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探讨世界历史的不同观点

时代和世界历史

——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

一

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

自古以来，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史家。世界史的概念，如果不苛求这个概念的涵义，并非从近现代才有的。远在人们还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多广以前，就已经有过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的史家。希腊后期的波里比阿，著《历史》40卷。他把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看做是为“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1]记载时代的巨变而作的；因之不言而喻，它是一部世界的历史。和波里比阿先后同时而又互不相知的司马迁，也曾以写天下的历史自命。他说当他写作《史记》的时候，心里就怀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2]的抱负。可见波里比阿和司马迁，都非以一地一国自限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世界史家。在史学史上，像他们这样不知道实际世界有多大、多广而又想为世界写历史的人，可说历代都有。

不用说，古代的所谓世界史家，有各色各样的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的局限。他们所说的天下或世界，是他们时代所知的天下或世界，实际往往不出地球上的一个局部地区。波里比阿的世界，等于地中海的周围。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甚了了，对世界的绝大部分更完全无知。司马迁的天下，几乎是秦汉之际中国疆域的同义语，从最广的范围说，也不过把《大宛列传》中所谓西域以及东边的朝鲜包括在内而已。这种地理知识上的局限，一切15、16世纪以前的所谓世界史家，都程度不同地不能避免。他们当然还有文献方面的局限：例如希罗多德写到了埃及和巴比伦，却没有看到埋藏在地下的埃及和巴比伦的文献；司马迁写到了咸海东南，却不知道希腊人有关大夏的记载。但是所有这些局限都不是根本性的；而且对于古代的史家，我们也不应要求他们知道时代所不知的世界，利用时代所无法利用的文献。他们最大、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点。

对于15、16世纪以前的世界史家，所谓世界自然是指各自时代的已知世界。然而即使对于各自时代的已知世界，那些以天下或世界历史自任的古代史学家，也说不上有超越地区或种族的世界观点。司马迁的天下，是存在着夷夏之辨的天下。这个天下是汉人的舞台，汉统治阶级的舞台。仅仅是在这个舞台的边缘，才为汉朝国境以外的某些民族或国家，留下若有若无的咫尺之地。从司马迁的观点说，域外的某些民族或国家，不过是汉天子服属怀柔的对象。他们是“蛮夷”，理当沐受华夏的教化。所以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3]“内乡”两个字，充分说明一种以上国自居，以天下中央自居的思想，这同时就是汉朝统治阶级用以对待文化比较落后的外族的思想。

以这样的观点来对待时代已知的世界，不是司马迁一人所特有的。号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涉及希腊人已知世界的许多民族和国家，评论家无不盛称其眼界之广。但是，正如司马迁的天下有夷夏之辨，希罗多德的世界也存在着希腊人和蛮人之辨。这在他书中的第一节就已经明说了。可能是因为西亚和埃及都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而希腊又的的确确从它们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这才使希罗多德笔下留情，没有说西亚和埃及的“蛮人”，也有“引领内乡”之意。但是希罗多德绝不因此就对希腊人和“蛮人”而无所轩轾。他书中的最大主题，就是扬希腊人的声威，渲染“蛮人”中最强大的波斯人的败北，特别是歌颂了雅典。书中除记载游历的部分而外，几乎都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所以不管人们怎样称道希罗多德的历史胸襟，他用雅典奴隶主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世界，是无可掩饰的。波里比阿也是如此。他写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2世纪中叶地中海的周围世界，以浩瀚的篇幅论证了一个主题，即罗马统治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了这个主题，所有关于迦太基、埃及、希腊、叙利亚等的叙述，都不过是烘云托月。他把罗马的侵入亚洲，看做是有统治之才的罗马人对于亚洲人的赐福，是把亚洲从蛮族的暴行中解救出来，是斯多噶式宇宙理性的体现。这也就是说，“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理当是一个树立罗马秩序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边缘上的蛮族，只是一些不知礼法的顽民而已。波里比阿是丧失了自身独立而依附于罗马统治阶级的希腊贵族代表人。他的观点正是这个阶级的观点。

中古时期的伊斯兰史家和基督教史家又用另一种准则来为世界划界线。他们相信世界是由真主或上帝创造的。真主或上帝是世界的元始，世界应当是信奉真主或上帝的世界。不奉教的世界是邪恶的，它或者不应当存在，或虽存在也只是被蔑视的。因此这些史家不断为各自的奉教世界写下宏篇巨制，对不奉教的世界却视若无睹，或者置于无足重轻的地位。9～10世纪的阿拉伯史家塔巴里，写了一部被称为世界历史的多卷本《年代记》。这部书上自真主创世开始，下讫回历纪元302年，即公元915年，内容详博，但叙述范围却不出伊斯兰教传播和征服势力所及的世界。这种畛域分明的世界史，到14世纪伊本·赫勒敦时基本上没有改变。赫勒敦一直被目为伊斯兰史学史上最杰出的世界史家，他的历史哲学也是从全人类立说的。但在他的世界的周围，依旧森然竖立着伊斯兰的界石。所不同于塔巴里者，赫勒敦的世界中心已经西移，反映自巴格达残破以后，埃及和北非在伊斯兰世界中变得日益重要而已。赫勒敦固然也叙述了某些非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但这是因为其中有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如西班牙和柏柏尔；有的是曾经闯入伊斯兰圣土的十字军首恶，如法国。在伊斯兰世界史中叙述这些民族和国家，仍然是题内应有的文章，并不因此就可证明作者已经打破了歧视异教、异族的偏见。

中古的欧洲基督教史学和伊斯兰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奥格斯丁起，到7世纪的伊息杜尔，一连串号为博学的教父，早就遵照神学的要求，为历史上的世界划定了疆域。这个世界据说从上帝勤劳了6天创造出万物之时就开始了，诞生耶稣的希伯来人的国家是这个世界最早、最圣洁的土地。后来福音传入了罗马，把这座撒旦之城逐渐变为教皇化育万民的中心，于是世界的疆域西移，大部分的欧洲都囊括在内。自此而往，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沐受基督教神恩的以欧洲为主的历史。12世纪日耳曼著名史家弗莱辛的奥托，是编写这种世界史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奥托这类史家的世界历史体系里，非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几乎完全被蔑视。亚述、巴比伦都已遭受了天谴。古典的希腊是崇拜多神的各种邪说的渊薮。罗马如果不是因为圣保罗和圣彼得在那里传道殉道，大概也会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一笔勾销。对于伊斯兰的文明，正如伊斯兰史家正眼不瞧基督教的文明一样，欧洲中古的基督教史家也避之若浼。弗莱辛的奥托就曾把当时伊斯兰文明中心的开罗比作一个新的巴比伦。大家知道，按照基督教的术语，巴比伦绝非美名，而是魔鬼和一切邪恶的代称。

由上可见，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而又不从世界、不从天下全面着眼，在古代中国史学、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古阿拉伯史学和中古欧洲史学中，都是习见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例外的现象。如果这仅仅是由于地理或文献知识的局限，那是不足为异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古人写他们茫无所知的东西。但是问题的性质还不仅仅是如此。古代史家著述中的世界，往往比他们所知的世界狭窄得多。他们写哪里，不写哪里，多写哪里，少写哪里，以及怎样写法，都不是简单地决定于知或不知，而更多地是决定于他们的主观标准。对于已知的世界，他们从来不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的，而世界在当时也的确还没有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他们把世界看得有尊有卑，有主有从，有邪有正，有我与非我。他们对本来就很狭窄的已知世界，看一半不看一半；或者善为青白眼，同于我者视之如宗亲，异于我者视之如仇虏。有的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做是文明的传布者或统治秩序的创立者，以上国的神色对待周围的“蛮族”。有的把自己的宗教看做是最圣洁的信仰，以护道者的眼光蔑视一切异教。因此，即使以他们所知的世界为准，他们那些为世界、为天下著作的史书，也不能说具有世界的观点。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者，都跳不出地区或种族之类的局限：波里比阿是罗马中心论者，司马迁是汉中心论者，塔巴里是伊斯兰中心论者，弗莱辛的奥托是比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出现得更早的欧洲中心论者。古代和中古史学中之所以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论，不完全是因为知识不足，其主要根源是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观点。它们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下大国统治阶级君临一切的意识的反映。

所以关于世界历史的这种或那种中心论，不是直到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才出现的。自从最早的剥削阶级史家写下了所谓世界历史，就有了这种或那种的中心论。

二

15、16世纪，东西方航海家的活动，为人们扩大了世界地理知识。人们的天地大为宽阔了，每一个现代的学童都能从地图上把世界看得一目了然。随着世界各地接触的加繁，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多已辗转重译。18世纪以后，许多前代所不知的文物、遗迹，纷纷发现，其研究成果也大都公诸于世。所以像古人在著作世界史时所遇到的那些地理和文献知识上的局限，到近现代已不复存在。近现代的世界史家和古人相比，在这些方面的条件不知优越了多少。但是能够不能够说，近现代史家所写的世界历史，就能打破地区或种族的偏见，就具有世界观点了呢？

一个总的答复是：不是这样。(www.xing528.com)

在近代史学上，对于世界史的编著和研究，始于西方的学者。从哥仑布时代起，西欧各国就开始了海外殖民的热潮。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发展，全世界都被西欧资本主义的势力直接间接地联系了起来；稍后，由西欧派生出来的北美，也参加了资本主义向世界各地的扩张。西方的史家和史学思想家就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最先编写了近代人的世界历史，研究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问题。从他们的著作内容说，无疑是比前人丰富多了。不论是铺叙史实或讨论问题，都比前人的范围广阔，不再像前人那样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地区。但是在西欧各国向全世界扩张时期卵育出来的西方史家和史学思想家，不可能不反映和宣扬这一时期西欧资产阶级为世界勾画的图景。按照这个图景，欧洲、特别是西欧，永远是支配世界的中枢，在全世界处于主导的地位，全世界都围绕它旋转。把这个图景投射于史学思想或某一部世界历史，就是近年来史学界常常说到的欧洲（实际是西欧）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它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他们把世界分为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虽然后者是前者在经济上争夺的对象，资本主义国家为此不知发动多少次的战争，但在世界历史上，这一大片落后的非欧洲，却是可有可无，即使被写进历史，也不过是聊备一目，用以反衬欧洲的进步和文明。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这种观点支配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思想和世界史的编纂，也支配了那些向西方鹦鹉学舌的史家。

大家都知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综论全世界的历史的。可是就在这部书里，黑格尔主张把中国和印度置于世界历史的局外，把波斯和埃及看作是向世界历史的过渡，而希腊的精神才真正是世界历史的开始。他说：“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4]所以尽管他在书中把“东方世界”列为第一部分，看来好像是颇能从全世界着眼了，但实际上列出东方是为了否定东方，中国和印度等等，根本就不让在世界史上插足。这种思想也不始于黑格尔。比他较早的赫尔德，就曾有过类似的思想。赫尔德认为，中国、印度和美洲土著的文明，都是静止的，非历史的；只有在欧洲，人的生活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发展为高级的形式。黑格尔和赫尔德碰巧都是18、19世纪的德国人，不过他们的历史思想却不是德国所特有的，在整个西方都有广泛的代表意义。这当然不是说，近代西方的史家，都在哲学上追随黑格尔或赫尔德。但是可以断定，在以欧洲为世界历史中心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是彼此呼应的。朗克在晚年编世界通史，不但无视欧洲以外，而且无视东欧；分给欧洲以外的一点篇幅，不过是点缀而已。本世纪之初，威廉士集合西方的史学名宿，编纂《史学家的世界历史》，除引得外，共25卷。其中中国、日本、印度、波斯等只各占一卷的1/5至1/4，全书篇幅的绝大部分都为欧洲、特别是西欧所占有。威廉士的书现在是已经陈腐了，比它卷帙更多的如英国剑桥三史以及法国《人类的进化》等书，学术影响远较深广，但在以欧洲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和威廉士书如出一辙。把欧洲看做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这在西方史学中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可移易的思想。

所以不论地理知识如何扩大，历史文献如何积累和传播，都不能保证近代西方对于世界史的研究具有全面的世界观点。近代西方的世界史家，把他们古代先行者的一切狭隘性都从本质上继承了下来：文化优越感，种族特殊论，以上国自居，以人类的启迪者和历史的推进者自命，把自己的征服扩张看做是文明的传播，把自己的准则看做是全世界的尺度，合者为是，不合为非……以及如是等等。总之，凡古代史家各种中心论的内容，近代欧洲中心论者几乎一一具备，而且赋予了新的意义。古代中心论者严分本族和异族，近代的中心论者则严分白人和有色人种。古代视王化、圣教、正教高于一切，近代则以西方的自由民主高于一切。古代以异教为淫邪，近代则以不同于西方制度为愚昧。而所有这些，归根结底都是维护处于所谓中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他们以实力取得的统治地位。波里比阿称颂罗马的统治秩序，近现代的欧洲中心论者除承袭波里比阿而外，还依次称颂拿破仑的统治秩序，19世纪不列颠的统治秩序乃至这个世纪美帝国主义力图在世界建立的统治秩序。剥削阶级对于世界的看法，由古及今，在各个时代的所谓世界史家的笔下，衣钵相传地承袭了下来。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近世的布尔乔亚，其阶级利益都包括对外征服、奴役和控制的方面，他们不可能用真正的世界观点——自然只要求以时代所知的世界为准——来看待各自所处的世界。这种意识反映于史家所写的世界历史，就成为各式各样的中心论。在阶级社会中，所有以这个或那个地域为中心的世界史，在实质上都是以这个或那个地理范围内某一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所谓地域中心不过是一块虚挂的幌子。史家的阶级局限性，歪曲了过去各个时代的世界历史。

现在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有各种呼声。像汤因比、巴拉克劳夫这些为西方世道担忧的史家，也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汤因比除了看到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而外，还看到十几个非欧洲的文明，并且主张所有文明都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看来的确比褊狭的欧洲中心论者高明，颇能使人起一种体大思精、无废无偏的感觉。可是一结合到现实世界，他这种超然的态度就完全变样。他说世界现有的文明还有五种，即西方文明、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的中国文明。其中只有西方文明还有继续发展的前景，其余4种都已衰微，而且已被西方文明压得毫无退路，陷入了绝境。因此，如果在世界历史上现存的四种衰落的文明还有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和过去已经死亡了的许多文明一样，为西方文明作借鉴，提醒它必须避免沉沦，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就不难看出，汤因比的历史思想，实际是别具一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他给这个思想披上一件眩目的博学的外衣，让人相信世界的历史就是许多文明生生灭灭而最后是西方文明胜利和独存的历史。正因如此，他对西方文明之能否长存，才这样地忧心如捣。

但也听到另外一些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声音。有人说，现在世界史上近东、中东、远东等等名词，都是立脚在欧洲的人定的，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所以应当弃而不用。这种说法最易动听，但也最不能触到问题的本质。东西方向本来是相对的，如果说称亚洲为东是欧洲的观点，则称欧洲为西也就是亚洲的观点。互从各自的观点为对方定方位，似乎也就可以相互抵偿了。倘若每个作史者都要以自己的所在之地为中点，左顾右盼，在其东者东之，在其西者西之，这就和狭隘的中心论者没有什么不同，也说不上是什么世界观点了。何况以亚细亚为东，以欧罗巴为西，据说还可能有某些古代西亚文字的字根为依据，果真这样，则争论起来的结果，责任未必就在欧洲人的身上。事实上，欧洲人对他们习称为近东的一些地方，也有称为西亚的。不过仅仅把一个“东”字改成“西”字，和有没有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可以完全无关。像这类名词的使用，正如使用公历纪元一样。在基督教的史学思想上，公历纪元是有其特殊宗教意义的；可是一旦通行，就成为今日的单纯纪年法。现在我们使用公历纪元，除非疯子，不会有人责怪我们和中古欧洲的教会史家一样，竟用主耶稣的诞生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看来对于有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大可不必苛求；它们可以说是中性的，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涵义。如果说，以欧洲为立脚点来区别东西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那么换一个地方为立脚点来规定哪里为东，哪里为西，岂不又成为什么别的中心论的表现了吗？这样的争论将会无止无休，而欧洲中心论仍旧可以屹立如故。

也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从各个时代东西方国家的强弱大小，民族征服的此往彼还，亚欧势力是否均衡，是否有消有长，来论证历史上并非每个时代都是欧洲的力量居先，并且拿这点来驳倒欧洲中心论。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容易流为势力强弱的比较，以证明欧洲之外还有不可侮的、足以对峙的或更大的势力为满足。例如指出与罗马并立的，有安息和汉；与拜占庭并立的有阿拉伯帝国；与十字军旗鼓相当的有色尔柱突厥；以及马其顿军曾经东进至印度河，而蒙古军也曾西进至多瑙河等等。这种逻辑其实是强弱竞胜的逻辑，比欧洲中心论者据以立说的逻辑没有多大的不同。看来要反对欧洲中心论，还须探索一下如何在世界史中正确体现世界的观点。做到了这点，也许欧洲中心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世界史领域中的由古及今的各种中心论，都是不同时代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是把周围世界看做是掠夺奴隶的来源；封建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是把周围世界看做是索取贡纳的来源。同样，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也总把远比过去广阔的世界，当做商品的尾闾以及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之源。特别当他们力量强大的时候，他们总傲然自大，以其直接统治的国家或地区为世界中心，把中心以外的地区视为蛮荒，视为藩属，视为不开化的殖民地。这种意识反映于各个时代所写成的世界历史，就形成种种中心论。中心论表现的形式虽是地理的，其实质则是阶级的。历代为各自统治阶级服务的世界史家，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无法不受这种阶级意识的支配。他们的世界在地理意义上可以和时代的已知世界相等，或如近代这样，和全部地球相等，但在阶级意义上，总是局限于一方之地。正因如此，不论奴隶制时代的、封建制时代的或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史家，都摆脱不了地域和种族的局限，也都不具有真正的世界观点。

1964年5月

【注释】

[1]《波里比阿》，I.1。

[2]司马迁：《报任安书》。

[3]《史记·太史公自序》。

[4]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31～132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