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创新点与不足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记得有句广告语说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句话适用于一切事物，因为世间不存在任何完美无缺的东西。对本书而言，虽然有一些创新的亮点，但同时由于笔者的理论基础薄弱，加之田野调查时间的短促，所以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论文选题、研究方法、文章总体结构和各章节具体内容等几方面。

首先，从本书选题上看，填补了目前国内学者对国外傈僳族，特别是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内容研究的空白。相对于丰富的国内傈僳族成果，目前，我国学者对国外傈僳族的研究尚显薄弱。如果进入“中国知网”搜索就会发现，除笔者的《泰国傈僳族》(《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9期)、《试探中缅泰傈僳族跨国境分布格局的形成》(《思想战线》，2009年第1期)、《泰国傈僳族研究综述》(《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三篇论文外，再没有相关国外傈僳族研究的研究成果。虽然史富相先生的《傈僳族迁居缅甸的历史》、胡学才先生的《缅甸傈僳族之见闻》、宝山屹先生的《泰国傈僳族》三篇文章都涉及相关缅甸、泰国傈僳族社会文化的内容，但都只是一般性质的描述，像笔者这样对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整体、宏观、时间和空间跨度都比较大的研究文章还没有出现过。^[36]

其次，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过去，由于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于是国内傈僳族研究者中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做理论上的宏观研究，搞实地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数量不多。他们通过阅读文献资料，探讨傈僳族的起源、社会发展、社会性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相反，国外傈僳族研究者，特别是泰国傈僳族研究者由于无法获得和阅读更多的中文历史文献，只能进行大量的实地田野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傈僳族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37]两种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之处。笔者不但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探讨傈僳族族源历史源流，还亲自到泰国作过实地田野调查，近距离观察今天泰国傈僳族的社会生活，把目前国内外对傈僳族研究的方法融合与衔接，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作对比，既在宏观视野下探讨微观世界，又在理论高度上进行实证个案调查。

再次，从论文总体结构上看，文章首先梳理了傈僳族的历史源流，然后分别从社会组织、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内容。这一结构基本能体现泰国傈僳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能充分反映和展示人们现实生活变化的全部内容。特别是笔者花了大量笔墨重点研究和分析了“泰国傈僳族社会组织与功能的发展及变化”，“与泰族及泰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两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两部分内容极其重要，是研究其他内容的基础，特别是傈僳族与泰族及泰国政府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这一部分，是其他内容的窗口、缩影和归结点。这种结构既考虑到社会文化变迁的普遍内容，又注意到它的特殊表现，在齐头并进时强调重点，找到突破口，使文章结构显得紧凑不乱，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最后，从各章节内容看，文章实现了文化变迁的相关理论与具体内容的有机结合。虽然在文章中，笔者运用了宋蜀华先生的“纵横观”比较法，但具体到每一个章节中，笔者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运用了文化变迁理论中各个学派的不同观点。如在第二章中，笔者运用哈里·戴维斯关于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变迁理论来解释泰国傈僳族社会组织与功能的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在第七章中，笔者运用了文化变迁涵化中的接受和抗拒来解释泰国傈僳族能够接受基督教，而不接受佛教的原因。这种理论与各个章节具体内容的有机结合不但提升了论文的理论高度和素养，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使得文章内容看上去更充实、饱满，丰富多彩、有血有肉。此外，丰富的案例研究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与外国学者不同，在笔者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国内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文章中，作者仅仅是对理论进行探讨，对材料进行分析、阐述，没有一个人用案例来支撑他们的观点。这样，文章的内容就显得非常专业，枯燥无味，让读者读起来不易理解和记忆。在本书中，笔者插入了丰富的真实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来论证各个章节的主要观点，不但使得论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而且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把握文章主旨。

二、不足之处

作为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的初学者和入门者，在对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所作的调查和研究中，由于笔者的经验相对缺乏和理论功底的不足，因此，在研究成果中显然不可能完全包含和展示今天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现实的全部的多样性及所有的变化细节;由于田野调查经费和时间所限，在很多调查中对涉及的问题，如物质文化中傈僳族建筑风格的变化，服饰、饮食、交通工具的变化，精神文化中家庭的嬗变，人们皈依佛教的原因和活动等，都没能作专章专门讨论，只是在相关的内容中略作描述和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今天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内容的总体考察有所遗漏和欠缺。另外，由于篇幅和学术规范所限，不能将所有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听到、看到和感受到的能够表达和体现泰国傈僳族目前社会生活变化的内容全部展现，是本书的最大缺憾。以上三点是本书的主要不足之处。真诚地希望各位老师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在笔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此书的过程中能够对这些不足之处予以弥补。

【注释】

[1]〔美〕克莱德·M.伍兹著.文化变迁.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22.

[2]宝山屹.傈僳族史料琐叙//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民族宗教委员会编.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傈僳族专辑，1995:1.

[3]Joseph R.Rickson.Community Identities:The Politics of Place of the Lisu in Northern Thailand，An Unpublished Thesis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ang Mai University，2005:226.

[4]Paul and Elaine Lewis.Peoples of the Golden Triangle－Six Tribes in Thailand.Thames and Huson，1984:242.

[5]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缅甸北部地区反政府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较多，并时常与政府军发生枪战。于是，散居于缅北各地的傈僳族也卷入了内战的旋涡。为了削弱各个反政府军的力量，缅政府下令强迫所有居住在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的傈僳族离开崇山峻岭之地，搬迁到密支那城及附近的坝区居住。见:史富相.傈僳族迁居缅甸的历史//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民族宗教委员会编.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傈僳族专辑，1995:146.

[6]John R.Davies.Life in a Lisu Village，without year，Footloose Books: 69.

[7]Otome Klein Hutheesing.Emerging Sexual Inequalit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The waning of dog and elephant repute，Brill，Leiden，1990:6;94.

[8]噢多梅，全称噢多梅·克蕾讷·慧斯新(Otome Kleine Hutheesing)，荷兰民族学家，现定居泰国清迈，她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位于泰国北部清莱府与缅甸交界的一个傈僳族村寨进行了为期6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及出版了《泰北傈僳族日益凸显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一书。噢多梅深受泰国傈僳族人民爱戴，对泰国傈僳族社会文化研究最为深入，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

[9]Otome Klein Hutheesing.Upheavals in Lisu Hinterland－Two decades of critical observations in a border society of Northern Thailand.3.至笔者引用时，此书还未正式出版。

[10]〔美〕史蒂文·瓦戈著.社会变迁.王晓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3.

[11]Frank M.Lebar，Gerald C.Hickey，John K.Musgrave.Ethnic Groups of Mailand Southeast Asia，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New Heaven 1964，Preface vi.

[12]余庆远撰.李汝春校注.维西见闻纪.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编委会办公室编印，1994:51－54.“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编麦草为缨络，缀于发间，黄铜勒束额，耳带铜环，优人衣旧，则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杂以麻布、棉布、织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齐袴，臁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妇挽发束箍，耳带大环，盘领衣，系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酖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获禽兽，或烹或炙，山坐共食，虽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即食，不尽无归，饜复采草根木皮食之。采山中草木为和合药，男女相悦，暗投其衣，遂奔而从，跬步不离。婚以牛聘，丧则弃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置膏于釜，烈火熬沸，对誓，置手膏内，不沃烂者为受诬。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触忿，则弩刃俱发，著毒矢处肉，辄自执刃刳去。性刚狠嗜杀，然麽些头目、土官能治之，年奉头目麦、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

[13]在本节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参看了杨光民的《近十年国内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和解鲁云的《近十余年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在此特向两位学者致谢。

[14]杨光民.近十年国内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2).(www.xing528.com)

[15]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0: 106;153.

[16]杨光民.傈僳族族源略论.昆明社科，1990(2).

[17]冯魄.“粟栗”与“栗粟”考.民族研究，1990(5).

[18]车银川.傈僳族祭祀经的文化价值.文化研究，2007(3).

[19]参见杨国才教授为此书所作的序。鲁建彪著.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村为个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20]解鲁云.近十余年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21]鲁建彪.创建傈僳学是当前傈僳族研究的重要课题.笮山若水(盐边县大笮文化研究会会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0.

[22]Masao Ayabe.Diversity in Uniformity:Self Classification Among the Lisu of Thailand.此论文来自泰国清迈大学山民研究中心，未见刊稿，应该属于内部资料。

[23]Paul and Elaine Lewis.Peoples of the Golden Triangle－Six Tribes in Thailand.Thames and Hudson，1984:241.

[24]另外，云南民族大学的余德芬博士用英语撰写了她的有关傈僳族语言的博士论文。Defen Yu.Aspects of Lisu phonology and grammar，a language of Soueheast Asia，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7.

[25]Joseph R.Rickson.Community and Identities:the Politics of Place of the Lisu in Northern Thailand，an unpublished M.A.thesis of Chiang MaiUniversity，2005:226.

[26]Hope ER(1972).The Deep Syntax of Lisu Sentenc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Roop D.Haigh(1970).AGrammar of Lisu Language，Yale University;Edward Paul Burrengerger(1972).The Ethnography of Lisu Curing，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Dessaint Alain Yvon(1972).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Lisu of the Thai Highlands;Otome Klein Hutheesing(1990). Emerging Sexual Inequalit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The waning of dog and elephant repute，Chiang MaiUniversity;Kathleen A.Gillogly(2006). Transformations of Lisu SocialStructure UnderOpiumControl andWatershed Conserv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Joseph R.Rickson(2005).Community and Identities:the Politics of Place of the Lisu in Northern Thailand，Chiang Mai University;Ormampmg Saemuakul(2005).Lisu Women's Identity and Self over Three Generations:ACase Study of the Life Experience of a LisuWoman，Chiang MaiUniversity;Hans Peter Larsen(1981). Lisuernes Music，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7]杨光民.近十年国内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2).

[28]在各个地区傈僳族学会举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研讨会上，很多傈僳族领导和学者都提出“天下傈僳是一家”的观点，反对把傈僳族划分为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三种。

[29]〔美〕克莱德·M.伍兹著.文化变迁.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88.

[30]文献研究法.http://baike.baidu.com/view/1682460.htm?func= retitle.

[31]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72.

[32]〔美〕R.M.基辛著.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文翻译本).于嘉云，张恭启译.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0:21.

[33]一开始，笔者把“Ban Lum”翻译为“本拉木”，但到泰国后在与傈僳族朋友交谈中发现，他们不知道“本拉木”这个村子，原来，“Lum”中的“u”不发［l］音，而发［u］音，所以“Ban Lum”翻译为“本路木”更符合泰语的发音规则。后来，在导师的建议下，笔者把这个村寨的名称最终定为“班伦寨”。另外，傈僳语中没有lān，tánɡ等音的后鼻音，所以lànbàtánɡ“烂巴塘”的发音听起来就像lābātā(拉吧塔)。

[34]噢坡多负责就村里的事务，如修桥补路、与政府联系等，由村民们选出，政府任命产生;副头人负责村里的一切事务，也是由村民们选举和政府任命相结合的形式产生。

[35]“仆人”是泰国傈僳族村寨的祭司，专门负责祭祀村寨守护神，英语翻译为“servitor或priest”;“尼扒”是泰国傈僳族的巫师，英语翻译为“shaman”，专门负责替人驱鬼治病。

[36]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民族宗教委员会合编.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傈僳族专辑，1995:144－174.

[37]在笔者阅读的外文资料中，只有噢多梅在她的著作中提到过唐代樊绰撰的《蛮书》一书。Otome Klain Hutheesing.Emerging Sexual Inequalit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The waning of dog and elephant repute.E.J.Brill，199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