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傈僳族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

第一节　傈僳族传统经济

谈到历史上傈僳族的传统经济，主要是指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始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和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三种经济结构模式。过去，由于生产力低下，这三种经济结构模式在傈僳族社会中长期得以保存。在这些经济基础之上，傈僳族人民创造了相应的丰富灿烂的文化，如采集文化、狩猎文化等。

一、原始采集经济

原始采集经济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们以采集自然界的天然产物为生的经济，它与渔猎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人类原始社会前期主要的经济活动内容。当时，人类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能力很低，他们虽然能够制造简单的原始工具，但只限于对石头、树枝进行简单的加工。这种工具十分简陋、粗糙，在劳动中只起辅助作用。人们主要依靠双手采集现成的野生植物，如采集野菜、果实、根茎等作为食料，同时还捕食一些小动物和虫类。

由于居住环境特殊，采集经济在傈僳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长期得以保留。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北胜州(今永胜)一带的傈僳族，“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其妇人则掘草木之根以给日食”。《维西见闻纪》“夷人”条记载傈僳族:“不尽无归，饜复采草根木皮食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在傈僳族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20世纪50年代，怒江地区的傈僳族因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够吃，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采集活动，通过食用采集来的野花、野菜和野果充饥度日。而高黎贡山又为人们的采集活动提供了天然的采集地。高黎贡山位于云南省西部，被称做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植物种类繁多，据初步统计，仅种子植物就有4 000多种，蕨类植物有就600多种。国内外考察资料表明，高黎贡山的植物多样性为中国之冠，堪称世界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丰富的植物为傈僳族人民提供了大量可食用的野果子和菜类、淀粉类植物等。

由于采集经济在傈僳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采集活动成为傈僳族地区人们最主要的生产劳动之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诗歌描述这种劳动场景。如傈僳族的《找菜调》这样唱道:

咿——

我是阿爸的独儿子，

我是阿妈的小儿子，

是吃菜的独儿子，

是喝水的小老幺，

从小吃菜长大，

自幼喝水长高。

说明过去傈僳族主要以食用采集来的野菜、野果为生。

我往山坡周围望望，

我朝箐洼里外瞧瞧，

没有不发芽的树，

不见不开花的藤;

……

百样的树都发芽了，

各样的花都开放了。

高山上的树叶绿茵茵，

箐洼里的花朵红彤彤。

……

不知不觉就采满了篮，

不知不觉就打满了水筒，

……

篮里的野菜采满了，

水筒的清水装满了，

我们可以下山了，

我们一起回家了。^[3]

《找菜调》是人们采集活动的生动写照。

二、狩猎经济

凡是使用套、夹、笼、网、夹剪、压木、猎枪等各种猎具，或以其他方法猎取野生动物，开发野生动物资源，都叫狩猎活动。狩猎经济是指人类主要以狩猎活动来获取自然界野生动物为生的经济。

在以往对傈僳族的记载中，关于狩猎的资料较多。《永昌府志》载:“傈僳狩猎野兽以为食。”《永北厅志》载:“能远视，猎獐麂，网鸟兽为食。”在《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卷，李生庄的《云南第一殖边区域内之人种调查》中，也有“其散在腾越古永者，喜渔猎，故山头水边，均居住焉。其在潞江、兰坪一带者，则多居山上，多猎而少渔”的记载。^[4]这些材料说明，历史上，傈僳族经历过以狩猎经济为主的时代。

傈僳族狩猎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静猎、寻猎和围猎三种。静猎是指通过设置“扣子”(索套)、陷阱、地弩、地枪、铁夹、网等工具猎捕动物的一种方式，一般是个人在秋冬季节进行。寻猎是指上山寻找可猎捕的动物的狩猎方式，主要猎捕对象是野牛、野猪、老虎、犀牛等远离人类生活区的大型动物。围猎是一种带有很强的娱乐性质的狩猎形式。进入秋季，由老猎人带领全村年轻人，到传统的狩猎山上打猎。他们在山顶的每一个路口上安排一个射手，其余的人在山麓中放猎犬，让猎犬向上追赶动物，当动物跑到山顶瞬间，射手便射杀之。

围猎结束，老猎人确认出第一只被射杀的动物，大伙便在这只动物被射杀的地方燃起篝火，并将猎物的四腿取下来烧烤。烧熟后，先割下九块肉，向三个方向(除村庄以外的方向)丢下三块感谢山神，丢三块进火塘以感谢火神，将剩下的三块收起来，等回家时丢在路边，以免孤魂野鬼跟着回家。然后大家便分吃烤熟的肉，可以一边吃肉，一边喝酒唱歌，或者大声地打闹戏耍。吃完后以人为单位平均分配猎物，所有内脏归猎犬，并且还要从每个动物身上割一小块瘦肉给猎犬，头脚及皮子归射中猎物的人。其他民族的人或外村人遇上围猎也可以分到同等的一份肉。^[5]

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傈僳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狩猎文化，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他们的敬狗文化与弓弩文化，均与傈僳族的狩猎活动密不可分。

正如水牛在稻作农耕民族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狗在傈僳族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待遇，人们有吃饭前先喂狗的习俗。传说狗把粮食的种子偷偷送给人类，使人类得以生存。^[6]的确，狗在傈僳族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是猎手狩猎的得力助手，每当遇到大且危险的动物时，只要猎人一声令下，它们就如勇士一样奋不顾身地冲向猎物，直到把猎物擒获。当然，这样的狗往往会得到主人的奖赏，通常猎物的内脏就是它们的美餐。

傈僳族的弩又称弩子，是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由弩身、弩板、箭槽、弩弦、弩牙和弩机组成。弩板用坚硬而富有弹性的岩桑木或青栗木制成，大小不一。弩弦用四股粗细适当的精细麻线扭制而成。弩牙和弩机均由骨头制作而成。射击时，把弩弦用力拉到弩牙上，再把箭置于弩身的箭槽上，瞄准目标后扳动弩机，利用弩弦的弹力把箭射出去。弩箭由竹块削制而成，箭头可套上铁镞，尾部装有用竹皮折成的三角形尾翼，这种装置可以使箭在飞行过程中增加其平衡性能。史书中，人们对傈僳族射弩弓的技术很是称道。《皇清职贡图》中载:“傈僳……善用弩弓，无虚发。”《永昌府志》上说:“傈僳……使矢，发无虚矢，其箭有毒，中之即死。”^[7]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羁縻志·种人》载:“(傈僳)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弩中其盾，而妇人无伤，以此制服西番。”故有诗云:“伏机张处弩飞驰，中盾无伤巧炫奇。从此西番为破胆，自矜身是小由其。”^[8]

箭分为普通箭和毒箭两种。普通箭常用于射杀飞鸟、松鼠、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对付凶残的虎、熊、野猪等大动物时，就必须使用毒箭。毒药是用有毒的野生植物黑草乌的根茎炮制而成的，可将其涂于箭头的箭镞处。这种毒箭毒性极强，箭镞一旦进入肌体，随着血液循环很快就流遍全身，使动物中毒身亡。余庆远《维西闻见纪》上称:“药矢，弩所用也。矢及镞皆削竹而成，扎篾为翎，镞沾水裹药，药采乌头，曝而研末者。猎中禽兽，入皮里，飞者昏而坠，走者麻木而僵。”^[9]在《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中，李生庄的《云南第一殖边区域内之人种调查》提及傈僳族毒箭的威力:“弩术极精，能百发百中，且弩箭端渍有毒药，一被射中，必危及生命，即猛如虎豹亦不可幸免。”^[10]

弩和箭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其形状的确定，材料的选择，箭镞的安装，箭尾翼的设计等，都体现了很多科学原理，展现了傈僳族人民的聪明才智。^[11](www.xing528.com)

下面是傈僳族诗歌《打猎调》的节选，再现了傈僳族的狩猎活动。

扛起黄灿灿的弩弓，

背起亮晶晶的长刀，

领着我的白猎狗，

到山梁上去打猎;

牵着我的花猎狗，

到山峰口去捕蜂。^[12]

这说明狗、刀和弩是傈僳族打猎的重要工具。

我听见山梁里的大野物叫了!

我看见山峰里的大蜂群飞了!

……

不到三月不要打猎，

不到四月不能捕蜂，

这是祖先兴下的规矩，

这是祖辈传下的老话。^[13]

这说明傈僳族打猎有一定的时节规定，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出猎。傈僳族人遵守适度狩猎、合理利用野生动物的传统规则，这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并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吻合。

当我吹响打猎的叶子，

当我打起捕蜂的口哨，

白狗就会往山梁上窜，

花狗就会朝山箐里冲，

野物后面白狗追，

蜂群背后花狗撵。

大野物跑到你面前时，

蜂群飞到你跟前时，

你要端起弩弓射，

你要拿起长刀砍，

四脚不朝天不要歇，

脊背不落地不要停。

……

以前我们是肩并肩的伴，

从前我们是手拉手的伴，

爬坡打猎一起去，

翻山捕蜂共同走，

有福气共同有，

有运气一起有。^[14]

这两段诗歌中，第一部分教授同伴如何狩猎;第二部分体现了傈僳族打猎时人人有份的原始共产主义平均分配制度。

三、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

刀耕火种又称“刀耕火耨”、“火耨刀耕”，指砍倒树木，经过焚烧，空出地面以播种农作物的原始耕作方法。由于一块土地的肥力有限，这种耕作方法常常与迁徙和游耕联系在一起。清初，大部分傈僳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但都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种植的作物只有黍、稷、荞、稗等山区旱地作物，采集和狩猎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一些文献资料对17—19世纪傈僳族当时的生产生活有如下记载:康熙《元谋县志》载，该地傈僳族已经是“板片为屋，种荞稗为食”;^[15]清《云龙州志》载，当地傈僳族“间事耕耘，惟荞稗”;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载:“(云龙州)栗粟，于诸彝中最悍，依山负谷，射猎为生，长刀毒弩，日不离身。祭赛则张松棚燃炬，剥獐鹿诸兽而已。亦事耕种，饶黍稷荞稗。”^[16]这些地区的傈僳族已使用轮歇耕作的耕作方式，但狩猎和采集仍作为重要补充，不可或缺。这时居住在怒江地区的傈僳族，则比上述地区的傈僳族落后，刀耕火种的轮歇耕作方式仍占主要地位，渔猎和采集还占很大比重，生产资料的占有虽然已有多寡之分，出现了贫富差别，但尚无明显的阶级分化。分布在内地的，如丽江、永胜、维西、兰坪、云龙等地的傈僳族，由于大多数处于汉、白、纳西、彝等民族封建领主、地主及奴隶主的统治下，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较为明显，已出现了剥削阶级和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小头目，如伙、闾长、排首等。不论经济发展如何不平衡，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一直伴随着傈僳族。

直到20世纪70年代，相当一部分的傈僳族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在《云南北界勘察记》卷三，杨斌铨、王继先的报告中提到:“傈僳多山地，无农具，每到秋末，砍伐树林以火焚之，播以杂粮，谓之刀耕火种，春冬则以游猎为业。”^[17]这告诉我们，傈僳族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出现以后，由于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所以，采集经济与狩猎经济一直就没有从傈僳族社会经济中消失过，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