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书评：编纂世界史中的问题及历史分期

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1]

会议要我在今天讲一讲世界史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讲两点意见：一是对过去我国引进的两种影响较大的外国学者所编世界历史的看法；一是为了改变我们世界史编纂的面貌，应当研究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不能把各种问题都讲到。只能就自己所看到的一点两点，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可能完全没有说中要害的意见。话题拉开以后，涉及的方面难免要广泛一些，因此意见难免粗疏，表达也未必准确。请同志们指正。

世界史的编写，如果不拘泥于世界史这个名词的现代涵义，我看是从古就有的。当然，古代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它要小得多，狭隘得多。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一个古代史学家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写作世界的历史。比如说，西方尊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他写的《历史》，我看就是当时的世界史。希罗多德的世界，除了希腊及爱琴海诸岛，还包括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伊朗、黑海沿岸及部分内地、地中海中部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他的《历史》，虽然主题是波希战争，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小的一个世界的世界史。在这部世界史里，希腊和非希腊界限分明。希腊、尤其是雅典，是他倾心歌颂的文明的本土；希腊以外就一概被视为异邦蛮族。前者是主体，中心；后者是附从，外围，以环绕中心而存在。尽管希罗多德对希腊以外的东方古国的文明抱有不少明智的见解，但他书中的这个主从之分，仍然十分明显。写异邦蛮族，实际就是为希腊这个主体作衬托。希罗多德在描述波斯大王统率陆海军向希腊进发的时候，笔下波斯一方的威仪之盛，军容之壮，即在绚丽多彩的传统希腊史诗之中，也难以见到这样惊心夺目的场景。据他所说，西征的波斯步兵170万，骑兵8万，水师200多万，加上附属部队，全军共500万人。大军进入希腊东北部色雷斯、马其顿一带，遇到河流临河而饮，把河水都喝干了。关于波斯军的人数，现在的历史家谁也不相信希罗多德的数字。因为当时的经济和交通运输，不可能使波斯具有调集和供应这样一支大军的条件。至于河水的记载，也只是一种着意渲染。希腊境内多山，山间往往形成小河谷。冬季多雨，河水倾泻而下；夏季干旱，枯涸见底。波斯向希腊进军之时，正当八月盛暑，河水不待大军来饮就已经干了。像这样常见的季节现象，是希罗多德家门口的事情。博闻强记的希罗多德，不应该不知道。知道了而仍然这样写，可见是别有原因。原因无他，越是把波斯军的声势、威力描述得淋漓尽致，越足以衬托战胜这支波斯大军的希腊人功勋卓绝。这就无异说，希腊人是光荣的，领导希腊的雅典城邦是优越的。在光荣而又优越的希腊人面前，任何强大的异邦蛮族，即使强大得像波斯帝国那样，也要一败涂地。这就是希罗多德那部世界史中突出主体、突出中心的章法，为希腊城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章法。

我国的司马迁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谈论司马迁，一向是中国史范围的事情。但我看研究世界史的多少有一点理由来谈谈司马迁。司马选的《史记》，从其记述的范围来讲，也可以说是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司马迁不用“世界”这个名词，他用“天下”这个名词。《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次说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就是说，要把“天下”这样范围之内的史料都搜集起来，用以写成他的《史记》。他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叫作“天下”。这个“天下”除了当时秦汉之际我国疆域所及的地区以外，东边包括朝鲜，西边包括大宛、大夏，以至安息、条支，即今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司马迁把所有这些地区总称之为“天下”。这是个小天下，一个不大的世界。他发愤著作的《史记》就是包容这样一个不大的世界的世界史。在这部世界史里，也是有主体或中心，有附从或外围。中心就是司马迁为之效命的汉天子统治的中国，外围就是司马迁认为应当接受中国教化的蛮夷。这个说法不是我加于司马迁的。司马迁自己就是这么个说法。《太史公自序》中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大宛列传》又述张骞的话说，“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这就是说，既然远方的蛮族伸长脖子向往中国，那就该让他们匍匐在中国的周围。一种以天下中心自居并且鄙视异族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所以，一个西方的历史之父为其已知世界所写的《历史》，一个中国的历史之父为其已知“天下”所写的《史记》，其内容都有主从之分，中心与外围之分：本族是中心、主体，异族是外围、附从，而中心又必然是优越于外围的。我们这样说，并非挑剔古人。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业绩，光彩四溢，谁也遮掩不了。他们的局限，是时代和他们所属的阶级造成的，是不能避免的。

在希罗多德、司马迁以后，各各为其已知世界写作历史的，代有其人。由于陆海交通的发展，人们的已知世界日渐扩大，到近代已经包括世界的全部。但是各自为其时代的世界写作历史的，却还是摆脱不了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所曾有过的局限，依然界限森严，各有主体或中心，各有附从或外围。直到现代学者，所编纂的世界史都不能免。

现在要谈到我国引进的由外国学者编纂的世界史上来了。解放以前引进来的，部头最大又特别有影响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剑桥三史”，即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为这套多卷本大书执笔的当代西方学者们，是怎样对待世界历史的呢？在区分主从或者中心和外围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前人是一丘之貉。欧洲或西欧是他们的主体，其余是附从。这就是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一再批判的欧洲或西欧中心论。这种中心论在“剑桥三史”中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关于世界历史分期。“剑桥三史”分别标明上古、中古、近代，这三个时期以什么为划分标志呢？很简单：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上古史就完了，中古史就开始了。1453年，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打下了君士坦丁堡，西方正当文艺复兴，中古史就完了，近代史就开始了。这种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是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但是“剑桥三史”的执笔者们心安理得，用这个欧洲历史的三段划分法来划分全世界的历史。我们过去对这个划分法很少提出问题，也是相安已久，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了。这其实是欧洲中心论在分期问题上的表现，在结构形式上的表现。另一个表现是在内容上。“剑桥三史”内容以欧洲为主体，可说毫无掩饰，而自希腊罗马登上人类历史舞台之后，这个主体就愈来愈突出，几乎遮盖了一切。50年代，《剑桥近代史》出了新编。其内容几乎无异一部欧洲和由欧洲移植美洲的各国近代史，主题是宣扬近代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人所创造的近代文明，以及这个文明向整个世界的普及。在新编《剑桥近代史》的编者心目中，近代世界的历史就是欧洲的历史，今天的人类文明也就是扩展于世界的欧洲文明。至于欧洲和欧洲人移植的美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文明，他们或者视若无睹，或者看到了也以为无足轻重。所以不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剑桥三史”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欧洲中心论。

这种中心论的思想，并非“剑桥三史”编者的独创。他们得之于祖先，是有悠久渊源的。希罗多德前已讲到，这里不必重说。就是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史学依附于基督教神学，几个寥寥可数的僧侣历史作者，他们心目中的基督教世界实际就是基督教的欧洲，世界和欧洲几乎是同义语。基督教世界以外有没有别的世界，他们也并非完全无知，但他们用蔑视的办法来否定。东方的古国亚述、巴比伦，因为不信上帝，早已遭受天谴，灭亡了。当时同基督教世界对立并且与之不断交锋的伊斯兰世界，尽管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在他们的眼里，无非是一个异教的邪恶的渊薮，在按上帝意旨而展现其全部历程的世界史上，最终是要消失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僧侣史学，称当时伊斯兰的巨大文明中心开罗为巴比伦，称信奉伊斯兰教者为巴比伦之民，其意就是袭用《圣经》上斥巴比伦为大淫妇之说，否认伊斯兰诸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地位。到了近代，这种中心论的思想改头换面，仍然支配着西方史学。大家都知道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讲世界历史。黑格尔是19世纪的人，东西海路大通已是几百年了。他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只知道那么一个小小的世界，或者像我们的司马迁那样只知道一个小小的天下，也不像中世纪欧洲的僧侣史学家，眼睛只盯着一个基督教的欧洲。他不是，他知道全世界。他知道中国、印度、伊朗、埃及。但当他议论世界历史的时候，却置中国、印度于世界历史之外，视波斯、埃及为向世界历史的过渡，只有所谓希腊精神，才真正是世界历史的开始。黑格尔说：“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所以，到了黑格尔手里，欧洲中心论就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剑桥三史”的编者，只不过是把他们祖先关于世界历史的种族、阶级偏见，一切一切承袭下来，尽其全力，以多卷本的巨大篇幅，来宣扬欧洲这个主体。毫无疑问，这样一部世界史，是近代不断向外扩张的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世界看法的反映，它回过头来又为这种扩张服务。这就是解放以前我们从西方引进的世界史的编纂体系。

解放以后，我们在一个时期里学习苏联，引进了苏联的世界史著作和教材，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应当肯定，在解放初期引进和学习苏联所出世界史著作和教材，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类书籍一般都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用阶级斗争学说阐明人类社会怎样从一个阶级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这对我们改造旧的史学观点，树立新的、合乎科学的史学观点，是有益的。但这不等于说，什么都没有问题了。事实不是这样。关于解放初期引进的苏联世界史书籍的内容问题，例如对于一些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的分析论断问题，见仁见智，今天不去讲它。这里只谈一点，就是说，在那些从事于世界史工作的史学家中，由欧洲史学传统遗留下来的那些中心论的影响、痕迹，有没有清除得干干净净呢？学术思想的影响顽固得很。不能设想，经过了1917年的革命，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直到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种族偏见，就都从苏联的史学界一扫而空了。就拿历史分期这点来说，苏联史学家按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来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这是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之一，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采取的具体划分法，实际上是自16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三分法再加一头一尾，头是原始社会，尾是1917年以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当然也作了一点调整，把中古的下限移后了两个世纪。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特色。在西方史学界中，也有主张以17世纪作为中古的结束和近代的开端的。所以，尽管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的划分原则，但是具体的划分法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旧观点的影响严重存在。我们完全了解，给世界历史作出统一的分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分期法都会像希腊神话中普洛克鲁斯提斯的床一样，对长子是短了，对矮子是长了，因此都有它的局限。真正抱着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应当认识这种局限。但是苏联许多历史学者的态度不是这样。他们大体袭用西方传统的以欧洲为主的三分法，却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们一样心安理得，好像道理本应如此，不言自明，欧洲的尺度就是全世界的尺度。正因他们的态度是这样，于是在一些更细的分期问题上也是依样葫芦，欧洲为主。例如中古时代早、中、后三期的划分，就完全是按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来规定分期的界限。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历史，从公元5世纪到17世纪1 200年的世界历史，都按照这个三阶段的框框，一块一块地给镶嵌进去。这种做法之不足取，举一个例即可以说明。比如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后裔所率领的蒙古人和其他附随民族的军事征服活动，发生在13世纪。关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历史上的功罪问题，我们今天置而不论。今天要说的，是能不能把他们这一规模广阔的扩张活动恰好框在西欧封建社会发展中期的那个格格里。关于这一扩张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我怕我们今天的认识并不完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进至中亚以后，北路一线经里海一带，越俄罗斯，一直进抵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门口；西南一线穿过伊朗，直达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格达及其西；由中亚折向东南，几次进入印度。在我国境内，先后灭金和南宋两个王朝；又进入朝鲜。只要闭目想一想13世纪的世界历史地图，不难看出，整个亚欧大陆，世界几大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地区，有的被全部征服，有的屡进屡出，有的受到严重震撼。这对原来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地区，对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究竟产生什么影响？起了什么作用？再从蒙古势力没有达到的地区来讲，西方有地中海南北两岸，欧洲中部和西部；东方有日本和印度支那。对于这些没有进得去的地区，抵制住它的地区，从另一方面看，又有什么别的意义？这些问题，我怕我们的认识至今是不怎么完整的。但是不论怎样，13世纪世界上发生这样一个波涛汹涌的变动，和西欧封建社会发展到中期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呢？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它装配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期那一个框框里呢？除非把西方史学传统中以欧洲为主体的这个思想强加于人，就很难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所以，解放前后分别引进我国的两种世界历史，虽然体例不尽相同，却具有同样一种中心论。欧洲的史学家们习惯于以欧洲为主体，囿于传统，而更多地是囿于种族和阶级成见，不能以世界为一全局，因而也就不能如实地考察世界的历史。

我们要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首先得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这里说的以世界为一全局，并不是说，只要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全部汇编起来就行了。世界史的编写，当然离不开国别史、地区史以及各类专史，离开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成果，世界史的编写就将失去必要的依据。但是必须看到，世界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像过去那样，不管是由外国引进的，还是由国内学者编写的，按一种历史分期的架构，把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汇成或大或小的总集，那还不算是世界史，至少不是一部好的世界史。世界史上有不少重要问题不是仅仅研究国别史、地区史以及各类专史所能解决的。有人认为，世界史除了吸取国别史、地区史、专史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外，很难从世界史这么广泛的范围提出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这种看法，实际就是把世界史当作各国各地区历史汇编的看法，没有看到要把世界史作为一个全局来考察。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也不符合实际。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我们来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www.xing528.com)

不妨举例。现在想到的，有这样几类问题。一种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考察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比如说，7、8、9世纪，在这三个世纪期间，中国、西欧，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西亚、北非，一直到欧洲西南角，都曾在一个时期的民族迁徙动荡之后，出现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局面。在欧洲是查理曼帝国，在西亚迤西那么一大片是哈里发，在我们中国是唐代。大体在这个时期或略前，佛教在中国，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今天称为阿拉伯世界的广阔地带，继渗入之后而广泛传播。我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中，在亚欧大陆和北非这么辽阔的地区，会发生这种近乎平行的历史现象？这个问题关系当时世界历史的全局，应当研究和解释。还有，三大宗教分别在几个地区广泛传播以后，对于这些地区的古典文明，究竟产生什么作用？一般来说，基督教到了欧洲，对于欧洲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采取了否定态度。它认为那是异教的文明，不笃信上帝的文明，是邪恶的。伊斯兰教进入西亚等地之后，对于伊朗文明，遗存于叙利亚一带的希腊文明，特别是希腊人的科学知识，采取了有选择的吸收。佛教到了中国，经过同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些冲突、矛盾之后，终于在若干方面和儒家思想相适应，创立了一些具有中国风貌的、与儒家思想多少能够并行不悖的新的宗派。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对于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的这几个地区的历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对此后世界历史的进程又有什么影响？我们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不能不对这些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并作出估计。又比如，15、16世纪，西方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海外的远航活动开始了；又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起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相当于我国明代早至中期，是不是在我国当时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呢？无疑是有的。但是为什么西欧从此迅速跨进资本主义，而东方则否？同时，就在这个时期，西方的航海势力绕过好望角，沿着印度洋西岸，超过印度洋到达东方；我们在这个地区的航海活动本来居先，绕过南海，越印度洋到达印度洋的西岸。但是，一两百年之间，东方西方在印度洋和南海的航海势力，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消长过程是怎样出现于历史的？出现这个消长过程的东西方包括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全部历史背景是什么？不弄清楚这样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停留于香料商路变迁之类的一般认识，就无从深刻理解当时以及此后世界历史变化的全景。

第二类问题，是关于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比如中亚，在海路大通以前，是亚欧大陆这个有好几个文明中心的大陆世界的中央绾毂地带。东边同中国的关系，西边同西亚乃至欧洲的关系，南边同印度的关系，都很密切。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很不充分。过去，我们从东西交通这个角度上来考察这个地区的较多，我们对“丝绸之路”很感兴趣。把这个地区当作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从世界历史全局来对它同东、西、南几个重要文明地区的关系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则做得很少。20多年前，我们曾经纪念过文化巨人阿维森纳。我们称赞他的医学成就，称赞他对欧洲医学影响长达几百年之久。但是，10至11世纪之间的中亚布哈拉城，出现博学的、有多方面文化修养的伟大医学家，能是偶然的么？阿维森纳的杰出成就，无疑离不开伊斯兰文明的哺育。但是远在伊斯兰文明进入布哈拉一带以前，这里已经是发展繁荣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世界性的文化巨人，必然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凭借的。我们应当研究这个历史凭借，把注意力从东西交通线、民族移徙线一类问题扩散开去，探索其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周围远近的联系，把中亚地区在世界历史全局中的地位弄清楚，从而改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近乎空白的状态。

还有一类问题。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运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曾经历过，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现象。从世界历史的全局说，对这类共同现象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必然有利于阐明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的潮流。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从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算起，波澜起伏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直到现代，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里仍然激荡不已。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运动，已有的研究多半是按各国、各地区的历史进行的。有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蔚然成为历史学上的一个分支，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但是，把这个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总的课题，对之作综合比较研究，考察其共同规律，其相互关联，其彼此变异，则远远不足，也可以说，还没有认真着手。我想，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很难突破过去那种分国分地区重叠铺叙的局限，也很难开阔视野，看清这一历史运动的主流。

上面说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可说是举例性质，而且不一定举得很恰当。这些问题涉及的面都比较广，比较大，有的在具体研究时还得分为若干子目。我看我们有志于研究世界史的，不能因为这些课题广泛就在它们面前踟蹰却步。可不可以新立这样一个名词，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精密研究成果，必须要理解、吸收，而且不足的还要作认真的补充研究。但是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恐怕不是这样。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可见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光靠研究这样一个国，那样一个国，这样一个地区，那样一个地区，拼凑不起来一个全过程。不对若干重要课题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不在这种研究上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的局限，并且取得合乎科学的成果，要编成一部有特色的、好的世界史是困难的。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历史学界的工作和条件都比已往大有改进和发展，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由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统一规划，群策群力，为开展世界史学科独立的、有创见的研究，为提高这门学科的水平，编出有特色的、好的世界历史而共同奋斗。

1978年6月

【注释】

[1]本文是吴于廑教授1978年6月16日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