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族称探究：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

第一节　傈僳族族称探究

民族族称犹如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民族的名片，对一个民族来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含义;探究一个民族的族称不仅有助于了解该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是尊重该民族人民民族感情，加强民族团结之所需，具有现实意义。“傈僳”是全世界一百多万傈僳族同胞共同的称呼，有一定的含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史料中有关傈僳族的记载较少，更没有关于其族称考释的直接记录，因此，要想完全搞清楚傈僳族族称来源及其含义，难度较大。笔者结合所掌握的国内外有关资料，在对这些推测和解释一一阐述的基础上，拟对傈僳族族称的来源及含义作初步探究，并对“粟栗”与“栗粟”之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相信这会有助于读者对傈僳族族称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一、文献中的傈僳族族称

与其他许多民族族称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种不同，对傈僳族的称呼，从古至今，国内国外，不论自称还是他称，都是比较统一的“傈僳”(līsū)。^[2]只是由于方言、个体差异，加之汉语的同音异体字较多和不同的作者采用不同的汉字标注等原因所致，一直以来，“傈僳”二字的音译，在汉语典籍中有栗粟、栗、力些、力苏、力梭、黎苏、狸苏、卢等十多种不同的书写形式。

关于傈僳族族称的直接史籍记载，最早见于《蛮书》，写作“栗粟”。《蛮书》卷四《名类》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3]同样的书写形式还见于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夷人”条:“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4]

又见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北胜州风俗:有名栗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惟皮张耳。”^[5]

又见于天启《滇志》卷三十《羁縻志·种人》载:“力些，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发无虚矢。”^[6]

又见于毛奇龄《云南蛮司志》，也写作“力些”:“澜沧卫有力些贼，每聚众杀人、烧庐舍。”

又见于《木氏宦谱·木青传》，写作“力苏”:“万历二十五年，云龙州力苏抢五井提举皇盐作耗奉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师黔国公沐武靖昌祚及两台文明，亲率兵征进，杀获八三级，蒙奖花牌表里。”

又见于《皇清职贡图》卷七释文称:“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无部落，散居姚安、丽江、大理、永昌四府。”

又见于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之《种人》载:“有生熟二种，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居无定所，食尽即迁，佩弩带刀，虽寝息不离。”

又见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写作“力梭”:“铁索箐力梭夷叛，抚臣邹应龙讨之，七十二村悉平。”

又见于克勒脱纳《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写作“黎苏”:“黎苏人，乃藏缅族之一支，彼等到现在似尚继续向南迁移。”

又见于和锡光《中甸县志稿》“种人”，写作“狸苏”:“狸苏……种荞麦而为食，织麻缕以为衣。”

另外，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说:“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叁错而居。”^[7]尤中先生认为“卢蛮”就是“傈僳”，同时，他认为南诏统治下的分布于今天维西、贡山和福贡一带的施蛮和顺蛮就是傈僳族的支系。^[8]

在以上所有十多种对傈僳族的称呼中，除施蛮和顺蛮外，虽字样有差异，但读音较近，自唐代以来沿用至今，实际都指傈僳族。

在国外，虽然人们对傈僳族的称呼因人而异，有的人对“傈”字的发音拖得长些，有的短些，有的甚至声调使用不当，但整个“傈僳”二字的发音相差无几，例如:Liisoo、Liisaw、Lishaw、lisaw、Li、Liso、Lihsaw、Lishu。^[9]过去，除“傈僳”一词外，英国学者还常常用“野人”(未开化的人)一词来指代缅甸傈僳族，写作“Yaoyen”、“Yawyin”、“Yaw－yen”和“Yeh－jen”。^[10]对于这个称呼，C.M.恩里克斯(C.M.Enriquez)认为，以前汉人经常称呼克钦族“野人”，写作“Yejen”或“Ye－ren”，后来克钦族又把这一称呼用来指代傈僳族，只是发音稍有变化，变为“Yawyin”。他说，事实上汉人从来就没有把傈僳族称为“野人”(Ye－ren)。^[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全国人大、国家民委进行民族识别，认定“傈僳”(lìsù)为中国傈僳族的称谓。

二、“粟栗”与“栗粟”之争

在《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上，刊载了冯魄先生的《“粟栗”与“栗粟”考》一文。在文中，冯先生根据向达先生《蛮书校注》一书，将“栗粟”这一族称校对为“粟栗”，从而对十多年来编写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傈僳语简志》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傈僳族》等，有关傈僳族的族称问题，作了不同的解释。冯魄先生从《蛮书》版本识读考说、傈僳族历代称谓演变考说、“粟栗”二字的古文字训话和唐代文献记载考说、我国古代“姓族”与“粟栗两姓蛮”的关系考说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论证。

就《蛮书》版本识读考说方面，冯魄先生认为，《蛮书》堪称研究西南民族，特别是云南和南诏政治、历史、地理的“历史大辞典”，后人研究、校注《蛮书》的学者很多，但是，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各种史料典籍中，人们首推向达先生的《蛮书校注》为善本。因为向先生治《蛮书》之学，前后共二十余年，他精心钻研，并亲自到云南实地考察，被近代史学界誉为精于隋唐史的“精审之作”。^[12]

1992年，杨毓才发表了《对〈“粟栗”与“栗粟”考〉一文的校正》一文，对冯魄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杨先生认为，当时辑入聚珍版的《蛮书》中有《备征志本》、《渐西村舍本》、《琳琅密室丛书本》、《卢文绍本》和《鲍廷传本》五个版本，其中，后三个版本误校为“粟栗”，从而留下后患。他说:“1962年，向达教授在他撰写的《蛮书校注》一书中，舍弃正确的《备征志本》和《渐西村舍本》不用，却采用了错误的《琳琅密室丛书本》、《卢文绍本》和《鲍廷传本》三个校注。向达在其《蛮书校注》原文中说:‘粟栗两姓蛮，达案，粟栗，内聚珍本、四库本诸本俱作粟栗，只备征志、渐西本误作栗粟。’这样就铸成第二次错误。又由于《蛮书校注》被冯魄先生引用，以假乱真，从而造成第三次错误。”^[13](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前所未有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在领导具体的民族识别工作时，坚持科学理论和现实基础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了符合我国民族问题实际的民族识别标准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名从主人”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名从主人”，实际上就是指按照民族意愿。民族意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指人们是否认同于某个民族的一种主观愿望，也指人们对某个人们共同体本身历史和特征的认识、理解与综合，并形成民族的自觉意识，亦即对长期以来本民族的兴趣、发展历史过程等客观事实的自我表达。况且，民族意愿具有相对的长期性、稳定性和独立性，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固有的内容之一。民族意愿这种族属意识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建立在具备一定的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的，是民族特征的一种总的反映。因此，笔者认为，对傈僳族族称“粟栗”与“栗粟”之争论，应该尊重傈僳族人民本民族的意愿，以民族自称为主(国内外的傈僳族都自称“傈僳”，没有人自称“僳傈”)，不能对他们的历史和族称随意改动，否则多年以后再让后人来一次校注和考证，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三、族称含义

探索一个民族族称的真正含义有诸多困难，特别是史料典籍中有关傈僳族生活习俗的记载比较少，更没有相关傈僳族族称的考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今天，不少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推测、解读“傈僳”二字的文化内涵。例如，有的从纳西族象形文字的角度，有的从汉语的角度，有的从傈僳语的角度，更有的从英语的角度对“傈僳”二字的含义进行考察和解释。不管从何角度，其中，多数人同意“僳”有“人”这层含义的观点，但对“傈”字含义的表述较多，且大相径庭。

根据纳西族原始象形文字，陶云逵和张征东在各自的著作《碧罗雪山之栗粟族》和《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中都把傈僳族的族称解释为“石生人”。陶先生说:“么些呼其为‘鲁苏’，其意为‘石生人’，查么些语，‘鲁’为‘石’，‘苏’为‘生’意译之。”^[14]

张征东认为，历史上，傈僳族的土司、头人多为纳西族，他们关系密切，而纳西族历史上很早就有原始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是记载纳西族的经典著作，其可靠性极高。其中，对傈僳族的记载“鲁庶扒”解释为:“鲁”字头上有一个石头，犹如人的帽子，读“［lú］”音;“庶”字就像骰子的形状，上加三撇，读“［shù］”，意思是“草”，解释为“生”。“鲁庶扒”合起来就是“石生人”。^[15]

木玉璋先生则认为，“鲁”是“老地方”、“老村寨”、“老房子”的“老”;“苏”是“打铁人”、“山区人”或“牧羊人”的“人”，合起来就是“老土著人”的意思。木先生还举例说:“这与《维西》县志(旧志)中讲‘傈僳族是土著民族之一’是相吻合的。”^[16]

著名傈僳族学者史富相先生对“傈僳”二字有四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从汉字的角度解释。在汉语中，“栗”是指坡地上生长的栗、板栗等木质坚硬的树。“粟”是指籼米、谷子、青稞、高粱、燕麦等农作物。因此，“傈僳”二字是居住在坡地上，并获取五谷生存的民族的意思。

第二，从傈僳语的角度解释。傈僳语中的“傈”指“道理、真理”，“僳”指“起动、动乱”，所以“傈僳”就是为道理而争辩，为真理而奋斗的民族。

第三，从傈僳族的穿戴习俗解释。从古至今，傈僳族穿戴服饰时，不论男女，凡年纪稍大一些的人都习惯于头绕包头，腰系长带。“绕”和“系”这两个字用傈僳语解释出来就念“礼”音，“礼”和“傈”字读音相同，是“系带”或“缠绕”的意思。“僳”字在傈僳语中是“人”或“的人”的意思，所以，在傈僳语中“傈僳”二字是“习惯于缠绕的人”的意思。

第四，从傈僳族生存的地理环境解释。傈僳族是一个主要横跨中国、缅甸、泰国、印度四国国境分布的跨国民族，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过去，他们都喜欢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梁上。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山林有关，所以，傈僳族人自称“礼耻苏”，即“住在山林的人”或“山区人”，后来，在平时说话或称呼中，把中间的“耻”字略去，只称“礼苏”二字，最后，文人们用文字表达时便把“礼苏”写成了“傈僳”。^[17]

张世辉、李尔昌认为，“傈”指第四，“傈僳”就是排在第四的民族。^[18]传说汉族是老大，彝族是老二，藏族是老三，傈僳族是老四。当然这是从傈僳族的数字含义来解释的，因为傈僳语中“四”刚好是“lì”(音傈);斯琴高娃、揣振宇等则认为，“傈”是傈僳民族的族称，含有“高贵”的意思。^[19]

在泰国，多数人认为，傈僳族的“傈(lī)”来自eelee或ili，意思是风俗习惯、传统、文化、文明，僳(sū)指人，合起来就解释为一群以自己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而骄傲和自豪的人。^[20]定居泰国的荷兰民族学家噢多梅女士说，没有傈僳族人告诉她“傈僳”二字的含义，但一个泰族学者对她说:“‘傈’是走来走去、到处漂泊的意思;‘僳’是失败者的意思。‘傈僳’就是那些常常无所适从、处于杂乱状态的失败者的意思。”^[21]

在缅甸，克钦族称傈僳族为“Yawyin”(汉语“野人”的不正确读音)，意思是“野蛮落后、未开化的人”。^[22]

过去在怒江州贡山县传教，后来流落到缅甸、泰国的牧师莫尔斯(有的书中翻译为“莫尔士”)认为，傈僳族非常讨厌别人称呼他们为“Yawyin”，并把“傈僳”二字解释为“喜欢在一起热闹的人群(loud－custompeople)”，因为他们喜欢群居和社交，常常精力充沛，积极参与一切活动，且有很强的表现欲望。^[23]

被称为傈僳族“使徒”的傅能仁把“傈僳”二字解释为“已经下来的人”，用英文表达为:those who have come down，具体指从怒江、澜沧江源头来到缅甸和泰国的人。^[24]

还有人把“傈僳”二字解释为“歹徒、逃犯”，甚至是“造反者、叛逆者、反抗者和叛乱者”。^[25]

笔者在缅甸考察期间，密支那的茶先生解释说，历史上，人世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洪灾，洪水过后，世间留下了一对孤儿——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兄妹成婚后生下六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的名字叫Liqor，后来人们就把Liqor传下来的这一支人称为“傈僳”。这与国外或方言称“傈僳”为“Lishaw、lisaw”和“Liso”的发音十分相近。

笔者在腾冲猴桥田野调查期间，猴桥村的余文辉副主任说，“傈僳”二字可能来自“Nu alli gua su”这句傈僳语，意思是:你是哪里人?你来自哪里?久而久之，人们就将傈僳族简称为Lisu，即“傈僳”。这样的解释可能更合理，更简单明了，更直接。笔者比较赞成这一说法。因为，很多时候傈僳族以地域来划分支系，比如傈僳语称恩梅开江为“楞梅”，因此称恩梅开江流域的傈僳族为“楞梅扒”，这是从居住地域的角度来命名。永北一带，就是今天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和华坪县等地的傈僳族就称为“永北扒”。^[26]需要说明的是，在傈僳语中，成人男性后面加“扒”，成人女性后面加“玛”，以表示性别差异。^[27]知晓性别后，人们一般还是用“Nu alli gua su”来询问对方是哪个地方的人。

从上述情况看，大多数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如有的从傈僳语的角度，有的从汉语的角度，还有的从纳西语的角度，考释傈僳族族称，探讨傈僳族族称来源及含义。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对傈僳族族称的来源与含义解释尚处在猜测、推理和求证的阶段，大都是各抒己见，一家之言，还没有比较统一、有说服力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解释的角度比较单一，多数人仅仅根据“傈僳”二字的发音去解释。另外，多数人的解释含有一种迎合讨好的口味，如把“傈”字解释为“高贵”、“道理”、“真理”等。其实“傈僳”二字的含义不一定非要冠冕堂皇，而只要符合实际，言之有理即可。如果傈僳族族称第一次出现于史册时，史学家樊绰先生多费点笔墨，附带解释一下“傈僳”二字的含义，那就不必出现如此之多的后世之争论了。但假设毕竟归假设，历史不能重演。所以，由于史料缺失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傈僳族族称来源及含义将可能长时间沉睡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短期内无法获得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