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优化历史传记真实性的方法

继承优秀史学传统提高历史传记的真实性

史学之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称为历史科学，主要在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就是真实性原则。所以，真实性问题是历史学的中心问题，当然也是历史传记编写和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准则。本文想就中外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杰出的史学家们高度重视史学真实性的优秀传统，谈谈对当前历史传记编写和历史人物研究中，加强真实性的一些看法，并就教于史学界同行们。

一、真实性原则是优秀史学传统之精髓

历史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但又是一门永远年轻的科学，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而不断进步，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优秀史学遗产。

综览世界史学发展的长河，从历史著作的编纂体例到历史学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及社会作用，中国和欧洲相较均有其明显不同的传统和特点。

例如，中国自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体裁，东汉班固又加以补充、发展后，纪传体遂成为我国传统史学最主要的编纂体裁，作为我国重要史学遗产的“二十四史”，都是以纪传体写成的，目录学家称之为“正史”。欧洲史学传统奠基于古希腊时期。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年）的传世之作《历史》一书，创立了叙述体的编纂体裁，以后成为欧洲历史著作的正规体裁。所以，欧洲的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用叙述体写成的。

再例如，中国人是最富于历史感的民族，历史学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从萌芽时期到发达时期，一脉相承，逐步提高，史学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并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传统的修史制度。国家设置史官、史馆，集体编写历史，再加上浩如烟海的民间历史著作（通称“野史”）。所以，中国历史上史家辈出，代不乏人。中国历史典籍之丰富、完备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得上。所以18世纪德国杰出的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公元1770—1831年）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也赞叹地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受欧洲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所决定，与中国相较则出现了由繁荣到萧条而又繁荣的曲折发展过程。再从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看，一直到19世纪以前史学在欧洲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爱好，史学记载的内容也比中国狭窄得多（多为政治史、军事史），其社会地位和作用也远远赶不上中国。

据上所述，中外史学的发展特点虽有其千差万别，但是，千条江河归于大海，无论中国史学还是欧洲史学，遗留给我们的优秀史学传统却是共同的，它们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优秀的史学传统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杰出的中外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原则，都具有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他们主张运用分析和鉴别的方法（即史料的批判方法）研究历史，辨别史籍的真伪，考订前人记载中的错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其次就是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即历史的垂训借鉴作用。杰出的中外史学家们均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核心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从中获取广博的知识，而且应当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历史也是过去的政治，历史为政治家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聪明的政治家们可从历史中利用过去成功的经验，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利用的优秀史学传统。这两个传统中占首要位置的仍然是历史的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衡量一切史学成果的价值标准。

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中国史学家们历来公认：“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和“直书”相对应的即“曲笔”。“曲笔”主张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所谓《春秋》笔法，有益者书之，不利者舍之。“曲笔”实际上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伪造历史“谀言媚主”的阿世之法。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虽然在封建社会里很难真正做到秉笔直书，书法不隐，但是，也要看到一些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政权，限制个别统治者的过分腐败，至少表面上还是提倡直书的。以下的一些记载可以说明之。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君灵公被将军赵穿所杀。为此，晋太史董狐书之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驳之曰：“不然。”太史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就连孔子看了这段故事，也赞扬董狐，说他“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也”（《左传·宣公二年》）。又据《资治通鉴·宋纪》载：崔浩在北魏任司徒，奉诏主持编撰北魏国史，他在《国书》的《先帝纪》与《今纪》中大胆“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并将《国书》刻石公布，以示直笔。尤其值得重视和注意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良史传统，作《史记》不隐恶，不扬善，据事直书。特别是其中的《封禅书》、《平准书》、《酷吏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中，揭露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等违背民意之事，史实准确，文采斐然，坚持了善恶并书的良史之风，堪为史家之楷模。鲁迅先生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曾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中国历史上正直的史学家们都正义凛然地坚持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恶，把人类历史的客观过程真实地记入历史巨卷，为此也经过了艰苦的斗争，甚至流血牺牲。史家因一言之褒荣于华衮，或因一言之贬则辱于斧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司马迁因“李陵案”殃及自身，但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业，他蒙受“腐刑”之辱，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业绩，写下了一部千古传颂的信史《史记》。刘知几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感慨万分地说：“古代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中国史学发展中刻意求真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良传统。

欧洲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杰出的史学家们，也为我们留下许多追求历史真实性的精彩语句和感人至深的实践活动。例如，被称作是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第一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又译为《希波战争史》）一书中写道：“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是真实的。”较希罗多德稍后被称为“刻意求真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6年）治史态度更加严谨，他进一步发展了历史批判方法，对所有的史料都要经过认真的核实、辨伪后加以取舍，在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开宗明义地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过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仔细考核了的。”他为了搜集有关战争的真实资料，走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及西西里岛。修昔底德的这种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是西方史学走向科学的开端，因此，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直被称之为“信史”。

生活于“希腊时代”（公元前3—前1世纪），被称作“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波里比阿（约前201年—前120年）继承并发展了修昔底德严肃的求真精神和对史料的批判态度，他坚持记载历史贵在真实，认为，“求真乃史家之第一要务”。波里比阿说：“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人挖掉双目就残废了，历史去掉了真实，所剩的就是无稽之谈。”他又说“历史学家不应以奇闻轶事来取悦读者，而在于精确真实地报道事实，不管这些事实是如何平淡无奇”（见波里比阿《通史》第二卷）。

总之，中外史学“秉笔直书”、刻意求真的精神也就是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当代史学家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史学传统。现代人编著的史书，不论其体例如何，是否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仍然是判断这部史书是否有价值的首要标准，真实性原则也是编撰历史人物传记、研究历史人物应遵循的准则。

二、当前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中存在的失真现象

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它能表达一个时期内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历史发展形势，也能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相当广泛。纪传体史书在我国古代史书编纂中应用极广，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人物传记写作自然也属于科学的范畴，真实性问题同样是历史传记编写理论的中心问题。如何准确、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活动，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就成为传记作者及人物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近些年兴起的人物研究热中，一些已出版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品中，失真现象却比较普遍，其主要形式有以下两种：

一是对那些被肯家的人物（如一些政治家、对外战争中的主战派等等），一般来说评价都比他们原来的形象要高大一些，有“扬之上青天”的现象，反之，对于那些被否定的人物（大多数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评价则比他们原来的面目要丑陋得多，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又有“抑之下黄泉”的偏激现象。

二是有的传记作者往往习惯以人画线，即以某一有定评的历史人物，作为评价其他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标准，这就是为了捧一个人而贬一个人，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你不是存心贬人，但贬了不该贬的人，也就捧不起你希望捧的人。这种为捧一个人而贬一个人的做法，就是违背了真实性的原则，对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有很大的负面影响。(www.xing528.com)

当前人物传记写作中评价失真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具有一定共性的现象。在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些名人《回忆录》中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些名人为了突出自己，就不惜伪造历史，对自己经历过的事，隐讳一部分，突出一部分，只讲自己出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麦城。表面上看来是“三亲”材料（亲历、亲见、亲闻），但并不真实。对这类史书，确需严谨的史学工作者们，运用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批判方法，予以辨伪才是。

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中评价失真现象的产生，有其较为复杂的原因，很值得史学工作者们进行深层次地探讨。我认为造成传记写作评价失真现象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传记作者，对其所研究的对象，容易从现实感情出发，从作者的主观意向出发，产生偏爱，以致出现不尊重史实，过高地评价传主，仿佛不把传主抬到出乎寻常的高度，就难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传记作者的某种意识强加于对传主的评价，往往会出现评价失实现象，削弱了传记作品的科学性。

其次，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道：“吾国承数千年来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闻所及，持一孔之论。”这种文化深层的心理积淀，至今尚未能完全消除影响，在人物研究中，人们也还存在自觉不自觉地用一些简单僵直的范式去规划复杂的历史人物，只要有肯定之处，往往大加溢美之词，甚至应否定之处，亦曲意为之开脱，评论之高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这样，评论的客观性自然就大打折扣。

再次，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部门历史学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时代大潮前，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能勇敢地面对现实，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自觉更新史学观念，使史学与剧变的历史阶段合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

例如，在经济利益的强烈诱惑下，个别传记作家或传记评论家们，急于“一鸣惊人”、“一举成名”，或出于其它背景和目的，已不再安心于“十年寒窗”的苦读生涯，不再遵循优秀史家传统中求实、严谨的治学精神，他们急功近利，专门以标新立异，颠倒历史取胜，对一些早有定评的历史人物，大作翻案文章，哗众取宠。如有的人过分地美化、拔高曾国藩、袁世凯，甚至周作人……。对这些人的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删节了，甚至那些连本人都不讳言的东西也从略了；而对那些不算太好的部分都改变了，变成非常非常之好的“完人”。在这些作者的脑子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早已荡然无存。这种风气在文学戏剧界也有反映，如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中，竟然把潘金莲、阎婆惜之流，抬高美化为古代“为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挚爱情的勇敢斗士”。其做法之荒谬，社会效果之恶劣，怎不令我们触目惊心!

又例如：近些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在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一种狭隘的地方史观。我必须指出，热爱家乡，弘扬地方文化，是一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反映，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为家乡编史修志也是一项留传后世的伟大事业，但是，个别具有狭隘地方史观学者，出于经济宣传的目的，特别是开发旅游资源和搞活地方经济的目的，违心地作与客观事实相反的论证和宣传，其表现形式是对历史上的名人、大事等想方设法，尽可能拉为自己的家乡所有，为自己的家乡争“早”争“最”。一些历史传记作者也受地方文化优越感的影响和自己学识、见识、工作范围的影响，在传记写作中对传主充满了非理性的溢美之词，于是出现了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成真实的历史人物看待，把明清时代的史料拉来当做先秦史实的力证等种种现象，这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女孩，而是一门充满了理性的科学。因此，对当前传记写作及人物评价中存在的失真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值得史学界警觉和重视。

三、对如何提高历史传记真实性的几点思考

历史传记真实性的问题既然是个较为复杂，值得史学界特别是传记作者及研究者们重视和探讨的课题。为了抛砖引玉，我想就如何提高历史传记真实性的问题谈一些认识：

第一，历史传记作者们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基本素养，特别应当重视“史德”的修养，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讲到一个优秀史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即功底）时，很好地概括出史家“三长”的理论。他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刘知几讲的“史才”，指天才、文才和文采。“史学”，指学识，主要指史学家应具有广博深厚的历史知识。“史识”，就是史家的见识、从事著作的指导思想。后来，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所著的《文史通义·史德》中在充分肯定刘知几的史家“三长”理论后，又为史家加了一条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史德”。这样，才、学、识、德的史家“四长”理论就形成了。“四长”之论不失为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且对我们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们来说，仍有可资借鉴并发扬光大之处。我的看法是：史家“四长”中以“史德”最为重要。所以，“四长”的正确摆法应是：德、识、学、才。

史德，主要指史学家个人的品德，即章学诚所说的“谓著书之心术也”（见《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又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不必一定圣人道德之极致也。”（见《文史通义·再答周莨谷论课蒙书》）用现代话来说，是指史学家要体现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要有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应该实事求是、准确地描述历史。

重视史学家的个人品德修养，在中外史学发展中都有很好的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不畏强暴的精神就是一种极其高尚的史德。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大学者梁启超在谈到治史的方法时强调：治史“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分，当如格林威尔云‘画我须是我’……乃至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词，亦当力戒”（见梁启超《新史学》）。梁氏这番议论即言治史者要力戒民族感情的纷扰与支配，才能理智、客观地对传主做出恰如其人的评价，他也是强调了治史者史德的重要性。

在外国史学上，希腊化时期史学家波里比阿曾精辟地说：“历史学家必须客观公正，无所偏私，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劣曲历史。如果自己的敌人有优秀的品质也应该赞扬，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做了坏事，也要无情地谴责。”（见波里比阿《通史》）

史学家的史德问题，直接关系到一部史著的质量，所以今天的每一位史学家都应该讲求实事求是的，不改变历史真相（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具体经过等历史事实）地撰写历史，使自己的作品留传给后世的是一部“信史”。

第二，要提高传记的真实性，还需传记作者们进一步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把握住如何运用古代史料的治学方法问题。

历史传记的撰写对史料的选择上与一般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由于传记主要突出传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为，所以史料来源除一般历史著作外，还需要更多反映传主个人活动的史料。其中：第一手的史料包括传主个人的书信、日记、诗文等原始资料。第二手史料古人在整理第一手史料基础上写成的古代历史著作，如历史人物传记、年谱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留传至今的古代史书大都是官修史书，我们在运用官方史料时，就应该注意到各个时代由于政治集团间的斗争，往往造成对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及史料的整理中为派别、集团的利益服务，存在片面性和不真实的问题。所以，对于古代留下来的史料仅仅用一般的考据方法加以校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史料尽可能放回到产生它的具体环境中去，才能较透彻地了解史料产生时的政治斗争背景、史料创造者的动机、各个修史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被记载对象之间的种种利害关系。只有运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比较切实地把握人物传记史料的真实性。

努力提高历史传记真实性的问题，是史学界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以自己的一孔之见，引起史学界同仁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本文原载于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文史与鉴赏》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