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傈僳”这一族称第一次在史书出现以来算起，到现在，傈僳族已经在我国西南地区生活了上千年的时间了。而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族称的最终形成也需要较长时间。也就是说，从傈僳族的酝酿、形成、发展、演变，直到今天的现状，期间的时间跨度是非常之大的。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地理分布、社会生产、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大分散、小聚居跨国分布格局的形成，受到周围不同地区民族的影响，社会经济变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从而导致傈僳族内部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一、族称出现以前的傈僳族先民
傈僳族起源于古代的氐羌部落集团。在古代，氐和羌主要聚居在今天我国西北的甘肃、青海一带，文献中有时把它们并称为氐羌。公元前7世纪，秦国向西开拓用兵，迫于日益加重的军事压力，大量氐羌不得不向南迁徙。《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45]
秦献公以后，西北羌人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开始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大量羌人不断向西南移动。这些迁徙的羌人与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共同生活，由于自然环境和迁徙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迁徙路线不同的羌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46]
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考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地理分布的基本状况是，以滇池为中心，居住着“靡莫之属”，滇池西北部的邛都(今盐源)、榆(今大理)部落称为“嶲”、“昆明”;滇池的东北部有“劳溲”、“靡莫之属”，他们是具有亲族关系的部落集团，所以能够“同姓相扶”，互相帮助。
“劳溲”、“靡”、“莫”属于什么部落呢?按照古代的地理分布考察，“劳溲”分布的地区相当于越嶲郡和朱提郡，就是今天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昭通地区。“劳溲”就是现今凉山、昭通一带自称为“诺苏”、“纳苏”的彝族先民。此后，史书对于“叟”的记载屡见不鲜，晋代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条中，把越嶲部落首领高定元称为“叟帅”或“高叟大帅”;在“邛都县”条中有“四部斯儿”，这里的“斯儿”当作“叟”字，即“叟”的四个部落。[47]
“靡莫之属”应该是两个不同称谓的集团，并非指一个民族。按照地理方位考察，从滇池到滇东是“靡”、“莫”分布的区域，这个区域到了两晋(265—420)时期属于“东爨乌蛮”居住的区域，也就是彝族先民们居住的地区。
即唐代以前，文献史料中未见有关傈僳族的记载，因为当时属于彝语支的大小部落数以百计，古代人没有民族学知识，无法加以鉴别;再加之封建的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一概称之为“蛮夷”，所以无法确定其族属。两晋时期，大姓爨氏统治云南时，才把这些部落大体上划分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这个划分虽然不够科学，但第一次把属于彝语支的集团列入“乌蛮”——彝族，把属于白族或白族化了的汉族列入“白蛮”，以示区别。傈僳族既然属于彝语支，因而他们是“乌蛮”的一支。
因此，从古代的民族地理分布状况来考察，西汉以前，在北纬24°～29°、东经100°～106°，以滇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内，主要居住着属于彝语支的“靡莫之属”和“劳溲”、“嶲”、“昆明”等数十个部落，傈僳族先民即为其中一个集团。[48]
三国时期，蜀国管辖下的筰县(今盐边一带)已经有笮、嶲、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了。据《华阳国志·蜀志》定筰县条载:“筰，笮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嶲，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金沙江)宾刚缴，白(曰)，摩沙夷，有盐池。”[49]这段文字记载把“筰”和叟、嶲、昆明、摩沙等部落分开，“笮”可能就是傈僳族的先民，今天云南藏族称傈僳族为“笮巴”，说明三国时代的“笮夷”当为傈僳族的先民;再者，傈僳族至今还传说金沙江东岸的盐源、盐边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因此，早在三国时代，傈僳族便聚居在筰县这个区域之内了。但从三国到隋代，文献上始终没有出现过“傈僳”这一族称，只有“笮夷”这一称呼。这说明，傈僳族当时尚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和强大的部落集团。[50]
“施蛮”和“顺蛮”是傈僳族在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名称。《蛮书》卷四说:“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顺蛮本乌蛮种类”。唐朝前期，滇西的六诏“乌蛮”并存之时，“施蛮与顺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即今天剑川、鹤庆、丽江一带;而“施蛮”则“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甸、剑寻赕皆其所居之也”，即今天维西至贡山、福贡一带。“施蛮男女风俗与顺蛮略同”，[51]可见，他们是居住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近亲部落群体，与其他部落群体有差别。吐蕃封“施蛮”、“顺蛮”的部落首领为王。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攻占了吐蕃神川都督府所在地，掳“施蛮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今巍山县)”，俘“顺蛮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今祥云)，白岩(今弥渡红岩)，给养之”，其他人仍然留在原地。
“施蛮”、“顺蛮”从“乌蛮”中分化出来后，分布于南诏西北部的山区，经济文化较落后，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采集和狩猎仍然为其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作为农业的补充。内部阶级分化不明显，被南诏征服后，成为南诏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尚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
“施蛮”、“顺蛮”有自己的语言，并有方言差别，但没有文字;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巫鬼教，有虎、熊、猴、羊、蛇、鸡、蜂、竹、麻等原始图腾崇拜，宗教职业者发展为后来的“尼扒”、“左扒”等，从事祭祀鬼神、占卦等活动;实行火葬，遵从“有女先问舅”的婚姻习俗，并有“公房制”等原始群婚形式存在。[52]
二、傈僳族族称出现以来至元代的傈僳族
公元8世纪，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矛盾加深，为了争取南诏，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对南诏采取团结友好的政策，并把当时地处吐蕃、南诏及四川缓冲地带的勿邓、丰巴、两林三大部落的首领都争取过来，与吐蕃抗衡。这样一来，由于政治形式的激化，位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了这次政治斗争中，“栗粟”这个名称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
关于傈僳族的直接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蛮书》卷四《名类》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茫’应为‘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53]邛部即今天四川省西昌一带，台登即今天四川省冕宁县一带。《蛮书》中的这段文字比较准确地描述了1 200多年前傈僳族的地理分布状况，并且在民族类别方面确定他们“皆乌蛮、白蛮之种”，即黑彝或白彝的一支。当然，樊绰把他们列入“乌蛮、白蛮”，主要是从服饰的颜色来判断的。《蛮书》载:“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这可能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黑傈僳族和白傈僳族。其中，黑傈僳族以黑为贵，喜欢身着黑色的长麻布衫子;而白傈僳族崇尚白色，喜欢穿白色麻布短裙。
宋元两代，有关傈僳族的文献记载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宋朝建立后，其统治者默认大渡河以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很少过问这一区域的政治事务。但尤中先生认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施蛮”、“顺蛮”后来被称为“卢蛮”，即傈僳族的先民。“卢”即“傈”，“卢蛮”即“傈僳”，[54]并且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使用至元朝时期。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说:“丽江路，蛮有八种，曰么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55]丽江路领府一、州七、州领一县管辖范围包括今丽江市、怒江州和迪庆州南部。在这个范围之内，“卢蛮”与么些等族普遍“参错而居”。在丽江路的东部，元朝设置的施州(后改北胜府，今永胜)、顺州(今在永胜西部)，原来便是“施蛮”和“顺蛮”中的一部分居住的地方，元朝仍以过去的民族名称作为地名，但当时施州、顺州的民族已经是“卢蛮”，与么些、罗落、白族等“参错而居”。在丽江府西部，元《一统志》丽江路《疆界》说:“西至兰州冰琅山外卢蛮界四百八十里。”冰琅山即今怒江州境内的碧罗雪山，是“卢蛮”的主要聚居区。在这里与“卢蛮”共同“参错而居”的主要有撬(俅，独龙族)、吐蕃(藏族)和峨昌等。(www.xing528.com)
元朝时期，就政治上来说，傈僳族内部并不统一，分散为许多不大的氏族、部落，受邻近的其他大民族的统治;经济上，傈僳族的农业和手工业仍然相对落后，没有独立的经济区域。
三、明代时期的傈僳族
明代以来，文献史料中有关傈僳族的记载逐渐增多，相关傈僳族分布的记录也比较明确，主要位于北胜州(今永胜县)至云龙州一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北胜州“有名栗些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天启《滇志》则说:“力些，惟云龙州有之。”也就是说，从北胜州往西经丽江、兰州(今兰坪)，向南经今泸水县至云龙州，又北折至与西番(今西藏)接界处都有“力些”族人分布。天启《滇志》说，力些善用弩，并“以此制服西番”，说明其分布区域北与“西番”连接。也就是说，今天丽江市和怒江州境内当时都有“力些”族人分布，这一地区正是元《一统志》中所记录的“卢蛮”与么些、罗落、白人、吐蕃和撬等民族共同杂居的区域。元代的这种民族分布情况，直到明朝时期都不曾发生变动。[56]
这一时期，对傈僳族社会生产生活描述较为详细的史书要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其中卷四载《北胜州风俗》说:“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惟皮张耳。”[57]这段记载虽然文字简短，但已经把当时傈僳族的系属、社会经济状况作了概况论述:首先，傈僳族属于“罗罗别种”，即彝族的一支;其次，这一时期傈僳族的农业和手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仍然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因此，他们必须把兽皮缴纳给官家。这是分布在东部靠内地的部分傈僳族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西部一带(今怒江州境内)傈僳族人的生活也大抵如此。
天启《滇志》卷三十《羁縻志·种人》载:“力些，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弩中其盾，而妇人无伤，以此制服西番。”[58]可见，云龙州及其以北一带的傈僳族当时仍以狩猎为主，所以他们“善用弩”。虽然有了简单的纺织手工业，但也只能织造麻布衣，进一步说明农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四、清代时期的傈僳族
至清代，傈僳族的书面记录名称与近代已经一致了，并且对其分布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皇清职贡图》卷七释文称:“栗粟，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无部落，散居姚安、丽江、大理、永昌四府。其居六库山谷者，在诸夷中为最悍。其居赤石崖(在冰川北部)、金江边地与永北(今永胜)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徙无常。”[59]也就是说，当时傈僳族主要居住在大理、丽江、永昌三府交界地带，即今天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带，同时散居于丽江、大理、永昌和姚安等府所属的各州、县境内。
清朝初年以后，大部分傈僳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是“刀耕火种”，农作物只有荞麦。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载:“云龙州栗粟，于诸彝中最悍，依山负谷，射猎为生，长刀毒弩，日不离身。祭赛则张松棚燃炬，剥獐鹿诸兽而已。亦事耕种，饶黍稷荞稗。”[60]这一史料同时也说明，狩猎仍然是傈僳族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康熙年间前后，云龙州与兰州(今兰坪)接壤地带(今泸水、福贡等县)的部分傈僳族中，出现了掠夺人口和牛羊以发展奴隶制生产的现象。[61]但由于受到当地清朝官吏的遏制，以致这部分傈僳族中的奴隶制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另外，受纳西族土官、头目们的统治，每年要向这些土官、头目们交荞麦等农作物。因此，这部分傈僳族是这一带纳西族封建领主们统治下的农奴。还有散居在丽江、永北、姚安等地山区的部分傈僳族，仍然“崖居穴处，或架木为巢，……猎取群兽为食，居无定所，食尽即迁”。[62]这部分傈僳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都带有较多的原始社会遗迹，但同区域内的其他民族一般都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对他们不能不产生影响。[63]
清代的傈僳族仍然没有文字，而只是“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置膏于釜，烈火熬沸，对誓，置手膏内，不沃烂者为受诬”。[64]这与其一般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傈僳族多着自己缝制的麻布衣服，男子着短衫，裤长及膝盖，有的以青布包头，左腰佩戴砍刀，右腰挂箭袋。妇女上衣穿右衽短衣，下着长裙，头饰红白色料珠，胸饰项圈。《中甸县志》说:“傈僳族衣服纯用麻布，男服不褐不衫，长仅及膝，科斗跣足，半薙辫发，麻布裹腿。”[65]《维西见闻纪》“夷人”条中又写:“男挽髻戴簪，编麦草为缨络，缀于发间，黄铜勒束额，耳带铜环，优人衣旧，则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杂以麻布、绵布、织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齐袴，臁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妇挽发束箍，耳带大环，盘领衣，系裙，曳袴。男女常跣。”[66]他们的房屋有木头垒成、木板盖顶的方形屋，也有用竹木编盖而成的“千脚落地”屋。《中甸县志》载:“(其屋)均以木楞为墙，板片为瓦，湫溢狭窄，席地坐卧，无桌凳床榻，饮食在火塘周围，不堪清洁。”[67]
傈僳族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但还保留着原始群婚制残余以及共房制习俗。盛行姑舅表优先婚习俗。人死亡时多数地方实行土葬，少数地方实行火葬。老人逝世时吊丧三天，安葬后一年垒坟墓，第三年扫墓，以后不再祭扫。宗教方面，傈僳族仍然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每年十月庆祝“收获节”时，村村寨寨酿酒杀猪，相互赠送礼物，并且通宵达旦地载歌载舞。[68]
五、近现代以来的傈僳族
近代以来是傈僳族跨国境分布格局形成和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受历代统治阶级强加的战争与自身狩猎和采集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形成以来，傈僳族就不断地迁徙。19世纪中叶至末期，怒江流域的傈僳族开始成批地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北部境内;另外一些人沿着澜沧江、怒江流域向南，经过镇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等地，然后于20世纪初抵达老挝、泰国。[69]进入缅甸的傈僳族，除了大部分人留下后，一部分人继续西行，大概于20世纪40年代初到达印度东北与缅甸接壤的地带;[70]另外一部分人向南迁徙，大概于20世纪初进入泰国北部夜丰颂、清迈和清莱等地区，之后又辗转到美国、法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和地区。最终形成了主要横跨中国西南、缅甸、泰国北部和印度东北部的跨国境分布的跨国民族。
正是这种分布广泛，且大分散、小聚居、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特点，致使各地傈僳族内部社会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一般而言，至20世纪初，在靠近我国内地的傈僳族居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经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其社会发展状况与我国内地大致相同;居住在金沙江流域一带的傈僳族，地主经济虽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具有较多的奴隶制和领主制色彩。而在傈僳族聚居程度最高、人数最多的怒江地区及其邻近的缅甸北部地区，则处于村落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发展阶段。
总之，近现代以来，傈僳族不但形成了跨国境分布的格局，而且社会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论是在接近内地的地区，还是在边远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势，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在经济形态方面已基本被打破，仅仅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是，尽管各地傈僳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呈现出地区间的差异，在社会组织方面却仍然具有较强的村社色彩，家族的影响及其内部仍然具有某种内在的紧密联系，以及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具有共同性特征。[7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