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优势到发展优势:安哥拉战后发展研究(下篇)
刘海方
葡萄牙统治时期，因为大量的白人移民进入，消费的需求使得殖民当局鼓励工业投资，发展比较快的主要为轻工业，食品加工业尤其发达，1973年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16%。70年代建国的时候宣布实行科学社会主义，政府向公众灌输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是可耻的，人们不应该过多积累个人财富。政府对于私人工商业也采取的是限制和打击的政策。意识形态的转变始于80年代中期，原因是政府意识到了集中化经济机制的繁荣和无效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多种经营方式和私有公司开始被允许存在，大量的国营体制的国有公司开始向私有化方式转变，国营商业体系的转化是在1985－1995年完成转向的，1996年安哥拉甚至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曾经没有、或者杜绝商业化活动的社会环境被放开后，私人资本的成长也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国有公司私有化改造的道路非常漫长;内战结束以来大量外资的进入和近十年来飞跃式经济增长速度，安哥拉的私人资本日益壮大，活跃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安哥拉政府自2005年也开始依照一家葡萄牙咨询公司的分析结果，加速有战略选择的私有化进程，私营公司无法经营的领域如公共工程和服务、基础设施等都保留下来。[2]
近年来，安哥拉非石油部门基本上高于石油业的增长速度，其中农业、工业和商业增长最快;而工商业近年来的恢复发展，又是以建筑业为引擎的。
(一)减贫先修路
战争即将结束的2000－2001年间，安哥拉政府进行的“家庭财政收支调查”结果显示，当时68%的安哥拉人处于贫困线下(即平均每月消费在1.7美元以下)，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为28%(即平均每月消费在0.7美元以下)。这正是2003年《减贫战略》(Estrategia de Combate a Pobreza-ECP)出台的背景。《战略》确定了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为34%的目标，并且确定了10项优先发展领域。除了上文提到的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作为优先目标之外，流动人口重新安置、基本基础设施恢复和职业培训、宏观
图7 安哥拉GDP增速和非石油部门的增长情况(%)[3]
经济环境是其中几项与生产相关的领域。《战略》文本也包含了2006－2015年的一系列具体发展目标，特别规划了这段时间里要修复和维护国家公路网，铁路的修复也列为优先项目以促进人员流动性。
安哥拉国家公路网总长度为1.55万公里，各省市的二级道路有6万公里。战争使得所有的公路修缮保护工作都停顿下来。所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80%以上的道路都面临重修任务;铁路的情况近似，从安哥拉三大海港本格拉、罗安达和纳米贝延伸向内地的三大铁路，都只有小段通行，战争期间维护修缮工作的缺失加剧了铁路的破损情况。所有基础设施里，受影响最少的是港口，2002年以前4个港口都在运营，只不过运营能力都比较有限，不能达到设计水平。
2002年战争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状况也同样不好。自来水系统只能覆盖到33%的居民，原来依照4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罗安达，人口估计已经近700万，自来水和废水处理系统都严重超载;[4]拥挤在城郊贫民窟、占人口总数70%的居民，日常用水只能依赖没有质量保证的水罐，而这种供应并不是免费的公共福利，而是市场价格，民众负担沉重。[5]电力生产和输送设施更少，而且仅有的能源首先供应首都消费(占80%)，而据政府的“家庭财政收支调查”，仅有不足1%的安哥拉家庭以电为做饭能源。因为战争造成大批国内难民涌入城市住进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屋，大部分安哥拉人没有体面的住房条件。
总之，以上种种基础设施都亟待重建，建筑业因而骤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当中重要性最高的行业。这与很多经历战争(或冲突)基础设施被忽略、被破坏甚至损毁的情况的国家一样，都有类似的重建重任，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依赖各国际组织和援助国俱乐部的援助基金来进行基础设施恢复或者建设工作;安哥拉的鲜明不同之处，乃是其格外突出的是政府自己对重建的持续大规模金融投入，中国是其重要的外资来源。[6]2005－2009年，每年支出的费用为28亿美元。相比于非洲国家保证长期使用的基本维护所需要的平均费用(4.23亿美元)，安哥拉政府的实际花费是4倍于此，反映了政府希望加速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愿望。
图8 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花销满足需求的情况对照表(%)[7]
图例:用于维护用于修复
安哥拉战争结束刚好赶上世界油价节节走高之时，不得不将石油收入用于大规模重建。另外，在急需其他外资投入的情况下，与中国签订的两笔资源换项目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到45亿美元，实际上是安哥拉政府将未来若干年的石油收入一次性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进行的重建事业。数据显示，这些费用中70%的投入到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上，也就是说，与居民用水、城市下水、电力输送等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相比，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扩容等基建得到了更优先的重视和发展，这倒是应验了中国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经验，尽管有些国际观察家毋宁认为，这些方面是更容易看见的成果，而“看得见”的施政业绩是多斯桑托斯领导的安人运及其政府为了迎接战后第一次举行的全国大选(2008年)、增加其统治合法性的特别政策选择。[8]
图9 安哥拉恢复公路长度(单位:公里)[9]
在这种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之下，建筑业的增长是可以想象的: 1999－2007年间，建筑业逐年递增的比例为40%，2007年，建筑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相应的金额数为35亿美元。
图10 建筑业增长情况(单位:百万美元)[10]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政府大力恢复和建设基础设施的总战略之下，安哥拉国内正在成长之中的私人部门也追随政府的主导方向，将资本投入到建筑业中。以2006年为例，在当年所有的来自于私人部门的投资当中，建筑业占到了30%。
表22006年私人投资在各部门的数额(单位:万美元)及比重[11]
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安哥拉受到油价暴跌的影响，能投入到重建中的资金也相应减少。尽管如此，建筑业对GDP的贡献率也接近8%，体现出仍然刚性的行业需求。
图11 2009年各部门的GDP贡献率[12]
到逐渐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2010年，市场资金流入制造业的规模同比增加了87%。兴盛的建筑业近年来大大改善安哥拉的基础设施，世界银行的专家测算，其对安哥拉人均GDP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达到1个百分点。[13](作为参照，非洲国家中的发展领头羊毛里求斯，基础设施的恢复带来的实际贡献率达到2.9%。)基础设施的恢复，为其他所有工商业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建筑业作为引擎，与其他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图12 安哥拉总信贷量(单位:十亿宽扎)[14]
从贷款流向的变迁上，可以反映出行业的动态，包括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2010年总信贷量增加到了1 074亿宽扎，同比增加了43%;其中建筑业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7%，达到总的信用额度的8.5%，制造业增加了40%，达到总信贷量的4%，进入批发和零售业的额度达到21%，同比增加了121%。[15](作为参照，2009年总信贷量增加到9 720亿宽扎，同比增加了60%;建筑业增加了79%，达到总的信用额度的7.4%;制造业增加34%，占总量的4%，批发和零售业占比为16%，同比增加了46%。[16])
2008年大选时候，总统宣布了到2025年兴建100万套收回住房的计划。此后“社会住房”一直是迄今为止安哥拉几乎每天都出现的标题新闻，舆论一直在跟进报道计划在全国各省市的实施情况。为了落实这一计划的资金情况，2009年安哥拉住房发展基金建立，目前已经能够运作。可以预料，社会住房计划，将带动新的一轮建筑业热潮，相应的，金融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都会受到连带的刺激影响。
(二)经济特区和中小微企业——加速工业化的两翼
2008年至2010年，安制造业年均增长8%，新建并投产了750家私人企业，以纺织、服装和制鞋业等轻工业为主，直接就业人数达到2.5万强，其中来自于私人的投资超过4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受益于石油资源、以原油出口货的主要财政收益的国家，从工业技术的角度上来讲，显然也有很多产业升级的机会，尤其是与石油相关的技术。安哥拉已经能生产与石油业生产相关的设施和器材，产品不但供应在安哥拉境内运营的各大石油公司，也面向海外，尤其是非洲市场。位于但德一家管道公司，自2006年3月开工，生产能力达到年产330公里硬管道。除了向在安哥拉运营的英国国家石油公司(BP)和道达尔公司(TOTAL)提供管道，还成为首家出口这种设备(加纳)的安哥拉公司。[17]
据估计，2012－2017年安哥拉制造业的年均增长将会在10%以上，安政府的地矿和工业部已经制订计划为制造业投资85亿美元。具体而言，政府已经宣布投资支持的有建材业、农业加工、纺织业和电子器材产品制造业，还有糖厂、棕榈油厂(各4家)、制酒厂和石料加工厂。[18]到2012年底的短期目标就是实现水泥和砖瓦等建材能自给自足，而木材和钢材需求至少有50%是在国内生产。[19]
安哥拉政府推动工商业发展更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培育经济特区和扶植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希望凭借这两翼达到工业的加速起飞。经济特区的计划制订于2005年，其思想渊源目前尚无人论述过。多斯桑托斯199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难得地在深圳待了3天时间，这是否与安政府的经济特区政策有关还有待考证。维亚纳经济特区是2005年在安总统多斯桑托斯倡议下开始建立的，建立工作由安国家重建办负责协调。特区占地8 500公顷，计划第一阶段建73家工厂，目前已有8家企业投产，包括制药、光缆、油漆、电器、浇灌设备等行业。[20]经济特区的目标是“发展国内生产、减少进口，增加国家财富，创造就业机会”——国家争取在短期或中期内使非石油部门的活动和投资多样化，同时使国内和私人公司在国家经济中占更大比重。[21]经济特区最初针对的是安哥拉自己的制造业，目前隶属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的工业投资协会是特区的主要投资人。因为招商进入的工厂数量不尽如人意，安政府希望通过允许世界各地的企业来尽快增加经济特区的工厂数量，尤其是通过外企与安企的协作方式完成这一进程。进入园区经营或者合作的企业，必须拥有先前在安哥拉市场经营的经验，拥有经审核的银行账目，且一直履行所有纳税义务，并符合其他法律要求。维亚纳经济特区2011年10月13日举行了维亚纳经济特区开发公司总部正式营业仪式，目前为3千多工人提供工作，有望创造上万就业岗位。2010年5月投产的维亚纳清洁剂厂就是葡萄牙企业与安哥拉企业合资经营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安哥拉人，产品主要销往罗安达、扎伊尔、威热、马兰热省，也向莫桑比克出口，并且即将进入刚果(金)及其他非洲国家市场。
为了推进加速工业化战略，2011年9月，安政府结合已经运营在罗安达省实验维亚纳特区和本格拉省卡通贝拉园区的经验，将其扩大为在该国18个省建设工业发展园区的计划。园区以公私合作的方式(已经有相关法案)，共同开发，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总统名字命名的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基金会积极介入，宣传和推广工业园区计划，基金会延揽国内外工业、能源、饮用水、银行业、农业、林业与渔业部门的专家，共同制订每一个园区的发展规划;然后向国内外企业界发出邀请，加盟工业园区。
安哥拉目前有5万家国内企业。依照标准，微型企业有19 371家(雇员为10人以下，年营业额为25万美元);小型企业有783家(雇员为10～100人，年营业额在25万至300万美元之间);中型企业有700多家(雇员为100～200人，年营业额在300万至1 000万之间)。微型企业绝大多数经营进口生意，涉及出口的仅占2%。[22]因为主要是经营矿业开发行业，安哥拉国有大公司往往是雇佣工人最小的部门;因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中小微型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2011年12月1日，安哥拉政府发布最新总统令: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局改为企业发展局。为了给中小微型企业发展计划创造必要条件，国家年度发展计划中对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直接项目优惠。发展资金方面，政府总共提供4.5亿美元基金，其中1.5亿美元为有胆识的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2亿美元作为担保基金;一般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都可直接向商业银行申请信贷;此外，政府除了鼓励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寻求商业银行信贷，还建立了其他专门申请信贷的渠道来扶植微型企业。其他的扶持政策还有，帮助中小微型企业购置设备等。通过这些政策，安哥拉政府希望达到增加国内企业数目，减少企业破产，创造至少30万就业岗位，同时为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留出更多发挥重要性的空间。[23]为了推广新计划，并听取企业界的声音，安总统多斯桑托斯主持召开由安人运政治局倡议举行的国家企业会议，300多名国内企业家参加。[24]
(三)益贫式商业系统——以人为本
将数量占人口总数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作为发展计划的核心，即实现益贫式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乎社会安定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迫切问题，当然，也是最具挑战性、最不容易做到的方向。
1977年安哥拉分别成立了内贸部和外贸部，统一协调管理所有商业活动，甚至比较擅长的食品加工业，所涉及食品出口与进口交换活动，也都由一个属于外贸部下的统一机构来负责。90年代中期，原来完全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商业活动完全放开，统一的商务部取代了原来分成两部，人们的活力被释放出来，很快在全国各地一个非正式的地下市场(即在不太恰当的地方、没有卫生健康的考虑，而且是避税)形成了，战后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批发、零售、街头市场等11种商业活动为基础的商业体系的完整框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存在的理据。
2006年颁布的一项新举措，表明政府在发展理念上一次大的转变，即“重新结构人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物流体系实施纲要”。此前，政府指导或者管理的安哥拉商业市场并不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民，或者说这些每个月消费不足1.7美元的人口并不被认为是商业活动的对象，他们被看作城市的寄生虫，没有什么消费潜力，应该任其自生自灭。这正是安哥拉的非正式市场极为普遍的原因。“重构物流体系纲要”的颁行，标志着政府转而正视这个人群的基本需求，并提供规范、卫生的食品生产和销售场所，即把这些非正式的市场引入正式市场的体系当中来。在城市，这个纲要主要是提供城市周边的贫民窟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商业活动的物质场所，并进一步通过规划实施将其纳入到整个减贫纲要当中来;更高一层的服务则是为这些地区的商人和经济代理人提供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整体商业活动的品质。在乡村地区，该纲要的内容也部分地与农村商业化计划重合。[25]
图13 2007－2009商业对于GDP的贡献率(%)[26]
安哥拉的益贫式商业计划，除了明显地促进了商业的活跃程度，也明显有一些社会成果，比如将正式市场和非正式市场价差缩小了27%，消费者满意度提高、同时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并培训了人力。[27]
(四)安哥拉化——劳工保护与人才培养
葡萄牙殖民者留给所有殖民地的一个共同遗产就是远低于其他殖民地的文化教育水平，这使得独立伊始这些殖民地都面对着90%的人口是文盲的现状。结果，白人一旦大举离开，农场、工厂都面临着找不到技术工人的难题。安哥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苏联、东欧国家、葡萄牙、古巴、法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延揽了大批技术人员，每年支付给这些外国人的工资就高达1.8亿美元(1984年)。为了解决这个财政负担，安哥拉政府通过1982年的《安哥拉化法》，提出高级劳动力至少要有50%“安哥拉化”的目标，并且从1985年开始大规模人力资源培训。外国技术人员被请来，不再是进入工作岗位，而是被请进安哥拉大学和职业培训学校。到1986年时，工业中46%的劳动力已经实现安哥拉化;当年颁布的《外籍工人法》，更严格规定了外国工人首先要完成对安哥拉人的培训工作才能在安哥拉工作，而且还要与安哥拉人一样依法纳税。[28]
战后重建时期，随着各国商业利益的大规模进入，“安哥拉化”目标又被提出，而且这次是从社会公众到官方，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安哥拉政府希望基础设施恢复的工作越快越好，因而在于外国建筑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经常在劳动力来源上面开绿灯，《私人投资法》中规定的外国公司雇用的人员中间安哥拉人不得少于70%的规定经常不能遵照执行。[29]中国与安哥拉达成的两笔“资源换项目”协议下的每一个具体项目，在与安哥拉重建办公室(作为安方业主)的合同书上，往往先行标明，为了工程进度的考量，对于30∶70的劳工比例规定可以不予考虑。[30]随着第一笔协议下面100个建设项目的展开，进入安哥拉的中国工人在日益增多(安哥拉使馆曾经报告说每天发放多达200个以上签证)。在安哥拉人本身就业存在巨大压力(安盟原来的10万军队转化为普通劳动力，加上大量不断因为地雷影响而继续涌入城市、被遣返回乡、但又再次回到首都的劳动力)，在建筑工地上从事技术和半技术工作的中国劳工自然成为安哥拉舆论关注、甚至攻击的对象。在巨大压力之下，2008年安哥拉政府对公众作出的解释是，国家为了尽快完成基础设施的工作，不得不依赖很多中国劳工，但是重建任务完成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再留在安哥拉，而是必须返回到中国去。[31]与此同时，安哥拉政府加强了对外籍劳工的管理工作。此后的所有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一行最关键的语句就是“工厂使用安哥拉劳工为××人”(具体数量)。
很自然，像20世纪80年代那一轮的“安哥拉化”运动一样，对安哥拉个人的保护也体现在从招商引资开始的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当中。2011年公布的《新私人投资法》中规定，投资者提交的投资项目方案必须包括人力资源培训的承诺，而且要求是向员工提供技术和科技培训，并提交用安本国员工逐步替代外国员工的计划。
更有意思的是，“安哥拉化”不仅体现在对本国劳工实行保护和为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成长等方面。安哥拉议会2011年11月29日通过一项立法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安哥拉运营的石油公司必须使用安哥拉银行系统来完成其金融交易。安哥拉政府发言人的解释是，由于安哥拉金融系统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原来关于特许石油公司使用外国金融机构的规定已经没有意义。随着各方面经济活动能力的提升，日益自信的安哥拉不必再低姿态地“请求”外国投资者来投资了，而是被他们追着要求合作，“安哥拉化”自然就成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的代名词，包括劳动者、也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许还有更多。
(五)行业多元、地区平衡的投资新方向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报告，经济危机以后，安哥拉依然是吸引外国和私人投资最多的4个非洲国家之一(另外3个达到3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埃及)。近几年来，安私人投资偏重于非石油部门，如加工业。2010年安加工业业吸引的私人投资占非石油部门投资的32.15%。但是，安哥拉政府开始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各省吸引私人投资的情况不平衡。罗安达省的私人投资2010年占全国私人投资的67.29%，本格拉省占7.13%，南宽扎省占6.56%，威热省占4.73%，本戈省占2.59%。所以，安哥拉政府提出的新目标就是，投资地区的多元化。2011年安哥拉出台的新私人投资法案，已提出促进投资地区多样化措施，并强调农业、牧业和加工业为三大投资重点。[32]
2011年，安哥拉公布了新私人投资法，把重点放在能够对安哥拉全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除罗安达外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更大促进作用的投资项目上。新投资法的目标是吸引合格的投资，即能够帮助安哥拉缩小贸易差额、提高本地生产力、促进安哥拉人力资源培训的投资项目。新私人投资法作出的修改，显然是“对在安哥拉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投资者更加挑剔”了。[33]比如项目评估方式，此后将根据每个项目的积极作用来确定优惠政策的力度，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先给与优惠。安哥拉税务专家Maria Antonia Torres的评价是，新法的要求更高，原来的激励措施“几乎是自动性的，但现在却是契约性的，这样双方都有了更大的保障。”[34]
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不再被自动赋予减免税的待遇了，而是必须根据每个具体投资项目进行谈判。“新的法案总是引起投资者的期望、焦虑和不安，这项新法律的审批花了很长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总共出现了14份草案。”[35]新法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不再区别对待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最低投资额从10万美元(外国人)和5万美元(安哥拉人)一起提升到100万美元(按投资者，而非按项目)。这些变化的背后思考是，“在大规模投资阶段结束之后，政府希望把重点放在对国家经济有更积极影响的结构性投资上。过度开放的激励制度可能有利于投资者，但对国家没有益处。”[36]安哥拉律师Teresa Boino认为，这样的一个新投资法，显著特点就是“保护本国企业家，把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留给外国人。”[37]
新的投资法对该国投资程序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私人投资局(ANIP)，为了实现上面新法提出的这些目标，私人投资局首先通过建立一个投资网络技术平台，以实现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的便利化，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技术平台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最便捷、最实时的沟通，而不必亲自来到安哥拉，只需在投资审批进程结束时来一次。该技术平台还可以完成私人投资项目批准程序，并在项目获得批准后跟踪项目的执行情况。[38]
五、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社会重建与发展
安哥拉公民社会经历文化觉醒、民族独立战争和现代民族认同的形成阶段，虽然近30年的内战大大制约了其发展，但经过了战争中发动和平运动和战后10年积极从事社会重建工作，安哥拉公民社会整体上表现出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态势，而且在民众之间的信誉度也越来越高;他们既可以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论述方式并直接参与讨论，也在抵制政府的某些潜在伤害公众集体利益的政策建议方面取得成功，如《新闻法》草案、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法规等;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富于启发性的社会运动，在包括和平、女性权力、土地、大众舆论、反贫、人权等方面积极参与，从长远来看已经大大促进了安哥拉公民对于公民权的自觉意识和实践。
如果说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民社会发展历程有什么最明显的不同，安哥拉现代公民社会除了北部巴刚果人聚居的地区更多是以族群为基础形成的各种组织，在活动旺盛的罗安达—马兰热以南一线等城市地区，早期的公民社会是跨越地区和族群形成的;相比之下，时至今日，族群主义(或者被称为“部落主义”)仍然在很多非洲国家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早期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直接参与、甚至构造了“泛安哥拉”现代民族认同观念的形成，这是安哥拉国民认同更早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早期公民社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39]这种正面的遗产一直保存下来，今日安哥拉的公民社会组织不论在政治纲领上、还是组织方式上都强调多元主义，而且都无一例外地宣称是“国家的”、“全民的”，尽管其活动范围很可能只限于一个区域之内。
内战期间，安哥拉公民社会的最大贡献除了帮助甚至代替政府提供各种社会救灾和日常服务，还通过公开讨论和平以及发表和平呼声，曲折地促进了和平的到来。公民社会开始介入“战争与和平”的大主题的标志，是安哥拉公民社会组织“女性、和平和发展(Mulheres，Paze Desenvolvimento，MPD)”、“广泛公民运动(Amplo Movimento de Citad2os，AMC)等在1999－2000年间发表的《安哥拉和平宣言(Manifesto para Paz em Angola)》、《通过对话取得和平(Paz pela via do Dialogo)》等文件。以《安哥拉和平宣言》为例，签名者包括记者、社会学家、大学教师、老师、工会领袖、牧师、非政府人士、音乐家和作家等，目标是征集到1万人。[40]此时，安人运政府已经确立了“通过战争取得和平”的战略，并且开始在安盟的势力范围内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即强迫人们离开乡村地区进入各省的首府城市，以此断绝安盟的粮食补给来源。联合国、南非、意大利圣艾智德团体等纷纷积极介入，极力希望促成和谈;[41]更重要的和平呼声则是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包括教会组织和世俗社会组织，都越来越多热切地表达出类似的“对话走向和平”的期待，和平运动渐成声势。承受越来越大和谈压力的安哥拉政府，悄然从以色列进口了大量快速反应装置、精密装备和军犬等，正是这些高级军事技术设备的输入，才保证了安人运政府越来越明显地相对于安盟的优势，并最终将萨文比在战场上置于死地。
公民对和平的参与和讨论，尤其是对于交战双方战争责任的认识，促使安人运政府在2002年以后并没有使用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胜利者这样的话语，而是作出了“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的表述，对于此后全民和解奠定了认识基础。和平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在萨文比殒命战场之后，安人运政府迅速集结部队，剑锋直指卡宾达飞地的反政府武装，又一轮焦土政策和民不聊生的可能性已经露出端倪。得益于安哥拉公民社会积极地介入，通过媒体曝光和公开研讨会等多种政策，尤其是本土成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姆帕拉班达(Cabindan civic association，Mpalabanda)的日常活动，万名群众参加到这种反对战争解决问题的集会活动中，所有这些活动终于促使政府军和叛军终于回到谈判桌前。[42]
如果说其在和平领域的贡献有安哥拉特殊历史阶段而呈现出来的特殊性，那么战争过后的建设和发展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作用，也许才是更重要的。笔者最近两次在安哥拉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公民社会组织中间的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汇就是公民权(Citad2os)和参与(participativo):他们的原理是，赢得公民权的斗争，被认为是与安哥拉获得独立与和平的战争同时展开的;从民主化进程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安哥拉公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民主才能拥有坚实的基础，只有动员公众从社区级别就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形成和问题的解决，然后才能逐渐上升到对高一级别体制的认同，即市政府的和国家的。[43]这正是公民社会都积极组织活动促进民主观念、公民权意识的形成的思想基础。在改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方面，公民社会作出了绝对性的贡献，也促进了公民参与性，发扬了和解、宽容和在国家面临挑战时候达成共识等社会价值观。因为民主权利得到保障，促进了民主化，同时也促进两大党长期敌对和分裂局面的打破，也因而促进了社会真正实现转型。同样的，从发展的视角而言，这些公民社会虽然都宣称是“国家的”，但同时都自认为是草根组织、社区组织，以促进公众参与为目，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44]
具体而言，公民社会直接参与了安哥拉民主化进程。以媒体为例，卢萨卡协议推动了暂时的和平，1994年以后，私营媒体逐渐兴起。1999年，拉斐尔·马科斯(Rafael Marques)等活跃的媒体人以“玷污总统”罪名被羁押; 2000年5月，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将多斯桑托斯列为“全球新闻业十大敌人之一”。这种国际组织的压力产生了效果，政府于当年7月修改了新闻法，其中包含“败坏总统和其他官员的声誉的记者应该被投入监狱”这样的条款，提起公示并请公众发表评论。[45]安哥拉记者们与国际新闻自由组织一起发表意见，认为这部法律是“可怕的”，对于安哥拉媒体将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派代表到安哥拉与政府官员、国家媒体和私营媒体广泛交流意见;安哥拉本土的公民社会组织如“解放双手组织(M2os Livres)”和“墨再克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Mosaiko)”更发挥了巨大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最终政府暂时搁置草案，没有将其提交议会。后来，政府宣布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将吸纳来自于新闻业界各个协会和集团的代表，来共同修改草案; 2010年6月，新的新闻法(Lei de Imprensa)在“安哥拉记者联合会(Syndicate of Journalists SJA)”、“安哥拉体育记者协会(the Angolan Sport Journalists Association，AIDA)”、“安哥拉通信研究所(Angol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s，INACOM)”和安哥拉新闻部的共同努力下，分成8章90个条款，新法的核心是公益服务、本地语言，而且规定外资股份最多不能超过30%;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体人为之奋斗多年的新闻检查制度被撤销，媒体人的自律则交由“行业道德规范”来管理。新法仍然受到争议的，是有关取消监禁制度而代之以罚金的条款。[46]
显然，这个胜利并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声势浩荡地对抗政府的成功故事，而是公民社会长时间积极监督和参与，逐渐影响政府，使其不断调整观念和政策、开放更多空间;最终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让新闻专业道德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或者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成为最高权威的过程。
另一个公民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域是土地。土地问题根源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来自于葡萄牙的私人商业资本对于农村公社土地的侵吞，土地上的安哥拉人民则被视为“商品”或者劳动力资源，无任何土地权可言。为了防止民众发动针对土地权的暴动，葡萄牙殖民地局将安哥拉民众转移出他们的土地，安置在临近主要公路的“战略据点”。独立运动取得胜利后，安哥拉政府将这些葡萄牙人的商业农场都予以国有化，同时独立后的宪法也将私有产权废除了，这就使得土地产权呈现一种二元制的结构，即民众继续在非正式的未成文的世俗法下面买卖土地，正式的成文法几乎不能影响到。大型国有农场逐渐倒闭之后，乡村公社重新占有了这些土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再次试图开始商业种植业，开始出卖老的国有农场，安哥拉改革过程中的新生企业家获得了这些土地——这一次多半是可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特权人物。1992年，未经任何公开讨论，安哥拉政府就通过了《土地法》，保护了当时背景下获得乡村土地产权的特权者。
战争结束带来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可能，同时建筑、商业开发都亟待规范的土地市场，而大批战时荒地这时也意味着潜在的大量纷争。实际上早在战争结束以前，土地纷争已经成为素常，特别是在本格拉省、威拉省和罗安达等为首战争打扰的和平地区。政府的问题是:既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能够处理这些层出不穷的土地纷争，也没有行政能力回应民众对于将非正式市场获得土地产权正式化的能力(据估计罗安达3/4的人口都是这种非正式市场上获得土地产权)。[47]
早在1997年，公民社会安哥拉乡村发展协会(Angolan Associ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ADRA)和安哥拉城市发展理事会(Municipal Development Council，ACORD)就开始在威拉省南部组织土地问题研讨会，第二年又在本格拉省举行。威拉省的宗教界和个人积极分子、本土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威拉省的推动者是一位活跃的牧师皮奥(Padre Pio)，他代表牧民试图夺回被来自首都的大官员通过非正式渠道占有的牧民土地。尽管皮奥直接对抗的方式没有取得成功，但这场公民运动本身唤醒了该省民众的意识，公民社会组织此后开始诉诸很有技巧性的、非对抗的解决方式——即在允许的空间内准备充足、且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界都做好准备，而相对开明的官员们也不对土地问题掉以轻心。这一时段的运动，被普遍认为为2002年战后全国性的土地运动做好了准备。
政府受到国内国际的双重影响，2000年责成农业和农村发展部(Ministério da Agricultura e do Desenvolvimento Ruralda República de Angola，MINADER)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在威拉省试点实验土地划分项目;[48]2001年，多斯桑托斯总统任命土地顾问，与总统顾问费若(Carlos Feijó)合作，开始重新起草土地法。2002年6月，政府提交第一份土地法草案，广泛征询国民意见。
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在这个时间介入到讨论中，积极推动草案的完善工作。2012年12月，一个专门关于土地法的跨国内国际的公民社会协调组织“土地网络(Rede Terra)”成立起来，西方给予了极大的外交支持，时任美国驻安哥拉大使戴尔(Christopher Dell)甚至直接以个人身份介入到运动和讨论中。[49]在威拉省土地问题上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组织，至此已经能够信心十足地向安人运政府展现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从而改变了政府官员们以往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轻视态度，较受安哥拉政府尊重和器重的是本土的乡村发展协会(ADRA)和自20世纪80年代就在安哥拉城乡承担减贫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研究所(DW)，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经常向这些安民社会组织进行咨询。2004年9月，议会批准了修改后的《土地法》，其附则则在公民社会中进行了更长时间的研究、讨论和对政府的游说。修改后的《土地法》最大的一个调整是，将原定的给人们进行土地登记的1年时间改成了3年，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发展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可行性研究，结论是从政府现行行政管理能力上来说一年根本不可能完成。显然这是有利于穷苦人民的，因为土地产权的复杂性，他们很难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50]改进虽然相对有限，但毕竟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了土地权这回事，而现在的公民社会组织当下正在做的，就是更广泛地提高公共的认知，从而增加土地法的改善和补充。[51]
六、结论摆脱资源诅咒之路——从内政到外部合作
依笔者浅见，务实主义一直是安哥拉政府突出的外交风格。20世纪70年代建国以来，即便因为与其他独立运动组织(安盟和安解阵)争上风，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与苏联、古巴结盟、共同反对美国的热战。但是政治上的对立，并没有阻隔经济上的联系，尤其没有因为与苏东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而停止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美国德士古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都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在安哥拉石油业中最主要的玩家。[52]
不管是独立之初维持战争经济之道，还是战后依靠资源优势换来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从而为农业、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提供基本条件，石油确确实实是安哥拉发展轨迹中的关键，而且石油带来的是荣是衰，又都是在国际大空间里展开的(不仅仅经济意义的国际市场，背后也有更为复杂的政治纠结)。难怪国际观察家们依照“资源诅咒”的逻辑，看好或者看衰安哥拉前景。比较中立地看待这一发展轨迹的学者，将安哥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概括为“能源外交”。[53]我们不妨盘点一下安哥拉当前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尤其是经历了金融危机“唱衰”安哥拉之后，各国的态度如何?安哥拉对世界的所求又是什么，它与外部之间还只是简单的石油交换关系吗?
受到中国在非强大声势影响的美国，2009、2011年两次派国务卿出访安哥拉，还高调地将安哥拉封为在非几个战略伙伴之一(2010年签署对话备忘录)。2012年美政府宣布提高对安哥拉的援助资金(由6 090万美元增至7 280万美元)，但除了一如旧日地资助实施防治艾滋病和英语学习计划之外，美国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多可以合作的路径，毕竟，安哥拉只是其众多石油输入国中比较次要的(不足进口总需求的10%)，而安哥拉潜在的1 900万人口的市场对于美国石油以外的大企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安哥拉与欧盟的新兴合作领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挪威特别在环保人员培训方面提供合作，同时正在就制订保护海洋资源战略计划方面与安合作，在安海域受到污染时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因为各国石油公司在安近海采油并不时发生泄油事故。日本的最近兴趣比较类似，派出国际空间局局长到罗安达，极力向安政府展示其空间技术计划，说日本打算帮助安哥拉装配用于勘测矿物和地质资源的卫星，卫星也可用于农业、林业、渔业和检测自然灾害。另外，日本政府还向安政府提供200万美元资助民用建筑职业培训中心购买和更新设备。
技术和高精仪器大国德国，正在积极推进总理默克尔访安时签署的协议，德国将在建筑业工程监理方面带来德国经验。韩国也将合作的重点放在技术方面，即利用自己擅长的渔业技术，帮助安哥拉渔业部门发展沿海养鱼的技术。西班牙利用自己的优势地理位置，积极推自己的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开通了马德里—罗安达航线，目光瞄准往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之间每月3 000位乘客。
葡萄牙通过自己的国家铁路公司为罗安达铁路公司培训火车司机。同样的，培训业指向2013年安人口普查的人员培训、2014年市政选举培训相关技术人员等社会领域。与此同时，安哥拉向葡萄牙的投资从2002年的160万欧元已经增至2009年的1.16亿欧元，来投资的安哥拉私营公司的主要投资商是安哥拉石油公司(Sonangol)，其在葡萄牙最大私营银行葡萄牙商业银行中的累积股份已经达到12.44%。这些都说明，双边经济关系正处于“双向道”的高速路，绝不是过去的宗主国与殖民地模式的关系了。(www.xing528.com)
安哥拉是巴西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获得投资最多的，达40亿美元。在安经营活跃的共有2 000家巴西企业，如: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淡水河谷公司(Vale)以及众多建筑公司;投资的领域有民用建筑、垃圾回收与处理、种植生物燃料作物、超市网络以及传统餐饮、旅馆、商业等。巴西水泥巨头卡玛格(Camargo Correa)公司已投资2亿美元在安修建一座水泥厂，并有意在库内内河上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2008年，安哥拉和巴西签署了两国合作总协议，总统罗塞夫2011年10月19－20日访问安哥拉，又签署了双方互向两国企业家和公民办理签证提供便利的机制，以便增加这两个葡语国家共同体成员国的交往和投资。
在重返安哥拉的竞赛中，俄罗斯也不示弱。通过安俄政府间经贸科技委员会会议，俄安签署耗资3.28亿美元的协议为安发射通讯卫星的。除此之外，俄罗斯有意在水电、工业和矿业方面加强与安的合作，尤其是通过1990年起与安钻石公司合作、提供钻石加工技术的俄国阿罗莎公司，继续为绘制安地质和矿藏分布图提供科技支持。
另一个老牌合作者古巴，严守在卫生医疗领域建立的阵地，继续向安哥拉派遣医生，目前有1 300名古巴医生在18个省的69个城市工作。另有1 000名古巴专业人员与1 500名安哥拉人员在安122个城市开展防治疟疾运动。古巴还在卡宾达、本格拉、万博、威拉、马兰热5省开办了培训医药人员的学习班，并且送300名安哥拉青年在古巴院校学习医药专业。古巴最近的目标是在安哥拉建立药厂。
再看与中国的合作。最饱受争议的也许是所谓“安哥拉模式”，即“资源换基础设施”合作模式。[54]所以如此，与协议所涉及的经费数额有一定关系，毕竟在中国与安哥拉签订第一笔一揽子协议的2004年，20亿美元的数额是足以令国际观察家们跌破眼镜的;而此前中安并没有大规模合作项目，决策者们能够打破坚冰、建立互信，在诸多基础设施领域达成协议，涉及贷款额度如此之巨，这在双方外交史上都是值得称道的、展现其魄力、勇气和智慧的创举。协议执行的速率和效率也是令人侧目的，因为在签订第二个20亿美元协议的2007年，第一笔协议下面的大部分建设项目已开始实施甚或基本完成，这也是习惯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都要多年完成的观察家们难以想象的。
回溯至战争硝烟甫落的2002年，安哥拉不愿意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种种苛刻条件，但还是冀望为重建募集资金而召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巴黎援助者俱乐部参加的“捐助者会议”——期待最后没有成为现实，中国几乎是安哥拉当时能够在国际上找到的唯一资金来源，否则就要像当时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按照“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设计的“药方”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调整。与国际各方共舞的过程中，安哥拉政府一直保持桀骜不驯的外交风格、强调多元外交政策，但与2002年相比，战后重建已经初获成功的安哥拉显然获得了更有他信力的国际空间——世界各国近两年急于与之合作的情势不必赘述，IMF的态度明显日益积极，甚至在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2009年也是如此——它充满信心地与安哥拉签订了14亿美元的信贷协议，分六期支付前每次对于安哥拉宏观经济形势的评估也都比较积极;以前一直批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账目流失的立场，在报告中也转为了更积极合作的态度——特别向公众解释一些未经过国库的账目，是直接用于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恢复和建设了。[55]
随着金融危机的阴影俨然已经渐行渐远，今日的安哥拉，桀骜也许依旧，同时更加洋溢着快速发展进步的豪情与自信——如安哥拉经济部长古艾格尔所言，目前安政府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已不是贷款，而是在实施宏观改革方面的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安哥拉政府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宏观改革提供的支持，将为安哥拉提供参加国际信用机构评级时所需的信誉。[56]从急需资金、到需要技术、到累积自己的国际信誉、参加国际评级，10年的时间里，安哥拉在国际合作的舞台几乎是跳跃式地行进的。有意思的是，安哥拉舆论界、学界只是很自然地对两个一揽子协定具体项目的实施情况(而不是合作方式)进行观察、监督，中国学者对于世界银行热炒的“安哥拉模式”的反应也很寥寥。[57]当评论家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安哥拉模式”，安哥拉政府也并不使用这一词汇来总结当年为了对抗西方主导的发展逻辑而与中国达成的合作协议，[58]也许只有历史学家们还会兴味盎然地追问:这样可谓大手笔、有魄力的大数额合作模式，到底是从何处学来?无论如何，多斯桑托斯及其幕僚以及安哥拉未来的政府和人民，都应该客观、公正而且充分地认识这一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没有“安哥拉模式”带来的一揽子协议大致完成的基础设施恢复和重建任务，安哥拉就不可能获得后来国际投资家们的信心，没有外来投资促动的矿业勃兴所带来的金融危机前奇迹般的高速发展，就不可能有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并使矿业开发整体上向矿业加工升级的现状以及其他领域生机勃勃的多元化发展气象。
最令观察家们费解的，是2011年新的总统令，宣布安哥拉—中国双边委员会、安哥拉—巴西双边委员会、安哥拉—古巴双边委员会、安哥拉—法国双边委员会将由安国务部长兼经济协调部长协调。这向世界传递了什么讯息? 2010年安哥拉与中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中国现在是安哥拉最大债权国(56亿美元)，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与巴西、法国和古巴的地位是一样的，尽管在安哥拉的外交版图上，四者也许是最重要的。[59]不论如何，曾经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有创意的与安哥拉合作的中国，现在与安哥拉的关系不是特殊的，是与其他重要几个国家一样重要的伙伴。安哥拉从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从资金已经转向多元的合作，而且技术和投资显然是其当前发展中最重要的。
作者:刘海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注释】
[1]1986年制造业仅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3%，1999年更下降为3.5%。
[2]刘海方.安哥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51－266.
[3]Espíritor Santo Research，“Angola Economic Outlook”，Angola Economic and Sectorial Research，3rd＆4th Quarter 2010，http://www.bes.pt.
[4]2002年是数值应该比此更高，因为战后政府发动了“返乡运动”，将很多外省因战火涌入的流民送返回家乡。2012年，联合国估计数据为650万。
[5]Allan Cain，“Luanda Urban Poverty Programme”，DevelopmentWorkshop，November，2011.
[6]Nataliya Pushak and Vivien Foster，“Angola's Infrastructure: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www.worldbank.org，MARCH 2011.
[7]Nataliya Pushak and Vivien Foster，“Angola's Infrastructure: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8]Indira Campos and Alex Vines，“Angola＆China: A Pragmatic Partnership”，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a CSIS Conference，“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March 2008.
[9]Angolan Government，General Government Program 2007－2008.
[10]根据安哥拉财政部数据绘制。
[11]根据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ANIP数据编制。
[12]安哥拉财政部数据。
[13]Nataliya Pushak and Vivien Foster，“Angola's Infrastructure: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http:// www.worldbank.org，March 2011.
[14]根据安哥拉国家银行的数据编制。
[15]Espíritor Santo Research，“Angola Economic Outlook”，Angola Economic and Sectorial Research，3rd＆4th Quarter 2010.
[16]Espíritor Santo Research，“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recovery”，Angola Economic and Sectorial Research，2nd Quarter 2009，http://www.bes.pt.
[17]2011年10月7日安通社。
[18]Espíritor Santo Research，“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recovery”．
[19]“安经济部长9月23日说，安政府计划到2012年年底建材生产自给自足”，安通社2011年9月14日。
[20]“安哥拉企业将邀请外国企业参与建设安经济特区的进程”，安通社2011年10月11日新闻。
[21]“安经济部长Abra2o Gourgel谈经济特区对国家落实经济多样化的决定性作用”，安通社2011年10月13日新闻。
[22]安通社2012年1月27日。
[23]安通社2011年11月28日。
[24]安通社2011年11月26日。
[25]Espíritor Santo Research，“The trade Sector in Angola”，Angola Economic and Sectorial Research，2nd Half，2010，pp.10－12.
[26]安哥拉财政部数据。
[27]Espíritor Santo Research，“The trade Sector in Angola”．
[28]刘海方.安哥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06－209.
[29]笔者对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ANIP)亚洲事务主管的采访，2009年3月9日，罗安达。
[30]笔者对中信集团－中信建设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朱卫兵女士的采访，2009年3月6日，罗安达。
[31]安哥拉战略研究所:“中安关系研讨会”，2008年1月31日，罗安达。
[32]安日报，2011年10月11日新闻。
[33]葡萄牙法律专家Paulo Costaudi新税法的评价，转引自澳门传媒网。
[34]转引自澳门传媒网。
[35]安国家私人投资局局长雅伊梅的话，转引自安哥拉Exame杂志。
[36]雅伊梅的话，转引自澳门传媒网。
[37]转引自澳门传媒网。
[38]雅伊梅:“安哥拉国家私人投资局重组与如何满足21世纪促进必要投资需求”，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投资研讨会”上的讲话。
[39]道格拉斯·惠勒，勒内·佩利西埃.安哥拉.史凌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344－365.
[40]Michael G. Comerford，The Peaceful Face of Angola: Biography of a Peace Process(1991－2002)，Luanda，2005，pp.140－149.
[41]Alex Vines，Nicholas Shaxson，Lisa Rimli＆Chris Heymans，Angola，Drivers of change: an overview，Chatham House，April 2005;又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http://www.unesco.org/bpi/eng/unescopress/2000/00－06e. shtml.
[42]Alex Vines，Nicholas Shaxson，Lisa Rimli＆Chris Heymans，Angola，Drivers of change: an overview.
[43]Fernando Pacheco，“Civil Society in Angola: Fiction or Agent of Change”，Angola 2001/2002: Key Development Issues and Aid in a Situation of Peace(ed. by Inge Tvedten)，2002: 8，Bergen: Chr. Michelsen Institute
[44]Inge Tvedten，Report Angola 2000－2001: Key Development Issues. Chr. Michelsen Institute，2001.
[45]非洲在线新闻网:“New Angolanmedia law to enhance press freedom”，http://www.afrol.com/articles/12856，June 13th，2011.
[46]全非网:“Angola: Press Law in LineWith Constitution-Specialist”，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006170398. html; AIDA Website:“New Angolan media laws bring end to State monopoly”，http://www.aipsmedia. com/index.php? page= news＆cod= 317＆tp= n.
[47]Alex Vines，Nicholas Shaxson，Lisa Rimli＆Chris Heymans，Angola，Drivers of change: an overview.
[48]P. Groppo，L. Longhi，A. di Grazia，E. Kollozaj＆E. Ghigi，“Land tenure support in post-conflict Angola”，http://www. fao.org/docrep/007/y5639t/y5639t0a.htm; United Nations System: Common Country Assessment，Angola: The Post-War Challenges，2002，p.63.
[49]Alex Vines，Nicholas Shaxson，Lisa Rimli＆Chris Heymans，Angola，Drivers of change: an overview.
[50]Todd Flower，Robin Nielsen，BeatWeber，Strengthening Land Tenure and Property Rights in Angola Project，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May 2008.
[51]Conor Foley，Land rights in Angola: poverty and plenty，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Working Paper，2007.
[52]刘海方.多元并举——评安哥拉外交.亚非葡语国家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3]杨昆鹏.安哥拉的能源外交与中安关系.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09.
[54]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有关评价，因为应在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兹不赘述。请参见刘海方.安哥拉战后重建与中安合作反思.
[55]安传媒网消息，December 14，2011.
[56]安传媒网援引路透社消息，2012年1月27日。
[57]刘海方.安哥拉战后重建与中安合作反思: 47－49.
[58]例如财政部长Carlos Lopes2011年12月8日在议会通过2012年国家总预算时介绍，“安与中国签署4项信贷协议，总额达到90亿美元。安方已偿还34亿美元，目前对中国的欠债为56亿美元。安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先后签署了提供三笔信贷的三项协议:第一笔25亿美元，偿还期为15年，第二笔20亿美元，偿还期为18年，第三笔20亿美元，偿还期15年。安与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提供15亿美元信贷的协议，偿还期为9年。所有这些信贷的利率均为1.25%。”(安通社2011年12月9日消息)这种简单化的叙述方式，已经将双方谈判家千辛万苦达成的“大单合作”这样的历史事件平常化，很难建立对当时历史情境的完整想象。
[59]人们自然会问，被放在一起由国务部长兼经济部长一起协调关系的伙伴中，为什么没有也被认为是战略伙伴的美国?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但笔者的理解是，美国在安哥拉的战略棋盘上确实没那么重要，就像美国也同样不认为安哥拉足够重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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