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大秦：溯洄游之道阻且长》 - 上称大秦文明

追梦大秦：溯洄游之　道阻且长

岁末寒冬，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追梦大秦”的专题节目。

一个主题连续七期，如此策划气魄，是陕西电视台从未有过的大手笔。从得到讨论通知的第一天起，我就很认同这个策划思想。接到《开坛》制片人白玉奇先生与主编薛博文的邀请后，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策划评议会。那日，车到电视台门前，遭遇森严戒备而不能入。年轻文秀的薛博文来接，才知道因曾有公安部挂名的恐怖分子确实混入过电视台大院，故有如此这般。中国在风雨中艰难前行，表面繁华锦绣之下，也隐藏着数不清的艰难险阻。这一丝冷雨，是一面使人清醒的镜子。

除了年届五十生机勃发的白玉奇，《开坛》栏目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气氛之真诚热烈，恍如大学校园。后来的旅途中，我从很有文化忧思又很有理事之能的白玉奇口中知道，中国电视界的谈话栏目，能够保留下来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了。陕西卫视的《开坛》，几经曲折，但一直撑持了下来，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颇具影响。这个栏目要打开新局面，就要敢在议题上创新。

我很赞同白玉奇的思索，将其概括为《商君书》的总体意思——变则兴。

初次评议，我坦率地针对初步策划提出了几方面的意见。周天游先生（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焦南峰先生（考古研究院院长）也谈了诸多意见。我们的意见，获得了栏目组广泛的共鸣。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研讨。会后两日，我接到白玉奇与薛博文的电话，说电视台决定“追梦大秦”正式上马，邀请我来做固定主嘉宾，每期参与，并与栏目摄制组一起出外景“走读大秦”。我当即欣然应邀。

后来，由于筹备方面的具体原因，通知说走读外景的时日延缓了。时已一场初冬大雪之后，我便踏上了返回海南的旅程。老朋友贾晓良驾车，我们一路从容南下。经过郑州地区，参拜了吕不韦墓地；南下驻马店，参拜了正在修缮的李斯墓地遗址；过武汉，过长沙，岳麓山与接应的朋友李迪聚会两日；之后南下广西桂林，瞻仰了灵渠遗址，徜徉于已经枯水的石坝，感慨莫名。广西兴安的秦文明习俗浓烈，县政府广场矗立着巨大的始皇帝雕像，米粉馆老板娘对客人热情地诉说着秦军修灵渠又创制米粉的故事。老板娘颇见骄傲地说，兴安是米粉正宗发源地，只有兴安有米粉饺子。

正在兴安游览灵渠，电视台电话到了，说三日后立即出发外景，敦请我回来。于是，虽然身体不复当年，我们还是立即南下，于当晚乘船过海，在海口歇息一夜，次日下午又飞回了西安。

次日，先参加了咸阳市的秦文明开发战略研讨会。大咸阳市筹划在一片二十平方公里的新区开发秦文明项目，正在就具体的思路与实际项目征询意见，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我在会议上坦率发表了相对详细的意见，得到了包括张锦秋先生在内的专家们与与会政府要员的普遍共鸣。我也觉得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我的家乡三原县隶属咸阳市，咸阳自然也是我的家乡。与桑梓之地做文化产业宏图谋划，是责无旁贷的。

会议开完的当夜，电视台接我回到了西安。

次日晚，陕西文化集团总裁王勇先生与电视台总编室贾主任，为外景摄制组饯行。一番热烈议论，两位文化大亨见识不凡，我受教良多。次日清晨，似阴似雾，寒凉倍增。摄制组连我11人，按原计划出发了。此行由制片人白玉奇亲自领队，两台摄像机，两辆喷有“追梦大秦”画面字样的车（一大型越野车，一商务车）。隐隐雨雾之中，车组驶过汹涌绵长的车流，越过西安咸阳，一直西奔陈仓了。

追梦之旅，一直进行了12天，行程3000余公里。

依顺序，西去路线的停留节点是：陈仓关——牧马滩、燕子关——天水市秦腔社——礼县城、西汉水河谷、大堡子山老秦族墓葬——回程。

折返顺序是：古大散关——凤翔县秦公大墓、秦雍城遗址——眉县白起故里碑、白氏祠堂——富平县王翦、王贲墓——韩城县魏长城遗址、太史公祠——合阳县黄河古道——河南灵宝古函谷关——商洛市商君广场、商山四皓（秦博士）陵园——丹凤县商君封邑遗址——西安秦二世陵园——临潼县古栎阳城遗址、秦始皇陵——泾阳县仲山郑国渠渠首遗址——咸阳市统一广场——古咸阳城遗址——返回西安。

一路多遇雨雪阴霾，少见晴日。只有三次例外：在礼县拜祭老秦族墓葬时，少见的大放阳光；合阳县黄河古道，稍见晴日；咸阳统一广场与古咸阳遗址，也是大晴天。这三次之外，都是非雨即雪即阴霾，加上冬日寒风黄尘，山川蒙蒙烟雨，无由轻松。

最艰难的是两次，老秦人牧马滩和商君广场及商君封邑遗址。

牧马滩在高速公路隧道旁的一道峡谷里，绕行很远才能进入。到达山口，雪花飘落，一片沉沉暮色，几近夜光。道路泥泞，深坑起伏，只有越野车能泛舟波浪一般小心行进，那辆商务车只好停在峡谷之外。白玉奇带着年轻人踏着泥泞走了进去，赶到峡谷中的目的地，我们已经现场工作结束了。这片峡谷小盆地，秦人立国之前的牧马基地之一，谷口很窄小平常，谷内腹地却很是宽阔，颇像一个大肚葫芦，隐秘性一定很合居于戎狄海洋的警惕的老秦人的心思。牧马滩所以成为早秦遗址，是发现了秦军的牧马营地，发现了一幅春秋时期的羊皮地图。遗址保护虽然很简单，但是峡谷的地形地貌却没有被破坏。虽是飞雪冬天，干枯的草木与绿色的松树依然茂密，可见当年之林木丛莽。

商君广场与封邑，则是一片雨夹雪。尤其是封邑遗址，已经变成了起伏无状的麦田，背后一条铁路轰隆作响。我们踩着没脚的黄泥走上去时，鞋子都糊满了泥团，脚步沉重异常。按照我们的心愿，是该拜祭商君的。因为，此前我们已经正式洒酒祭拜了礼县老秦人墓葬，洒酒祭拜了太史公。对于商君，更该如此。可是，由于雨雪泥泞，无处设酒，有些人还上不去，终未成祭。那一天，对着遥远的山野，脚踩在深泥里，我在那片绿油油的黄泥麦田里大喊了几句：“商君——我来了——你能听见吗——”

虽是热泪盈眶欲出，我还是对年轻的朋友们踏实地笑了。

我们不能再有那种论史必忧伤的虚空情结了，那是秦帝国之后士大夫阶层精神下滑所长期积累的虚无主义情怀。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论史见事时的忧伤虚无思绪，都是知识阶层脆弱心理的沿袭。在历史流逝面前，我们的精神必须正常化，必须坚实，必须摆脱无端的哀叹。我们的统一文明长河，流淌过了两千多年，这条滚滚滔滔的大河里，有商君永远无法水溶的一团最鲜艳的血。商君，为了疏导这条华夏文明大河，与孝公一起率领古老的秦人族群，开掘了第一段宏大坚实的河道。从此，百川归海，统一文明浩浩不息。不管历史的迷雾如何深重，这条文明长河都会劈开万重阻碍，永远向前。不废江河万古流，不管有人如何非议诅咒，没有人能够泯灭这个伟大的名号。历史将以久远的时间证明，被钉在文明耻辱柱上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那些文明的蛀虫们。

心祭商君，绵绵无绝……

这次，除了老秦人在夏商两代更为久远的足迹无法寻觅外，我们走遍了自秦人流入西部再回归中原，直至统一中国的主要文明坐标地。至为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北上阴山草原寻觅九原大营，无法跋涉岭南瞻仰灵渠与番禺城遗址。秦人强势北击匈奴，平定外患，南下五岭，开凿灵渠，修筑杨越新道，真正将广袤岭南融入华夏文明的不世传奇，都是亘古不朽的功业。对于秦统一文明的足迹而言，我们缺失了许多块遗址走读，只有寻根秦人了。

古秦人，是中国古典文明史的轴心。循着秦人的生存发展线索，我们可以将中国原生文明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梳理清楚。凭心而论，古秦人真是一个伟大的族群。他们与华夏文明共沉浮，在漫长的岁月里，多经沉沦劫难而屡败屡起，终成古典文明之巅峰。他们没有被巨大的政治灾难摧垮，没有被西部戎狄海洋吞没，没有被长期颠沛流离的苦难泯灭，没有被列强卑秦与众多围攻肢解，没有被一己族群的生存恩仇遮蔽视野，终于以强势开放的襟怀为根基，在变法浪潮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一举强势崛起，再度挺进百余年，终于统一了中国文明。

所以如此，在于老秦人族群四大精神根基最强烈：一是奋争之心，二是求变图存，三是开放襟怀，四是建设精神。有此种种，山河可以在他们手里变成万古赫赫的天险要塞，潮流事变可以在他们手里变成巨大的历史机遇，好勇私斗的族群能被他们翻新成勇于公战壮怀激烈的豪迈团体……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三千年沉浮的历史，不是这样吗？

舍此精神根基，安有老秦人之伟业哉！

返回西安的次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录制。

除去我没有参加的第1集（谈电视剧，我在南下途中），共录6集，4天完成，有一天是连录3集。每集谈话1个半小时，剪成45分钟。白玉奇说，《开坛》栏目的宗旨是两条：一是直奔形而上，不重具体枝节；二是鼓励论战，不怕吵起来。由于时间不够充裕，他们的策划资料来不及仔细与被邀请的专家沟通，也来不及了解每个专家的学术立场与看法，只能邀请以往比较熟悉的专家。譬如，原先邀请的专家中有萧云儒先生。因为邀请太晚，难以充分准备，萧先生在录制之时大清早提前赶到现场，专程歉意辞谢。我与萧兄是老友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所以，这次的专家们事前没有任何“碰头”，说的都是自己的原本想法，实打实的本色，因而也有了一些真实的思想冲突。

密集地完成了录制，感慨良多。

我也是人文理论领域的学者，曾经与学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与交流。深入史海后，很多年没有与学者们作这种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了。这次特殊的对话，使我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况味。从中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在当代人文学界具有普遍性。所以，我愿意说在这里，与朋友们一起斟酌。

其一，对“文革”劫难的厌恶，深刻扭曲了中国学界的客观公正精神。(www.xing528.com)

从文明意义上说，“文革”是我们这一代的噩梦。尽管“文革”有着社会恶性破坏所能带来的深刻反思的历史意义，但是从正面评判，它确实是一次文明大灾难。尤其是“文革”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对中国文明历史所作出的阶级斗争式的总评判，给今日的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这个祸根，不是那时的观点本身，而是极恶的运动方式带来的深远的精神影响。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基于对“文革”的反感，而对举凡文革“肯定”过的东西，几乎一律不假思索地厌恶之、斥责之。对春秋战国法家与儒家的态度，可谓典型。

甚或，有一个老学者愤愤然地说，很反对评价历史人物时使用“进步”这个概念，历史无所谓进步与落后，历史就是历史！曾经有许许多多的中外大思想家对“历史”有过种种说法，可是，“历史就是历史”，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假如果真如此，整个人类就应该放弃用语言表示认识的权利，放弃一切思想解析的权利——一切就是一切，要你说什么？

很少有人想过，“文革”最大的文明破坏是什么？

对于文明史研究，“文革”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以疯狂人治的运动方式，无法无天的大混乱，实际上几乎完全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本来就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另一方面，又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以“阶级斗争”理念肯定了战国时代的法家，又极端化地批判、打倒了儒家。其历史后果，既是对中国古典法家的最大伤害，也是对中国文明根基的最大动摇，而不是对法家精神的真正肯定。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试图真正地正本清源，为我们的文明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首先是许许多多的人文学者莫名其妙地既不研究，也不论证，却又愤愤然立即反对对法家的历史主义肯定。他们既脆弱，又顽固，几乎是任何论争法则与基本的思维训练要求都可以不管不顾。这种深刻的精神原因，潜藏在许多学者的心底，却又都绝口不提，而只以自己的“治学根基”昂昂然宣布历史就是历史。

这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文明良知吗？

我们都曾经受过那场社会文明劫难的伤害。可是，我们所以是人文学者，所以是社会思索精神的代表阶层，理应摆脱个人境遇的阴影，以文明境界引领社会的思索。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学者太史公，在《报任少卿书》中，愤愤然以早已经陈腐的“王道德治论”为自己泄愤，说远古圣王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时是不会受刑罚惩处的。可在当今，我却受到了如此刑罚！显然，司马迁没有法治理念，而只有贵族人治理念。

陷在自身精神阴影里不能自拔，从而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历史时期积怨积愤，完全不能相对客观地评判历史，这不是人文思想家的格调。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不是我们的榜样。拒绝历史分析的武断宣布，也不是应有的思想多元化的方向。

其二，思维训练所达到的水准太低，导致思想发现力的极度疲软。

既有学人桂冠，理应有一定的思维水准。也就是说，我们的论证与评判，应该具有基本的逻辑一贯性。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为了贬低法家学说的政治洞察力，学人们可以端出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说法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同样为了指斥“秦暴政”，他们又会将法家与马氏纠缠在一起，囫囵指斥，说这都是“暴政理论”。

他们对法家大肆贬低，可是在反驳别人的“法家在当时是进步的”说法时，又说历史研究不应该有落后与进步的评判，而只能说历史事实；他们说法家愚民，挖空了人民脑袋，却完全无视法家一系列开启民智的论说；他们标榜客观讲述历史，可是自己却陷入了极端化的宣布式，完全忘记了他们知识视野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写历史的人，从孔子的“春秋笔法”开始，永远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纯净客观，所谓只说事实而不加评判，只是一种虚妄的幻想与自我蒙骗。

2008年的《新华文摘》有一篇复旦大学某学者的文章，题目大意是“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这次开坛，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刚开始反驳，就被主持人岔开了。稍有思维训练，就知道这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因为，以商鞅变法为界，秦国史分为两大段，之前是与中原同步的文明状态，此后是当时最为发达的战时法治文明。如果这个命题指春秋秦，显然文不对题，因为秦人并没有以春秋落后文明统一中国；如果这个命题指战国秦，更是错误，因为秦孝公商鞅之后的秦文明绝不是落后文明。最后，这个命题只有堕入臭名昭著的类似于“种族歧视论”的泥坑，变为直指秦人族群本身——不管你变不变，你都是落后的，因为你出身西部！

如此混乱逻辑，在战国论战中，是会被视为白痴命题的。

可是，它竟然出自当今的诸多“名门”学者或门徒。

……

为什么会如此？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名学者的思维水准如此低下？

举凡理论家思想家，基本的思维训练是必须的。许多人会背诵黑格尔的几个命题，却无法学到那种高度严密的照顾整体严密性的思维方式。许多人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却无法具有那种烛照社会角落的逻辑力量。在我们的文明宝库中，庄子超越时空的想像力，老子的历史哲学思维，荀子、墨子的论证严密，把握整体的逻辑性论述特点，商鞅穿越世情迷雾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名家借“名实”之分在逻辑上生发的奇异突破，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的辩说法则与急智艺术等，无不具有一种严密的思维力量，无不蕴含了锻铸我们思维的利器，无不是我们民族的思维宝藏……凡此等等，作为具体知识，许多学者似乎并不陌生，甚或是他们吃饭的专业。可是，见诸实践，又都完全没有这些古典思想家们的基本素养。

现场话语的非逻辑性宣布，使人最是无处着力。

因为，需要澄清的东西太多，而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歧路亡羊。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话语权利，可是，我们无法尊重这种思维水准。

我们的人文历史研究，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除了“五四”时期的初步政治思索，整个人文学界，始终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具体研究上。我们没有起码的文明史理念，没有整体思索问题的理念，没有历史哲学式的思维方法。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界长期因循于种种绝对理念，已经丧失了思维训练，已经丧失了整体思索问题的水准与能力。

当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思想发现力的极度疲软。

回顾人类文明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产生过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产生过《论法的精神》等一大批文明史与历史哲学著作；“二战”之后，美国人潜心研究德意志民族与日本民族的文明特质，产生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与《日本帝国的兴亡》、《菊与刀》等民族文明研究著作；1949年后，美国国务院在举国争论“谁丢失了中国”中开始检讨、发表的超长篇对华关系白皮书，也是文明差异论的基本立场；当代以来，人类文明面临新的转折，又有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惟有我们，非但没有文明研究，没有文明理念，反倒以“讲历史不应该有评判”而沾沾自喜。我们连“千秋功罪任评说”这样的传统也没有了。我们的人文学界究竟怎么了？失聪？又失明？也许，比思维训练缺乏更深刻的原因是不少，但是，作为一个法则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就是使自己的思维水准提高，充分照顾到所论及问题的整体性。没有这一点，我们无法继续深刻，我们无法增强思想发现力。

历史的残简，要靠思想发现的火炬重新燃烧，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溯洄游之，道阻且长。

文明理念的普遍化很艰难，深刻化更艰难，锻铸出一大批真正的思想家而出现历史突破，尤其艰难。但是，我们不气馁，不沮丧。我们的风尘市井山野乡村，隐藏着无数不知名的英杰之士。只要社会向前，这些力量迟早会各自燃烧起来，众多的思想火炬会熊熊燃烧连成一片。一大批有思想的英杰，正隐藏在各种各样的非人文领域，而不是所谓学者中间，不是所谓学堂校园。

我们的民族是智慧的，我们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