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与工业的历史孕育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两年以前，作者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中曾说，历史上的“由农本而重商的行程、发轫于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由此突破农耕世界的闭塞，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涌现创造了前提。……不妨说，这是一段由农耕世界开始转向工业世界的行程”^[1]。现在写作本文，一个主要的想法是为前文作续篇，接着讨论工业世界出现于亚欧大陆西端之前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背景，说明农耕世界最初怎样孕育了近代的工业世界。近代工业世界一旦出现于历史，对于还停顿在传统农本经济中的农耕世界，无可避免地要带来新的历史冲击，由此激起了遍及世界的新的矛盾和反响。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不能深论，深论须另作专文。

西方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人们一向认为这是历史进入工业时代的标志，或者按本文的用语，是进入“工业世界”的标志。工业革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好为历史标明准确年代的学者，言人人殊。罗斯托论世界近代经济的发展，使用了现在成了流行语的“起飞”一词，说英国工业革命起飞于1783年。^[2]还有一些学者，标出其他不同的年代，每一标出的年代也都各有依据。^[3]不过，工业世界出现于历史，不同于历史上发生的有年月可稽的特定事件，也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带有突变意义的工业革命。它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由不甚明显到日益明显的过程，不易、恐怕也不必标出确定的年代。用以标明工业革命某一技术突破的某一年代，不一定就能确切地移用为工业时代或工业世界在历史上的开端。近年一些经济史家对于西方工业化的历史研究，每每追溯到“前工业时期”。例如：克里德特等编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以及布罗代尔在《论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的“资本主义与前工业”等等，^[4]都把人们考察近代工业化历史的目光，引向工业革命以前，有的前到好几个世纪。西方经济史学上的这一动向，并非近年才有。50年前，英国经济史家纳夫，认为16世纪中叶迄17世纪中叶英国的技术进步和某些大工业的成长，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并且直接引入工业革命。这几乎是要把英国的工业革命上推到18世纪前200年。^[5]四十年前，凯洛斯-威尔生发表一篇关于英国毛纺织业利用水力磨的论文，题为《十三世纪的一次工业革命》。^[6]尽管说的是“一次”，但也意味着工业革命早在中古后期即已有之。这两家的说法，不免把工业革命推之过早，对前工业时期某些技术革新的意义也不免估计过高。但从对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考察来说，主张穷根追源，眼光不必紧盯着18世纪，这个看法却无可訾议。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于封建社会母胎的内部，其意也在于指出历史上近代工业世界的出现，并非突发的现象。据此，本文拟从工业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这一基本思想出发，论述以下3个问题：（一）农本经济生产剩余量的增长，是工业得以在农耕世界生长、发展的前提；（二）乡村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工业世界孕育在农耕世界母体中的胚胎；（三）初生的工业世界为历史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以农为本的社会的特点。关于最后这个问题的论述，对了解本文未及深论的近代工业世界与传统农耕世界之间矛盾运动的前景，或有助益。以殿全文之后，作为余义。

一

15、16世纪，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农业以其古老的养活人口的功能，依然构成社会生产的基础。但在当时和稍后，为近代工业世界作前奏的重商主义，对这个社会生产的基础，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未加重视，把农业冷搁在一旁。重商主义者以为代表新的时代前景的，是商业和工业，而农业则似乎已经和时代的缓急无关。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新时代作鼓吹的思想，往往只看到新时代和旧时代诀别的一面，忽略甚至不承认它还有植根于旧时代的一面，看不到新旧时代之间的历史连续。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曾经以此对待重商主义经济；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也曾以此对待封建的以农为本的经济。这种无视历史前后相承的思想，就研究历史而言，可以理解，但是不足为法。如果没有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基础的农业的发展，没有农耕世界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前提，重商主义为之前奏的近代工业世界，就不可能出现。

一个平凡的道理常常被人们忽视。要得到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在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里，首先必须有农业生产的足量剩余。有了足量的农产剩余，才有可能养活那一部分不再需要自给衣食的商业和工业人口。封建西欧最早从农村中游离出来的商人和工匠，当他们的聚居之所开始形成城市的时候，他们之中很多人还从事农耕，因为围绕初兴城市的当时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可以供应他们食用的生产剩余。城市之所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放弃农耕，^[7]其居民之所以终于能专力于工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周围农耕地区发展到有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剩余粮食和某些必要原料的可能，有以农产剩余交换城市产品的可能。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发展问题与农产剩余量息息相关。乡村自身也有工业，乡村工业的发展，同样必须以增加农产剩余量和不断扩大这个量为前提。不然，乡村工业将永远不能突破农本经济的闭塞，永远为农本经济的附庸。所以，没有农产剩余的增长，也就没有农耕世界的工业的发展，这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平凡而又无可置疑的道理。近年一些研究工业“起飞”的著述，已经引起对农业生产剩余问题的注意。^[8]这对研究农耕世界如何孕育近代西方的工业世界，无疑更当引起注意。亚当·斯密说：“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两家的食物，于是社会上半数人口的劳动，就足以供给全部人口的食物，那么，其余的半数，至少其中大部分劳动，就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产品，即用以满足人类的其他欲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成套的应用物品，便是大部分这些欲望和嗜好的主要对象”。又说：“提供生产资料的农村耕种的改良，它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城市。”^[9]这位重商主义的批判者，以极为简明的说法，提出了重商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

封建农本经济通常被视为静态的经济，但这只是相对于增长迅速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而言。说它是静态的，不等于说它是静止的，说它没有增长生产剩余的可能。这从历史的长期看更其如此。就西欧而言，有些地区如英国和尼德兰，在中世纪后期的几个世纪，农业生产的长期趋势是增长的。近年学者从各地区的残存纪录中求得的数据，虽然其中有缺漏，但对理解当时西欧有关地区农业的发展，对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仍然是十分可贵的参考资料。斯里丘尔·凡·巴斯研究了中古以及近代西欧国家的谷物产量，对不同时期每粒谷种与收获谷粒的比例即所谓“收获比例”，作出了估算。据他估算的结果，13～17世纪英国小麦、裸麦、大麦、燕麦等4种谷物的平均收获比例1200年至1249年为1∶3.7，1250年至1499年为1∶4.7，1500年至1699年为1∶7。^[10]这项估算说明，13～15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稳，但到16、17世纪，收获比例就明显增大，反映英国工业革命前200年，农业生产量的增长加快。M.K.班纳特对英国自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的小麦产量也作了研究。他以产量计算，1200年英国小麦产量平均约8蒲式耳，1450年约8.5蒲式耳，在两个半世纪中，平均产量增长0.5蒲式耳，也比较平稳。自1450年至1500年，产量在50年内增至9蒲式耳。以后，每50年增长1蒲式耳，至1650年平均产量为11蒲式耳。这就是说，在1450年后的两个世纪中，小麦产增长2.5蒲式耳。^[11]以1200年至1450年间的增长幅度与1450年至1650年间的增长幅度相比，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半，产量增长也是明显加快^[12]，这点和巴斯的研究结果恰相吻合。可注意的是，巴斯和班纳特所研究的产量增长，一是收获比例，一是产，因之随人口增减而发生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对两种估算都无大影响。有些学者对这类数字并不怎么相信。E.勒罗亚·拉杜里称之为“数字的海市蜃楼”^[13]。坎普贝尔说这类数字既缺乏充分论证，也不能说有广泛代表性。^[14]当然，在近代统计出现以前，从残存的文据中搜寻有关数字的记载，并由此作出估算，其可靠性既有限而又可疑。但是，如果不把这类数字和估算的意义加以绝对化，班纳特和巴斯的研究结果，在概然的意义上，应当说，仍不失为接近特定地区历史真实的反映。这对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前乡村工业发展的背景，有不容否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手上缺少中古时期尼德兰谷物产量长期趋势的数字参考资料。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中古后期尼德兰的农耕技术，比英国先进。英国的谷物生产优于尼德兰以外的大陆欧洲，而尼德兰又优于英国。据巴斯对欧洲几个地区16世纪农业生产的估算，尼德兰和英国都属第一类地区，同列欧洲先进水平。两个地区小麦、裸麦、大麦3种谷物的生产，1500～1549年的平均收获比例为1∶7.4，1500—1599年为1∶73，显著超过其他几类地区。^[15]阿尔多·德·曼达勒纳根据巴斯的研究，又估算16世纪前半叶尼德兰和英国小麦平均收获比例是1∶8.7。^[16]如果尼德兰14世纪小麦收获比例和英国相当或超出不多，那么，由此也可看出，14世纪以后的200年中，尼德兰的小麦收获比例也已大为增长。还有一点应当连带引起注意的，即东欧、中欧、北欧诸国的小麦收获比例，在16世纪已经超出英国14世纪中叶所达到的水平，^[17]而尼德兰又是这一增长的主要受益地区。16世纪前后，由但泽绕航丹麦松德海峡的粮食贸易十分兴隆，波兰、普鲁士、帕美拉里亚生产的谷物，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尼德兰取得农产剩余的来源。尼德兰本土这时又正当整治低洼土地之际，不仅耕地面积逐年扩大，而且据17世纪英国驻海牙大使所记，土壤膏腴，一时称最。^[18]由此可知其农产量必随之提高。英国和尼德兰自13世纪后农业生产剩余量的增长，特别是16世纪前后的加快增长，构成世界历史上亚欧大陆西端率先工业化、率先进入工业世界的重要背景。

在封建的以农为本的社会，它的阶级结构规定农业生产总量的社会分配方式。地主阶级以榨取地租的方式分取了一大部分。这个部分有多大，取决于地租率的高低。在西方，虽然封建地租率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论，50%大概不失为一个可信的估计。^[19]这样，地主阶级收取了一半，余下的一半属于直接生产者农民。在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大变的情况下，增长的生产剩余也必然按这个对半的比例由地主和农民分取。如果直接生产者中有较多的自耕农，则社会农业生产总量的分配，由农民留取的部分就会大于上面所作的估计。地主阶级占人口的极少数，粮食消耗只占其所收取量的一小部分，相当大的部分或储藏，或进入社会流通。由于储藏往往需保持定量，因之进入社会流通的部分受其限制。农民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在无生产剩余的情况下，他们从社会分配中留取的那一部分通常是仅足温饱。除极少量用于盐铁之需而外，很少进入社会流通。农民留取部分进入社会流通量的增大，系于所得生产剩余量的增长。一旦所得生产剩余量增大，对盐铁以外日常使用的有效需求也必然增大。这对前工业化亦即历史上近代工业世界出现前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地主阶级收取部分之进入社会流通，除大批量消耗积累、用于公私营建如宫室府第、陵墓城寨之类非经常项目这里暂不置论而外，主要是为满足饮食以外的生活所需，满足那些与他们特权身份相适应的对奢侈品的需求，如袍服帷帐、甲胄兵器、鞍具车饰，以及室内陈设等等。从整个社会来说，对这类物品需求量很小，生产量也相应很小。即在农产剩余量增长的情况之下，社会对这类物品的需求和生产，也不会发生数量上的巨大变化。农民所留取的那一部分，如前所说，主要是用于满足温饱。在温饱之间，饱居第一位，而且是占去绝大部分分配所得的第一位。粮食耗去农民收入的80%，这在15世纪的英国还是如此^[20]。衣着对农民不是什么迫不容缓的需求。他们短褐蔽膝，家内织布，家内缝制，无待旁求。穿长袍是他们一生中难得满足的奢望，衣服的长度同样是社会身份的尺度。贫贱限制了农民，他们不会成为市上用以裁制袍服的宽幅毛呢的顾客。但是农民毕竟还有少量的不能自给的需求，婚娶喜庆之日，还有某些稍稍不同于日常的消费。这就会使他们把直接消费之外的少量剩余，投入社会流通，换取他们不能由家内制作或家内制作不好的物品。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的一幅作于16世纪的农村婚礼图，图中人物的衣着器皿，反映了封建欧洲农民生活中的这一情景。^[21]随着上文所说农业生产剩余的增长，特别是随着剩余增长由平稳而加快，这一情景的内容就会日益丰富，也会日益普遍起来。农民是农本社会人口的主体，一家一户投入社会流通的剩余固极有限，千家万户的投入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只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地主贵族之家与之无可比拟。西欧中古时期地主贵族需求的华贵物品，有相当多的品种仰给于长途贸易。穿着的丝绸，食用的香料，佩戴玩赏的珠宝，大都来自欧洲以外的遥远东方。这类在今日称之为“高档品”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城市豪商巨贾的发迹起家，对国内市场和工业却很少直接有利的影响。农民老百姓一旦手里有了增长的剩余，并把这一剩余投入社会流通，其所需求的物品以及这种需求的影响，大异于此。他们要以农产剩余换取的，是衣帽鞋袜，日用杂物，亦即今日所云“大路货”。万千老百姓由于农产剩余增长而产生的对大路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15、16以至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正在生长的英国和尼德兰，是刺激工业特别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巨大力量。这对理解世界历史转折时期西欧大陆西端社会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其意义不待强调而自明。历史上有关民生日用的平凡琐细，其变化由微而著，往往左右历史发展的行程。这个道理凡持历史唯物主义之说者，类能见之。封建农本经济发展到有了足够的农产剩余，这个剩余就会沿着供应农业人口直接消费以外的渠道，远近流转，彼此激荡，构成农耕世界得以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这个前提在英国、尼德兰的存在，自13世纪以后，尤其是到15、16世纪，已经是日益明显的了。

二

10多年前，美国《经济史杂志》发表了一篇曼德尔斯论“原始工业化”的论文，其中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论点，认为工业革命是近代西方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在它以前还有一个可以称为“原始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业主要是生产已经面向市场的乡村工业。^[22]近年，前文提到过的德国学者克里德特，在他编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一书中，也提出类似的论点。^[23]这个论点把人们的目光推向机器工业诞生以前，推向西欧封建后期农本经济内部的工业变化。本文同此论点，在前文所论英国和尼德兰前工业时期农业生产剩余长期趋向增长的基础上，考察农耕世界对近代工业世界的孕育。

西欧的封建农本经济，和其他地区的封建农本经济一样，从来离不开手工业，后者以不同形式补充农本自足经济的不足：其一是以纺织为主的农民家内手工业，生产是为了直接消费；其二是封建主在所属庄园设置的磨坊、烘炉、榨坊之类，生产是为了满足庄主的需要，在征收规费的条件下也让农民用以满足各自的需要；其三是聚集在封建城市的行会手工业，是为了满足上述一、二两项所不能满足的需要。这三项可以统称之为封建农本经济的手工业附庸，但三者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却大不一样。一、二两项是为了农村人口的直接消费，其产品毋须经过市场流转，与市场不发生联系。第三项的产品则必须进入社会流通，通过市场而入农村消费者之手，同时城市从农村换取所必需的农业产品。在发展迟滞、农业很少生产剩余的时期，城市所需农业产品的来源，如前如说，出于封建地主所收取的那一部分较多，出于农民所留取的那一部分较少。由此城市投入市场、与农村交换的手工业产品，必然是较多地适应封建地主的需求，很少是适应农民大众的需求，也必然是社会的需求量小，而制作的技术要求却较高。这就和城市行会定量、定质的管理制度恰相投合，造成了对生产的限制。从长期着眼，这一限制也就必然限制了城市行会手工业开拓市场的前景。因此，考察西欧封建后期对近代工业世界的孕育，就应当超越聚集在城市之中的行会手工业，放眼看看那些从封建农本经济中蜕化而出的，生产也是为了供应市场的乡村工业。这是农耕世界孕育近代工业世界的孢子。

鉴于工业革命最初发祥于英国，本文的这一部分将主要考察13～16、17世纪的英国乡村纺织业，略及同时期尼德兰的同类乡村工业。首先需加探讨的，是这几个世纪英国乡村纺织业生长、发展的背景。

有学者认为，13世纪及其后几百年间，英国、尼德兰的乡村工业，主要是纺织业，之所以发达起来，是因为水力、风力的应用，使乡村成为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纺织业最便捷的地区，水力的应用尤其如此。这个说法的理由是否充分，回顾一下风力、水力在西欧应用的历史，就可知其似是而又不尽然。立式风力磨约当十字军早期传入西欧，12世纪起西方文献中就已有很多关于风力磨的记载。以后，在西欧平原受风较广地带，风力磨逐渐增多。尼德兰境内更随处可见，构成它独具一格的风土画意。风力磨在尼德兰的应用，其初都是用于谷物加工，至15世纪中叶，又用于排干沼泽，两种应用都未出农业范围^[24]。17世纪荷兰人纽霍夫（Jan Nieuhof）随使中国，在运河岸旁宝应城郊见到不同于其故国景观的农家横式风车，特地为之绘图，留记录。^[25]可见直到17世纪，荷兰人对风力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仍很关心。看来在纺织业上应用风力、水力，在尼德兰并非很早。16世纪在委斯德里谷地兴起的新毛织业，是尼德兰乡村纺织业应用水力磨的一个实例，^[26]不过其时距水力磨在欧洲大陆的最初出现，已有六七百年之久。因之还不能说，有了应用风力、水力的技术，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纺织业。尼德兰应用风力和水力的历史不能论证这点。在英国，应用水力、风力的技术也是早已传入，两者中水力应用的地区远较广泛。西欧大陆约自9世纪即已有了水力磨，由布列坦尼传入英国。到11世纪，据《末日审判书》，英国特伦特河和塞文河以南，约3000个居住点中，就已有水力磨不下5600余座，平均约每50户1座。^[27]起初，水力磨的应用，和尼德兰风力磨的应用相似，主要是为谷物加工。应用于纺织业，到13世纪才日益广泛。^[28]可见英国也是这样，尽管13世纪前风力磨和水力磨都早已传入，乡村地区的风力、水力资源更是从来就存在，但在风力和水力的应用技术传入以后，少则两个世纪，多则更长一点的时期，却看不出风力和水力的应用对纺织业在乡村的生长、发展有何作用。也可见英国的乡村纺织业在13至16、17世纪期间由兴起而繁盛，显然有比此更深刻的原因。仅仅看到乡村水力资源的丰足，恐还不足说明英国乡村纺织业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内兴隆起来，更不足说明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还有一种综合社会经济诸因素的说法，认为：由于英国不少乡村地区流行这样或那样的分产制，农民继承的土地日益狭小，又安土重迁，人口增殖，特别在畜牧多于耕作的山林地带，仅土地所出，不足以维持一家之生计，不求诸副业，即无以图温饱，于是乡村纺织业也就随之而兴盛发达起来^[29]。这个说法虽然涉及的方面很多，土地继承制度、人口、农牧生产比重等等，但其实质也不过一句话，即农业生计的匮乏，导致了乡村纺织工业的发展。如果仅就耕地少、粮产不足的山地林地而言，这还不失为一种解释，但它解释的十分有限，很不充分。13世纪以后的英国乡村，已经敞开了和外界交换的窗口。为解决生计不足问题的山地农户，要使一家副业的纺织成品化为农产以外的收益，换取所缺少的食粮，除与外界交易外别无他途。这个“外界”就是有农产剩余的其他地区丰足的乡村，如英国的东南农业发达诸郡。以温切斯特主教区为例，所属32所庄园，1208～1209年平均每一庄园小麦出售量占生产量48.5%。90年后，即1299～1300年，同一主教区所属42所庄园小麦出售量平均每一庄园占生产量达70%^[30]。教会庄园的经营，往往较一般世俗庄园为得法，大主教区记录中保存下来的这类庄园小麦销售的数字，未必具有广泛代表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13、14世纪的英国，已经有了地区粮食市场。借纺织以补充生计的山地林地的乡村，必可从这些“外界”市场获取所需的粮食。从微观经济说，有些兴起乡村工业的地方，农产不足，诚然有之。但从全英国的宏观经济说，当时农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不是农产匮乏，而是农产已有剩余。

本文第一部分曾经论及，自13迄17世纪，据巴斯、班纳特等估算，英国和尼德兰的农业生产，其长期趋势是增长的。约4个世纪中，前一段的增长平稳，尽管其间曾经遭受黑死病引起的灾难，经历了有些学者所说的14世纪封建经济的危机。后一段，即约当15、16世纪的一段，增长由平稳而趋向加速。如果把四百年间前后阶段英国农业生产发展趋势同英国乡村纺织业在同时期内的发展趋势两相比照，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大体平行。在最早进入近代工业世界的英国历史上，出现这样大体平行的经济现象，必非偶然。农业生产的长趋势增长，连续有了足量的剩余，这不仅为趋向专业化的乡村纺织地区提供粮食和必需的农产原料，而且为其自身也在趋向专业化的农作地区，增大购买纺织和其他日用产品的能力。这一点，是理解历史上农耕世界孕育工业世界的关键。

在农本经济结构中，纺织是与耕作相辅的一面。农家有织机，庄园主有织室。城市兴起之后，熟练的工匠多半聚集到城里。英国许多中古城市都有毛织业，在行会制下生产，产品供应顾主或商贩。一般地说，城市毛呢的顾主，必非粗衣粝食、仅可自足的农民。他们既缺少购买的手段，行会制下的城市纺织业也无此广泛供应的产量。相对于农户自织的粗呢而言，城市所产毛呢是上品，有的成为精品、名品。精品、名品的顾主必然是富贵中人，非平民所得与其列。据12、13世纪英国文书资料，林肯、斯坦福、贝弗莱、约克等城出产的精工毛呢，以脂虫粉染成绯红，或供国内外王家贵族服用之需，或供他们彼此馈赠之用。^[31]城市所产的毛呢，当然不都是名品。但凡织工比较讲究，质量优于乡村农户所产的，其销售对象也只能限于城乡丰足富有之家。囊橐无余的农民，对此无由问津。至于运往英国国外如莱因河流域一带的，也只有生活宽裕的德意志骑士，或自由城市的殷实市民，才有购买的能力。^[32]所以，13世纪前后英国城市行会制下毛呢产品的销售面不会宽广。农本经济的农产剩余量有限，其吸收城市毛呢产品的能量必有限，行会工匠和行商所能开拓的市场也必有限。即在水力漂布坊开始在乡村出现之时，这个基本情况依然存在。

13世纪以后的一两百年，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是英国的农业生产已在平稳增长的前一阶段。恰当此际，号为英国民族工业的毛纺织业也开始发生变化。乡村毛纺织业由此跨出农本经济的藩篱，逐渐形成不同地区互为依辅、不同工序互相衔接的初步体系。原来孤立的、一家一户从纺到织的单一操作，逐渐变为有联系而又分户进行的由梳毛、纺线、织布、漂洗以及加工、染色等等的分工操作。有些漂布坊的周围，还出现几种工序的集中。乡村纺织业的地理分布也相当广泛。据凯洛斯-威尔生所列13世纪迄14世纪初英国各郡、各地区的水力漂布坊，由西北以迄东南，毛纺织业几已遍生于各地乡村。14世纪后期，英国生产的宽幅毛呢比前期增长3倍多，出口的宽幅毛呢增长近10倍。^[33]增长的来源，多半是乡村而非城市。13、14世纪，英国旧有城市的毛纺织业已呈衰落景象。约翰王时期的牛津，有织工60余人，1290年只剩7人，到1323年老织工先后死去，牛津的毛织业也随以俱亡。林肯城、诺斯安普顿城的情况亦复类此。仅仅经过一两百年，在农业生产增长的孕育之下，乡村毛纺织业已经显示出它所蕴蓄的优势。

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以及其后的100多年，是英国农业生产趋于加速增长的后一阶段。也是恰当此际，与英国农业在耕作技术、经营方法等方面发生巨大变革，农产剩余显著上升的同时，乡村毛纺织业出现了空前发展。英国西部的德文、索姆塞特、格罗斯特、威尔特等郡，这时成为主要的毛呢产区。斯特劳德一带的逶迤毗连的谷地，兴起很多的织工聚居点，几乎有村舍就有机房。东盎格利亚的斯陀尔河及其支流河谷地带，约克郡的西莱丁山区以及潘宁山脉迤西的兰开夏郡，也有类似发展。在织工聚居点的基础上，兴起了许多以纺织业为主的乡区小市镇。它们生产毛呢新品种，以新的产品开拓市场，逐渐取代旧城市行会制下的毛纺织业。

乡村毛纺织业的新产品，工业史上称为“新毛呢”。英国生产新毛呢的技术，一般认为来自尼德兰，最早的传播者是16世纪进入英国的佛来米移民，但近年也有新说。^[34]不论其来源如何，新毛呢在英国乡村毛纺织业中的出现，其意义不只是技术更新，更重要的，是为英国新的经济前景显示开拓的征兆。作者对这个时期新旧毛呢在生产技术上的区别，可谓了无所知。根据厄席尔的说法，^[35]新毛呢质轻，原料和加工所费较少，因之成本低，售价廉；旧毛呢即所谓宽幅毛呢，质厚，原料用优质短毛纤维，加工程序较繁，因之成本高，售价贵。前者适应具有一般购买力者的需求，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后者适应少数富有者的需求，竞争力弱。当时塞福克的守旧毛呢商，说新毛呢不过是一般“平民喜爱的轻浮货”^[36]。轻浮就是不厚重，不厚重也就是不适合高贵人物的身份气派。蔑视之意，溢于言表。但是蔑视抵挡不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按行会规格供应上流人物的旧城市毛织业继续衰落，不受行会规格约束、供应一般需求的乡村新毛织业则继续发展。在许多乡区经营纺织的小市镇蓬勃而起的同时，有些以生产旧毛呢著称的旧城市，到16世纪中叶已是生意萧条，街市之内丛生杂草。后来之所以再度繁荣，并非由于旧毛呢业衰而复振，而是由于引进了新毛呢业和新制帽业。这些现象所反映的，绝非一个行业的偶然起落，而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正在摆脱农本经济附庸地位的乡村毛纺织业，已能独张一军，其势已非城市行会制下的毛纺织业所能抗衡的了。

16世纪英国年产的新毛呢，究竟有多少在国内销售，有多少出口，这是一个仅据现有资料很难作定量说明的问题，拉姆塞在论16～18世纪英国毛织业一书附录中对这个问题的难点曾有所分析。^[37]据知，沃斯特用窄式织机生产的毛呢，是为了在国内销售，而同地生产的宽幅毛呢，则输出国外。约克郡乡村毛织业发达的西里丁地区，生产的毛呢一般不出口，供国内销售。还有人估计，17世纪新毛呢之广受欢迎，主要在于国内。^[38]这些情况突出反映了一点，即当新毛呢初出问世之际，主要顾主是国内消费者。在这些消费者中，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乡村中因生产有了剩余而获得货币购买力的平民。适应广大平民需求的、被城市行商鄙薄为“轻浮货”的，就是本文第一部分曾经论及的“大路货”。几家几户平民对大路货的需求，对生产的影响不值一瞥。千百万户平民对大路货的需求，对生产的扩大，经营组织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变化，所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就远非等闲。扩大“大路货”的生产，其前景就是生产社会化。一旦技术和生产手段有了新的突破，生产效率达到新的水平，近代意义的大工业也就应运而生。从蓬门木屋中探身而出，又逐渐聚集到河谷、山间林木荫蔽之区，有水力利用和原料取给之便以及可以避免旧城市行会管辖的许许多多中心点上来的乡村毛纺织业，成为走向近代大工业的起点。这是近代工业世界孕育于传统农本经济母腹中的即将呱呱堕地的胎儿。

英国乡村工业的这一发展趋向，不仅毛纺织业为然，麻织业、针织业，尤其是针织毛袜业，也都如此。针织原来只是家庭妇女的一种手工，16世纪以前英国没有织袜业。英国初见的针织袜是由西班牙输入的丝袜，供王室之用，亨利八世是第一个穿丝织袜的英国国王。^[39]后来，英国国内也能生产丝袜，但产量少，价格高，依然只能供应王室和贵族豪富的少量需求。可以供应普通人需求的，是与乡村毛织业联翩兴起的针织袜业，遍布于威尔士、格罗斯特、康瓦尔、德文、诺丁汉、约克、威斯特摩兰等郡的乡区。针织袜不仅在国内普销，而且随着英国的新毛呢进入欧洲大陆的市场。曾经以珍贵的丝织袜供应英国王室的西班牙，到了17世纪，也输入英国廉价的针织毛袜，并转运加勒比海诸岛和南美洲，换购烟草。^[40]由此也可看出，英国16、17世纪乡村针织业生产的、为千百万普通人所需求的“大路货”，和新毛呢一样，也正以压倒的优势，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其潜力之大，影响之深，绝非只供应少数社会上层的精品、名品可比。

迄16、17世纪农产增长与英国近似又可从波罗的海南岸输入农产剩余的尼德兰地区，自13、14世纪也兴起了乡村毛纺织业。尼德兰乡村毛纺织业兴起之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市毛纺织业，和英国一样，也是或则没落，织工散走，流入乡村；或则在行会制下残存，生产黯然无色。新兴的乡村毛纺织业大不相同，所生产的各色新毛呢，质地较粗，但价廉，销路广。16世纪后半叶，由于西班牙入侵和战争引起的动乱，新毛呢业时有起落。但北方荷兰诸省北不来奔、奥维里塞尔、格兰德兰，以及东南部的列日乡区、委斯德里、阿尔屯尼山谷诸地，轻质毛呢的生产仍继续发展，形成新的乡村纺织业市镇。威尔委艾在16世纪不过一个村落而已，到17世纪中叶，俨然是一座纺织业的大城。再过一个世纪，当18世纪末，其时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经扩及欧洲大陆，威尔委艾地区的毛纺织业也就在已有基础上，成为莱因区最先建立工厂制，也最先实现机械化的工业^[41]。

从上文所述可见，英国以及尼德兰地区自13迄17世纪乡村纺织业的生长和发展，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悠久历史上，起了率先开拓的作用。传统的农本经济由此门户洞开，从乡村生产出来的各色织物，经由毛呢商之手成了进入远近市场的商品。关、梁、津、隘，巡防严密的边境线、国界线，可以对之征捐课税，但阻塞不了它的流通。潘朵拉的宝盒一旦打开，乡村毛织业的产品，就成了四向飞散的商品精灵，再也收不回、关不住了。同时，原来散在各家各户以至各个村落的家内纺织，也突破彼此之间的闭塞，在发展中组织了起来，形成“委托劳动制”。组织之者或是提供原料、计件付酬、奔走市场的小有资金的毛呢商，或是掌握关键工序而且也小有资金的工匠，他们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家的原型。^[42]不同工序一旦由他们组织起来，每一工序就构成全工序系列中的一环。它成了一种专业劳动，只有与其他专业劳动编组在一起才有存在价值。从经济效率出发，疏稀间隔的编组，不如紧凑密集的编组。不论是工本的缩减，工时的节约，成品转运的便捷，都要求把散在的工序向有利的地点集中，从而兴起了新的纺织业市镇，成为近代工业的新生长点。

乡村纺织业的发展，导致农业本身也发生变化。生产商品化和专业化这时也成为农业发展的趋向。粮食、饲料而外，各种经济作物应时而起。其中茜草、靛青、菘兰，都是纺织业所必需的染色原料。从16世纪开始，英国许多地主和租地农，都已不再视土地为一家自给衣食之源，不再视为世代相传的社会身份地位的保证。他们开始把土地当作牟利的手段，依契约的规定，尽一切合理的经济估算，从中最大限度地赚取经济利益。他们讲求作物轮种、施肥、改良土壤，力求使农业经营适应市场的需求，不以种植谷类自限。历史学家称这个时期英国的农业变化为“农业革命”，比工业革命还早了两个世纪。从此，经历了革命变化的英国农业，就以更大量的，也是多种类的生产剩余，^[43]供应在勃兴中的新的工业城市。

在近代工业世界孕育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乡村工业，不只是毛纺织业。在这个历史时期，英国乡村地区发展起来的工业，还有采矿、冶金、制盐、烧木炭、造纸、制革、锯木等等。^[44]其中冶铁和采煤，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成为工业世界初期机械和能源的两大支柱。这些工业之所以在乡村地区发展起来，也不仅是因为矿床、能源、燃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源在乡村便于取给而已。它们在工序分散时期需要乡村提供农闲劳动，^[45]在工序集中时期需要乡村提供成批食粮。在这一意义上，和乡村纺织业一样，它们同是在农产剩余长趋势增长这一有利背景下孕育成型的。尼德兰的乡村工业虽然门类与英国略有不同，但也不限于毛织和麻织。前文之所以着重论述乡村毛纺织业的生长和发展，是因为，纺织是农耕世界中仅次于谷物耕作的生产部门，耕和织构成传统农本经济的主体，说明了农家纺织怎样从主体中蜕化出来，最后趋向生产社会化的大工业，也就是在主要问题上说明了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从历史发展说，在英国，与传统农本经济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从历史发展说，在英国，与传统农本经济结合最紧密的农家纺织，由传统农本经济蜕化而出的乡村毛纺织业，以及最早引发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三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英国棉纺织业的始基，是在乡村毛纺织业发达和集中的地区奠立起来的。它承袭了乡村毛纺织业连续几个世纪的发展。棉纺织业之成为最早在英国发轫的工业革命的先锋，不能割断它和孕育于传统农本经济中的乡村毛纺织业的历史联系。

英国的棉纺织业，虽然不是起源于本土，但也并非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才从印度远来的陌生客。16世纪的英国织工，已从当时进入英国的尼德兰移民知道了棉纺织业的技术。17至18世纪，棉织业在英国兰开夏一带兴起。起初是同毛纺织业伴生的小工业，18世纪初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了曼彻斯特的一大工业。原来在这里首屈一指的毛纺织业，这时向西莱丁纺织地区东移，使后来居上的棉纺织业获得一片可以扩展的基地。尽管这样，英国棉纺织业对先行的毛纺织业从多方面因承并继续发展的关系，仍然是不可掩没的历史。它承袭了乡村毛纺织业的生产组织，由分散的委托劳动制，略具工厂雏形的手工工场，到集中经营管理的工厂制，把一家一户接受布商加工订货的半工半农的家内劳动者，最后变为在工厂制下出卖劳力的无产者佣工。它也承袭了乡村毛纺织业的生产技术，由手工操作到应用机械，逐步改进纺和织的机械装置，最后完成生产的机械化。它还承袭了乡村毛纺织业超越行会管辖的自由，受到重商主义政策的保护，以及由新毛呢业开拓的适应千百万人购买力的国内和国外市场。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在英国，依附农本经济的农家家内纺织，是乡村毛纺织业的前身；从农本经济中蜕变出来的乡村毛纺织业，又是后来成为工业革命先锋的棉纺织业的前身。

棉纺织业的机械化以及稍后的动力蒸汽化，不能说就是工业革命的全部。第一朵玫瑰不就是春天。但是，诚如曾经为工业革命留下一本古典著作的法国学者芒图所说，英国棉纺织业毕竟是“机械装置在十足意义上的第一个事例”，是“近代大工业的最先的和典范的工业”。^[46]在出现了这个“第一”之后，煤、铁等工业的生产技术以及交通、信息等方面的一系列的飞跃变革，才接踵而起。经济学家曾经反复讨论的关于工业革命起因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是局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全部经济发展结果的问题，这里都毋须复述。有一点是无疑问的，这就是，不论关于这些问题讨论的结构如何，都不会改变棉纺织业，从多方面承袭了乡村毛纺织业发展的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一先锋的历史地位。由此上溯，在此以前约四五个世纪，英国，还有尼德兰，农业生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已经在亚洲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孕育了近代的工业世界。

三

近代工业世界由孕育而诞生以后，世界的绝大部分，包括西欧一隅以外的欧洲，都还停顿于农耕世界之中。在初出现的工业世界和传统的农耕世界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冲击和反应呢？对这个问题，本文一开头就说，这里不能深论。作为本文的一层余义，这里想略一论及的是：在西方孕育和涌现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带来了哪些为传统农耕世界所缺少而又相形见绌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这个问题与近代西方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有关，可以牵涉很广，这里只想从有关生产和流通方面略加论列。工业世界在生产技术上的特点，像它在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中所表现的，其优势非常明显，只要接触到就能认识到。19世纪中后期我们曾、祖父辈常常挂在口边的“船坚炮利”之类的问题，这里姑置不论。

在近代工业世界的孕育过程之中，也孕育了它的特点。工业世界是历史地形成的，它的特点也是这样。因之论它特点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历史，离不开这些特点何以为农耕世界所缺乏，而又随近代工业世界以俱现。这里要说的一些特点，不一定就是西方工业世界之所以为工业世界的关键。近代西方工业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它的历史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特定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关于这些，论者已多，在学术上也早有定论。这里要说的，可能只是一些寻常的现象。不过，有些事，看似寻常，却因其具有社会的意义，在一个社会里具有普遍性，也就往往能释放出不寻常的力量，起不寻常的作用。因此也就不可忽视，值得一说。

先说在近代西方率先涌现的工业世界，是生产节奏紧密、时间感很强的世界。

14世纪初期，西欧出现了计时比较准确的机械钟。但丁《神曲》“天堂”第十篇末节所描述的“发出铿锵”之音的钟，^[47]大概就是这种计时较准的钟。最早制作的机械钟，往往和它出现前的计时器一样，多半还是供教堂之用的。起初装置机械钟的是意大利北部米兰等著名城市的大教堂，不久西欧其他国家的教堂也仿效装置。13世纪末年英国西敏寺和坎特布雷两座大教堂装的钟，是否即但丁所描述的机械钟，不清楚。^[48]研究时计制造史的学者，认为英国第一座有控制装置的机械钟，到1368年才有^[49]。这时已在14世纪黑死病流行之后，英国农业已在复苏，农产剩余正在平稳增长。同时，农家的家内纺织也已从自给经济中破户而出，英国毛呢的国内外市场也在开始扩大。新时计的出现，对当时缓缓发展的农业、毛纺织业和商业，一时不会看出有什么联系。它和传统的非机械的计时设置一样，多半装在教堂的钟楼上，向人们报时，按时作晨昏祈祷。有的钟是天文钟，报时而外，还向人们报知日月星宿的运行，让人们感到宇宙的一切都在遵从上帝的意旨。在传统的农耕世界，可说是不需要准确计时的。农业生产的节奏，既不以时计，也不以日计，而是以季节计，知道什么节令下种，什么节令收获，大体按《礼记·月令》之类的传统记述行事就可以了。西欧中世纪教俗贵族使用的漏钟，把每天分为昼夜两半，日出到日落12时，日落到日出也是12时。季节不同，所处纬度不同，昼夜12时的长短就很不一样。但这点人们可以完全置之度外，农耕世界的生产和生活节奏依旧如常。李约瑟博士在他的皇皇巨著中以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制作计时器的历史，盛称1090年北宋苏颂在开封构造天文钟塔这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惊人业绩。苏颂天文钟不仅早于西欧的机械钟约两个多世纪，而且据李约瑟研究，它的控制装置还可能辗转影响到西方。^[50]这些，确实令人赞叹。但从社会意义说，苏颂的天文钟，也还不外是适应农本经济要求的产物。建立在中国农本经济上的皇权，有一项重要的视同神圣的职能，即《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苏颂奉宋神宗之命构造的天文钟，是既以“历象”，又以“授时”。“授时”，就是授耕种收获之时，对农民昭示皇帝奉天承运御临四极的威权。14世纪的西欧，没有像中国北宋时期这样的皇权。差可比拟的，是过了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鼎盛之世不久的教权。因之把兼有天文钟之用的时钟装置在教堂高耸穹天的塔楼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14世纪以后的几百年，西欧却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传统的农本经济在解体，近代的工业世界在孕育之中。时钟的作用，因而也随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前不同。对于农业，一种作物的生长周期是相对稳定的，在一个周期里不能依靠人力勤奋而使作物有两度、三度的生长。在生产中计日、计时，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客观实际。工业和商业与此不同。在同一周期里，依靠人的勤奋，人的有效管理，工业可以完成超出习以为常的生产量，商业可以完成超出习以为常的周转量。有了超出常额的生产和周转，也就有了超出常额的收益。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一人趋前，百人竞胜。于是计时由规定晨昏祈祷、象历授时的需要，变为市民经营生产、交换的需要。原来和天文钟合一的时钟，从此降尊纡贵，由皇宫圣殿下到街坊市井，为工商经营服务。16世纪后期利玛窦把时钟带来中国的时候，明朝皇帝和与之交往的士大夫，珍如拱璧，而在由农本转向重商的西欧，已经是流传日广。到了17世纪中叶，时钟开始装上钟摆，计时更为精确。18世纪以后，西方工业世界的工商信息网络，遍布全球。生产和周转越复杂，社会活动的节奏越紧密，时间意识也就越增强。马克斯·韦伯说，对于从事工商业的新教徒，“浪费时间是首恶，原则上是最坏的罪恶”。^[51]习于慢节奏、用节令来规范生产的农耕世界，缺少并且也不大理解这样的时间意识。差距是历史造成的，改变这个差距还得改变历史。

其次，近代的工业世界是计数的世界。

也当14世纪之初，北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最早有了复式簿记。在此以前，12、13世纪，也是从北意大利城市开始，逐渐放弃了繁难的罗马字母计数法，采用简易的阿拉伯数字计数法。学者考证复式簿记起于热那亚，把阿拉伯数字引进西欧的是比萨城的里昂那多。关于热那亚最早出现复式簿记的说法，抱有地方感情的一些其他城市的人有异说。但毕竟这不是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复式簿记出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它适应了14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工农业生产与市场联系的日益增长，国内和国外贸易的日渐繁密，就导致一种新的社会要求，用简便的、易于查检的方法记载支出和收入，盈利多少，亏损多少，一目了然。一个工业制造和商品流通逐渐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是一个要求计数的社会。以农为本的社会也要求计数，但那是一种很不相同的计数。农民之家的计数，主要是估算一年之入，全家能不能温饱。地主之家的计数，主要也是估算一年之入，上者能不能衣文锦，餍膏粱，一般的能不能丰足自乐。这种计数以户为单位，计数的目标在于自给。不论是农家还是地主之家，在一个农本自足的社会，都不会像近代意义的工商业者，计数是为了准确核算经营的盈亏。近代工商业者的计数，以经营项目为单位，目标在从经营中求盈利。有盈利然后有积累，有积累然后有经营的发展和扩大。对于近代意义的工商业者，经营项目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这个实体在16世纪采取合伙公司的形式，经过约300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成为有限责任的“法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工商企业家，他们求盈利，计积累，都是为了发展和扩大这个实体。农本经济当然也有积累，但这个积累不是来自盈利，而是来自直接消费的剩余。农本经济的积累往往采取两种形式，其一为积贮，也就是仓储，所积乃粮食之剩余，积的目的是为了在欠收之年还可求得低限度的温饱；其二为窖藏，所积乃金银之剩余，积的目的是为了后代。这两种积累形式不仅在我国这样长期以农为本的经济中有之，在西欧的前工业时期，同样有之。英国的农村，为积贮之用的谷仓，自古就是农家房舍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古时期的谷仓设在地下，凿穴储粮；后来筑在地面上，同住房一样，或泥墙草顶，或砖墙瓦盖。^[52]人口集中的城市，往往设立公仓，多少带有我国历史上常平仓的性质。^[53]至于金银窖藏，不论偶然掘得或考古发现，都已屡见不鲜。^[54]一个以农为本的经济，因为缺少工商业利用资金的需要，对待积累起来的财富，除去挥霍，就只有封储。米兰公爵有一兼做买卖的官员，1445年死后，遗产清单中金银货币列第一项，共值9.2万杜卡特，占全部财产77.6%^[55]。这已是15世纪的米兰，而且虽是封建官员但还兼做买卖的官员，他的积累竟还是这样一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死积累，和窖藏没有本质差异。由此可以看出，自足的农本经济的积累，根本不具有近代工商业积累的意义；传统农耕世界对计数的要求，根本不同于近代工业世界计数的要求。前者是为了求足，后者是为了务得，即费边主义者陶纳在《务得的社会》一书中所说的那种“务得”。^[56]前者的哲学是知足常乐；后者的哲学是对无穷的追求，浮士德精神附在资本主义“经济人”身上的体现。前者所求的“足”是一家一户的“足”，稍微扩大点，是包括乡党邻里的“足”，人和人之间休戚相连，因而带有敦厚的伦理的含义。后者所务的“得”，是一个非人的客观实体的“得”，一个冷冰冰的法人的“得”，计数愈精确，所得愈可靠。这个所得超乎一家一户，超乎乡党邻里，甚至超乎国界，其中几乎看不到人与人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世界为之计数的，是可见的经济效果，可见的企业扩张，而非抽象的伦理是非，不计功利的道义。这种经济是“非伦理化”的经济，不受道义约束的经济。因其不受道义约束，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实行内外盘剥和掠夺。也因此，它的膨胀扩张就可以无止境，远非农本经济可比。这个差距也是历史造成的差距。

又次，近代的工业世界是不断机械化，不断追求工效的世界。

本文第二部分讲到了水力磨在漂洗毛呢织物方面的应用，这种应用在13世纪的英国已开始普及，其最易见的效果是节约劳力，提高工效。应用水力磨以前，漂洗在毛纺织业中是一项临尾的工序，需要人工踹踏，使织纹均匀，称为踹布。踹布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欧洲，罗马时代即已有之，^[57]耗费人力大，生产效率低，但在中世纪一直沿袭下来。不仅漂布这项工序沿袭了古老的技术，纺和织两项主要工序也是如此。纺基本上用纺锤，织基本上用立式织机，而纺锤和立式织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陶绘中就已经有了。^[58]对于一个闭塞的、自足的经济，纺织不过是为了一家一户的服用，布匹市场或者没有，或者很小。由古代沿袭下来的低效能的生产技术，全社会都可以处之晏然，不感到有什么迫切改进的必要。到了13世纪，传统的农本经济已经发生了从内部打破了闭塞的变化。在增长中的农产剩余，开始进入市场，市场上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对布匹的需求。于是从这个世纪开始，在漂布、踹布这个工序上出现了利用水力的漂布坊，以水力推动木槌，轮番槌打布面，比人用双脚踹布提高了工效。也在13世纪，欧洲出现了纺锤轮，但只能纺线而不能卷线，纺的工效提高了，卷线却还得另付劳力。把纺线和卷线结合为一项连续作业的，是后来加在纺锤轮上的一种新装置，称为“旋卷臂”。旋卷臂的出现，大概早于15世纪，由此纺的工效增长，劳力得到节约。提高织的工效的横式织机，在欧洲的起源不清楚，技术史家认为在欧洲出现时也当13世纪。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14～15世纪欧洲的横式织机图，一种可用两人操作，交替穿梭；一种有4个下垂的综，还有踏板，可以织出各式织纹。^[59]织袜业中针织机的出现，比此稍晚。发明者是英国人威廉·李，恰当16世纪英国乡村生产的针织毛袜进入广阔市场的时候。可见13世纪以后的几百年中，随着日常服用品市场的扩大，寻求增加生产数量的途径，用工效高的机械取代人力，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需要。机械更新的结果，装置旋卷臂的脚踏纺轮，工效每人在定限时间单位内比手摇纺机增加1/3；尼德兰织机比旧织机增加约四倍；针织机比手工针织增加10倍。^[60]生产量和工效，是需要计数来表达的概念。这和前文所说自时钟流行后的计时，复式簿记出现后的计算盈亏，都属近代工业世界在孕育中带来的有社会意义的特点，是对工业趋向大生产这一发展前景的一种潜在的推动力。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之际，人所熟知的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和蒸汽化，各种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历史地说来，也就是从13、14世纪已经开端的、为寻求增加日常服用品产量的途径和以机械取代人力的这一发展过程的继续。当然，这是经历几百年而后涌现高潮的继续。在一个闭塞、停滞的农本经济中，以机械取代人力，不会成为社会的迫切的要求。一家一机之织，早成布或晚成布，多一尺或少一尺，时间、生产量、工效，都无必要作精确的计数。为供应富贵之家的黻黼衣裳，缕金错彩，更是经旬累月才完成一件、两件，时效、工效，几乎都是无关的问题。从这里更难产生寻求增加产量途径的要求。和近代工业的不断机械化相比，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差距。

最后，从高一点的层次来说，西欧历史孕育出来的近代工业世界，又是一个不“敬天”、不“法祖”的世界。

工业世界在孕育中的机械化进程，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这一进程，改变着社会对自然和对传统的态度。以农为本的经济，生产依靠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自然。与此相应，社会对自然的态度，或者把自然人格化，视之为神，对之崇拜；或者把自然视为无可移易的存在，对之顺应。前一态度是宗教的，后一态度是哲理的，但两者都认为自然只可顺从，不可改变。中国的荀子提出“制天而用之”的思想，这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真是空谷足音。农本经济又是韧性存在的经济，可以历多少世纪而无大变化。与此相应，社会对传统的态度是尊重、美化，甚至是神化。人们认为传统越古越好，越有权威，有的还托之于神意，托之于圣人作法。这种顺从自然、尊重传统的态度，也就是旧中国久已有之的“敬天法祖”的态度。这个态度也非古老的中国所特有，在西方以农为本的社会，不但有过，而且也曾广泛流行过。但当近代工业世界在西方逐渐孕育成熟的时期，这个态度起了根本变化。人们从机械化的历史进程中认识到人可以驾驭和改造自然，开始把人格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上帝，和物质的自然区别开来。上帝是自然的创造者，继续崇拜；上帝创造的自然却不是上帝，可以驾驭和改造。这个态度改变的意义，我想不妨作高一点的历史估计。按照基督教早期教父遗留给西方封建农本社会的思想，既然自然为上帝所创造，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就是对上帝的亵渎。生当公元2～3世纪的特尔图陵，曾经说男人不应当剃胡子，剃胡子就是胆敢对上帝造人的神工妄加斧削，是大不敬。到了16世纪，至少在行动上还在信仰正宗教义的英国人培根，却提出了人应当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思想。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科学实现对自然的“人的统治”。培根倡导的这个思想，是对“敬天”的态度的背反。这个思想反对顺从自然，主张使自然屈从于人的意志，骎骎乎要对上帝主宰宇宙的威权实行僭夺。一旦这个态度成为社会的态度，那就一方面是崇拜上帝，一方面是对自然作一切人力所及的驾驭和改造。迄至今日，这仍然是西方工业世界许许多多人所抱的态度。而在此以前，世界上任何社会，即使文化很昌明，也很难有这样的态度。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窃了可以改变自然的神火，夜夜受到鸷鹰啄食肝胆的天罚。18世纪英国人瓦特，却因为揭开蒸汽动力的秘密，成了近代工业世界的英雄。两相对比，差异何等鲜明。对传统态度的变化也是这样。自然可以由人来改造，传统也同样可以由人来改造。几百年来机械不断更新，效果不断增进，这就是对农本经济传统的挑战。英国自伊丽沙白一世时期至清教革命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活动，称为这种那种“企划”（Project），从事企划的称为“企划家”（Projec-tor）。^[61]所谓企划家，也就是新起的运用资本势力来组织生产的工农业企业家。他们从经济上改变旧传统，变以农为本的社会为以工商企业为本的社会，变以衣食自足的社会为多消费的社会。经济上的传统一旦被抛置一旁，其他的传统准则也就跟着失去了威灵。16～18世纪西方在宗教、法律、政治上的变革，都说明由新兴工业世界带来的种种特点，正以其所附生的社会力量，冲击农本社会的一切传统。

近代的工业世界是对外扩张的世界，传统的农耕世界是固守闭塞的世界。近几个世纪西方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其实质是世界历史上扩张的经济体系对闭塞的经济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受冲击者曾经以为闭关并施以小惠就可以把冲击者拒诸门外。明朝嘉靖皇帝的朝廷以为给葡萄牙人一块小小的滨海之地，以示嘉惠远人，从西方来的海商海盗就可以相安无事。这是一个农本社会专制皇帝的政治哲学，但是不济事。清朝的乾隆皇帝对英国要求通商的来使说，天朝什么都有，不需和外国通商。这是另一个专制皇帝的经济哲学，也无济于事。在这个皇帝孙子的手里，天朝的大门终于被英国的炮舰轰开。往事已矣，但从历史获得的认识很清楚；当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地区进入了近代工业世界，从此农耕世界的门就关闭不了，也就是得面临冲击，对冲击作出反应。冲击主要在于经济，但冲击面不限于经济。冲击引起农耕世界的反应亦然。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冲击和反应的历史运动还没有终结。处于受冲击地位并且必然要作出反应的，基本上还是以农为本的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于近代西方工业世界一些看似平常的特点，遭受冲击者还必须认真对待，也必须认真作出历史的估计。

行文既竟，作3点结语：其一，农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农本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有了而付之无益的耗蚀和专暴的剥夺，也就没有工业世界的孕育，即使孕育了也难产。其二，为适应千百万普通人日常服用的需求，在素不为人注意中发展起来的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孕育于农本经济中的工业世界的起点，它的最初的孢子。城市行会工业或某些能工巧匠为了少数人享用而制作的精品、名品、奢侈品，不可能有大生产的前景，引不出近代的工业世界。其三，工业世界在孕育中带来的一些有社会意义的特点，不像“船坚炮利”那样一碰上就令人触目惊心，但其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力，为其“船坚炮利”作后盾的潜力。作者写这几点结语时，胸中往复萦回的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的来自西方工业世界的冲击，应当从历史上知彼知己。知彼乃所以取彼之长，舍彼之短；知己乃所以益己之不足。这样就庶几能在饱经冲击和饱尝忧患之中，找到自己的，而非照搬的，进入工业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新路。

本文的主旨在于试图阐述农产剩余和乡村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在农耕世界孕育工业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如城市行会工业的变化，不同工业之间的依辅、连锁关系，商业交通的发展，东西海道的开拓，海外殖民和贸易，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等等，皆未阑入讨论。文中有不少地方涉及作者所知甚浅或知之不切的问题，漏失之处，幸读者进而教之。

1987年1月于武昌

【注释】

[1]《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W.W.罗斯托：《经济生长程序》（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纽约1962年版，第105、313页。

[3]C.P.金德贝格尔：《历史背景：亚当·斯密与工业革命》（Historical Background：Adam Smith and the lndustrial Revolution），载T.威尔生等编：《市场与国家。亚当·斯密纪念论文集》（The Market and the State，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牛津1928年版。

[4]P.克里德特等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ln-dustrialization），B.谢普英译本，剑桥1981年版；F.布罗代尔：《论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第2卷，纽约1979年版，第297页以次。

[5]J.U纳夫：《1540—1640年期间英国的技术进步及大工业的成长》（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lndustry in Great Britain），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卷，第1号，1939年10月。

[6]C.M.凯洛斯—威尔生：《13世纪的一次工业革命》（An l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载《经济史文集》（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第1卷，伦敦1954年版。

[7]西方中古兴起的城市放弃农耕是很晚的事。直到17世纪，英国有些城市居民还从事农业操作。例如，1610年，里斯特城发布禁令，不许居民在街上簸谷子。看来这一现象还不是偶然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此发布禁令。参见J.帕顿：《1500至1700年的英国城市》（English Towns，1500—1700），肯特1978年版，第199页。

[8]例如：E.J.琼斯、S.J.沃尔夫编：《农业变迁与经济发展》（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伦敦1969年版；W.H.尼可尔斯：《作为经济发展因素之一的农业剩余》，（An Agricultural Surplus as a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71卷，第1号，等等。(www.xing528.com)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上册，第157、39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0]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纽约1926年版，第120页引巴斯：《收获比例》（Yield Ratios），第15页。

[11]M.K.班纳特：《七个世纪中英国的小麦产量》（British Wheat Yield Per Acre for Seven Centuries），载《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第3卷，第10号，第26、27页，1935年2月。

[12]班纳特在《七个世纪中英国的小麦产量》一文中，曾说在中古和近代之际，英国小麦每增产量约为4倍，这大概是以1200年产量为底数与1650年产量作比较而言的。

[13]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第119页，注［7］引。

[14]B.M.S.坎普贝尔：《中世纪英国耕地生产力》（Arable Productivity in Medieval England），载《经济史杂志》，第43卷，第2号，第379～381、396页。

[15]M.M.波斯屯：《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5卷，第81页，表7，剑桥1977年版。

[16]阿尔多·德·曼达勒纳：《1500至1750年的乡村欧洲》（Rural Europe，1500～1750），载C.M.齐波拉编：《方塔那欧洲经济史》（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1卷，格拉斯哥1978年版，第340页。

[17]阿尔多·德·曼达勒纳：《1500至1750年的乡村欧洲》，载C.M.齐波拉编：《方塔那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337～338页。

[18]W.坦普尔：《尼德兰联合省目睹记》（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第78～79页，牛津1972年版。

[19]M.M.波斯屯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7章第7节中，论中世纪农业社会鼎盛时期的农民负担作同样估计。马克尧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论农民生活水平一节中也谈到这点。作者在《略论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文（载《武汉大学人文学报》，1957年第2期）中曾对西方封建地租率作此估计。

[20]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第30页，表1～9，第1项。

[21]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第32页，插图。

[22]F.F.曼德尔斯：《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载《经济史杂志》，1972年，第32号，第241～261页。

[23]P.克里德特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所写“前言”第3节。

[24]C.辛格尔等：《技术史》（History of Technology），第2卷，第625页，牛津1956年版。

[25]J.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4卷，第56页，图688，剑桥1965年版。

[26]N.G.庞兹：《欧洲历史地理，1500—1840》，（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第229页，剑桥1979年版。

[27]C.辛格尔等：《技术史》，第2卷，第611页；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第96页。

[28]C.M.凯洛斯-威尔生：《13世纪的一次工业革命》，第41～60页。

[29]J.瑟斯克：《乡村工业》（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载F.J.费席尔编：《都铎及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经济社会史文集》（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第70～88页，剑桥1961年版。

[30]N.S.B.格拉斯：《英国谷物市场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第32～64、110～111页，哈佛1926年版。

[31]E.利普森：《英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第448页，注［5］：参看凯洛斯-威尔生：《毛呢工业》（The Woollen Indus-try），见《剑桥经济史》第2卷，第374～375页。

[32]G.D.拉姆赛：《英国毛呢工业，1500—1750》（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1500-1750），第35页，伦敦1982年版。

[33]《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416页说，14世纪末英国出口的毛呢，约当1347～1348年出口的10倍。H.C.达尔贝：《新英国历史地理》（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第22页，同此估计。H.L.格雷在《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39卷发表的“14世纪英国毛织品的生产与输出”（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English Woollens）的估计与前同。

[34]J.瑟斯克：《英国乡村经济》（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第238页，伦敦1984年版。

[35]A.P.厄席尔：《英国工业史》（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第197～200页，坎布里奇1920年版。

[36]E.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98页，引《维多利亚郡史：塞福克》（Victoria County History，Suffolk），ii，267.

[37]G.D.拉姆赛：《英国毛呢工业，1500—1750》，第73～77页。

[38]G.D.拉姆赛：《英国毛呢工业，1500—1750》，第34页。

[39]J.瑟斯克：《英国乡村经济》，第238页。

[40]J.瑟斯克：《英国乡村经济》，第248、251页。

[41]N.G.庞兹：《欧洲历史地理，1500—1840》，第230页。

[42]其中后来不乏因固守“委托劳动制”而成了工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但就其早期所起作用而言，应当视为工业企业家的原型。

[43]参看班纳特：《七个世纪中英国的小麦产量》，表4经修正的估计：1650年小麦产量约12蒲式耳，1800年约20蒲式耳，一个半世纪内的每增产量，大于13至17世纪共4个半世纪中每增产量4倍。

[44]关于这个时期英国各种乡村工业，参看H.C.达尔贝：《新英国历史地理》（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第228、236页，剑桥1976年版。

[45]薛惠宗：《15—17世纪英国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与其早期近代化及资本主义化》（武汉大学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第1、3节对乡村工业与农业劳动的关系有所论及。薛文乃未刊稿。

[46]P.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La Revolution Industrielle auⅩⅤⅢSiecle），杨人楩等中译本，第14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7]但丁：《神曲》，王维克中文散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6页。有关欧洲中世纪机械技术的论著，往往引但丁《神曲》中的描述为机械钟在文学上的最早反映。参看J.吉帕尔：《中世纪机械》（The Medieval Machine），纽约1976年版，第154页。

[48]西敏寺教堂于1288年装钟，坎特布雷教堂于1292年装钟，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钟”条。是否为水钟，参看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2，第544页。

[4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2，第445页，据Howgrave—Graham之说。

[5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2，第446页以次。《宋书》卷三百四十“苏颂传”：“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则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报见”。

[51]W.G.伦西曼编：《马克斯·韦伯论著选译》（Max Weber，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第140页，剑桥1978年版。

[52]M.E.西伯姆：《英国农场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Farm），哈佛1927年版。书中述英国各个时期的农业发展，多处讲到谷仓及其建造结构。

[53]N.S.B.格拉斯：《英国谷物市场的演进》，第77页以次。

[54]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第41页。

[55]C.M.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第42页。

[56]参看R.H.陶纳：《务得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第3节，伦敦1933年版。

[57]C.辛格尔等：《技术史》第2卷，第214～215页。

[58]C.辛格尔等：《技术史》第2卷，第200、211页。

[59]C.辛格尔等：《技术史》第2卷，第213页。

[60]J.希伦伯姆：《生产关系、生产力、原始工业化的危机》（Relations of Production，Productive Forces，Crises in Proto—industrialization），载克里德特等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第113页。

[61]参看J.瑟斯克：《经济政策与企划——早期近代英国消费者社会的发展》（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第1、6两节，牛津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