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历史交流回顾

中国与葡语国家往来的一些历史回顾

丁宝年

【内容提要】中国与葡语国家交往历史十分悠久。早在7世纪就有华商到过东帝汶;元代的《岛夷志略》则已提及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等地方;葡萄牙人抵达中国就是西欧人登门入室的开始，不仅开启了中葡两国的双边关系，也成了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中西方交流的起点; 1708年樊守义在去往罗马教廷途中曾在当时巴西的首府巴伊亚登陆;元朝李泽民1330年左右的《声教广被图》已绘出包括现几内亚比绍、安哥拉等地方在内的非洲三角形大陆全貌，比达·伽马绕过非洲到印度，开通驶往东方的新航线早了100多年，这说明我国古代对非洲的了解起步甚早。研究中国和葡萄牙语国家的交往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了解历史，知己知彼，这对今后以创新的精神发展与葡语国家的关系，增进彼此合作，或使更多的同胞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发展权利都不无益处。

由于历史上国际格局的原因我与葡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比较晚，但我国与葡语国家的交往历史却十分悠久。例如中国与东帝汶200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但早在7世纪就有华商到过东帝汶。东帝汶我国古籍上将其列入阇婆诸国的范围，曾有底门、底勿、地门、地漫、吉里地闷、地闷、地木島、的木耳島、池问、知汶、吉理地闷、地闷等称呼。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便有“底门国”出产檀香的记述。元代旅行家汪大渊亲历而手记的《岛夷志略》(1349成书)更有有关华人至东帝汶经商的详细记载:其地“山无异木，唯檀树为最盛……昔泉之吴宅，发舶艄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16世纪初叶后，不少广东客家人陆续登上帝汶岛，在此定居，形成东帝汶最初的华人群体。1641年荷兰人击败葡萄牙人并占领马六甲后，澳门经毛里求斯至里斯本的海上航线，东帝汶曾是必经之地，这也方便了华人往来。鼎盛时期，华人华侨人数达到3万左右，华语的使用超越殖民当局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华人在东帝汶的经济生活中十分活跃，尤其是在零售业，开设的商店几乎遍布东帝汶的每个乡镇。印尼占领期间华人遭受迫害，大量外迁和非自然死亡，人数急遽减少。华人社会遭到沉重打击，经营活动受到限制。直到东帝汶摆脱印尼统治正式独立前后，华人才开始大量返回并重新活跃在经济领域里。

另一个较早记录在我国古籍中的葡语国家是莫桑比克。宋代著作《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提到的昆仑层期国其中就包括莫桑比克海岸一带。1413年郑和第四次出航，船队抵达比剌(莫桑比克岛)，和孙剌(索法拉省)。《明史》称，“郑和亦尝裔敕往赐”，但“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莫桑比克岛南部的沙滩上至今仍可以看到许多中国古代瓷器的碎片，证明莫桑比克沿海曾是古代中外交流商旅的重要航道。葡萄牙占据莫桑比克后，来往于中国与东非的海上交通增加。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后，就有一些被掠卖的中国人曾被转运至莫桑比克当奴隶。1858年2月18日首批由殖民当局雇佣的30名中国劳工登上莫桑比克岛，其中8名木匠，12名泥瓦工，4名铁匠，4名铜匠和2名石匠。此后华人去莫桑比克居住生活的人数渐多，其中少数人曾从事海参经营。1875年之后一些来自广东四邑地区的木匠在马普托和贝拉港定居。1881年8月20日，莫桑比克葡督致函澳门请求帮助雇佣中国技工，并说明家属可随行。1886年至1894年修筑马普托至科马蒂普特(南非)铁路、1892年至1898年修筑贝拉至穆塔雷(津巴布韦)铁路后留下了一些华工。1898年首位中国妇女随同100余名华工到莫桑比克。而后至20世纪30年代，华人带家属的开始增多。独立之前，移居莫桑比克的华侨数量增至5 000多人，华人社会与地方当局相处还比较融洽。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在新政策的冲击下多数华侨撤离。而此后连续十多年的内战也给留下的几百名华侨带来了生存的困难。改革开放后到莫桑比克经商投资的华人开始增加。莫桑比克的茶叶和荔枝生产具有一定规模，这也是中莫两国历史上交流的具体成果。

关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的早期接触《明史》佛郎机传有专门记述。“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明史》这段文字透露出的历史信息在中外交通史上十分重要。加必丹末是葡语Capit2o Mor的音译。这不是一个葡萄牙人的姓名，而是当时葡萄牙的官职。有关葡萄牙第一个使节来华的事实，由于语言障碍和年代久远，要完全搞清楚是相当困难的，但仅Capit2o Mor一说可以说明来者是强调自己的官方地位的。当时的葡国官方人士不可能自称佛郎机，明廷却非常肯定地称来者为中国人已相当熟悉的“佛郎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地中海地区经商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早期笼统地称欧洲人为“佛郎机”，这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很早就与丝绸之路西洋航线打交道的中国人对阿拉伯、波斯人的这种称呼并不陌生。因葡萄牙人是新航路发现之后来中国的第一批欧洲人，自然就认定他们为佛郎机。明清时期的“佛郎机”其确切定义应是“西洋人”，也就是现代人所称的“西欧人”。尽管清朝时中国对葡萄牙的国名有葡萄牙、蒲都丽家、博尔都噶哑、波耳都亚和布路亚等多种译法，但官方文件直至清末依旧称其为“大西洋国”。这也反映了将葡萄牙人当作西欧人来对待的牢固观念。事实上葡萄牙人的到来就是西欧人登门入室的开始，不仅开启了中葡两国的双边关系，也成了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中西方交流的起点。

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托美·皮雷斯(ToméPires)抵东莞海域的屯门岛，然后至广州城外的珠江抛锚下泊。1518年他获准在广州登陆。1520年1月，托美·皮雷斯一行30人由广州启程北上，5月至南京。1521年1月，皮雷斯到北京。3月明正德皇帝病亡，5月皮雷斯被逐出京，9月到广州后被捕入狱。1524年皮雷斯病死在狱中。使团成员维埃拉(Cristóv2o Vieira)和葡商卡尔沃(Vasco Calvo)曾从广州狱中写信给国内，提供了1520至1534年之间有关中葡关系的大量宝贵资料，包括关于中国地理、风俗习惯和行政组织的情况。

在托美·皮雷斯和若尔泽·阿尔瓦雷斯之后，不少葡萄牙人陆续来到中国，其中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第一个以切身体会写了一本游记，向葡萄牙人民介绍了中国。平托先后到过印度、埃塞俄比亚、阿拉伯、中国、日本等地，多次在海上遭到袭击和遇到危险。1558年回到葡萄牙后将旅途见闻和冒险生活写成《游记》，并于1614年出版。《游记》有关中国的部分篇幅不小，其中内容虽有不少牵强附会，但可能是因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有一番苦难的经历，看问题比较客观，有的看法甚至因较少正统教条对异教徒的偏见而为葡萄牙上层社会所不齿。他的某些观察十分细腻、真实。例如，他在运河看到当地居民在河里放养鸭子，这种景象即使现在江浙一带也仍不难看到。他的另一个令现代中国人汗颜的观察是对日本人的印象。据《游记》所述，葡萄牙人先于日本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火枪(Espingarda)等带到了中国。虽然部分官员颇有热情，其中海道副使汪鋐曾三次上书，推荐朝廷推广佛朗机铳及蜈蚣船等，但朝廷里那些官僚并无兴趣。直到近百年后清兵要打进关内，明朝政府才临时抱佛脚，想起请葡萄牙人使用新式武器帮忙，于崇祯年间聘请葡萄牙人为炮师，在登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支西洋火炮营。和中国官方的麻木不仁不同，日本人见到葡萄牙人带去的火枪如获至宝，当局迅速大量仿制，其狂热程度让平托惊叹:迟早人们会知道日本人“是什样的人”，又“何等的崇尚武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乐此不倦”。^[1]

查阅中外古籍记述不难看出，中葡交往的初期都和海洋生涯有关，葡萄牙的船队里雇有华人，中国船主也雇佣葡萄牙海员。那是一段经商和海盗活动掺杂在一起的混沌始初阶段，良莠不齐。中葡两国文献均有早期葡人掠夺华人为奴，特别是拐卖小孩的记载。1595年葡萄牙通过一项法律，禁止销售和购买中国的奴隶，这也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海盗和贩奴活动只在局部地区，而对两国交流产生广泛影响的是随后而来的数量众多的传教士。如曾德昭、阳玛诺、徐日昇等。

曾德昭(álvaro Semedo)是以长期亲身经历介绍中国的葡萄牙汉学研究鼻祖。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多，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朝代，著有《大中国志》(Rela92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人口、地理、物产，经济、行政管理以及宗教和文化等内容。

阳玛诺(Manuel Dias) 1611年来广东韶州传教，为当地人所逐。1621年被派到北京，曾到过南京、松江等地。1659年死于杭州。阳玛诺中国语言文学修养极高，曾将欧洲古典名著《轻世金书》翻译成中文。也是他最早向中国介绍伽利略望远镜和伽利略的天文发现。

1615年在北京刊印《天问略》，该书通过问答形式，阐明月相和交食原理、节气、昼夜和太阳运动，并突出阐述了用伽利略望远镜所发现的木星的四颗卫星、月球表面、金星盈亏、太阳黑子及银河带的星体结构等。还著有《天学举要》、《舆图汇集》等书。

徐日升(Tomás Pereira)，也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一位葡萄牙人。康熙十一年(1672年)先抵达澳门，1673年，经南怀仁推荐，得以进入北京，在宫廷协助南怀仁修订历法，同时兼任宫廷西洋乐师。1688年，南怀仁病故，徐日升署理钦天监监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正式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时，他担任中方拉丁文翻译。1708年在北京去世。

中国第一本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便是是由徐日昇所作，该书第一次以中国文字(汉文、满文)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欧洲已经通行的五线谱记谱法以及相关的音阶、节拍、和声等乐理知识，有些音乐理论的术语沿用至今。徐日昇还是康熙皇帝的钢琴教师。康熙皇帝在古钢琴上流畅地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庵咒》不能不说是中葡交流历史的一段美妙旋律。

鉴于华夏正统天下观影响，我国对外的人文交流，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大量丝绸、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出口西洋的同时，人文交流的主流是由西向东，以西洋人为主导。虽然华人到葡萄牙的历史也很早，例如，1540年葡萄牙历史学家若奥·德巴罗斯(Jo2o de Barros)买下一位从中国东南沿海掠带至葡萄牙的中国读书人，将一些中国图书翻译成葡文; 1655－1656年间南明派往欧洲的使臣陈安德曾到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并觐见葡萄牙国王若奥四世;广东香山县人郑惟信1662年4月在葡萄牙候船期间曾到科英布拉大学就读，1666年4月，还受到葡王召见;南京人沈福宗1688年开始访问葡萄牙之行;山西临汾人樊守义于1707年由澳门出发前往欧洲，抵达葡萄牙后于1709年春觐见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并在他后来写的《身见录》描述葡王“年近二旬，容颜温励谦和”;广东人谢清高18岁(1783年)起就跟随外轮出洋，在各地漂泊了14年，到过许多国家、岛屿等，耳闻目睹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由他口述，一名秀才整理的《海录》(大约在1820年或稍后刊行)有关葡萄牙的地理、行政管理和风俗习惯等介绍比较详细。但中国的整体文化背景以及他们的个人身世使他们很难对中西人文交流有更多的作为。

1670年(康熙九年)，清廷首次接受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六世(D.Afonso VI)派来的使节曼努埃尔·萨尔达尼亚(Manuel Saldanha)。这是中葡官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曾任福建台湾镇总兵的陈伦炯综合中外著作和亲身经历，于1751年写了《海国闻见录》，称，“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东北二面地邻是班牙，西邻大洋，南俯中海。”(班牙即西班牙，大洋即大西洋，中海即地中海)尽管清朝政府已承认葡萄牙的“朝贡”地位，《海国闻见录》等书也已说清楚了葡国的地理位置，但封建传统严重地束缚了国人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以致鸦片战争期间，掌权的官僚们对西洋世界依旧分不清东西南北。即使是1887年，洪勋和徐宗培经总理衙门考试，选拔官派到欧洲游历，洪勋回国后写了《游历葡萄牙闻见录》(1889年)对葡萄牙国情做了介绍，但清廷对他们的出访考察很不重视，使有关考察见闻传播极为有限。

澳门是中葡几百年来往最重要的交汇点，也是近代中西方交流的大舞台。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事件(如1637年，英国威得尔船队首次来华和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等)无不与澳门有关。英国船队初来时，语言不通，官府使用的翻译是被收容的澳葡黑奴。

从16世纪初开始的中葡数百年交往中，虽也有不少令双方不愉快的记录，但就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言，我方一直处于掌控地位;华人和葡人之间还是比较好相处的。直至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于北京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写明中国同意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但葡萄牙如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在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签署的这个条约，使中葡关系也发生了令人悲愤的转折。197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协商就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至于华人移民葡萄牙，葡方的早期档案记录是20世纪30年代，63名来自浙江青田的二三十岁小商贩，其中部分人留在葡国娶妻生子。此前只有极个别华人在波尔图等地生活。直至50年代中期居留在葡萄牙的中国人还仅70余人。70年代一些非洲葡语国家相继独立，原在葡属非洲定居的华人，特别是莫桑比克的部分华人移居葡国。从80年代开始，在葡国定居的华人增多。

葡萄牙于1853年在上海设立领事馆，1884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统计，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居住115名葡籍侨民，至1910年增至1 495人，另有15人住在法租界。1942年前后，在沪葡籍侨民约1 600人，多数来自澳门。葡萄牙第十一届政府的教育部长罗伯托·卡内罗(Roberto Carneiro)其父母便是当年上海的葡籍侨民。

当然，在回顾中葡关系时我们也不能忘了这段历史对我民生问题的重大影响。现在中国人熟知的玉米、红薯、土豆、西红柿、花生、烟草等虽不是葡萄牙人直接带到我国，但葡萄牙人在15－16世纪航海探索中发挥先锋作用，逐步开通洲际航线，澳门又在这些通道的起始阶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中转码头作用。这对我国明清两朝开始逐步推广种植玉米，红薯等美洲作物还是起了不可忘却的历史作用。尤其是玉米、红薯、土豆、花生这四种粮食作物，比中国以前的农作物适应性更强，更适合作为救荒的物种。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称红薯有“十三胜”，其中之一就是救荒:“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国家，玉米和红薯等作物的引进对灾年解决民生问题的意义自不可言。

至于中国与巴西的交往，远在巴西殖民时期，就有中国人涉足巴西的记录。1708年樊守义在去往罗马教廷途中曾在当时的首府巴伊亚登陆，并记述:“府之前乃平水湾，有大船百余艘，更有极高大而甚坚厚者为战船，上置大炮。此地富厚，地气清爽，天时无寒。”巴西独立后，中巴两国开始有官方来往。1843年广州重新开放后巴西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官方办事机构。19世纪70年代湖南人郭嵩焘在就任清廷首位驻外公使期间曾应邀参加有巴西国王佩德罗二世出席的使馆茶会。(www.xing528.com)

1879年，巴西驻英国全权公使卡瓦略·莫雷拉(Carvalho Moreira)会见清政府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曾纪泽，^[2]表示巴西拟向清廷派遣使臣商谈建交和招工事宜。由于当时派遣华工在国际上引起一系列纠纷以及“华夷之辨”^[3]观念的作怪，清政府曾“切实劝阻”巴西使臣赴华，拒绝巴西要求，“不许提招工之事”，“能不立约最好”，不急于和巴西建交。但巴方不予理睬，1880年7月8日巴西海军上将穆达(Artur Silveira da Mota)作为巴西帝国特使与全权公使率巴西特使团乘“Vital de Oliveira”号护卫舰抵达天津。清政府任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在天津同巴西使臣议约，并于9月5日在天津草签《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1)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臣常驻对方首都，享有最优国使臣待遇。(2)在对方通商口岸，互设总领事、领事等官员，他们必须是真正官员，不得以商人兼充，不得经商。(3)限制领事裁判权。两国公民在华诉讼、涉及财产犯罪各案，“俱由被告所属之官员专行审断，各照本国律例定罪”。(4)促进往来通好，自由侨居，两国永存和好。(5)发展贸易，平等互利。两国人民均可到对方开放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并享有“最优国”关税待遇，但禁止贩卖鸦片。条约草签后巴西方面为争取添加有关治外法权等内容，于1881年7月21日，在天津与中方继续谈判。在会谈过程中，达成了妥协方案，如清政府同意巴方将原第10条中关于“听中国官员派差径往拘传审理”避入巴西使领馆或其商船、行栈的被告华民的规定，改为“由(中国)地方官员一面知照(巴西)领事馆、一面立即派差协同设法拘拿”，而巴西接受清政府提出的禁贩鸦片、商人不得兼充领事等项要求。这样规定，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领事裁判权，有利于中国行使国家主权，又照顾了巴西的外交权利。但条约最终还是给予巴西治外法权，并于1881年10月3日在天津重新签字。1882年3月18日，清政府派谭钧培与巴西使臣在上海换约生效，并对外公布。

1883年，巴西帝国决定在中国通商口岸上海设领馆，首任总领事马尔丹(Rodrigues Martins)于1884年到任。清朝政府也任命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曾纪泽从1883年起兼任驻巴西公使。

清政府派遣出国游历的二品衔直隶即补道傅云龙，于1889年3月7日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会见了巴西国王佩德罗二世。这是中国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巴西。傅云龙访巴后著有《巴西图经》10卷和《游历巴西图经余纪》等书介绍巴西地理、人文、经济、国防、政事、文化等。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巴西派专使到北京吊唁。1909年8月，清政府出使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四国钦差大臣兼驻上述四国公使刘式训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向巴西总统佩萨尼亚(Nilo Procópio Pe9anha)呈递国书，受到热情接待。这是两国建交后中国使节第一次到巴西访问。从1889年11月15日巴西推翻帝国、建立合众国起，到1911年10月10日中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为止，巴西历届总统就职均向清政府致国书问候，双方表示要“益固邦交”、“益增辑睦”。我建立共和后巴西很快就承认民国政府，并于1914年向北京派遣使节。1943年8月20日中巴签署《中国巴西友好条约》，取代1881年10月3日的《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巴方宣布放弃在中国一直享有的治外法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巴西因受美国冷战战略影响，迟迟不与我建交。

巴中贸易来往早在巴西殖民时期就开始，但其时商品交易都是经过葡萄牙。巴西出口糖、烟、酒、木材、药材;中国产品都是非法交易(从夹带到走私)的丝绸、挑花、瓷器、漆器手工艺品。自19世纪末中巴开始正式往来后中巴贸易关系并未跟进。1961年8月13日至23日，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率领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两国贸易关系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但巴西1964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双边关系再次遭受挫折。1974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建交，此后，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

1882年，巴西在巴伊亚地区开始种植原产于中国的大豆。茶叶、大豆和荔枝等是巴西引进原产地中国的重要农产品。尤其是大豆的种植对巴西农业的种植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大豆生产和出口国。

关于中国人到巴西，16－18世纪只有极少的零星记载。从19世纪初开始有关的文字记录逐渐增多。傅云龙在访巴后所作游历图经里就已提及中国茶农:“即如种茶一事，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湖北人至彼创植以来，已寝旺。”;“初种茶，华工二十余司之，而今仅八工耳”。根据陈太荣、刘正勤研究，1809至1814年有300多名中国茶农在巴西种茶。中国向巴西移民的先驱还有在里约热内卢参加修筑铁路的劳工。19世纪中叶之后，澳门葡萄牙人曾经把一些华人带往巴西。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又有两批主要来自广东、浙江和台湾的华人去巴西侨居，主要生活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地区。其中国画大师张大千1954年迁居圣保罗州，侨居巴西15年。

19世纪中叶废除非洲奴隶买卖后巴西劳动力紧张。1879年10月众议院通过议案派使团访华，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引进劳动力。1889年春，傅云龙游历巴西，当地官员也不忘与傅云龙商谈招工事宜。三次向清政府提出引进中国劳工的要求未果，在官方渠道被堵塞后巴西在1808－1910年一个多世纪期间，曾通过澳门、广州、新加坡等地自行招募近万名中国“苦力”到巴西修铁路、公路，开矿山，在种植园干活，在城市当建筑工人等。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在遭到清政府拒绝后，重点选择了日本移民。日本政府态度十分积极，巴日移民谈判在巴黎进行，于1895年双方签署了《巴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一批日本移民于1908年抵巴。1908至1970年共有近30万日本人移民巴西，日本政府在初期还向移民提供开拓资金。巴西已成为日本移民聚居的国家，大概有130万～150万人。世界著名歌星小野丽莎(Lisa Ono)便是出生于圣保罗的日本移民后代。

我国和位于非洲西部的葡语国家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早期往来文字记载较少，有关研究的空白甚多。其实元朝李泽民1330年左右的《声教广被图》已绘出包括现几内亚比绍，安哥拉等地方在内的非洲三角形大陆全貌，比达·伽马绕过非洲到印度，开通驶往东方的新航线早了100多年。这说明我国古代对非洲的了解起步甚早。从16世纪中期起，我国就有不少关于佛郎机带来的黑人士兵和奴仆的记述。万历十四年(1586)，广东布政使蔡汝贤在其著作《东夷图说》中描述:“黑奴……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据估计，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到18世纪中叶，仅在澳门一地的黑人奴仆约为2 000人左右，19世纪初增至3 000人左右。根据文献中记载的姓名和宗教信仰，不难断定这些黑人士兵和奴仆不少就来自安哥拉等非洲葡语国家。谢清高在《海录》中已提及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等国已成葡国殖民地，并指出葡萄牙“尝掠其民，贩卖各国为奴婢。”

几内亚比绍广泛流传着中国人早期在南部地区种植水稻的说法。几内亚比绍是西非地区最早生产大米的国家，民间善于种稻，这也印证了中国人在那儿种稻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当时几内亚比绍气象局长的夫人就告诉笔者，她的爷爷是中国人。这说明至少在清末几内亚比绍便有中国人的足迹。

即使在大西洋海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现在仍能见到三代以上的华人后裔。他们对自己的祖先来自哪个省份，叫什么名字已毫无记忆，但那和当地人完全不同的乌黑长发却提醒人们，他们的祖辈确实来自遥远的中国。更令人惊叹的是圣普公墓里排列整齐的几颗柏树，树龄已超过百年。中国人喜欢在墓地种植柏树是极平常的事，但远葬在大洋孤岛上的亲人坟头上也忘不了种上柏树，其事足可惊天地，泣鬼神。

与莫桑比克相比，有关华人在非洲西部葡语国家的历史文献更少些，即使是葡萄牙在20世纪50年代后重点经营的安哥拉，独立前在那儿生活的华人也远比莫桑比克要少得多。20世纪70年代，非洲葡语国家相继独立，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去这些国家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中国人见多。与此同时，来华访问、学习培训和经营活动的非洲葡语国家人士也不断增加。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及其后的外患史实，皮肉之苦和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确实会影响我们多代人的心理和思想方法。但如果我们只拘泥于某些政治概念的框框，或停留于民族情绪的抒发，就很难能注意别人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特别是我们本身及在对外交往中究竟有什么缺憾。

《明史》佛郎机传称，“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国，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軌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貢，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紛然。”这样的评述符合历史事实，比较客观公正。历史上中国和葡萄牙语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的关系，经历了种种曲折，相互间方得以逐步了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人类历史的进程是自然而然的事，不随任何个人的意志转移。历代封建王朝的种种禁令，并不能阻止中外交流。就在朱元璋“片板不许入海”的严令海禁之后不久，郑和七下西洋，而后葡萄牙人也不远万里，来到了西欧人早就向往的丝绸之国。世界文明历史证明，人类的进步很多是在交流和相互学习当中获得的。中华民族以其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曾为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从五服之外的“蛮荒异国”学到了许许多多宝贵的技术、文化、思想。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中外交流不断，并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的进入角色。葡萄牙人来中国便是这一次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中外交流的起点，澳门曾是这一交流的精彩舞台。研究中国和葡萄牙语国家的交往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了解历史，知己知彼，这对今后以创新的精神发展与葡语国家的关系，增进彼此合作，或使更多的同胞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发展权利都不无益处。

作者:丁宝年原中葡联络小组代表、中葡土地小组中方组长

【注释】

[1]Epor aqui se saberáque gente estaé，equ2o inclinada por natureza ao exercíciomilitar，na qual se deleitamais que todas outras na97es que agora se sabem. PEREGRINAcOE OUTRASOBRASP 88 Volume III Livraria Sáda Costa Editora．

[2]卡瓦略·莫雷拉即白乃多男爵(Bar2o de Penedo)。

[3]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区辨华夏与蛮夷。华夷之辨往往被理解为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种族和国家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