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生态文化：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视野

附录一: 从生态文明的视野看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

摘　要: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这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能很好地发掘原始宗教中的生态智慧，将对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原始宗教　生态文明　少数民族　云南

一、生态文明大视野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类型

(一)祭天拜地

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认为天地是万物的主宰，对天地怀有敬畏心理，于是他们会定期祭拜天地。普米族在农历二月十五日会举行全村的祭天仪式，他们用松木杆建造49个祭坛，插上绘有日、月、星、风、雨、雷、电等图形的旗幡，还选择各种牲畜、家禽、食物作为祭品。祭祀当日，全村扶老携幼前往参加仪式。独龙族剽牛祭天可谓壮观，祭天用牛要经过精心装饰。行祭前“先由一群年轻女子在牛角上挂上珠串和鲜花，在牛背上覆盖一幅绣花麻布”^[1]，然后由一勇猛男子用竹器刺牛祭祀。另外，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等在每年也会定期举行祭天仪式。苍天高高在上，在祭天民族看来，崇敬上天，就等于一年的安全丰收幸福有了指望。

大地乃万物之母，祭献土地自在情理之中。云南很多村寨都建有土地庙，里边供奉土地神，每逢节庆，就以果品香火祭贡土地神。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对土地的祭祀更是相当隆重，总的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祈求丰收和收获后感谢丰收的祭祀。如祈求丰收的有景颇族土地祭司“纳破”的破土仪式，“纳破”先动第一锄土，村民才能开耕;白族在田间地角插木桩、点香、祭以雏鸡、果品，祷告土地神保佑丰收;巍山彝族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要杀鸡祭祀“米斯”地母神。摩梭妇女秋收后携带熟食酒饭到田间祷告则属于典型的感谢丰收祭祀行为。^[2]

(二)寄予动植物深厚情感

很多少数民族把动植物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兄弟甚至祖先，对动植物有着深厚的感情。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以动植物为图腾。彝族主要以虎为图腾，但各区域各支系的彝族有不同的图腾崇拜。如澄江的彝族以松树为始祖，对松树保护有加，严禁随意砍伐;新平县彝族各家支始祖自出一说，“分别以水牛、绵羊、岩羊、白鸡、绿斑鸠、獐、蛤蟆等作为自己祖先的名号”^[3]。富宁县彝族以竹为图腾，每年农历四月二十日都会举行祭竹仪式，村民有种竹护竹的习俗。布朗族以竹鼠为图腾，他们遇到竹鼠避而不打，即便猎食竹鼠，也要把竹鼠肉朝神圣的火塘三脚架点拜三次。西双版纳州的克木人是多元图腾崇拜的典型，把老虎、八哥、水鸟、秋鸟、喜鹊、白头翁、野猫等作为图腾。

云南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森林覆盖率高、植被保护较好、生态环境优美的山川河谷地区，出门就是青山绿水的情况比比皆是，他们与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和谐相处，产生至高的崇敬心理。云南少数民族具有崇拜山中猛兽凶禽的特点，“如彝、纳西、普米、傈僳、拉祜、土家、白、藏、哈尼、佤等十余个少数民族都突出崇拜虎、熊、狼、豹、鹰等猛兽凶禽”^[4]。在植物崇拜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林木崇拜，如“景颇、佤、布朗、壮、彝、苗、傈僳、纳西、摩梭人、藏、普米等各民族有崇拜神林、神树的风俗”^[5]。

出于对动植物的爱护和崇敬，产生了很多关于动植物的禁忌。彝族、普米族、景颇族认为稻种是狗带来的，对狗有浓厚的感恩情节，忌吃狗肉。白族、纳西族、独龙族和部分汉族将燕子看做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伤害燕子如同伤害骨肉一般，所以忌伤害燕子的行为。傈僳族、独龙族、布朗族、阿昌族等在狩猎文化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例如不能猎食怀崽、产崽、孵卵以及处于哺乳期的动物，春天是动物繁衍的大好季节，忌春天出猎。在植物方面的禁忌主要表现在禁止对神林、神树的砍伐，不能在神林中狩猎、砍柴、大小便等，若犯了戒律，便会触怒神林、神树，降罪于人，会招致生病、庄稼长不好等不良后果发生，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云南神林、神树崇拜文化。在神林崇拜方面，较为典型的有傣族的“竜林”、石林彝族的“密枝林”，哈尼族村寨周围的“寨神林”等;神树崇拜方面主要有傣族崇敬大青树，摩梭人、普米族、藏族崇敬桑树、黄栗树、万年青树等。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之所以崇拜神林神树，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神林神树既是村寨的守护神和诸种自然神祇居住的场所，神林神树神圣不可侵犯。^[6]

(三)神山圣水

古语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云南山多水富，大山孕育出甘美清泉、清澈龙潭。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密林深处、潭泉侧畔，大山提供给他们营养丰富的猎物、建房造物用的木材、饮用及浇灌作物的水源，于是山与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诱发大山深处的居者对山发自内心的感谢和崇敬。富源县古敢乡的水族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都要杀牛祭山。祭“神山”时有诸多讲究，如，神山只有在祭“山神”时才允许人上去，祭山时要讲究卫生，不准在山上大小便，甚至放屁都在禁忌之列。^[7]傣族对山更是充满了依恋之情。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腊东村和勐旺大寨的傣族都有山神崇拜活动，腊东村民称山神叫“gang shan shen”(冈山神)，把离村寨约150米的后山森林中一棵高大的云南松作为山神的象征，当家中生小孩或添大牲畜时，要备酒食前往祭祀。^[8]勐旺大寨称山神为“zhao teng”(召腾)，他们认为山神掌管山中林木、鸟兽、山地、水土以及人畜兴旺等职责，家中新添丁口，买来猪、牛牲畜时，都会主动祭祀山神。^[9]。云南少数民族对神山的信仰具有普遍性，宁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视格姆山为神山。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摩梭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格姆神山。拉祜族崇拜山神“科尼”，“科尼”是主宰万物的“厄莎”神在森林中的代表和化身。“在某种意义上，拉祜族这种‘厄莎’神崇拜及万物有灵观可以看做是拉祜人对自然界所存在的生态规律的一种原始质朴的敬畏、尊重和服从。”^[10]哈尼族称祭山为“波突”，每年春耕农忙结束后，每家每户必须派一名男子带上谷米参加祭山仪式。另外，彝、苗、傈僳、瑶、布依、普米、阿昌等山地民族都有祭山神的习俗。

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认为，自然界有专门掌管水的水神，只有把水神伺候好，水神高兴了，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水流出来，人畜饮水后健康成长，庄稼灌溉后茁壮成长。进而认为村寨附近的湖泊、水塘、水井、龙潭、水沟等都是水神活动的场所，有水神的神力支配，祭祀水神也就成了分内的事，“彝族、藏族、哈尼族、纳西族、普米族、壮族、白族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祭祀龙潭、圣水、神井、神泉、神河、神海、神湖等拜水祭水习俗”^[11]。宁蒗的摩梭人视泸沽湖为母亲湖，农历初一、十五或者初五、二十五，摩梭人会到湖边“转海”，祭祀母亲湖。白族认为江河湖海、溪泉井塘都有水神，每年栽插完毕洱海岸边各村居民都会到龙王庙祭祀水神，感谢龙王赐水插秧，祈求风调雨顺。水族农历二月祭白龙和三月祭龙神，此处的“白龙”、“龙神”都是水神。金平傣族会在寨头带领下，用狗、鸡、米饭等祭祀水沟神，以求水源充足、沟堤牢固、粮食丰收、人畜平安等。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引发的生态效应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表现出尊重大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对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与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少数民族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物种多样、村寨自然风光优美等都与村民淳朴的生态伦理观有着密切联系。

(一)少数民族地区森林覆盖率高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森林覆盖率普遍较高，平均覆盖率达44.29%，特别是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内表现更为突出。截至2003年底，云南省共建有各种自然保护区156个，总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81%，数量和总面积都居全国首位，其中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3个、省级55个、州(市)级88个。自然保护区有一些共同特点，森林覆盖率大都在80%以上，动植物种类繁多。云南分布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有15个为特有少数民族，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约占全省人口的1/3，他们的文化发展与周围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许多诸如原始宗教类型的传统文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也以少数民族地区居多。以1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除位于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自然保护区外，其他都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众多的地带，如在傣族聚居区的自然保护区的有西双版纳、纳板河、无量山，彝族集聚区的有哀牢山，白族聚居区的有苍山洱海，哈尼族、瑶族集聚区的有大围山、分水岭、黄连山，苗族、壮族聚居区的有文山，藏族聚居区的有白马雪山，佤族聚居区的有南滚河，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聚居区的有高黎贡山。

云南少数民族乡镇、村寨植被情况普遍保存较好。西双版纳景洪市基诺乡土地面积622.19平方公里，境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16万亩，国有林44万亩，森林覆被率67%。金平县东部哈尼族聚居的马鞍底乡“全乡林业用地229.8315平方公里，其中分水岭自然保护区五台山林区属该乡管辖，拥有原始森林10余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59.6%”^[12]。石林彝族自治县每座彝族村寨都有密枝林，全县森林覆盖率为(含灌木林地)42.26%，但彝族和汉族聚居区差别突出，彝族为主的村寨的森林覆盖率远远高于汉族村寨。以彝族村寨为主的北大村乡、圭山乡、亩竹箐乡、维则乡四个乡的森林盖率分别为41.7%、62.4%、52.9%、42%，干塘子生态村(阿着底)的森林覆盖率甚至高达78%。而以汉族为主的乡镇，森林覆盖率仅为18%～27%。^[13]从彝族乡镇森林覆盖率明显高于汉族乡镇可以看出，彝族“密枝林”崇拜对森林的保护有着不容忽视的功效。

(二)生物多样性

云南省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动植物种类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有高等植物17000多种，占全国种数的62.9%，仅脊椎动物就高达1737种，占全国的58%。^[14]滇中少数民族以彝族居多，这一区域有大量的神林，诸如土主林、祖坟林、鬼神林等。“神树林”物种丰富，大量鸟类、昆虫、爬行类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都在此自由生长繁衍。滇南形成以哈尼族、傣族为主的生物多样性格局，哈尼族区域形成高山森林、山腰村寨和下半山梯田三位一体的生存空间和梯田农业生态体系;傣族区域形成河谷地带森林—稻作—傣家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格局，正所谓“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农田，没有农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不能活命”的生态连锁反应。滇西北三江并流区域聚居着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16个少数民族，此区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集中了北半球南亚热带、中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多种气候和生物种群，有小熊猫、滇金丝猴、秃杉、珙桐、桫椤等各种濒危动植物，还有久经沧桑的世界杜鹃王、千年银杏等。

(三)环境优美居家场所

云南少数民族大多喜欢在村寨中选粗壮的大树作为寨心，在村寨周围蓄一片寨神林，这对村寨绿化和自然生态的维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致使村寨普遍处于树木葱茏、森林环抱之中，自然风光怡人。如哈尼族支亻爱系尼人聚居的勐海县巴达乡曼来村的村寨环境就给人以美的享受，村寨周围是茂密的护寨林，再往外是分布于森林中的耕地、茶园地、甘蔗地等。^[15]。傣族多居于坝区，喜欢在有水有树的地方建屋，房前屋后有竹林、槟榔树、芒果树，村寨周围又有橡胶林、香蕉林、茶山、“竜林”诸多林木环抱，形成独具傣家风情的人与自然交融的景观。

三、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既是我国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总结，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取得的最重要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前提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根本目标。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以崇拜天地、森林、树木、动物、河流、潭泉等自然界物事为主体，以求得大自然的恩赐和呵护为旨归，在万物有灵观的驱使下，善待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一山一水，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同胞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理念。如果抛开封建迷信、巫术鬼神的宗教外衣，其内涵与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的主旨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二)培育民众发自内心的生态文明观

原始宗教中蕴涵的生态伦理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是代代相传、积淀的结果，甚至有很多宗教现象是伴随着某一民族不断成长丰满起来的，动植物图腾崇拜就可以看成是随着某一民族或者氏族一同出现的。换而言之，原始宗教生态伦理观念是根植于少数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文化，内化成根深蒂固的民族理念，这种理念正好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平衡的重要工具，这就是宗教的生态功能，即“许多宗教信条可以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约束人们对自然的行为，这种保护生态的功能是在对自然神灵的顶礼膜拜中实现的”^[16]。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的伟大工程，这就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树立，形成全面的生态危机意识，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正所谓“要使环境在将来持续地发展下去，我们必须调整全球经济格局，改变人类的再生产行为，并且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一次剧烈的变革”^[17]。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顺利地、更好地进行。

(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参与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云南少数民族在祭祀天地、树木、鸟兽、潭泉、河湖等自然万物的时候，几乎都是全村老少全出动，这表明他们对大自然的尊重具有浓厚的集体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需要全社会人民共同努力，齐心协力才能达到共赢的目的。

四、结语

总之，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如果从封建迷信方面思考，原始宗教固然有不科学之处，但我们如果从生态文明、生态伦理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善待自然”的宗教观念对维系生态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许这正是我们应该继续思考的向度。

(此文原载于《红河学院学报》2009年第7卷第1期)

【注释】

[1]杨学政.原始宗教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97.

[2]杨学政.原始宗教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102.

[3]杨学政，袁跃萍.云南原始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0.

[4]杨学政，袁跃萍.云南原始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1.

[5]杨学政，袁跃萍.云南原始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3.

[6]杨学政，袁跃萍.云南原始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7.

[7]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水族——富源古敢乡都章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26.

[8]〔日〕大崎正治，郑晓云，〔日〕杉浦孝昌.云南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域)的文化与森林保护［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159.

[9]〔日〕大崎正治，郑晓云，〔日〕杉浦孝昌.云南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域)的文化与森林保护［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175.

[10]廖国强，何明，袁国友.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14.

[11]杨学政.原始宗教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124.

[12]谢涌，朱波.哈尼族传统习俗与森林资源管理——以云南金平马鞍底乡为例［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7(1):67－71.

[13]戴波，吕汇慧，周鸿.喀斯特地区撒尼密枝林原生态文化的生态价值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130－135.

[14]周弘.对云南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思考［J］.林业调查规划，2004(2):112－115.

[15]〔日〕大崎正治，郑晓云，〔日〕杉浦孝昌.云南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域)的文化与森林保护［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111.

[16]钱箭星.原始部落的生态平衡——一个生态人类学的视角［J］.思想战线，2000(2):51－55.

[17]〔美〕麦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M］.刘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