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这句诗，似乎是专门写给墨子，专门写给墨家的。
多少年来，每次翻开《墨子》，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心跳。
墨子的思想，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墨家的行动，是一口凛凛威慑的利剑。
其兴也峻急，其亡也倏忽。墨子学派自春秋中世而起，至西汉遁迹，存在期不过三四百年，全盛期不过百余年。此后两千余年，直至中国近代史之前，墨子与墨家一直被强力潜隐在历史的冻土地带，鲜为人知。应该说，秦帝国之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转折，“速冻”了墨子与墨家。及至近代，我们这个民族面临西方文明铸成的战舰与火器的强大威慑，直到我们举国奋起救亡，《墨子》才从厚厚的历史冻土中被发掘出来，始得大放光芒。
墨子及其墨家，其追求与命运，最鲜明地凝聚了战国大争的万千风貌。社会精神的激越阳光，国家竞争的血火灾难，布衣士子的独立自由，人民大众的朴实高贵，理性天宇的深邃神秘，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墨子与墨家的跌宕起伏中，浓烈地放射出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都会结结实实夯进你的心里，几乎容不得你去拒绝。无论你从哪个方面去解读，你都无法不为之感奋异常。
何谓思想的冲击力量？
不读《墨子》，无以领略。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家，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团体，能像墨子墨家这样透过漫长的时空隧道，依然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如饮烈酒，如遭棒喝，如隆隆雷声，响彻多雪的冬天。
墨子与墨家，是中国文明史的一面独特旗帜，迭遇凛凛风霜，终究猎猎飞扬。
这面旗帜上，用鲜血写着大爱，写着和平，写着苦难，写着理想。
这面旗帜下，跋涉着一个夸父逐日的大师，摩顶放踵，载渴载饥，目光如炬，步态赳赳。大师的身后，聚结追随着一群年轻奋发的正义之士。他们身着布衣，赤着脚板，行囊中背负着几卷竹简，几件布衫。手中一口准备随时出击的短剑，风餐露宿，脚步匆匆，奔向遭受侵略的弱邦城邑。遭遇强敌，他们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消弭战火，他们立即折返，既不图报，更不索恩。即或于饥渴夜半，面对不愿接济他们的负恩民户，他们依然平静如常，毫无怨色，依然脚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山野营地，立即开始了桑麻耕稼读书习武的自立生活。辄闻警讯，他们则立即再度出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消失。
直到他们的理想，消弭在广袤的历史天宇……
终于，在中国近代史的风雷激荡中，他们复活了。
他们的精神，必将长久地燃烧在我们的心灵世界，烛照着我们灵魂角落的幽暗。
这，就是沉睡了两千余年的墨子与墨家。
凡是创造了大文明系统的民族与时代，都曾经涌现过超越时代的不朽精神和最终为之牺牲的圣哲伟人。古希腊有过苏格拉底，古罗马有过耶稣，古印度有过释迦牟尼。
我们这个古老的华夏民族，则有过墨子，有过墨家。
虽然，这些圣哲伟人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别，生命的坎坷磨难不一，各自的思想主张不同。但是，他们生命轨迹的本质，则是同一的。这就是：为了一种不被时人社会与世俗政权所理解的高远理想，为了一种理念价值，他们都义不容辞地选择了流血牺牲，选择了走上祭坛。
中国原生文明时代雄杰辈出，具有牺牲精神的自觉者，绝非墨子一人一家。
可是，只有墨子，只有墨家，具有自觉殉道的特殊本质。
墨子与墨家选择流血，选择牺牲，既不是基于特定的权力斗争，更不是基于特定的团体利益。墨家的自觉选择，是基于普遍的社会正义，基于深重的民生苦难，基于深刻的草根立场，基于浓烈的平民意识，基于高远的理想与信仰。从最普通也最扎实的层面说，以墨子与墨家子弟的惊世才具，骇俗节操，任何人要谋得一个显赫的官方职位，或只要点点头接受任何诸侯国的盛邀而身居高位，都决然不是难事。原本，他们应该生活得很舒适，很贵介，很尊严，很荣耀。可是，他们没有。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他们自觉地选择了艰难的苦行自立，自觉地选择了流血牺牲的救世生涯，自觉地选择了最大限度地传播爱心，自觉地选择了将社会引向正义与公平，自觉地选择了与暴政力量的对立……
墨子墨家，不同于任何为特定目标或特定利益而自觉选择牺牲的英雄贤哲。
墨子墨家，是为理想与道义而自觉献身。
墨子墨家对生存方式的选择，具有任何人物任何学派所不能比拟的苦行救世性。
因而，墨子与墨家，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精神感召力量。
墨子的高远理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品格。
墨子的现实主张，具有涵盖当时社会的天下价值。
这是那个时代社会土壤的骄傲。
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
对于自觉的社会团体，思想是行动的导航仪。
先让我们看看墨子的思想形态。从总体上说，墨子的所有理论，所有主张，在当时都是另类的，不合于世俗思维方式的。对于后世的古典社会而言，墨家思想更有一种异物植入原体的鲜明的不适感。从高端文明的视野回眸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明确：若非春秋战国时代百川沸腾百家争鸣的社会土壤，肯定不会催生出墨子与墨家。秦帝国及其之后的中国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涌现墨子这样的人物与思想，都不可能涌现墨家这样的学派式社会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子与墨家，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给我们的民族精神丰碑刻画下的最为独特的一笔，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独一无二的精神遗产。
墨子与墨家，只可能诞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诞生在其他任何时代。
通过墨子墨家，我们可以领略原生文明时代的真正风采。
这种独一无二的风采与光芒，究竟是什么？
墨子思想的基本点有十大主张，我们且以最简单的方式浏览一番——(www.xing528.com)
其一，兼爱。
天下道德沦丧，皆起于“不相爱”；“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之家若视其家……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显然，墨子将“不相爱”看作社会堕落的根源，将“兼相爱”看作社会昌盛的根基。所以，创造一个“兼爱”的社会，是墨子与墨家的最高理想。“兼爱”在墨家的地位，几与“大同”在儒家的地位相等，是一种最高的社会理想，是一种永恒追求而又难以实现的社会目标。
其二，非攻。
墨子不笼统地反对所有战争，而只反对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墨子将战争分为两类：除暴祛恶为“诛”，凌弱侵略为“攻”。是故，攻乃“天下之巨害”，“故当攻占，而不可不非”，必须坚决制止“攻”，制止侵略战争。墨子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大思想家反对不义战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可是，以学派之力自觉介入国家争端，“志愿军”一样自觉投入反侵略战争，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其三，尚贤。
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重用贤能之才。“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为政之本也。”“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存国者，未曾有也！”可以说，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没有任何一家将用人、敬贤的道理说得如此透彻。所以如此，墨家不是法家，不会如同法家那样，将社会的稳定大治，寄托于法治。墨家不是儒家，不会如同儒家那样，将社会的稳定大治，寄托于复古仁政。墨家不是道家，不会如同老子那样，将社会康宁大治，寄托于小国寡民的封闭状态。墨家，志在唤起人性中爱的底蕴，将社会大治的希望寄托于人才——贤能之才，寄托于贤才治世所能达到的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惟其如此，尚贤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其四，尚同。
墨子认为，治事治国，以“众议是非，同之于上为本”，此谓尚同。“尚同，政之本，治之要。”尚同有四法，目标在于保证令行禁止，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尚同，是一种行动管理原则，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设计。墨子的实际思想是：在一切团体行动与社会协同中，所有的争论与是非，都应该经过一定的磋商渠道，最终统一于“上”。将这种思想看作专制集权，未免过于简单化。
其五，非命。
墨子针对当时儒家风行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提出了“非命”主张。也就是说，墨子不相信“命”，将“有命（信命）”看作“天下大害”、“暴王所作”。墨子诙谐而又犀利地指出：自三代以来，败亡之君从来不说自己用人不当，不说自己疲弱无能，亡国危难之时，准定要说“吾命固将失之（国）！”——这是我的命啊，不是我的错啊！懒惰的穷汉也一样，准定不说自己懒惰，不说自己没本事，穷困之时准定要说“吾命固将穷！”，我命中就是要受穷啊。墨子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人都是“三代伪民”！所以，墨子认为，信命是天下大害——“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其六，非乐。
非乐者，反对奢华礼乐也；而不是一些“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反对一切礼乐。墨家具有浓烈的平民意识，不反对劳动者粗朴自发的欢庆歌乐。墨家弟子个个多才多艺，能歌能乐，假如墨子也反对这等乐歌，岂不可笑之极？但是，墨家坚决反对贵族阶层规模宏大的奢华礼乐。这才是“非乐”的实质所在。儒家重文，以礼、乐、政、刑为天下四宝，对贵胄阶层的大肆举乐，从来持拥戴态度。墨家贵质，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当此社会灾难，贵族却“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为丧天下！”是故，墨子认为，“为乐，非也。”——这种乐事，应该坚决禁止。
其七，节用。
墨子墨家，以节俭为美德，反对贵族阶层的奢靡浪费，严厉斥责其奢靡行为“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将“节用”列为“圣王之道”，透彻论述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在先秦学派中，只有墨子开创的墨家，人人自立，耕稼工艺文武之道无所不通，不奢靡，不排场，苦行救世，始终如一。
其八，节葬。
儒家主张“厚葬”，墨子却坚决反对社会风行而儒家力主的“厚葬久丧”的习俗与制度。墨子认为，厚葬是“穷民贫国之道”，久丧是“寡民伤人之术”。以死妨生，则是“乱国败家之法”。故此，厚葬久丧“圣王不为”。墨子主张节葬，列举了越东之国的“宜弟葬”——剖开长子的尸体食之，死人不占土地；列举了楚南炎人国的“抛朽肉葬”——使死人腐朽，抛弃朽肉而葬其骨骼；列举了义渠国的聚柴薪而焚烧死者——登仙火葬。墨子认为，凡此粗简的安葬方式，都是“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习惯风俗而已，非关仁义道德事，不应该简单斥责为愚昧失教。
其九，天志。
墨子所言之“天志”，自然是上天之意志。“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显然，墨子的“天志”说，在本质上是天下的最高正义标尺，是据以衡量天下万物的“明法规矩”。
天志说，是墨家的哲学基础之一，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后盾，是墨家铲除邪恶、彰显正义的精神威慑利器，是天下善恶的总裁判。也就是说，“天志”在墨家这里，有着最实际的功效，与其余学派尊奉“天命”的虚妄，有着很大的差异。
其十，明鬼。
何谓明鬼？鬼有明慧，不可欺罔也。墨子有《明鬼》三篇，两篇佚失，仅存的下篇列举了世间鬼神存在的诸多事例，证实了鬼神“尚贤罚暴”的强大威力。墨子以为，鬼神能明察秋毫，不管你隐藏得多深多远多隐秘，不管你多么富有，多么尊显强横，只要你无端作恶多行不义，必将遭到鬼神的惩罚。
“鬼神之能尚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诸多暴行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民不敢为盗乱，）自利者由此止……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为（恶于）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仗恃）富贵众强（为恶），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显然，在墨子这里，“明鬼”是惩恶扬善的精神手段，与单纯的信奉鬼神有着很大的差异。
先秦学派的共同点，就是对于本学派的思想主张，都是坚持身体力行的。
不尚空谈，是那个时代最基本的人生精神之一。
就这种人生精神而言，墨子与诸子百家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墨家更具顽韧精神，更具强烈的实践性。终其一生，墨子都在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墨子创立了墨家，将一群愿意追随自己理念的草根青年凝聚起来，组成了一个治学与救世融为一体的学派团体，用行动实现理性目标，用理性引导社会行动。传播天下兼爱，呼吁社会正义，制止凌弱侵略，推动民生工程，扶助爱民官吏，铲除暴行政治……凡此等等的社会行为，都使墨家成为强力介入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最为独特的力量。
从本质上说，墨家不是游侠。因为，他们不乱政，不伸张个人私怨，不以助人复仇为目标。然则，从行动方式上说，墨家不以任何国家的法令为准则，而只以本学派信念为行动准则，对自己认定的非正义国家行为，发动断然狙击，又具有“乱政乱法”的政侠特质。
这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奇异的一道政治光芒。
某种意义上，说墨家是“政侠”，似乎不为过分。
正是这种特异的“政侠”光芒，刺疼了所有国家庙堂力量的眼睛，使其倍感威慑。惟其如此，墨家难以见容于社会，难以见容于任何国家秩序，难以见容于统一稳定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可以客观地说，信奉法治的统一秦帝国，决然不会允许墨家以国家法令之外的一种独立力量存在。
墨家的遁迹，墨家的消亡，几乎是必然的。
墨家不绝于秦，必绝于汉，也是必然的。
墨家迅速进入历史的冻土地带，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终于，我们得见墨家，得感谢时代的进步。
但是，如何看待墨家，仍然是我们文明史的一个久远话题。
莫非，这道奇异的光芒是我们永远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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