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游牧与农耕对比 + 吴于廑文选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1]

一、引　言

历史这门学科之所以引人入胜，原因之一在于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即人类的过去，常常要求人们对它进行再认识。对历史进行再认识之所以必要，其一是基于哲学的原因，如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历史由于天定，18世纪启蒙史学家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历史演变的基础，随着哲学观点的改变，对历史的认识也要求更新。其二是有决定意义的史料的发现，如19世纪西亚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发现，20世纪初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发现，我国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以及重要古代文明遗址的系统发掘等等，对这些发现的研究，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其三是时间因素的作用。某种历史事件在发展上蕴蓄着潜在的力量，但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发挥到一定的限度，因而一定时期内的历史观察者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在的力量发挥得愈来愈充分，影响愈来愈明显，这就要求后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者对前人已经考察研究过的同一历史事件进行再认识。例如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工业动力的一次革命。但在当时，这也不过作为一项新奇事物看待而已。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历史观察者能够认识到这一事件触发了意义深远的产业革命。过了六七十年，即1837年，法国人布朗基首次提出“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以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并称，这才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一次再认识。又过了半个世纪，英国人阿诺德·汤因比对工业革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作了多次学术演讲，后来他的门生把他的论述、讲稿汇为一书，题为《英国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论集》，这才对由瓦特的发明而肇端的工业革命，进行了又一次更为深入系统的再认识。如果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要从一开头就能充分认识由瓦特的发明而引起的工业生产上的巨大变革，任何有预见之才的历史学家恐怕也不能做到。

还有一种原因，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说法，姑且称之为观察历史广度的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历史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史之前，曾经存在于各民族、各地区间长期闭塞的状态，必然影响人们对历史观察的广度，不是限于这一国、那一国，就是限于这一地区、那一地区。这个影响至今存在。要使世界史这门学科真正做到以世界全局而不是任何一个局部作为历史考察和研究的对象，那么研究者就必须突破旧的局限，扩大视野，以求达到对世界历史的新的再认识。

本着这样的想法，我试图从放大观察广度着眼，谈谈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关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两者本身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问题，都不在这次讨论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涉及的问题还是很广泛。疏漏谬误的地方，必不能免，请与会同志们指正。

二、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

距今约1万年前，由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过渡，开始发生了农耕。大约与此同时，也发生了畜牧。从这个时期起，人类开始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包括以种植谷类为主的农业生产者和以繁殖畜类为主的牧业生产者，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

由此开始，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可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因为这里培育稷，即小米。《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句中的“禾”就是小米，这点清代学者陈奂已经指出。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是以培育水稻为特色。1973年冬至1974年春，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发现籼稻谷种，说明早在6700年前，中国长江以南已经栽植水稻。还有一个农耕中心是墨西哥，约在7000年前培育了玉米。这个农耕中心是约2万几千年前由亚欧大陆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梁进入美洲的印第安人开拓的。由于冰川北退，陆梁消失，这个中心和亚欧大陆完全断绝联系。秘鲁可能是另一个发展种植玉米的中心，和亚欧隔绝的情况与墨西哥相同。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也是长期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我今天讲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地理范围大体限于亚欧大陆，有时要讲到北非，在年代上不会涉及公元14、15世纪以后。海道大通之后的世界形势，不属这次讨论的范围。下面谈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墨西哥、秘鲁以及非洲内陆都不包括在内。

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农业生产技术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目前考古学在这方面提供较多知识的，是西亚这个中心向外围诸地逐步扩展的情况。大、小麦的培植，很早由美索不达米亚向东西两翼扩展，向东，一条线到达伊朗中部和北部，可能更延伸到阿富汗境内；另一条线偏南到达俾路支，远及印度河流域。向西，最早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然后大体沿扇状分线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偏北一线由巴尔干进入多瑙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诸地，又向东分入乌克兰平原，向西越海分入不列颠岛；偏南的一线沿地中海岸进入南欧诸地，包括今意大利、法国南部和伊比里安半岛。埃及和北非之种植小麦，大概是经由巴勒斯坦传过去的。把这些麦类种植传播所及的地区和前面讲到的中国和东南亚培植小米、水稻等地区合在一起考察，就亚欧大陆而言，经历了好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至波罗的海，由不列颠至乌克兰，还有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我们不妨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

农耕世界的经济是以农为本的经济。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尽管这种闭塞并非是绝对的，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不同地区，在程度上也并非是一致的。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的发展。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换和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就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状态。可以这样说，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社会形态里，凡属农耕地带的各个地区，其基本情况都是这样，都是以农为本，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对闭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这样提到：“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这些话，尽管不是针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讲的，但为理解这里所讲的前资本主义不同社会阶段以农为本的问题，重温一遍极有意义。

当农耕最初出现于历史的时候，它往往与畜牧相结合，许多由考古发现的最初农村遗址说明了这点。但是，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类，逐步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从植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游牧。雨量充足、河渠充盈、土壤肥沃的地带，逐渐发展以农耕为主，形成上面所说的一个横亘亚欧大陆偏南的农耕地带。雨水很少，但是草原辽阔，冬季白雪覆盖的山峦，到了夏季，山坡上却牧草丛生，像这样的地带，就逐渐发展以游牧为主，形成了游牧地带。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上面所说的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对这个地带，不妨也援前面提出的农耕世界之例，称之为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亚欧大陆两大并列地带形成之后，它们的历史发展的前景不一样而又相关联。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之必然趋向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以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从事于农耕以外的活动，例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建筑、开凿河渠、贸迁有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总之，较快地诞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由于管理、防卫和交换的需要，还逐渐兴起了城市或社会分工较细的居民密集点。这就使农耕地带富庶并且文明了起来。东西方古典文明，中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封建文化，都诞生、发展于这个偏南的长弧形农耕世界。与此相比，游牧地带的生产当然也在发展增长，但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也有社会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并列存在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两者之间的南北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农耕世界偏南，在偏南的地方，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游牧世界偏北，在偏北的地方，也有从事农耕或半农耕的部族。《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朝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见闻，中亚一带既有“行国”，也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的农耕民族。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第十七章述及草原上斯基泰人的经济生活，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农耕世界形成国家之后，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国家的疆界，去中心越远越模糊，不能用近代的有精密地图为据的国界线的概念去看古代国家的疆界。总有一个两方都可出入的、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所谓边界。边界对于古代国家，是一个沿其领域而延伸的狭长的面的概念，而非线的概念。就在这个面里，发生和发展着两个世界间的各种交往和矛盾。交往常常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不过，交往不总是和平的、田园诗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以暴力书写的历史。

三、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

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13、14世纪，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

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族与农耕世界各族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就是这样。农耕世界具有的金属武器，游牧部族也能具有。活动于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斯基泰人就善于铸剑。源出游牧部族、后来进入西亚边缘的赫梯人，最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传播到游牧世界。因之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起初是青铜武器，后来是铁武器，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既然双方使用武器的水平大体相当，一旦出现其他因素，如农耕世界的国家因内部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力量衰落的情况，毋宁说，游牧世界诸部族在这种时机向农耕世界进行冲击，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

游牧世界诸部族具有农耕世界定居者无法与之比拟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他们的流动性，他们有相对于农耕世界定居者的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入衰落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战车，是公元前27～前26世纪苏美尔人的战车。这种战车见于从乌尔王陵中发现的“乌尔军旗”上镶嵌的图像，四个实心车轮，由已被驯化了的野驴拖拉，非常笨重。苏美尔人不知有马。不仅他们不知有马，就是过了八九百年，到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18世纪，农耕世界比较先进的两河流域也不知有马。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中，多次提到牛、羊、驴、大小牲口，但没有一处提到马。连马都没有，更不用说用马拉的战车了。马驾的战车出于何时何地，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出自高加索一带的山地游牧部族。不论怎样，约当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外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就已经知道用马驾车。赫梯法典从第58条起一再提到马，驾车的马，还提到马勒和驾具。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一些冲入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来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部族，都已使用了马驾的战车。这种车双轮，车轮有辐，一般是6辐，不是实心的。每年载两人，一个御者，一个战士，用弓箭，比苏美尔时代的驴拉的四轮车，轻便快速，具有远为超越的机动性能。公元前17世纪从西亚经巴勒斯坦长驱直下埃及并加以征服的喜克索斯人，用的就是这种战车。公元前16世纪初大掠巴比伦的赫梯人，稍后入侵巴比伦并且建立长期统治的迦喜特人，在两河北部立国的米丹尼人、胡里特人，大都已知驯马，并且有马驾的战车。在两河流域偏北一带，和上述诸族先后敌对并又彼此敌对的乌加尔图人和亚述人，也都使用战车，以此强化他们的战斗力量。古代世界两个农耕文明发达最早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抵挡不住以战车武装起来的来自北方游牧世界诸部族的冲击。到公元前1000年代，断断续续由高加索山区南侵的西密里安人和斯基泰人诸游牧部落，不仅有大群牧马，而且已经使用骑兵了。

同时期内，即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冲击。东面，雅利安人冲入印度，有马有战车。而早于他们的印度河流域上的哈拉巴诸城邦，这时也是不知有马。哈拉巴的车是牛挽的车，显然不是战车。只有牛挽的车的哈拉巴人，抵御不了拥有马驾的车的雅利安人。在西面，另一支印欧种人，即最早一批的希腊人，冲入希腊半岛。文特里斯释读成功的迈锡尼线形文字乙，证明他们有马、有战车，后来他们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这批最早南下的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也有反映。荷马史诗所追忆和歌颂的属于这个时代后期的英雄人物，就是驾着战车去打仗的。

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人从哪里来？是个可探讨的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金景芳先生有一篇论证商人来自北方的文章，我觉得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关于战车，夏朝有没有，不能光靠后代的文献记载，现在只能存疑。至于商代，考古发现已经使人信而有征。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发掘，从随葬的车马坑证明有车有马，而且车是双轮，用双马，还有御者。很有可能，如果商人确如金景芳先生所说，来自北方，则他们利用的双轮车也会是从北方来的。至于商克夏的鸣条之战，是否以战车取胜，还无从回答。如果讲到约5个世纪后周武王伐商末王纣的一战，则回答是可以肯定的。《史记·周本纪》记牧野之战说：“诸侯兵合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4000之数，可能有夸大。《孟子·尽心》中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这大概没有把诸侯来会的车包括在内，可能接近真实。不论怎样，看来这是一次规模颇为可观的车战。(www.xing528.com)

由上所说，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约从公元前2000年代的中叶开始，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当然，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卜辞反映了它们已经经营农耕，虽则畜牧还占很大的比重。可以引起注意的，是他们也有马驾的战车，并且还有人提出了他们来自北方的看法。

这里不打算谈由战车发展为骑兵的问题了。只指出一点，即在亚欧大陆的东边和西边，都是先有马驾的战车，然后才有乘在马上的骑兵。骑兵比战车的优越性，只举一点就明白了。战车在西亚是1个御者，1个战士，每车2人，驾御和作战分工。也有1车3人的，如赫梯战车，战士、御者之外，还有1个持盾兵。中国是每车御者1人，战士左右各1人，共3人，也是驾御和战斗分工。骑兵1人1马，下肢驾御，上肢战斗，人力配备少，而机动性能大为加强。和战车相比，还不大受地形的限制。早在游牧世界各部族发动第二次冲击浪潮之前，即在第一次冲击的后期，他们已掌握了骑兵战术，铁兵器也早已代替了青铜兵器。

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冲击浪潮将临未临之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半游牧或已趋于农耕的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备防御政策。公元前200年，汉帝国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到今大同东南的平城，匈奴冒顿单于“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如不是向单于的阏氏纳了重贿，几乎脱不了身。北方游牧部族第一次显示出来的骑兵威力，不得不使汉朝统治者对北方边界的防备高度重视起来。汉武帝之所以把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以西玉门关，置河西四郡，沿边置烽燧，随时报警，目的就是防止游牧世界的各族南下。西边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的防备策略。它把多瑙河、莱茵河当作自然边界，两条河上游的空缺之处，它筑起城寨来堵住这个缺口。在进入不列颠岛之后，又在苏格兰、英格兰之间筑了一道城，号为哈德良城，几乎是和汉朝把长城向西延伸同时。东西方两大帝国这样做，以为可以把北方游牧、半游牧以及一些已经营农耕的部族阻止于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汉文帝曾经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文帝是一位躬行黄老之术的言行谦慎的皇帝，这些话说得婉转而和解。他很想把长城作为南农北牧的一道屏藩，彼此相望而不相犯。但是，从古以来亚欧大陆两个并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物产，特别是他们部族中的上层。汉文帝时，一个投到匈奴去的中行说，后来成了匈奴统治上层的代言人。《史记·匈奴列传》曾经记下他说过的一段话，用现代汉语说，就是：你以农耕为本的汉族，要拿足量的上好的丝布粮米给我游牧的匈奴，否则，等秋天你们田里的谷子熟了，我们的骑兵就来抢收。还有倾向于农耕的要求内居，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南方农耕世界国家的统治者，当条件具备的时候，也要开疆拓土，移民实边。罗马的恺撒就曾推进到莱茵河外。汉朝的武帝也曾进入朔方，并且“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司马迁用“稍蚕食”3个字，是站在农耕世界国家的立场落笔的，实质上是侵夺了游牧世界的土地。还有，为了强化自己的兵备，也要向游牧部族取得马匹。和平的办法是市马，或是像汉武帝对乌孙那样，允许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宗室女江都翁主。这其实也是“市”，则以婚聘礼仪掩盖起来的“市”。这是和平的办法，但有时也要用暴力手段去夺马。也是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逼迫大宛拿出马3000多匹。总之，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结束。以后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汉窦宪把北匈奴驱逐到中亚以后，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即中国，北匈奴赶走了，南匈奴内迁。接着原来在匈奴之东的乌桓、鲜卑以及拓跋诸部，跟踪而来，在他们之后还有东西突厥。后来他们推翻了西晋，在长江以北先后成立了十几个政权，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地图。这个局面直到唐朝才算结束。在亚欧大陆的中部，被匈奴赶过去的大月氏，其5部之中有一部是非印欧语系的贵霜，可能源出塞人或突厥人，进入大夏、印度，建立贵霜国。在公元1世纪迄二三世纪，其统治范围南达印度的北方邦，接近恒河流域。还有一支匈奴人和大月氏人的混合种哒人，称白匈奴，约在公元5世纪初由中亚南下，到5世纪后期，占有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的大部分，迫使一度强盛的笈多王朝勉强保持残局。直到6世纪中叶，白匈奴才退入克什米尔，结束了对印度的冲击。

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在大体同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游牧世界各部族入侵的形势，比东部和中部先后所临遇的还要困难。汉和魏晋之际的中国也好，笈多时期的印度也好，萨珊波斯也好，入侵的北方部族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少量是由匈奴和操印欧语的吐火罗人混血的白匈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除了精于骑兵战术、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外，有东西哥特和其他各支日耳曼入，斯拉夫人；还有从中国北部被突厥人赶到西方并与他族混合的柔然，西方史书中称为阿瓦尔人。可以说，在横亘亚欧大陆创建各古典文明的长弧形地带，当游牧世界各族，包括处于游牧和农耕两个世界边缘的已从事农耕的部族，向它作历史上第二次大冲击的时期，西半壁受到的压力最为沉重。以后的历史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在由阿姆河一带席卷而西的匈奴人的进逼之下，处于农耕世界西部边缘的东西哥特人最先突入罗马帝国的边境。公元378年阿德里亚堡之战，哥特入歼灭了罗马的主力兵团，东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说明罗马已经无力阻挡北方各部族的南下。此后，匈奴人，尤其是受匈奴人牵动的日耳曼人各族，一批又一批波涛相逐，涌入罗马帝国的西部。劫掠、征服之后，日耳曼人各族的统治随之建立，使欧洲的政治地图也大为变样。东部罗马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冲击下，龟缩到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有点像中国的东晋，印度的笈多，保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这就是拜占廷帝国。

公元7世纪，还有从亚洲西南角冲入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族，这就是也精于骑兵战的阿拉伯人。骑兵在什么时候引入阿拉伯，现在不清楚，但最早恐怕要在公元1世纪或稍后。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向受他辖制的各部族征集兵力，阿拉伯人带去了骑兵。不过这些骑兵骑的不是马，据希罗多德所记，是和“马一样快的骆驼”。自从马引进了阿拉伯的草原地区，阿拉伯就组成了一种特别的马和骆驼相配合的骑兵。马用于奔驰作战，驼用以载运辎重。在行军缺水的时候，还可以宰杀骆驼，从驼囊中取水饮马。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1个多世纪，占有了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3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

第二次冲击后四五个世纪，到了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一次。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冲击成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原来是驾驭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族，这时大都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了，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而且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发动这次冲击的蒙古人，各部族估计在内，总人口大概不出100万人，其兵源最大限额不出十二三万人。如果没有众多的突厥部落与之联合，没有动机性极高的骑兵，就很难设想他们能把兵力作如此大范围、大幅度的有效分布。蒙古骑兵战马日驰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达180公尺，作战时善于分兵突袭，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已方的敌军。其攻击力的旺盛，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帝国，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固的蒙古帝国形成之后，到13世纪后期，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14世纪，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帖木儿帝国在他本人死后也就随即瓦解了。

对游牧世界各部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浪潮作了历史回顾之后，可以看出，三次冲击的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各支、斯拉夫各支、闪族的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则大大减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初步解释是：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倾向于农耕或开始从事农耕的部族，很多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之中。从而，在卷入部族最多的第二次冲击高潮之后，第三次冲击的范围虽然很广，但卷入的部族却很少了。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多已融入了农耕世界，虽然这里、那里还有游牧部族存在，但已再也发动不了向南冲击的浪潮了。农耕世界虽然在受到冲击时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终于显示出优越性，显示出吸收、融化打进来的北方游牧、半游牧和已从事农耕的各部族的能力。公元前后共约3000年南农北牧矛盾的这一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结束的时候，世界历史已进入14、15世纪之交。亚欧大陆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历史矛盾运动终止，世界历史的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现在，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对于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过程起了什么作用，而这些作用又有怎样的历史限度。

四、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

我这样觉得，有一种民族的、种族的、植根于农耕世界文明的偏见，往往使关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几次冲击历史意义的考察受到不应有的局限。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农耕世界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文字的创造就是农耕世界的骄傲之一。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而农耕世界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打上了农耕世界思想观念的烙印。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出自农耕世界。因此，很少例外，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几乎都对游牧世界带有歧视，都把以战车和骑兵武装起来的、使农耕世界屡次吃了亏的游牧部族、半游牧部族，看作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种歧视的影响一直传到近代，有些西方人给他们所厌恨并怀有敌意的人加上“匈奴”的谥号。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1750～1819年）反对法国革命，就把革命的法国人称为“西方的匈奴”。这种歧视、偏见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讲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问题，是因为、而且完完全全是因为，自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发生由于各自内部阶级分化而趋于激化的矛盾，而对于由此矛盾产生的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喜克索斯人驾着双轮战车冲进了埃及，统治埃及100多年，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却从征服者手中得到了制造和使用战车的技术。18王朝的末帝吐坦哈门驾着十分华美的战车的场景，保留在1922年所发现的他的墓中殉葬物的装饰画面上。中国的赵武灵王曾经从北方胡人那里学得了骑射之术，强化了他的国家的守备。而入侵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则从农耕世界接受了更多的东西。即便是打了就跑、破坏之后就引兵他去的，也学到了东西，并且往往是重要的东西。斯基泰人从农耕世界学会金属冶炼，不但自己学会了，而且传播给草原上的其他游牧部族。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是历史上游牧部族对入侵地区破坏最强烈的一次。即使如此，蒙古人和突厥人在大肆破坏之后，还把有技巧的工匠带走。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时对攻陷的城市是这样做的，帖木儿对所征服的中亚、西亚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带走工匠的目的，是为了供应生活和战争的需要。但是，发展着的历史却通过这一点，当事者的他们所无从意识到这一点，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

在大举冲击之后在农耕世界定居下来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其发展的前景就更值得重视了。他们是以征服者的地位定居下来的，其上层统治者成为被征服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其一般士卒成为有某些特权的阶层。开头，他们鄙视农耕，认为游牧高于农耕，挽弓优于扶犁。阿拉伯的贝杜因人认为只有游牧、狩猎、劫掠才是大丈夫的事业，农耕无异损害他们的尊严。根据《元史·耶律楚材传》所载，蒙古进入长城以南之后，就有这样的统治人物，主张把汉人赶走，把耕地全改为牧场，如别迭等。但是，相对于游牧而言，农耕这一先进经济的吸引力是抗拒不了的。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头来很少例外，大都走上农耕化的道路，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至于已经营农耕的部族则更不待言。一旦走向农耕化的道路，他们就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文艺等等。他们还会利用被征服地区原有的统治阶级，沿袭原有的制度，把农民的生产作为他们的租税俸禄之源，从而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农本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有的建立了大帝国，强大的王朝，越是能够适应农耕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就越能维持他们的统治。这和农耕世界在不同社会阶段中自身崛起的强大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前面所考察的发动和卷入三大冲击浪潮的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包括半游牧和已从事农耕的部族，如赫梯人、胡里特人、米丹尼人、迦喜特人、喜克索斯人、匈奴人、塞人、突厥人、鲜卑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基本上都逐渐融入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地成为农耕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使农耕世界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显示它在经济文化上相对于游牧世界的优势。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在客观上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陆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国除发展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外，还发展了连接红海、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大食商人在我国唐代东南地区的活动，是大家熟知的。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但是，仍然应当看到，游牧民族进入农耕世界后建立的国家也好，农耕世界原已存在的国家也好，它们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奴隶制的古代也好，在封建制的中古时期也好，如马克思所说，都是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其经济都是以农为本的。以农为本的经济就是一种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基本上属于地方自足的经济。就其在中世纪史所研究的封建社会阶段而言，为国家生产赋税、为地主生产地租、为农民自身生产口粮，就是这种经济的根本。不是说地方和地方之间没有交换，但那是处于附从地位的，改变不了相对闭塞这一基本状态，不能彻底打破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这种以农为本的经济，距离彻底打破各民族之间的闭塞，使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史，还有一段必须跨过的行程。但在经历了来自游牧世界第三次冲击浪潮之后，这段行程也就在眼前了。15、16世纪，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作为西方农本经济基础结构的庄园在瓦解，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进行，海上交通在发生巨大突破，与亚欧大陆隔绝了几万年的地区，这时都因航海的发展而开始联系起来了。从这时起，历史才真正成为世界历史。不是一直存在着的世界历史，到这时才开始了它的存在。这些自然是越出本题之外的话了。

最后，应该指出，游牧世界各部族，包括其中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无疑对遭受冲击的地区和国家造成了破坏，有的破坏非常严重。这种破坏对被侵入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一个时期内，往往会发生促使停滞甚至倒退的作用。古代爱琴海克里特文明和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明的毁灭，原因何在，论者不一，但最早进入这两个地区的东西两支印欧人，即第一批希腊人和雅利安人，多少不能逃避破坏的罪责。公元1258年，旭烈兀攻陷阿拉伯政教和经济文化中心巴格达，其杀戮之惨，焚掠之烈，是历史学家常常用以说明蒙古人入侵西亚造成严重破坏的典型事例。末代哈里发穆斯台尔绥木已经投降，事先他的使臣还向旭烈兀提出伊斯兰信徒所能提出的警告，说，如果杀害哈里发，就会造成天地之间的大混乱，太阳不出，雨水不降，草木不生。但这个游牧民族的头目对此全不相信，在哈里发投降后10天，把哈里发连同他的官员、亲属，与盈千累万的被杀害的人们一样，全都处死，繁荣的巴格达几乎变成了一座荒城。从一个地区、一人国家的历史来说，像这样的野蛮破坏必然会带来发展中的严重挫折。但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漫长过程中，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侵农耕世界，从远古直到公元13、14世纪，问题就不止这一方面。世界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常与暴力相伴随。游牧、半游牧部族以暴力进入农耕世界之后，一旦扎根定居下来，那么，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却又往往抵制不了他们所曾破坏过的经济和文化的吸引。随着时间的延续推移，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后代，也就构成遭到破坏后的农耕世界历史继续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一批希腊人进入希腊，不但奠立了带有克里特文明风貌的迈锡尼文明，而且，在克里特文明毁灭之后，迈锡尼文明还持续发展约两个世纪之久，成为后来更高水平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前奏。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所创造和发展的文明，与被破坏的哈拉巴文明之间，有无某种承续关系，现在还不清楚。有些学者认为，在宗教信仰方面，雅利安人可能吸收了哈拉巴文明的某些因素。至于对巴格达肆行破坏的旭烈兀，在接受被征服地区先进文明的影响上，看来也不例外。伊儿汗国建立后，旭烈兀不但接受伊朗文化的熏陶，而且加以扶植。他的后代皈依了伊斯兰教。合赞汗的统治，事实上也就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伊朗封建主阶级的统治。由此而论，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接受农耕世界的先进经济和文化，也应该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往往是经过野蛮破坏才获得的。不能设想，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长期矛盾运动，可以杜绝或避免破坏，听从人们的理性要求，遵循人们的道德准则，和和平平地向前发展下去。

前几天去西山，在攀登龙门的中途发现了一副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这既是描述攀登龙门半途上的情景，也反映了作联者的一种人生哲学。但在归途中，我忽然又想到世界历史。对于从事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研究的我们，我觉得上联很有意义，当然不是作联者的意义，而下联的意义却很难契合。我借用上联，另拟下句，将此联改为：“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这里说的极高处，是指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把自己置身于这一理论的极高处当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有志于此，所以说是“须向”，就是应当向极高处努力。能够站得高一点，就便于放开眼界，开阔视野，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从旧诗词的用字来说，“大世间”的这个“大”字有点生。但也无妨，要表达一点新意思，就不妨用一个生字眼。不过，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我们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广度来进行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要做到这点，还必须付出认真的、艰苦的努力。

1982年10月，于昆明

【注释】

[1]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于1982年10月13日至21日在昆明举行。会议期间，作者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邀请，向云南省史学界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报告。报告经整理后由《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