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98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城一所中世纪城堡的阴暗而潮湿的牢狱内，旅行家马可·波罗靠着墙根席地而坐，此时，他不过才四十多岁，但长期的旅行家生涯，加上牢狱中的折磨，使他显得格外的憔悴苍老。他的对面坐着的是意大利比萨城的小说家鲁斯蒂谦。单调寂寞的狱中生活使这对难友度日如年，为了消磨时光，马可·波罗只有给难友讲述使他终生难忘的东方之行。鲁斯蒂谦被这些前所未闻的“奇闻异事”所打动。在征得马可·波罗同意后，他用当时欧洲流行的法文笔录下来。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又译作《马可·波罗行记》或《东方见闻录》）问世了。它轰动了整个西欧，数百年间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在当时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半岛北部威尼斯城的一个商人世家。在他来中国之前，他的父亲和叔父已经到过中国一次，还受过刚刚继位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热情款待。1271年11月，波罗兄弟带了刚刚年满十五岁的马可·波罗再次踏上了迢迢万里的东方旅程，他们沿着汉唐时代早已开通的“丝绸之路”辗转东行，穿过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至西亚的两河流域，又横穿伊朗高原及中亚沙漠地带，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辛，不屈不挠地跨越了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再经喀什、于阗（今于田），由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玉门、酒泉、张掖、武威、宁夏等地，于1275年5月到达元世祖忽必烈避暑的行宫——上都（内蒙古多伦县境内，今仅存废址）。
波罗父子们的到来，使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高兴，立即召集文武百官盛会相迎，设大宴洗尘。并将马可·波罗列入了荣誉侍从的名册中。从1275至1291年的17年间，波罗家族三人都在元朝宫廷任职。马可·波罗由于年轻聪明，办事认真、谨慎，“学问精进，仪态端方”，又熟悉蒙古语及宫廷礼仪，故深得忽必烈的器重。曾受忽必烈派遣巡视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江苏、浙江、福建各地，还以元政府特使身份访问过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尼、爪哇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要考察当地的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等情况，向忽必烈作详细的报告。朝廷上下出于对他的信任和尊重，都称他为“马可波罗阁下”。
马可·波罗及其父、叔长年客居在外，难免产生思乡之情，他们多次向忽必烈请求返乡探亲，都未能获准。直到1291年，他们才得以借护送元朝阔阔真公主去波斯完婚之便，以护送特使的身份，从福建泉州出发沿海路西归。海上风云变幻，艰苦异常，历时两年半才到达波斯。离开中国时随从人员及水手多达千余人，经一路伤亡，到达波斯时只剩下十八人。波罗父子们受阔阔真公主的挽留在波斯休息了九个月后，于1295年返回了离别二十四年之久的故乡威尼斯。这次远游东方之行，使他带回了大量金银珠宝，他成了著名的百万富翁，所以故乡的人就叫他“马可百万”，称他的家为“百万宅”。
1298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市共和国，为了争夺贸易市场而爆发了战争，作为威尼斯市民的马可·波罗慷慨解囊自备战舰，亲任舰长，奋勇抗战，不幸大败，受伤被俘，而被关进热那亚监狱。在狱中他口述远游东方的经历，由同狱的鲁斯蒂谦记录写成《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的名声迫使热那亚政府不得不于1300年恢复了他的自由。出狱后他才在家乡娶妻生子，并继续经商，又活了二十四年，于1324年去世，葬在威尼斯圣洛伦索教堂的墓地，享年七十岁。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并有脍炙人口《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绝非偶然的历史事件，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同13世纪的时代特色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中西交通史新发展的成果，又是中西交通的长篇实录。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接触和交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种接触交往越来越扩大，越来越频繁，在这种频繁的交往过程中，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各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国从秦汉以降至明朝初年，对外部世界都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中国很早就通过传统的国际商路——“丝绸之路”和西方各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帝国从中国有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从中国得到了蚕种并学会了养蚕治丝的方法；公元7至11世纪，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通过阿拉伯商人逐渐传到了欧洲，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和东方国家的情况仍知之甚少。
13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崛起，统治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帝国。其版图西起欧洲内陆，东至朝鲜海滨，北自北冰洋，南达东南亚一带，一个时期内无数的国家和民族都屈服于蒙古骑兵的铁蹄之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所经受过的最激烈的一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野蛮征服。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蒙古帝国的征战，在客观上起到了把原来因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互相隔绝的文明地区，用暴力暂时联系起来的作用。在蒙古帝国的极盛时期，东西交通畅通无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极其繁荣，欧亚两洲各民族之间人口的流徙更加频繁，如13世纪中亚和西亚的各族人口，都曾移居到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及某些城市与地区，这种现象过去还不曾出现过。
蒙古帝国境内各地都建有比较完善的驿站制度，由蒙古守备队保证沿途商旅的安全。帝国境内，凡是持有蒙古大汗发给的通行证金牌者，沿途的官吏必须对他们的通行和贸易给予极大的便利。当时海路交通也很发达，是中国的大海权时代。从南中国海至印度洋一带海面上只有中国船。马可·波罗护送元朝公主阔阔真去波斯的船队共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其中好几艘船仅水手就近三百人。福建的泉州，是当时著名的国际通商口岸，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船舶往来如梭，大批商人都集中在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与前代相比，古代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的范围，在元代有了明显扩大，西北陆路及东南海道两条东西交通线同时并存，东西方交通贸易进入空前活跃的阶段。(www.xing528.com)
那个时期东西方来往的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是很多的，在13世纪前期来过中国的就有基督教圣方济各派教士普兰诺·卡尔毕尼（1182—1252年，又译为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1215—1270年），他们回国后也写过出使蒙古的见闻。（见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
13世纪东西交通空前繁荣的新形势，就是波罗家族一行三人东方之行及世界名著《马可·波罗游记》面世的重要历史背景。
威尼斯城特殊的历史地位也为马可·波罗东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西欧在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后，才迈着缓慢的脚步，进入了封建的“中世纪”时代。但西欧在封建社会的前五六百年，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古典时代遗留的一些工商业大城市一片萧条，文化也相对落后，这段时间被以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大师们称作是漫漫长夜的“黑暗时期”。直到十一、十二世纪以后，西欧经济生活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欧封建社会进入了发展繁荣时期，主要标志是随着手工业技术的提高，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了，随之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大城市，这些城市中最著名的就是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半岛北部的大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这些城市不仅是巨大的工商业中心，而且在和教俗封建主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城市自治权，十二、十三世纪时这些城市逐渐占领周围广大地区，成为完全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些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可以自行铸造钱币、建立军队、对外宣战媾和、发展商业贸易，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马可·波罗的故乡——“水城”威尼斯。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早在9至10世纪间，就在地中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从12世纪起威尼斯城市共和国的政权为商人贵族集团所把持，垄断了东部地中海的贸易权，他们从东方各国贩运珠宝、香料、丝绸等奢侈品，运到西欧各国高价出售，又把西欧各国的玻璃器皿等手工业品运到东方。到13世纪初，威尼斯在地中海上的船运和贸易的作用更加重要，特别是西欧教俗封建主第四次十字军东侵（1202—1204年）后，威尼斯排挤了拜占庭和阿拉伯的海上竞争，除继续垄断地中海东部和黑海各国的贸易外，还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和英国、尼德兰及德国的“汉萨同盟”各城通商。威尼斯极盛时期，拥有商船三千多艘，海员三万多人，其势力范围逐渐和蒙古帝国相衔接，这种形势有利于威尼斯商人进一步东行来到中国。
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是世界闻名的，他们长于对外贸易，富于冒险精神，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就直接用威尼斯商人作剧名，生动地刻画了中世纪晚期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轻财尚义的形象。
出生于威尼斯商人世家的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正是13世纪东西方交通畅通无阻，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等城市繁荣、工商业发达和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孕育着早期文艺复兴的时代。在这种极其有利的历史大背景下，马可·波罗受其家庭的熏陶，以其自身非凡的素质（智力、才干等）和努力，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世界名著。
我想以20世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赫·乔·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论及《马可·波罗游记》面世的伟大意义时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威尔斯说：“《马可·波罗游记》是一本历史上的名著之一。它打开了我们对13世纪的这个世界的想象力，仅仅是历史学家的编年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直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本文原载于《丝绸之路》期刊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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