。这只要看看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书中所述1672年法军入侵荷兰一役，其海陆战费之巨，贿买盟国之不惜重金，国王亲征仪仗之豪华无度，为炫示恩施而作的颁赏抚慰之滥，其他也就可想而知。其后果，是大大抵消了重商主义对经济变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到18世纪，法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滞留于封建重压下的农本经济的国家。

强化的专制王权和国威，其所支付的代价渐为法国中下层诸社会阶层所不能承受。在资本主义滋长之中的新兴社会力量，倾心于英国发展趋向的知识界，都期待旧制度的根本变革。一些“经济学人”著论反对国家管制和干预经济，集矢于重商主义。稍后，在一位学医而又好论治国的杜邦（Dupont de Nemours）的笔下，^[9]这些“经济学人”得名为“重农学派”，其主张称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Physiocratie）一词，从字源说，“Physio”意为“自然”，“Cratie”意为“统治”。合二者为一词，即“自然的统治”。若按严复译“天演论”的笔法，大可译为“天治”。这是在牛顿物理学影响下深信国家经济中也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的思想，顺自然秩序则和谐完美，强加人为干预则勃逆横生。所谓顺自然秩序，按最有影响的重农主义论者魁奈（Frangois Quesnay）之说，即农业上有“耕种的自由”，国内外贸易“保持完全竞争的自由”。^[10]魁奈还主张把生产谷物的土地“尽可能合并于由富裕的农业者所经营的大农场”^[11]。这很有可能，是受了英国租地大农场迅速发展的影响。他对经济自由的强调，与他的同时代人英国亚当·斯密的学说几乎如出一辙。但是不容忽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卷第一章论工厂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魁奈《经济表说明》首列的第一、二两段，则区分农、牧、渔、林为生产性行业，工、商、服务等属非生产性行业^[12]。这点不同看来非出偶然。前者是历史正当跨入新生工业世界的反映；而后者，即魁奈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业的见解，恐只能视为历史尚未破除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这一古老传统的反映。魁奈生活于其中的法国，还处于1789年大变革的前夕，基本上还没有和传统的农耕世界脱轨。他以重农学派的奠始者而抱有这样的观点，不足为异。就连以“1789年诸原则”驰突一大部分欧洲的拿破仑，也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像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13]这是一种近乎“足食足兵”的思想，其来由恐怕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怀古，多少也可归之于当时法国还没有超越农本经济这一现实。拿破仑还曾说：“农业，帝国的灵魂，最必需的基础。”^[14]

重农学派远没有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变革。1789年，距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约一代人的时间，法国就以大革命的方式，打开变革农耕世界旧传统的途径。下面的一些历史日期和事件，纪录了这一根本变革的急切步伐。1789年8月4日之夜，国民议会作出一系列决议，废除一切封建特权。8月11日，上述决议制为法令，宣布无偿废除基于农奴制或人身依附制的一切封建地租、捐纳和劳役，其它义务按另定规条赎除。1790年5月10日，法令规定：承租土地凡纳货币租者，得以20倍的年租额一次赎买；纳实物租者以25倍的年租额一次赎买。1792年8月18日，法令废除一切承租地的转让捐及继承捐。1793年7月17日，进一步废止封建权利，包括基于文契的权利。凡永租地即拥有完整所有权的土地，永久承租者即所有者，无须对租出地主作补偿。同年8月10日，焚毁已收缴的永租地文契，其余限3个月内焚毁。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法国的革命政权可谓迫不及待，以高速度与传统欧洲的农耕世界脱轨，解开了封建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束缚。在此期间，还先后没收和出售教会及出亡贵族的大量土地。这类土地很多落入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手，经营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尽管变化在短时期内并不显眼。19世纪中叶，随着铁路的铺设和工业城市的扩张，城乡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一向被视为闭塞的自耕农小农场，越来越紧密地把经营活动和市场的需求联系起来。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都进入自耕农的农场。自1840年至1870年30年间，法国农民生产的小麦总量增加了20%。与约一个世纪前亦即大革命前相比，总产量翻了两倍。^[15]葡萄种植面积与小麦相比，约为2∶5，为全法国年产数以亿计加仑葡萄酒提供原料。自1789年后不到100年间，法国农业明显摆脱与工业化开展不相适应的自足经济，转向市场，转向由工业化带来的新的生产技术，从事新的管理经营。

一向认为，小农耕作的持续存在，是旧传统遗留给法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特色。这个说法须作分析，绝不可作为法国农业在1789年后无大变化来理解。经历了大革命，法国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持续存在的小农，很大一部分成了大小不等的耕地业主。据1884年也就是大革命后将近100年的一份统计，法国耕地总面积为49 386 000公顷，其中：

第一类，每户耕地2公顷以下的小农共占地5 211 000公顷，为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0.53%；

第二类，甲、每户耕地2-6公顷的小业主共占地7 543 000公顷，为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26%；

乙、每户6-24公顷的小业主共占地19 217 000公顷，为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8.94%；

第三类，每户24-96公顷的大业主共占地9 398 000公顷，为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9.04%；

第四类，每户96公顷以上的大业主共占地8 017 000公顷，为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6.23%。

以上这些数字，对如何有分析地看待法国大革命后的小农经济，不无助益。关于占地两公顷（合我国市制30亩）以下的小农姑置不论。属上列第二类甲种小业主的土地，最低合我国市制30亩，最高90亩；乙种小业主的土地，最低合我国市制90亩，最高360亩。和英国相比，据1872～1873年一份统计，英国小自耕农平均占地169英亩，合我国市制1000多亩，相形之下，法国小业主确实是显得小了。^[16]但以其所占耕地面积而论，不论种小麦，植葡萄，抑或辟果蔬园，设乳酪坊，并以此采用新技术，实行合理化经营，提高产量，都不会构成不可克服的限制，因而也都足以适应法国初步跨入工业世界时的需要。同时，这类小农场本身又成为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所有这些，都远非一个世纪前旧体制下法国小农经济所可望及的了。前文论英国部分曾经提到的农业考察家阿瑟·杨，其所作《法国旅行记》载有他所目击的法国革命前农村的贫苦情况。一个世纪后这本旅行记经编注再版，编者前言中历述100年中法国农业的变化，与杨所见对照，判若天壤。^[17]传统农业体制的变革，是法国追踪英国实现工业化的必有反应。

发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法国革命，其突出目标是迅速变革传统经济的体制，转向工业世界。这是1789年大革命以及革命以后法国社会经济变革的核心。法国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影响下起步。起步后约一个世纪间，工业生产技术多模仿英国，并按英国的经验，大力发展采煤和冶铁。虽然这两项关键性的工业都长期赶不上英国，但与法国本身过去相比，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不过半个世纪，发展的速度很可观。1870年产煤量为1820年的7倍多，产铁量为1825年的6倍弱。^[18]机制轻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在欧洲大陆诸国中，法国的变革发动早，幅度大，虽因拿破仑战争而遭受挫折，但仍然以一个大国跨进了西方的新兴工业世界。

新生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欧陆的冲击由西而东。继法国之后，中欧的普鲁士，僻处东北欧的沙俄帝国，也开始从农业变革作出反应。早在17世纪，西方工业世界的孕育期间，尼德兰和莱茵地区的经济发展，已为帕米莱尼亚的剩余粮食提供了需求市场。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以扩大自营地和“再版农奴制”的办法，榨取更多的农产品，转运尼德兰一带换取货币财富。封建农奴制的外貌似乎依旧，但自足的农本经济已在向其自身的反面变化。采取这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方式，不限于普鲁士，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也有。但是，面临新生工业世界引发的历史冲击，这一新旧杂糅的方式，既越出传统又运用传统的方式，已经适应不了。18世纪末年起，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不胫而走。工业革命在英国由酝酿而发生，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突然而又张扬，但其对普鲁士这类因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军事扩张而心怀戒惧的国家，影响可能更深入，更容易被接受。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之后，北德意志诸邦，包括普鲁士，同英国的关系无形密切起来。上层开明人物，通过与英国的往返接触，对英国的经济变革以及适应此变革的政治经济思潮，逐渐熟谙。^[19]例如后来在普鲁士当政并推行改革的斯泰因，早年就曾游历英国，考察商务和矿业。所以，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各邦，拿破仑兵力未能直接控制的地带，法国大革命的震撼，论其影响和效果，或不如英国工业革命静悄无声的冲击。1807年10月9日，其时斯泰因已受普鲁士王命，再度入阁，即以首辅发布改革法令，废止农奴制，准许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革除职业等级制，准许包括贵族、市民、农民在内的职业自由。1811年，哈登堡继斯泰因改革之后，又以法令准许农民按规定赎买对领主的封建义务，占有所耕作的份地。约40年后，1850年3月2日法令，列举24种封建租纳和劳役，全部无偿废除。在同一期间，政府又屡以法令推进从上一世纪即已开始的圈地和土地整合，原来分散的、不利于集中经营的条地制度，由此加速衰没。斯泰因、哈登堡的连续改革，还有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但破除传统的封建农业体制，是这两次连续改革对德国进入新兴工业世界最为关键的方面。当1871年普鲁士完成全德统一之际，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经济，包括容克地主的“再版农奴制”，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

封建农本经济体制的变革，为德国进入新兴工业世界提供有利的条件。两者几乎同步进行，互补也互相需要。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蒸汽引擎进入德国。1822年，希姆"兹（Chemnitz）一家纺纱厂开始装置蒸汽动力。但德国纺织业不像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发展比较缓慢。德国的工业化，并非英国历史经验的单纯重复，既不是从纺织业开端，也不以纺织业为一大重点。煤和铁的生产进度与纺织业不同。德国煤矿设置蒸汽动力，早于纺织业两年，产量提高也较快。这都是紧随斯泰因和哈登堡改革后的工业方面的发展。1839年，深矿井采煤开始，煤产量迅速增长，仅一年即至1840年已超过法国。1851年后，连续制定煤矿管理法，加强合理化经营，煤的年产量随之激增，至1870年全德意志统一前夕，已超过法国约两倍半有余。钢铁冶炼起点较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自1850年起，铁产量加速增长。1870年，德国产铁1 390 000公吨，高于1825年产量近35倍，不仅产量超过法国，而且增长速度之高，也远非法国所及。^[20]法国同一期间铁产量的增长，如前文所述，不过近6倍而已。普法战后，德国以战胜一方割取法国矿藏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两地。正当猛进中的德国重工业的发展，更其如虎添翼。这就在欧洲大陆上又造就了一个新的、主要以重工业装备起来的工业大国。由此，经过变革和发展的德国，工业力量迅速增长，其势渐足与英国抗衡。英国以率先进入工业世界而形成的优势，从19世纪末叶起，日益面临后起者的挑战。

僻处欧洲东北的沙俄帝国，一向被西方诸国摈之于西方之外。17世纪末叶起，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青年沙皇彼得一世传奇式的出访，从荷兰和英国直接学习航海和造船。返国以后，彼得一世以国家的力量，建舰艇，练海军，开设造船、采矿、制造军械等工场，同时强化中央集权，推行西欧的风习、服饰，号称“西化”。彼得一世的这类果决措施，论史者每多乐道。然而不容无视，早在彼得一世微服西行以前，在来自荷兰的影响之下，俄国已经设置了大型采掘和冶炼工场，主要是为满足国家的需要。彼得一世的同类措施，不过是同一性质的、浮在固有经济体制之上的对西方国家重商主义措施的模仿，在模仿中，还附有历史遗留的扭曲。俄罗斯的农奴制不仅依然故我。而且就在新建立的各种工场之中，其生产关系竟也因循故事，公然是封建农奴制的移植。官办工场以国家农奴充劳役，贵族办的庄园工场以领地农奴充劳役，这个办法在彼得一世的“西化”设施中照样适用。1721年，其时也还是在彼得一世的统治下，又特准非贵族出身的工场主得买农奴充劳役。略有不同者，这种买来的农奴，其人身隶从关系不是对买主，而是对买主的工场。工场主虽然富起来了，但作为个人，既非贵族出身，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得像贵族那样，享有农奴对他的人身隶从关系。这种情况从彼得在位时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据估计，工场中的人身隶从劳动，至1760年占50%，至1825年尚占40%。^[21]可见俄罗斯式的农奴制，不仅在封建的农本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且竟还扩大其影响于新兴的手工工场。农耕世界传统的顽强存在，欧洲诸大国中，俄罗斯应是首屈一指的了。

但是西方新生工业世界的冲击力终于是难以抗拒的，即使是农奴制顽强存在的俄国也抵制不了。俄国的棉织业开始采用从英国进口的廉价机纺纱，稍后又自1842年起从英国引进纺织机器。因此棉织品渐能多产多销，价廉而利厚。棉纺织业由此成为俄国最先不需要政府补贴的工业，其劳力来源也最先排除人身隶从于工厂的农奴劳役。^[22]俄罗斯以之自豪的乌拉尔区强制劳役的产铁矿场，产铁量曾居欧洲第一。但在工业革命扩及重工业之后，英国钢铁在产量和质量上，都远远把俄国抛在后面，迫使俄国不得不在采掘和冶炼业中也开始仿效英国，改用机器。自由劳力随之增长扩大起来。农奴中守法的交了代役租离地，不畏法、不守法的逃亡离地。彼得一世时代缉捕和遣返逃亡农奴的法令，到19世纪中期，其约束力也就远非昔比，不得不渐渐松弛下来。

俄国解放农奴，比普鲁士斯泰因改革晚约半个世纪，比法国大革命的“八月四日之夜”国民议会议决废止封建特权晚约3/4世纪。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法令，宣布农奴按法令规定得从地主赎买定额土地和所住房舍为私产，并获得农村自由居民的一切权利。尽管法令的执行遭到拖延，条文的规定遭到曲解，但由此起步，俄国毕竟进入“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过渡”。这个说法引自法令宣言中的用语^[23]，签署法令的沙皇未必理解其中全部的历史涵义。所云“过渡”，不只是由农奴耕作制向自由农耕作或佃耕制过渡，而是根本改变俄罗斯传统农本经济的体制，为进入西方新兴工业世界开路。解放农奴法令公布后不到20年间，至1880年，俄国棉纺织品生产量增长76%，生铁产量增长190%，熟铁产量增长116%，煤产量增长131%。南俄罗斯顿"茨地区新发现的煤矿和铁矿，开发迅速，至19世纪末，产量已远远超过乌拉尔的陈旧矿区。铁路铺设也迅速增长。农奴解放前夕，全俄铁路仅1000余公里。1894年激增至32 000余公里，为1861年前30多倍。^[24]这些数字已足说明，守旧的沙俄帝国也已放开脚步，在走向工业化了。欧洲大陆传统农耕世界的农本经济，连同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制度，从大西洋岸到乌拉尔山，正逐步从历史上退却以至于消失。

三

英国工业革命后不到一个半世纪，如前所述，亚欧大陆农耕世界欧洲的绝大部分，以法、德、俄三大国为例，经历了传统农本经济体制的变革，先后进入近代西方的工业世界。由此而东，来自西方的历史冲击早已扩及亚洲。亚洲各国在此冲击下的反应如何，下文将作一考察。考察范围也以几个大国为主，从西亚、南亚以至东亚，包括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卧儿印度、以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考察的时代下限一如前文，不出19世纪后期。本节只述西亚、南亚3国，中国和日本另节论述。

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卧儿印度3大帝国，可说都是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后西亚和南亚地区历史曲折发展的产物。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可溯源于因蒙古西侵而迁往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突厥部落。萨非王朝在伊朗的统治，是在伊儿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几经兴废之后，在它们的旧壤上重建起来的。莫卧儿帝国则是直接由自称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巴布尔南侵印度后所建，“莫卧儿”之称乃“蒙古”一词的音变。3大帝国都宗奉伊斯兰教，奥斯曼和莫卧儿属逊尼派，萨非伊朗属什叶派，这是阿拉伯游牧民族冲击亚欧农耕世界后留下来的一厚份宗教遗产。从经济生活看，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大都久已转化为从事农耕的居民。也有例外，如伊朗的山地边区，还有一些游牧部落承担王朝的骑兵服役，部落酋长还保留某些特权。在15、16世纪西力东渐之初，3大帝国都当盛世，封建统治下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晏然如故。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阿克巴（1556～1605年）这3大帝国声威显赫的君主，还有他们统治下的臣民，当西方的海商、海客来叩国门之际，不可能就产生不久之后他们的子孙将要面临什么外来冲击的预感。奥斯曼帝国是攻入欧洲并在拜占廷的旧壤上建立新都的。当葡萄牙人到达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已有10来年的时候，苏莱曼还在驰兵奥匈帝国，迫攻维也纳城。这3大帝国对东来的西方力量感到可虑，那是16、17世纪稍后的事。从通商利益方面看，伊朗和印度都有比较丰足的特产，可供西方海商转运欧洲，而当时的荷、英等国，还没有什么特别拥有优势的产品，足以占领东方国家的市场。两相平衡，得多于失。奥斯曼以地处亚欧陆海通道的要冲，从来自东方的转口贸易中也可以获得利益。后来这一形势之所以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决定性转变，关键是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稍后工业革命又扩及欧洲大陆诸国。

奥斯曼帝国可说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其强盛期并不长久。苏里曼一世在位近50年中，是国力最盛的时期。但就在这一最盛的时期，已投下后来受制于西方工业大国的阴影。1536年，为了形成对奥匈帝国东西夹击之势，奥斯曼与法国结盟。条件是：向法国商人开放领海和港口，贸易自由，航行自由，享有治外法权，商品入境关税值百抽五。这些条件不啻引狼入室，西方势力入侵由此开端。16世纪末迄18世纪中，奥斯曼国势已日益式微。但北与波兰、俄国，西与奥地利、匈牙利、东与伊朗，战争仍然间歇发生，几乎是旋战旋和，争夺的土地也旋得旋失。在战争期间，为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又不得不以让与优惠权益为代价。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的衰落已近最低点。其时英国以及大陆上的法国、普鲁士、俄罗斯诸国，都已跨入或正当跨入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英国更居领先地位。奥斯曼帝国不仅军事封建采邑制如旧，包税制的剥削诛求如旧，而且地方统治势力割据离心，被征服民族起义独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奥斯曼的衰落，引发了西方诸大国对巴尔干半岛和周围海权的争夺。奥斯曼成了他们手中一粒可以随机运用的棋子，经济上成了他们销售工业产品的市场。

处于日益加强的西方压力之下，奥斯曼的统治上层先后作了3次改革。第一次是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的改革，第二次是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的改革。两次改革的目标都是建新军。以为有了西欧式的陆军和海军，就可取代军事采邑制下的旧军，对内足以平息动乱，对外足以强化国防。改革者对此抱有厚望，称之为“新制”。第三次是精通西方政教风习，曾任外交大臣的穆斯塔法·拉施特·帕夏在1839年推动的改革，目标是建新政。以为用法令规定人身、财产的权利，整顿财政，严禁官吏贪污，就可以刷新政风，中兴帝国。这次改革称为“坦志麦特”（Tanzimud），意为革新。3次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没有触动传统农本经济的体制，因而也就无从跟上新兴工业世界历史的趋向。3次改革无一收到预期的效果，昙花一现，转瞬失败。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目标比前3次改革更进一步，制定了宪法，企图一举建成西方式的立宪政治。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两年，在俄土之战和英法干预的纷扰之中，没有根基的“宪政”随即倒塌。曾经几度兵临欧洲中心地带的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后期，已经分崩离析，残存的部分也已沦为西方工业大国的半殖民地。新的反应及其前景，唯有期之于下一个世纪。

西方海上力量之触及伊朗，始于16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波斯湾。稍后，荷兰和英国商人跟踪而至。17世纪初，萨非王朝国力鼎盛之际，阿拔斯一世借英国海上力量之助，于1623年收复葡萄牙人占据一个多世纪的忽鲁谟斯。英国由此从伊朗获得通商免税的优惠，随之荷兰等西方商人都援例均霑。这时，伊朗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大体与欧洲各国持平，对外通商有利于产品输出，特别是丝绸的输出。因此优惠西方商人，也就是鼓励有利的对外贸易。但到18世纪，这类优惠开始触犯伊朗的国家主权。1708年及1715年，法国施其从奥斯曼攫取领事裁判权的故伎，借订立商约而加之于伊朗。176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据赞德王朝凯里谟汗所颁勅令，获得商品免征关税等等特权，其中最令伊朗主权蒙受损害的，是在波斯湾内各港口的任何地点均可构筑军事设防商站的特权。^[25]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法两国为争夺东方通路，以伊朗地处要冲，竞与结盟。伊朗北有沙俄的侵逼，拒俄有赖于外援，因亦唯有倾侧于两强之间。实际是联英则英国获利，联法则法国获利，伊朗已很少自主之权。拿破仑败亡以后，英国在伊朗的地位日益强固，西方其他国家无可与争。1841年，英伊之间订立商约，重申英国在伊朗享有领事裁判权，输入商品关税值百抽五以及豁免内地税等等。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已近一个世纪，其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产品产量和运输能力的优势，滞留于传统农牧经济中的伊朗，久已望尘莫及。其必然后果是英国的廉价机制品，尤其是机制棉织品充斥伊朗的市场，随之是对伊朗传统手工业的破坏。社会下层的疾苦由此加深，农本经济的枯竭也由此加速。

反应出自统治者上层的改革。但几乎与此同时，即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从社会下层发动了巴布教起义。巴布教源于极端什叶派，起义非直接针对西方工业国家的冲击，但从这一冲击加剧伊朗的社会矛盾而言，它无疑是导致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农民，但起义的主导思想却带有传统农民起义的浓厚色彩。起义者要求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建立公平而又垂于永久的幸福王国。这类空想之不能实现，历史上多次类似起义的失败，已经作了足够的说明。不过，巴布教的一再起义，仍然向历史揭示，陷于内外交困的伊朗，没有根本的变革，就改变不了它在西方冲击下的困境。

从统治上层推动改革的，是国王纳席尔·厄丁（Nasir Ud-din 1848～1896年）即位初期的宰相密尔札·达吉汗（Mirza Taki Khan）。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即整军与整政，与略在此前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近似。奥斯曼改革是建新军在前，建新政在后。伊朗这次改革则是两者并举。其一，除弊政，裁冗员，减轻地方诸汗对农民的征课。其二，整肃军纪，严禁军官克扣兵饷，增强军队的组织和军备。两大措施都以巩固政权为目的，以为这就可以改变国家内外交困的形势。密尔札·达吉汗曾因外交使命访问过奥斯曼，多少受到奥斯曼改革的影响。一旦当政，就立即致力于改革。可以说，两国的改革是在类似的背景和类似的要求之下，当政者又据其对形势的类似认识而制定和推动的。改革内容大致相同，都没有触及社会经济的传统体制。唯其如此，密尔札·达吉汗的改革，就和奥斯曼的几次改革同一不足，同一未得新生力量的支持，因而遭到同一的历史命运。密尔札·达吉汗当政不到3年，就因内部嫌隙身殉改革。此后几十年中，英国挟其优势，利用各种租借权，在伊朗境内敷电线，筑铁路，开矿藏，等等，予取予求，求无不遂。这就在伊朗农牧业经济的大片领域上，出现了英国工业经济的境外附庸。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沙俄，跟踪要索，伊朗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势至此已无可挽回。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的新的反应及其前景，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也有待于后一世纪。

在本文论及的3大穆斯林帝国中，莫卧儿印度是最富庶的以农为本的大国。农村公社保持着韧性的存在。乡村手工业对村社的依附，也仍然以卡斯特制保留下来。城市是各个统治阶层挥霍地租和俸禄的场所，商业和手工业，特别是棉布纺织和印染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还远未能改变植根于印度膏腴土壤上的农本经济的面貌。竖立在这个农本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依靠军事采邑分封为支柱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在莫卧儿的统治之下，还有不少信奉印度教的旧邦。中南部马拉塔人各邦反对莫卧儿的统治，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各邦也实际自主。即使在莫卧儿帝国全盛的时期，印度也不全像同时代的中国，不曾有过一个既是一切权力的法定根源、又以行省制统辖全国地方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专制而治权分散不一，富庶而村社的旧制依然，农民承担的税役十分苛重。当16、17世纪西力东来之际，这就是莫卧儿印度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状态。

莫卧儿统治者源出中亚。统治意识可说是大陆性的，缺乏对海权的认识，对16、17世纪西方重商主义诸国跨越重洋、争夺海权的历史形势，就更缺乏认识。17世纪初，继葡萄牙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业势力伸入印度。1600年，英国创设东印度公司。至17世纪中期，英国在莫卧儿统治者不甚经心的东西海岸，都已建立强有力的据点。据英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连续颁发的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从一个经营贸易的商行变为拥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它有权略取属土，铸造货币，指挥军队及设防要塞，结盟，宣战，媾和，以及行使有关民事、刑事的司法管辖权力。英国在仅仅几十年中，在印度的势力竟如此膨胀，这才使莫卧儿皇帝从优容转为戒惧。奥朗则布（1659～1707年）一度有意排拒英国的势力，但是为时已晚。1685年夺取西海岸苏拉特后不久，终因迫于英国的海军优势，仍然以优惠为名，容忍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筑城。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日趋瓦解。后来起于南方的马拉塔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形势，仍然向东印度公司让许特权。西方国家在印度的争夺，也以英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终局。随着工业革命后英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不需多久，东印度公司就牢牢控制了印度。

和奥斯曼及伊朗的统治上层不同，奥朗则布之后的莫卧儿王朝以及马拉特的当权人物，迄至19世纪，都对面临的形势颟顸无为，未作任何改革。而在入侵者一边，当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综揽东印度公司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历任总督，如克莱武、赫斯丁、康华里、代豪斯之辈，却都是多谋善诈的殖民政客。他们对待各据一方的印度封建王侯，或贿赂收买，或离间分化，必要时就利用由英国人招募和训练的印籍士兵，打击和消灭敢于抗拒的各邦。在他们任职期间，与迈索尔两战（1782年，1790～1792年），与马拉塔人3战（1775～1782年，1803～1805年，1817年），与锡克人两战（1845年，1848年），以及其它等等。又兼并土帮，如南部坦焦尔（1799年），两北部信德（1843年），旁遮普（1849年），中部敖德（1856年）。土著封建王公一般对历史前景无认识，对自身的处境无选择，强力之下，听命而已。

19世纪前期，英国的机制工业品已涌向印度。1813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终止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由此结束重商主义时代赋予公司的商业特权，为新生工业世界的机制品拓广市场。此后20年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机制织品激增达50倍。过去，印度的手工棉织品曾经销行英国，并且危及英国自为“衣被天下”的毛纺织业。这时相反，棉布盛产的故土，城市手工棉织业日渐萧条，市场缩小，工匠流散。在农村，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等地实施包税制和租佃制，在坦焦尔征收田赋，虽然对改变村社制度和实现土地私有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其剥削之严酷，比过去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引擎之输入，电线和铁路的敷设，用为棉花等原料基地的大种植园的开辟，契约劳工的输出等等，新兴的工业英国以外族入据农业印度的景象，无间城乡，触目皆是。正当土著王侯相继归服之际，出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意外，起来对殖民奴役制作出反应的，是由他们雇佣、训练和装备起来的用于在印度东征西讨的印籍士兵。士兵的反戈一击，迅速发展为广泛的民族反英起义。

1857年夏，以攻占古都德里开端的印度反英大起义，战斗十分壮烈，但政治上却十分脆弱。起义者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把年逾八旬的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Ⅱ）从实际的废黜中重新扶立起来，此外就只顾战斗，别无政治措施。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希图复国而参与起义的各邦封建王公，分立的旧习未除，这时在战斗中也仍然互不相属。年仅20许的詹西女王拉克希米·拜依，论其献身祖国的英勇，殆可比之百年战争中抗英的法国女杰贞德，可能是历史从封建王公中遗留给19世纪印度的一个最后优秀的人物。^[26]但这一优秀人物也只能与另一马拉塔首领坦提耶·托比在军事上互为呼应，屡挫屡战，直到战死。她没有、也不能为起义提出指明历史方向的纲领，起到政治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起义在受到挫折之后，投进来的王公纷纷脱离，有的接受招降。一般部众则力量分散，被逐一击溃。大起义不到一年，全印度又重入英国殖民者的掌握。印度人民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作出的壮烈反应，没有为国家找到适应世界历史趋向的可行道路。

大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历史后果，是英国对统治印度的方式作了调整。1858年11月1日，英国宣布撤销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权力收归英王政府。1877年1月1日，英国女王维多里亚以盛大仪式即位为印度帝国女皇。19世纪后半叶的印度，不论出现了什么大工业设施，工业化有什么进展，都属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经济，超脱不了资本主义工业世界中的一个附属地位。

四

本节论述移向东亚。

西方国家重商主义的触角，几乎与进入印度同时，来到中国东南海域。16世纪初，1511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不到半个世纪占有其他。17世纪初，1624年，荷兰人据台湾建寨。稍后，1661年，英国军舰窥伺虎门。当时明清两代的朝廷，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相似，也缺少海权意识，对越海而来的西方海上力量，不很介意。“农为天下之本”，这个传统自汉初至清初，历时近两千年，只须衣食丰足，就必定四海晏然。因此，直到19世纪初，清政府闭关如故，与海无争。英国要求通商的使节虽屡屡叩关，皆拒而不纳。但是，新生工业世界扩张经济向传统农耕世界闭关经济的冲击，推挡不了。鸦片战争之役，英国挟其工业革命已历80年的优势，一举破关。南京条约及1年后的“善后条款”，把英国近两个世纪侵夺西亚、南亚3大穆斯林帝国的经验，如开口岸、租土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等，也一举加之于中国。西方其他已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包括方在学步的沙俄帝国，也乘机勒索。从此中国的传统农本经济日趋破碎，严峻的形势必然引起反应。

林则徐禁烟和主持译刊《四洲志》，是中国士大夫中杰出人物对西力东来这一形势的最为明快的反应。禁烟是出于对民病国穷的忧愤，《四洲志》的译刊，则表现出对世界形势与海权攘夺的一种直感。禁烟既以鸦片战争而失败，《四洲志》却发展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于历史、疆域、政教风习而外，兼及近代的机械技艺，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士大夫中优秀人物的反应还未及形成具体的改革，由太平天国呼唤而出的农民革命，已经席卷大半个中国。(www.xing528.com)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触发于清王朝在西方新兴工业国家冲击下日趋衰竭的形势，借西方基督教的一些原始教义为号召，把历来农民起义的均田思想加以扩充和阐发。于濒临失败之际，又发布了洪仁玕意存改革但全未实行的《资政新编》。作为对西方势力冲击的反应，看来是新旧杂糅。但从总的来看，也是从本质上看，洪秀全的革命作为，还是不出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传统。其思想也摆脱不了农本经济的局限。他接受基督教思想中某些可以资为己用的教条，但仅此还不足谓为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洪秀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始于传教士的布道书《劝世良言》，远未达到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所陈教义的水平。他礼赞的“天父”，既非路德的信之则获恩救的上帝，也非加尔文的由神恩前定人的现世功业的上帝。他的“天父”是“预诏差洪日作主”的“爷”。而这里说的“洪日”，也就是洪秀全自己，即他所谓“朕是日头故姓洪”。这种说法见于他为《旧约·创世纪》作的“钦定批解”，可谓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奉天承运”说的翻版。^[27]洪秀全所云“普天之下皆兄弟”，无疑是受基督教徒原始平等以及共同生活一类传说的影响。但他作为一个落第秀才，自幼就曾熟诵的儒家经典，如《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无疑也起了作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关于乡官的规定，也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周礼》里面的“地官司徒”。至于作了规定而未能切实执行的计口分田、设置“圣库”、一度取消商业以及建立手工业诸匠营等等，更全是基于农本经济的空想。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纲领之下，即使太平天国能够取代清王朝的统治，也无从适应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传统农耕世界的历史形势，实现中国农本经济的根本变革。

太平天国将败未败之际和被全部镇压之后，朝廷公卿以奕#为首，地方封疆大吏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在统治上层结成一股改革势力。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中心是兴办军事工业，自造“坚船利炮”。其他如开采矿藏，修建铁路，兴办少量民用企业等，都是附属措施。这类改革当时称为办洋务，实际是仰赖洋人。仰赖洋人办洋务的后果，是兵不能强，见于甲午之败；国不能富，见于外国机制品之继续倾泻而入，中国的白银之继续外流。另一派改革力量主要出自在野士大夫。19世纪将尽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以组织学会、广造舆论、公车上书等方式，推动变法维新。他们主张制宪法，张民权，建立君主立宪，以实现“君民共治”。还主张废科举，倡新学，开民智，以及兴办实业等，但改革的中心在刷新政治。戊戌变法触动了专制政体的纲常，不仅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连洋务派如张之洞也力斥变法为邪说。维新百日，转眼败亡。洋务派改革重在建新军，维新派改革重在建新政，都没有触及变革传统农本经济的问题。到19世纪最后一年，在义和团近乎原始的“灭洋”运动中，中国所遭遇的，是八国联军入侵的又一灾难。对于来自西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怎样才能作出有效的、取得成功的反应，终19世纪，中国和奥斯曼、伊朗、印度3大帝国一样，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切合自身历史的途径。

找到这一途径的，在19世纪，亚洲唯有日本。日本地处亚洲东北附陆诸岛，是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向海上的延伸，历史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久。西方东渐初期，前后约两个多世纪，日本和中国在不少方面反应相似。日本锁国禁教，中国禁海也一度禁教。日本锁国但未完全杜绝西方商船，中国亦然。日本接受“兰学”，中国起自晚明士大夫到清初连康熙皇帝，都学习西来的历算诸学。在当时，除了对天主教的传播怀有戒心以至敌视而外，日本和中国一样，还没有察觉来自西方的海商足以构成对国家主权的侵犯。19世纪中叶，形势大变。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本引起了很大震惊。1853年，美国炮舰闯进日本。其后五六年间，在以蒸汽发动和巨炮装备的西方舰队威胁之下，日本与美、英、法、荷、俄等国先后订立通商条约，其性质和不久前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没有什么差异。开港口，协定关税，设立外国人居留地，以及在居留地行使警备权、驻兵权、治外法权等等，未经一战，日本被迫都一一承受下来。当此之际，日本的内部发展，已在侵蚀旧的社会经济体制。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有人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其社会经济可以与16世纪英国都铎时代相比，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28]但是随着城市商业和手工工场的兴起，自给自足的农业体制已开始松懈，近畿、江户以及西南诸藩一带更加如此。面临西方工业国家如此逼人的形势，无可避免，日本必然要依自身的条件，作出反应。美国海军提督柏利率领舰队闯入浦贺港并随之迫订“亲善条约”后不到15年。日本就发动了导致历史重大转折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多方面内容及意义，非本文所可尽论。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维新期间有关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变革可列为以下四点^[29]：一、废除各藩领地所有制，一律“奉还版籍”。领主无权向农民征收年贡，由国家支给俸禄。后来俸禄支付又经变易，终之以公债赎偿方式废止。二、承认土地私有，四民皆得自由买卖。三、农民有利用土地、选种作物的自由，有离地迁徙的自由，有弃农选择职业的自由。四、改革土地税，税率一律为地价的3%，以货币缴纳。承担纳税义务者为土地所有者个人，废止按村征收租贡的方式。这些变革带来意义深远的历史后果，土地使用和劳力使用都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作物种植自由，即农业生产对消费和原料市场需求的适应。农民迁徙和职业自由，即对新兴工业雇佣劳动需求的适应。地税以货币征收，可导致自然经济的加速破坏。俸禄以公债赎偿，可导致新兴工商业投资来源的扩大。总起来说，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传统农本经济的体制，而农本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又是日本工业化和进入新兴工业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这一历史条件的形成，是外来冲击与内部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

日本明治维新在变革封建农本经济体制方面的作用，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八月四日之夜”及其后续法令、普鲁士1807年斯泰因改革和1811年哈登堡改革、以及俄国1861年解放农奴法令所起作用大体相当。由此日本乃于19世纪后期迅速工业化，追踪法、德两国，迅速进入起于西方的新兴工业世界。不久前强加在日本国土上的各种殖民主义的制度，随之迅速消失。

五

述新生工业世界对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及不同国家反应的概略既竟，作余论以结全文。

传统的农耕世界孕育了工业世界。近代工业世界在西方从孕育到新生，其全部过程也就是农耕世界传统经济体制蜕化变革的过程。在率先进入工业世界的英国，这个一面是孕育新生、一面又是蜕化变革的过程，前后经历了约3个世纪。西方学者喜谈英国历史的渐进性。但在这3个世纪中，17世纪的中期至后期，英国历史上就曾突发过两次革命，一次是暴力革命，一次是和平革命。虽然在清教徒革命的前一世纪，圈地运动已在改变着英国农村的传统面貌，但革命期间骑士领地制的废除，王室及出亡王党分子土地的没收，以及通过罚金处分迫使更多王党分子变卖土地等措施，对以新农耕取代庄园条地耕作的这一历史趋向，显然起了推进作用。^[30]而继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日益发展巩固的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新贵族的联合政权，更以不断通过议会法案的方式，在大范围内推行并最后完成圈地运动。在一个国家从传统农本经济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发展当然是主导的方面，但由此发展背景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以及随之而起的新生政权和政治力量，其推进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作用，论史者不容无视。

英国工业革命前约3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对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立法者多少起了借鉴作用。英国封建农业体制的解体，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和两次重大政治变革的推动。法国1789年的革命立法者，则以国民会议决议和制定相应法令的方式，一举废除了农奴制。普鲁士斯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其历史作用亦复如此，而且为自上而下扫除封建农本经济的陈旧制度树立先例。1861年，俄国公布解放农奴法令，采取的方式和普鲁士相同。签署法令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句名言，“与其等候从下面起来推翻农奴制，倒不如从上面来废除它的好”^[31]。这个“好”，是从统治阶级的利害说的。从历史来说，是俄国由此就摆脱彼得一世遗留下来的以农奴充当工、矿劳力的陈腐而又低效率的办法，加快进入工业世界的进程。日本维新政府成立的初期，以多次法令推动并完成传统农业体制的废除，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维新于变革政制、兵制而外，又比较集中而持续地变革传统农业经济的体制，以求适应新兴工商企业的发展，为近代工业化开拓道路，这在19世纪亚洲诸国，是仅有的一例。日本在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下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在很短期间卓见成效，由此跨进百年来一直限于西方诸国的工业世界。在当时，已为举世所瞩目。

西亚和南亚的3大穆斯林帝国中，莫卧儿印度在未及作出改革之前，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里也就无从论其改革的成败。19世纪奥斯曼的几次改革和伊朗的改革，内容都没有超出整军、整政的范围。两大帝国受西方的冲击，从西方重商主义时期即已开始，工业革命后就更其激烈和深入。但就两国所作的改革而言，推动改革的统治上层，对西方工业世界何以具有如此的冲击能力，工业世界的兴起经历了怎样的经济变革，看来都缺乏理解，甚至是懵然无知。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冲击的反应，只能局限于整政和整军，看不到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必要。其后果，如前文所述，不仅反应软弱无力，而且改革本身也不能持久。奥斯曼和伊朗如此，清代中国也大体相似。洋务派的改革中心是建立新军和新军备，“船坚炮利”，以为有此就足以“制夷”。变法派的改革中心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君民共治”，以为有此就足以“保国、保种”。对于如何从根本上变革两千多年来以农为本的经济旧体制，鲜有触及。日本明治维新对当时的中国变法曾发生巨大影响。但是影响多限于政治及教育、文化方面，关于明治维新初期对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却不曾引起应有的注意。19世纪中日两国的土地和租赋制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尽相同。或许竟是由此之故，遂令推动戊戌变法的一代英华，疏于就农业体制问题，对照日本的变革，作比观思考。无可讳言，这是变法纲领的重大缺失。即使变法侥幸成功，但如传统农本经济的体制不作根本的变革，中国也就不可能追踪日本，迅速进入近代工业世界。至于太平天国，虽然组织之严整，纲领之具备，皆远非同时期伊朗巴布教起义和印度土兵起义所可比拟，但在农业经济体制问题上，太平天国试图建立的“天朝田亩制度”，如前文所已论，不过是远古村社制的历史回响。即使实现，也不可能把中国引向近代工业世界。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个纲领与历史趋向相悖的反应。

从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各主要国家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可以看到一些耐人深思的历史的提示。可以这么说：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农业体制者，反应多有成效；否则反是。这里说的成效，就短期而言，是适应近代工业化的需求，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世界拓宽道路；就长期而言，是推动农业自身的工业化。这个长期的成效，在19世纪还不甚明朗。到了20世纪，特别是这个世纪中期以后，工业化的农业已经是工业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孕育了工业世界的传统农耕世界，不仅在工业世界的冲击下发生根本的变革，而且最后也要融入工业世界。这一前景已不在远。

多一个对新生工业世界的冲击作出成功反应的国家，近代工业世界就多一个成员。前文说过，兴起于西方的近代工业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利润追求，决定近代工业世界的无限扩张，也决定进入工业世界各国之间的无尽无终的争夺。近代工业世界是一个少和平、多暴力、少公正、多凌夺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在期待着历史的根本变革。

1992年夏秋之际

【注释】

[1]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第111页，纽约1937年版。

[2]奥斯波恩（J.W.Osborne）：《无声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第7页，纽约1970年版。

[3]奥斯波恩（J.W.Osborne）：《无声的革命》，第7页。

[4]列倍尔曼（Sima Lieberman）：《欧洲与工业革命》（Europ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90页，剑桥（美）1972年版。

[5]希屯（H.Heaton）：《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305页，纽约1936年版。

[6]汤因比（A.Toynbee）：《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14页，伦敦1925年版。杨估计英国可耕地总面积为3400万英亩。

[7]同上注。

[8]议会先后通过圈地议案的数字，见希屯（H.Heaton）著：《欧洲经济史》，第431页，民间自愿协议的圈地无估计数字。据对诺廷罕一郡的研究，18世纪自愿协议的圈地约为全郡可耕地的45%。
厄希尔（A.P.Usher）著：《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149、152页分别列举1700～1907年间按议会通过的议案围圈的公共牧地、荒地以及耕地的面积数字，据所列数字估算，圈地总数及圈地速度与本文所述大体相近。

[9]杜邦著有《重农主义》、《谷物贸易自由的考察》等经济专论。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Anne，Robert—Jaeques Turgot）在路易十六时期所进行的财政、税制以及贸易等方面的改革，杜邦曾经参与。大革命期间，一度被选任立宪会议主席，其后在革命风涛中曾屡遭囚禁。

[10]魁奈：“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第13、25页。见王亚南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31、234页，商务1979年版。

[11]同前注所引，原则第14，见前揭书，第232页。

[12]王亚南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199页。

[13]勒费弗尔（G.Lefebvre）：《拿破仑》，中译本，第163页引。

[14]王养冲、陈崇武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352页。此语引自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其经济政策的谈话纪录。他谈到工业，便从语意及所分各业等次来看，仍然农业居首，工业其次。

[15]希屯（H.Heaton）：《欧洲经济史》，第455页。

[16]文中所引1884年法国耕地占有各类统计数字以及1872～1873年英国小自耕农占地平均数字，见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282、283页。

[17]阿瑟·杨于1787、1788、1789年3年间旅行法国，考察农业，随见随记。这本《法国旅行记》与他的英国北部和南部两本旅行记齐名。1789年他在法国考察时，恰逢法国革命爆发。在梅茨（Metz）闻悉7月14日巴士底狱攻陷消息。《法国旅行记》再版本由贝珊—爱德华滋（Betham—Edwards）编注，并加前言，伦敦1909年版。

[18]法国煤产量1870年与1820年之比，见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451页。铁产量1870年与1825年之比，见同书，第456页。

[19]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271页，于论普鲁士改革的起源一节中，论及亚当·斯密和阿瑟·杨格对普鲁士开明人物的影响超过来自法国的激烈思潮。

[20]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456、472页。1825年德国铁产量仅四万公吨。

[21]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299页。

[22]同上书，第302页。

[23]蒋相泽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第340页。

[24]以上数字见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606～607页。

[25]席克斯（Percy Sykes）：《波斯史》（A History of Persia）卷二，第280～281页，注二有赞德王朝凯里谟汗勅令译文，列举英国商站商人在伊朗享有的各种权利甚备，设防商站装置大炮门数不受限制。

[26]潘尼迦（K.M.Panikkar）称之为印度“十九世纪历史中一位真正高尚的人物”。见所著《印度简史》，中译本，第248页。

[27]“太平天国官书之三”，见《太平天国史料》，第35页。

[28]散森（G.B.Sansom）：《西方世界与日本》（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第499页，纽约1950年版。

[29]下列各点，参见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382、383、439，464页。

[30]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王党分子被没收的土地复归原主。但因付罚金而出售的王党分子土地，不在此列。参见屈勒卫伦（G.M.Trevelyn）：《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第334页，伦敦1938年版。

[31]厄希尔（A.P.Usher）等：《1750年后欧洲经济史》，第549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