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社会政策与新发展主义

从新发展主义看巴西卢拉时期社会政策

李彦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研究2003年至2010年卢拉执政时期，巴西以新发展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国家计划的形式制定社会发展目标，通过实施反贫困、就业、社保改革、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效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公、创造更多就业计划、扩大教育平等，实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同步增长。本文认为，卢拉时期的社会政策将关注点集中在中下阶层，回答了新发展主义中“发展是什么”及“为谁发展”等区别于传统发展主义的实质性问题。文章最后指出，罗塞夫执政以来，基本“延续”了卢拉时期的社会政策方针，使新发展主义在巴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20世纪50至60年代拉美出现的传统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潮。该理论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和单一标准。90年代末期，当拉美国家经济改革面临着经济增长非但没有缩小贫富悬殊、反而带来分配不公的加剧、社会矛盾更为突出等诸多挑战时，一批拉美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发展主义的局限性，探求实现公平式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目标。因此，新发展主义正是在对传统发展主义的思考、批判和修正，对现实反思的背景下提出的。该理论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公正结合。近10年来，新发展主义思潮在拉美主要大国兴起，其中巴西最具代表性。在新发展主义思想指导下，巴西先后制定了“零饥饿计划”、“家庭救助金计划”、“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等减贫计划，以期将经济改革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穷人，实现公平式经济发展目标。此外，卢拉政府还实施了养老金社保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卢拉政府的社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为该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一、新发展主义在巴西的兴起

拉美传统发展主义理论是从批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出发，从“中心——外围”的分析体系入手，提出以国家和政府干预为手段，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为目标。

在传统发展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巴西从20世纪50年代起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阶段。1951－1980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8%; 1968－1973年的年均增长率甚至高达11.2%，创造了巴西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奇迹”。^[1]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势头仅持续了三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中心的传统发展主义弊端显露无遗，巴西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恶性通货膨胀，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频发。发展主义最终使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承受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和发展的不利后果，却没有实现它承诺中的美好生活，^[2]也使巴西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卡多佐1994年上台后，面临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在巴西国内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大刀阔斧推行国有资产私有化，造成国内两极分化进一步严重，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巴西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

为了扭转卡多佐时期经济的动荡与混乱，卢拉时期的巴西摈弃了以往新自由主义政策，吸引此前发展战略失误的教训，建立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主义模式，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着重解决就业、教育、卫生、住房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卢拉政府以国家计划的形式制定社会发展目标，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步，社会政策聚焦中低收入阶层，减少化解社会问题、创造公平的经济社会整体环境。

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s Carlos Bresser-Pereira)是将“新发展主义”进行详尽阐述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其《新发展主义中的国家与市场》一文中，他对新发展主义概念做了较为全面地阐述。他指出，新发展主义是介于国家发展主义(即传统发展主义)和传统正统学派(即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种思考”，新发展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更是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战略，^[3]该战略反对新自由主义弱化国家作用的制度改革，强调国家通过公共工程和社会政策的实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新发展主义强调公平和正义，通过实施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解决贫困问题。在路易斯和卢拉看来，为保证巴西在新时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施新发展主义是最佳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二、卢拉执政时期的社会政策

卢拉前任的卡多佐总统通过制定和实施“雷亚尔计划”，实现了巴西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为推动巴西新自由主义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宏观经济条件。但卡多佐政府并未获得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步，在改革的后期，各种问题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巴西货币大幅贬值，人民生活更加艰难。根据巴西官方数字，1994年至2002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2%，巴西工业心脏地带——圣保罗地区的公开失业率从1995年的13.2%升至2002年的20.4%。^[4]直至2003年卢拉上台时，巴西国内面临着多年累积下来贫困和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和教育失公平等各类社会矛盾。

在新发展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卢拉政府对过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进行认真总结，以务实的态度实施兼顾发展、稳定和社会公正的政策，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稳定和社会公正三者之间相协调，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社会问题，政府的职能更多地偏向社会领域，在反贫困、就业、社保制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政策改革。

卢拉上台前的巴西，贫困问题急剧恶化，贫富差距十分明显。卢拉就职后立即率领政府内阁部长到东北部最贫困的地区视察，表现出极大的扶贫决心。根据卢拉竞选时制定“零饥饿计划”提供的数字，当时巴西全国总人口为1.74亿，其中5 4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约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31%; 1/3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贫困家庭总数达930万。巴西地理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贫民区达到16 433个，贫民住户达到230万户，较1999年巴西贫民区92万户增加了138万户，每天平均增加2 000个贫困户，贫民区数量大幅度提高。此外，巴西的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位列“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中。国际上通常按基尼系数的高低将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划分为五等: 0.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 0.3～0.4为收入相对合理; 0.4～0.5为收入差距较大，0.5为收入差距悬殊。2002年巴西基尼系数高达0.587，占人口1%的富人占有全国收入的12.71%，而占人口20%的赤贫者只占全国收入的2.62%。

卢拉上台之后首先关注的是贫困阶层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政府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国家责任，把扶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突破口，针对国情，大胆提出了“零饥饿”战略，先后推出了多项扶贫措施和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零饥饿计划”。实际上“零饥饿计划”是一个总的扶贫计划，该计划由“家庭救助金计划”(Bolsa Familia)、和“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Minha Casa，Minha Vida)等几大类组成，不仅限于向贫困家庭发放基本食品，而且还加强教育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饮水和卫生条件，目的是使贫困家庭通过政府的救助提高自身脱贫能力，融入社会发展进程。

卢拉政府在整合卡多佐政府于1995年推出的学校救助金计划及2001年推出的食品救助金和燃气救助金计划之后，推行了巴西政府为改善穷人生活的最重要救助措施——“家庭救助金计划”。根据该计划，政府每年投入53亿雷亚尔的预算资金，有针对性、有条件地分发给不同种类困难家庭。巴西全国困难家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相当于人民币200元)的赤贫家庭，每月可以得到政府95雷亚尔的生活补贴;另一类是人均月收入在50～100雷亚尔的贫困家庭，每月可以得到政府45雷亚尔的政府补贴，但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证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放方式是每月定期向该计划受益家庭银行卡中打入救助金。巴西政府还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6～15岁的学生到校率必须达到85%，七岁以下儿童必须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必须按期进行产期检查，儿童和怀孕妇女只有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到救助金。为推动该计划的实施，政府还新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专门负责该计划的统筹管理，不仅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更有效地促进补贴资金用于贫困家庭，避免管理环节的过多消耗。截止到2006年，家庭救助金计划在巴西全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社会安全网，该计划的社会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5%，覆盖巴西全国1 120万户贫困家庭，受益人口达到近4 400万之多。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实施不仅满足了贫困家庭解决一日三餐问题，更重要的是敦促贫困家庭送子女读书，提高文化素质，以便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增加劳动收入，从而彻底脱贫。

卢拉政府于2003年11月制定颁布了为改善穷人生活推行的另一项重要救助措施—“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意在解决贫困阶层的住房问题。该计划也被称为“新加坡计划”，即借鉴新加坡为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的经验，由政府出资为低收入群众统一建经济适用房，采取低价和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符合条件的无房产者。据统计，2003－2006年期间，卢拉政府共投资215亿雷亚尔，兴建了120万套经济适用房，有效地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居无定所的问题。

卢拉在执政8年期间接连推出了一系列针对贫穷人口和地区的减贫脱贫措施，直接受益人群达到1亿多，贫困人口减少了23%，赤贫人口数量减少了2 300多万，实现了90%的入学率。仅在2003－2005年执政前期，巴西贫困人口就减少了19%。赤贫人口在2003－2006年4年内减少了27.7%，超过前任卡多佐8年总任期24.3%的降幅。较2003年相比，2008年巴西低收入阶层和超低收入阶层数量分别下降了15.5%和37%。在过去8年间，巴西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了22%，大大高于富裕人口4.9%的收入增幅。此外，巴西中产阶级增加，1.36亿人迈入中产阶层，2008年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23.1%，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从2004年42.%升至2009年52%，同时巴西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87降至2009年的0.538。

虽然卡多佐政府实施的“雷亚尔计划”为巴西新增890万个岗位，全国就业人口从1994年的6 680万增至2001年的7 550万，但巴西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人数达130万，劳动人口需求仍远大于岗位供给的数量，巴西失业人口在卡多佐执政期间总体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1994－2001年期间，巴西失业人口从440万上升至780万，年失业率从6.2%上升至9.4%，其中青年失业问题最为突出。2001年，15～17岁及18～24岁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分别占13.4%和12.5%，而到2002年，巴西16～24岁的青年失业比重竟高达45%。^[5]

卢拉上台后，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促进青年就业网，实施“第一次就业计划”，主要针对对象为16～24岁的青年，着重解决首次进入劳动市场的低学历和贫困青年的就业问题。政府通过部分减免税收或发放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招聘无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在保证12个月内不解雇年轻人的前提下，企业可以享受政府资助，企业只需支付受聘年轻人最低工资的17%，由政府负担其最低工资的83%，如有违反，每解雇一人企业将被处以345雷亚尔(约1 380元人民币)的罚款;此外，政府还向自主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低息贷款和经营方面的指导和培训。该计划在巴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效地降低了全国公开失业率。实施第一年巴西就有25万青年人受益，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年轻人获得就业机会。表1中显示的是巴西2003－2010年卢拉政府8年执政期间巴西的全国公开失业率，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该失业率从卢拉上台后基本一直呈现下降的态势，特别是2010年，卢拉离任时的年失业率下降至6.8%，与其刚上任时10.5%的失业率相比，失业率下降了三点七个百分点。

表12003－2010年巴西失业率与GDP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巴西中央银行和拉美经委会，2010年

卢拉执政之前，巴西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政府社会保障开支增加，社会保障赤字不断加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社保体系的收支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每年的亏损额高达GDP的4.5%以上。其次，巴西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保障计划待遇上差距很大:公共保障计划的保障金缴费没有上限，而普通保障计划有上限;公共部门退休金待遇依据最后退休工资，而普通保障计划则依据平均工资和社保年计算;最后，退休金的发放不合理，公职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大大高于私人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公共部门有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高于现职人员的工资。据估计2050年前后，65岁以上老年人将上升到巴西总人口的15%以上，届时将给社保体系支出带来更大沉重的压力。此外，巴西社保体系的逃缴费现象十分突出。

卢拉政府着力推行养老金社保制度改革，其中公务员养老社保体系制度改革是政府的重点。政府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把最低退休年龄从男53岁、女48岁提高到男60岁、女55岁，提前退休要扣除约5%的退休金。

第二，把按年龄退休改为以交纳社会保障金的时间为标准。在私人企业中，改革前男性工作满35年、女性工作满30年，退休后可以领取退休金;改革后男性和女性分别交满35年和30年的社会保障金方可领取全额退休金。在私人企业工作，男性在交纳社会保障金满30年以后，可以在53岁时申请退休;女性在交纳社会保障金满25年、年龄在48岁以上可以申请退休。如果交纳社会保障金的时间不足，那么欠缺的时间交纳的社会保障金必须增加40%，否则降低退休金的比例。

第三，将普通保障计划的缴费上限从1 869.34雷亚尔提高到2 400雷亚尔(约合800美元)，对公务员实行与普通保障计划相同的缴费上限政策。

第四，在公共部门中引入职业补充养老金计划，计划采取缴费确定型方式，各级政府自行决定是否建立补充养老金计划。^[6]

第五，改变退休金待遇计算方式，将公务员退休待遇与工作生涯中的平均工资挂钩，而不再采用原来的最终工资标准;退休金按通胀指数进行调整，取消按工资指数调整的方式;第六，规定公务员领取全额退休金必须满足如下条件:男性最低年龄60岁、女性最低年龄55岁，工龄在10年以上，在公务员职位工作5年以上;最后，对每月养老金在1 440雷亚尔以上者，每月征收11%的养老金税。

社保制度是消除社会不公的重要环节。巴西实施的公务员退休金改革方案使社保制度更加合理和公正，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根据巴西国内测算，2032年，巴西联邦政府职员的养老金收支赤字占GDP的比重将降至1.4%左右。^[7]

卢拉上台前的巴西教育水平相对发展落后。据统计，2002年巴西14～6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识字率仅为25%，67%为半文盲，8%为全文盲。巴西当年总人数中有60%没有读完8年制的基础教育。^[8]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对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分类来看，2002年巴西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5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5%，属于教育欠发达国家。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世界各国人力资源发展水平的分类标准来看，25～64岁巴西在职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下，人力发展指数在0.800以下，综合生产率在2.5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百万人口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在1 500人以下，也属于人力资源欠发达国家。^[9]巴西教育现状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低下导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减少0.5个百分点，综合竞争力排名也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地位。同时，被教育体系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缺乏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日益成为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实际和潜在来源。严重的教育问题已成为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桎梏。

卢拉上任后不久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2003－2006年卢拉首任执政期间，在成人教育方面，联邦政府与市政府、非政府机构和企业签署协议，推动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展，并颁布了扫盲计划，该计划在2003－2005年间分别投入了1.7亿雷亚尔、1.85亿雷亚尔及2.78亿雷亚尔。截止2006年，巴西已为2 000万成年人扫除文盲，2003－2006年间每年扫除成年文盲人数为300万、600万、600万及500万。在基础教育方面，为了普及基础教育、缓解各州和地区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巴西以新的基础教育管理、发展和教学促进基金代替了原有的初等教育管理、发展和教学促进基金。新基金将拨款范围由原来的一年级至八年级延伸到学前和高中教育。由此，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资助覆盖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此外，联邦政府针对欠发达地区的补偿性教育投资大幅增加，确保各州每名学生年均经费都能达到最低标准，对成绩优秀的公立学校则给予增加拨款的奖励。联邦政府创建了新的教育质量指标——基础教育发展指数(IDEB)，该指标从0分到10分，对巴西各学校的教育水平进行全国统一评估，将每个地区学生的留级率和辍学率作为联邦给予各州教育拨款的一个依据，并将据此制订教育目标，依据基础教育发展指数，为全部5 400个城市中公立教育质量最差的1 000个城市提供额外教育补贴。^[10]

为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扩大基础教育的覆盖范围，巴西政府于2007年以法律的形式将“全国教育发展计划”确立下来，并规定在2007－2010年间投入40亿美元资金。“全国教育发展计划”包含40多个子计划，其宗旨是发展系统化和制度化的优质教育，把教育看成从婴儿到研究生教育的统一体，强调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技术教育和扫盲教育的内在联系，将各阶段和各类型教育的发展整合在一起。“全国教育发展计划”将家庭补助金的发放范围延长到17岁，将补贴金额提高了18.25%，只要贫困家庭保证让7岁至17岁的孩子上学，且出勤率在85%以上，就可以得到政府一定数额的补贴。这一计划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因经济贫困造成的失学和辍学问题，对普及基础教育起着重要作用。目前该计划已惠及11 10万家庭的5 000多万人。“全国教育发展计划”是卢拉时期政府对教育制度改革做的一次全新的尝试，试图将不同教育阶段和各种教育形式看作整体链条上的有机组成部分，谋求共同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巴西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作用，将教育升级为国家行为，通过直接资助的方式提高公立中小学校质量，缩小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别。最后，通过教育改革扩大机会平等，减少社会排斥，将边缘人口和边缘地区纳入全国发展轨道，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三、对卢拉时期社会政策的评价与结论

对发展问题的深层追问和探索，是新发展主义的重要特色。卢拉时期的社会政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很好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是为了少数人的福利，还是为了全社会的幸福?传统发展主义中的发展被狭义地理解为经济的增长，单纯追其GDP的高增长，同时传统发展主义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少数人在发展中获益，而大多数人却沦为少数人获取利益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发展的宗旨。卢拉执政下的巴西摆脱之前一味模仿西方的发展理念，从本国发展实际出发，形成现实的公共政策，将关注点真正放到“发展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上来，从消除贫困、解决就业、社保公平和发展教育角度出发，真正落实社会公正。(www.xing528.com)

新发展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发展观遭到了全面挑战，从而为人类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提供了基本思路。卢拉时期的巴西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步，这是国际公认的，卢拉政府所实施的政策甚至被冠以“卢拉主义”。在他任内巴西经济一直平稳快速发展，特别是任期的最后一年2010年，巴西GDP增长率高达7.7%(详见表1)，家庭收入累计平均增长逾32%，基础建设、制造业和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该时期巴西经济表现相对于1968－1973年“经济奇迹”，被称为第二次经济奇迹，特别是在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巴西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稳定的模范国家”。

卢拉执政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以互相促进的方式得到平行发展，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被看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围绕经济和社会同步展开，卢拉政府共制定了两个四年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四年经济发展计划从2003开始，持续至2006年，计划总投资18 500亿雷亚尔，其中社会领域10 146亿雷亚尔，占总投资的60%;经济领域5 940亿雷亚尔，占总投资的36%。该计划使得7～14岁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并建立庞大的医疗队伍，解决民众就医难问题;使低收入的居民(月工资在政府规定的5个最低工资以下)住房困难户减少25%;并解决了巴西国内780万人的就业。第二个四年经济发展计划是卢拉第二个总统任期制定的，是2007－2010年经济发展计划，政府增加5 000亿雷亚尔的公共支出，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

卢拉执政时期，摆脱了以往社会政策领域的重点为提供有限的社会服务和发放社会福利，认为社会政策不足以实现社会和经济均衡发展观点的束缚，社会政策不再被视为补充性的和剩余性的，而是政府首要职能的一部分。首先，巴西通过立法确定和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规定政府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责任;其次，公共服务职责在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间作出了划分，明确了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事权和财权，保证各类公共服务机构有序运行、健康发展。卢拉时期巴西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突出表现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市一级政府负责举办和提供幼儿教育和8年义务教育及提供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人特殊教育、少年和15岁以上成人扫盲教育、初级技工学校教育等，所需费用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三方分担。州政府负责举办中等教育学校，费用由州财政负担，联邦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联邦政府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在每个州举办一所大学，费用全部由联邦政府负担。最后，巴西政府从立法、经费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保障体系。巴西宪法规定政府提供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职责分工、经费来源等，确立公共服务部门的法律地位，明确了各类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责范围，从根本上确定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卢拉时期的社会政策聚焦巴西中低收入阶层。针对收入差距、贫富差距问题，卢拉时期的社会政策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将改善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饥饿和贫困人群作为首要目标。无论是反贫困政策、就业政策，还是社保政策、教育政策，卢拉时期的社会政策都将巴西中下层阶级置于政策服务对象中心，通过直接进行财政补贴、创造就业机会、普及基础教育及鼓励社会参与救助扶持等方式，将他们的需要和呼声纳入各部门主要工作，创造稳定与社会团结的氛围。巴西的“中下阶层”成为卢拉社会福利和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

尽管卢拉政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种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该时期内巴西社保体系政策改革的军人社保问题、农村社保问题、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的大量自谋职业者和灵活就业群体是否纳入社保体系、私营养老金计划的发展等诸多领域还存在着诸多争议，需要下届政府的进一步努力与完善。此外，虽然卢拉政府为增加就业做了不少努力，但创造就业岗位仍相对有限，无法彻底满足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新增就业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劳动力的需求，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巴西存在已久、根深蒂固，在议会、党派和政府中存在着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强大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卢拉政策实施的掣肘因素。卢拉总统执政初期提出的改革有损于特殊阶层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提案在议会中受挫就是明显一例。因此，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处理好社会问题，协调好社会各界的利益关切，是巴西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010年巴西顺利地完成了大选，执政的劳工党女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轻松地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并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罗塞夫政府努力兑现“为了巴西延续改变”竞选口号，对卢拉执政时期的社会政策采取既“延续”又“改变”的方针。“延续”是其社会政策的主基调，延续现行的“零饥饿计划”、“家庭救助金计划”、“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等政策，而“改变”体现在政策上的局部调整，以利于进一步体现社会公正。罗塞夫上台之初就将消除贫困确定为未来四年内的社会政策的目标，并承诺到2014年将赤贫率从目前的8%降到5%以下。2011年伊始罗塞夫政府推出了一项重大社会发展计划——“消除贫困计划”，拨款200亿雷亚尔帮助全国1 6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在2014年前实现脱贫。该计划不仅包括卢拉执政时期“家庭救助金计划”的扶助对象，还把年龄不满15岁的贫困家庭子女列入救助对象，并提高每个贫困家庭可享受生活补贴的子女人数上限，全国因此新增130万扶助对象。此外，政府还对200万18岁至65岁的绝对贫困人口进行职业培训，使其掌握生产技能、融入城市生活;为低于5个最低工资的家庭提供200万套住房;使最低工资的增幅高于通货膨胀率等。医疗卫生、教育和科技也是罗塞夫社会政策的重点。在医疗卫生方面，创立为孕妇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网络;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药物;扩大“家庭健康”、“人民药房”和“微笑巴西”等卫生计划;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增加折扣药品种类。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将教育开支占GDP的比重提高至7%;推广技术教育;实施“全民中等教育计划”;将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34%提高到1.8%～2%;年均硕士和博士授予量从5万增至22万。此外，罗塞夫还主张在某些战略部门强化国家的调控作用，给予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等国有企业进一步扶持。

自2003年卢拉上任以来，在新发展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巴西的宏观经济指标均得到改善，巴西GDP和人均GDP年均增幅均高于卡多佐时期，同时社会不公问题也得到明显好转。2007年，巴西跻身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2009年，跃升为第八大经济体，2011年更是取代英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罗塞夫的当选顺应了巴西选民希望“卢拉主义得以延续”的主流心理，政府在继续卢拉的政策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协调发展，强调让所有人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新发展主义在巴西得以巩固和发展。新发展主义未来将有助于罗塞夫执政下的巴西更好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增长”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国斌.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主义:中外新发展理论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6)．

［2］周志伟.浅析卢拉政府的“零饥饿计划”．拉丁美洲研究，2003(6)．

［3］徐世澄.巴西劳工党及其劳工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4)．

［4］房连泉.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析.拉丁美洲研究，2009(2)．

［5］孟元新.卢拉政府时期巴西经济发展模式分析.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政治改革与民主研究背景与分析，2011(249)．

［6］宋霞.“革命性教育计划”欲助巴西崛起.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21日第4版．

［7］http://ilas.cass.cn/u/songxia/% 7B243A64A0-ABEE-4276-BE7C-E0BBCA8BDE0F% 7D.pdf．

［8］Luis Carlos Bresser-Pereira，El nuevo desarrollismo y la ortodoxia convencional，Economíaunam，6 de junio de 2006，Vol.4 núm 10．

［9］O'CONNOR，Ernesto Alejandro，EL NEODESARROLLISMO BRASILEO COMO PROPUESTA DE DESARROLLO PARA ARGENTINA，Economic Studies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 10－2．

［10］María Esther Morales Fajardo y Fabiola Ivonne Serrano Hernández，Brasil 2011，“Continuidad o nueva política económica”REVISTA TRIMESTRAL DE ANáLISIS DE COYUNTURA ECONóM ICA，octubre-diciembre 2010，Vol. IIINúm.4．

［11］http://www.uaemex.mx/feconomia/Publicaciones/Economia% 20actual/EA_ 34/ esther.pdf．

［12］Steen Fryba Christensen Las respuestas de Brasil a la globalización(2003－2010)，Universidad de Analborg，Dinamarca．

［13］http://vbn.aau.dk/files/61049190/Kap_4_Brasil.pdf．

［14］Brasil: HAMBRE CERO: PRINCIPALES LECCIONES，OFICINA REGIONAL DE LA FAO PARA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14 de Agosto 2006．

作者:李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从“永远的潜在大国”到“崛起的金砖”——试论巴西发展模式的转变.当代世界，2009(11)．

[2]余国斌.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主义:中外新发展理论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6)．

[3]Luis Carlos Bresser-Pereira，El nuevo desarrollismo y la ortodoxia convencional，Economíaunam，Vol.4 núm 10．

[4](美)玛·罗哈.巴西: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与新依附经济．周通，摘译.http://file. lw23. com/2/2a/ 2a7/2a72defb-ae47-451d-9b7c-24e3280 f02b6.pdf．

[5]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拉丁美洲研究，2005(6)．

[6]房连泉.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析.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4月。

[7]吕银春.巴西经济改革的成效.拉丁美洲研究，2003．

[8]《巴西出台扫盲计划》中国驻巴西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br.mofcom.gov.cn/aarticle/ jmxw/200309/20030900124528.html．

[9]孟元新.卢拉政府时期巴西经济发展模式分析.政治改革与民主研究背景与分析，2011(249)．

[10]宋霞.“革命性教育计划”欲助巴西崛起.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21日第4版http://ilas. cass. cn/u/ songxia/% 7B243A64A0-ABEE-4276-BE7C-E0BBCA8BDE0F% 7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