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继承原则：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我们的文明遗产沼泽地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遗产继承原则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文明遗产沼泽地。

自1840年以来，我们跋涉了170余年，还没有走出这片漫漫沼泽。中国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云里雾里一片泥潭。沼泽地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西汉之后在儒家文化霸权之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五四”时期新价值观体系的冲突，与近现代文明理念的冲突，与“文化大革命”理念的冲突，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与当下社会新文明思潮的冲突。同时，对以儒家体系为轴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持批评立场的所有价值理念，相互之间又有着深刻程度不同的冲突。种种冲突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相互渗透，就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遗产的巨大沼泽地。

这片沼泽地，使我们民族在面临新文明重建的历史关口，拔不出腿，直不起腰。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就这样变成了理论枯涸、信仰丧失、道德沦落的国家。

中国文明遗产的灵魂何在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极具特色的独特文明体系。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文明发生了沉沦式的演变。演变的结局是：博大渊深的多元文明体系，被保守主义的儒家体系所取代；以诸子百家为生命形式的多元文明，就此严重萎缩；以“变革图强”为根基理念的法家体系，就此沦落为君主专制的卑微工具；中国文明中的诸多创造性思想体系，就此遭遇严重遏制，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精神的深刻衰退。

在人类所有的文明形态中，政治文明都是灵魂所在。

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有价值的政治文明体系，是诞生于春秋战国并在秦帝国时代普遍实践于全社会，因而具有最强大生命力的法家体系。法家体系，不仅是法家学说，还是以战国法家学说为轴心，以兵家、墨家、纵横家，与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诸多实用学派为思想同盟的中国强势文明系统的灵魂。这种法家体系，是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价值观体系。其“求变图存”的改革理念，其求真务实的实践能力，其强健昂扬的生命状态，其强势生存的价值取向，其关注民生的治世主张，其代表人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格魅力，其力求领先时代潮流的创造精神，其震古烁今的历史业绩，等等，都远远超越了基于复辟根基而产生的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最为灿烂的奇葩，也是最具继承性的历史遗产。

中国民族要实现新历史时期真正的文明跨越，必须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文明遗产之根基，以继承这一时代政治文明体系的轴心——法家体系为历史条件，建立真正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又符合今日国情的新文明体系。

我们的继承原则：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全面理清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遗产，同时顾及西汉之后形成的儒家历史传统，确立能够真正反映中国古典文明基本面貌的继承原则，为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文明跨越奠定根基。

这一继承原则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什么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

首先，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基本历史平台，中国文明多元化的历史特质已经在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坚实的根基。将诸子百家的多元体系，确立为我们的文明根基；将秦帝国时代，确立为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这是符合历史实践的明智选择。

其次，法家体系是我们文明遗产的灵魂。同时，儒家体系又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尽管儒家在本质上主张滞后于历史的保守主义学说，但是，儒家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发展中，也作出了许多方面的自我修正，从一个纯正的复古复辟的政治学说派，演变为以伦理哲学为轴心的人文学说派，并就此形成了新的人文传统。我们批评儒家，实际上只是反对“独尊”，我们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我们寻求的目标，只是接近于中国文明基本面貌的文明遗产继承道路。

再次，法家体系与儒家体系，是中国文明遗产中最为基本的两个价值观体系。假如说，在西汉之前，一直是法家体系占据思想主流，在引导着我们历史前进的方向，那么在西汉之后，就一直是儒家居于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规范着我们的历史方向。固然，我们应该正视儒家体系在中国文明沉沦中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既定的历史影响力，看到儒家剔除复古复辟学说后的不同历史风貌，看到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一方面。

为此，中国文明大体系中的这两个基本体系应该共生。不需要刻意为它们作国家定位，也不需要顾忌它们学说内涵的冲突性。任何学说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差异，都应该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以国家的权力，将某一家再次抬上“独尊”的地位。譬如，我们国家在国外普遍建立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就是变相的“独尊儒术”，就是再度将中国文明遗产沼泽化的不适当政策。

“百家共存，法儒共生”，是我们的文明遗产继承原则。

“多元并进”，则既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原生形态，又是我们新时期的文明发展方向。

文明的生命力与国家的生命状态(www.xing528.com)

人类文明史是渐进的历史过程，各个民族的文明史也是渐进的过程。

文明的发展与跨越，需要耐心，更需要一个民族以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作持久的努力奋争。以国家形式为载体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抛弃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在自己的文明历史中发掘出最有价值的文明遗产，结合当代历史潮流，形成最具有推进力的社会价值体系。因为，特定形态的文明生命力，既取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又会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

近代史以来的中国备受欺凌，其最深刻、最本质的原因，正是中国文明沼泽状态所导致的国民精神萎缩，而绝不仅仅是什么“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巨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借助新的思想体系，激活了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使中国民族真正挺起了脊梁，在血与火、贫困与灾难中接受了极其残酷的挑战，直至昂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中国政治文明遗产的继承

政治文明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政治文明有三个最基本的层面：其一，该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其二，该国的政治文明传统；其三，被该国民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哲学价值观。从这三个基本方面来看我们的政治文明遗产继承，会相对清楚一些。

第一方面，不是遗产，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第二方面，是文明遗产，是我们的讨论范围。可是，这方面的状况很糟，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君主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可继承性。

第三方面，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它既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政治意识。这就是我们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并至今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意识中的政治哲学。

中国政治哲学的灵魂何在？在“尚一”理念。

我们民族具有悠久的“尚一”传统，具有悠久的反多头政治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统一国家传统。《老子》概括得最典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吕氏春秋》则有“执一”、“不二”理念。民间则有谚语：“龙多主旱。”这些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政治哲学，每个中国人都了然于胸。中国有过分裂，有过多头分治的历史现实，但是从来没有过多头分治的政治哲学。这种强大的“尚一”传统，曾经长期牢固地凝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使中国统一文明在辽阔的国土上汪洋恣肆地发展壮大，使中国在最衰弱的时代，艰难维护了文明的生存延续。这种传统，曾经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荣与辉煌。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历史形成的政治哲学，也不可能一朝改变这种政治哲学。

惟其如此，我们主张：正视中国国情，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为相应历史阶段的核心使命；政治文明的发展，则要渐进化；不追求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允许我们民族在历史的脚步中，逐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建设法则。

中国人要对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从，不能重蹈苏联被西方和平演变肢解的惨痛覆辙。当代的西方民主，既不适合中国现实，更不适合中国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最终成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既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更要寻找那种能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东西。这种兼容不同文明，进而作出最出色历史选择的本领，是中国文明的先天优势，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强大传统。我们要对中国文明的化解能力有最充分的自信，要有战国法家在历史实践中磨合创造出新制度的历史精神。

人本精神的最终体现，是人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实现途径，不是一条路。西方的道路，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历史目标，我们就要允许历史跨越所需要的必须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法制，而要在中国法治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既具有时代进步性，又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法制体系。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首先得承认战国法家体系的文明价值与历史作用，辛勤发掘，努力整理，翻新创造出新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战国法家具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法经》、《商君书》、《韩非子》、《荀子》，以及发掘出土的秦法竹简等，都是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清醒的民族。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清醒的国家。

清醒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最具勇气的声音。

对于一个民族，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最大的清醒是什么？是抛弃曾经的腐朽价值体系，是发掘被历史烟雾湮没的优秀文明传统，是重塑必须重塑的新文明体系。

只要我们有认真的探索精神，道路就在我们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