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地区仰韶文化与神农氏：先周历史文化新探

第一节　神农氏与仰韶文化——从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谈起

庆阳地区地处陇东，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周先祖不窋及其子孙在此经营多年，开辟了泾河、马莲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诗经·豳风·七月》反映的就是这一带的情况。

区内最早的旧石器文化是距今7万年的“蒲河人群”，最晚的旧石器文化是距今3.75万年左右的“马莲河人群”;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文化。周春茂《关于零口村文化的年代问题》，对仰韶文化及前仰韶文化进行了界定划分，据地层关系和碳－14及热释光测年，依次定为白家村文化(即老官台文化)，距今7900—7020年;零口村文化，距今7300—6600年;仰韶文化，距今6450—4850年^[1]。

庆阳地区境内至今未发现周文所列白家村文化和零口村文化。以周文所给仰韶文化的上限距今6450年计，新旧石器文化间隔达3万年之久，二者之间无必然的承继关系。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明显地表现出两个地域性特征:第一，从出现的时间上和规模上呈爆发现象。全区共有仰韶文化遗址576处，属于早期的半坡类型达260多处。这么多的仰韶文化遗址短时间内大面积出现于庆阳大地，问题值得探讨。第二，新旧石器文化遗址区域分布重心南北相反。旧石器8处文化遗址都分布于庆阳中北部，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数分布于中南部，而且数量多、密度大。如北部的环县、华池县分别有仰韶文化遗址53、28处，平均174、135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遗址;南部的宁县、镇原县、合水县分别有仰韶文化遗址88、135、132处，平均23、14、22．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文化遗址。这种分布状态反映出庆阳南北两地的地理特征:北部是沟壑梁峁，南部是川原平地，南北气候、海拔差别亦较大。这种地理、气候、海拔差别，正好反映出采猎经济和农业经济不相同的时代特征。

庆阳地区仰韶文化，分期以关中的文化分期为绳，即半坡类型、史家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庆阳地区历史上及现在都与关中文化、经济、政治联系紧密，其文化特征与关中为同一性。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使人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系由关中半坡仰韶文化移民传入的。这种关中文化移入庆阳地区的现象后来更多，如不窋自邰(武功)至庆阳等。

半坡为仰韶文化的起始点，其传入庆阳的现象，反证整个仰韶文化自半坡产生后向四周扩散发展的现象。仰韶文化由起始点向四周扩散发展的现象，与我国古史传说的神农氏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考古学为物的历史，古史传说为人的历史，物是由人创造的，人又是以物为存在条件。无论是物的考古学研究，还是人的历史学研究，其终极目的是要走在一起的，这是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本文把仰韶文化与神农氏文化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存在于中原及关陇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神农氏部落创造的。

一、神农氏和他所处的时代

国家1996年5月启动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把夏代建立时间定在公元前2070年。近期中科院又开始了“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具体研究龙山文化到夏商周这段历史，即通常所说的炎黄和尧舜禹时期。“炎黄”是对中华文化的总称，其实，“炎”与“黄”仍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炎帝以前的历史《史记》及《竹书纪年》不载，二书不载并非由此以上的历史不存在，在其他史籍中就记载有神农氏炎帝以上的传说历史。今天，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看待所有传说历史的记载。

仰韶文化时期是我国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及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期，神农氏文化正好处于这一时段上。

中国古史传说最久远的是“三皇”、“五帝”。“三皇”一说是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一说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因为“三皇”是传说中的几个部落首领，无法具体分出孰先孰后，但综合三皇两说，我们可以把远古时代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燧人氏反映人们对火的使用，属于早期人类阶段。女娲氏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后世的汉代把女娲与伏羲捆在一起，范三畏先生在《旷古逸史》一书中又证羲、娲是远古时期“四象婚”一类，虎羲而蛙娲。则可以认为伏羲所处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或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期。“三皇”两说中只有伏羲与神农无异意，而伏羲又偏早于神农氏。又因神农氏炎帝天子为黄帝所代的史实，则神农氏在“三皇”之中最晚，距今最近。

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发明栽培农业的时代。《汉书·食货志》解释:“辟土殖谷曰农。”从《食货志》的解释上看，开辟土地种植谷物才叫“农”。换言之，在栽培农作物以前的采集植物籽实不叫农业，只能称为采集业。“农”字的特定含义说明，神农氏就是发明了农作物栽培，才称为神农。栽培农业的出现则证明人类从植物籽实食用进入了创造食物阶段。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极其重大的划时代的革命，推动这场革命的人就是神农氏。

神农氏发明栽培农业史籍有记载。《春秋纬元命苞》称:“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又言神农“三岁而知稼穑”。剔除其神话色彩，“好耕”、“知稼穑”则指栽培农作物。《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得更为具体:“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药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在《主术训》中则说明了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昔者神农之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客观地以发展的目光看待这段文字，显然，它说的是神农氏自发明栽培农业到其后炎帝榆罔失天子位的整个神农氏部落发展的全过程。

神农氏发明栽培农业促使母系氏族社会解体，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前一种向后一种转变，没有促使前一种灭亡的决定性因素的出现是不能完成这种转变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必须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形成的结果。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栽培农业的出现。栽培农业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标志，它不但代表先进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原因是人类尚为猿时的食物就是植物的果实，脱胎于猿后虽增加了肉食，但采集野果和植物籽实仍是其主要食物来源，即所谓的“采集农业”。而采集农业和狩猎这种简单的生产力，是无法促使一种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采集渔猎，男女皆能为之，在以女性育雏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中，狩猎采集和捕鱼，女性皆能承担。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男性未显示出决定性主宰力量。男性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就不能促成母系氏族社会的解体。男人之“男”，意为田里的劳动力。这个字的出现证明在栽培农业出现后男性所起的重大作用。栽培农业使人类从简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转变为自己创造发展食物，男性在这个过程中担当了主角;剩余谷物的出现和原始医疗业的出现，延长了人的寿命，增强了人的生殖能力;子女增多和保管食物的需要，把妇女拉回家中，田里的劳动她们只起附属性作用。于是，辉煌了一个相当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在新的生产力走上舞台、新的生产关系形成后走向瓦解。对我国栽培农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神农氏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掘墓人。

神农氏部落经历了父系氏族社会初期阶段和发展阶段。《吕氏春秋·慎势》说:“神农氏十七世而有天下也，与天同之也。”神农氏部落在神农发明栽培农业，尤其是生产工具耒耜的发明后，使原先所有与其处于同一个生产生活水平上的其他部落远远落于后面。神农氏携带先进生产力和有社会保障作用的原始医疗业两大“高科技”，使神农氏部落呈快速发展状态。食物来源有了保障，简单疾病可以治疗，延长了人的寿命，使多数人能进入壮年期。壮年期的人精力旺盛，智力得到最大限度开发。智力的开发，促使生产生育双丰收，部落人口迅速膨胀。原先的生存地羌水流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向外发展成为自然而然的趋势。故而蜀人是神农氏后裔，湖北隋县有神农的足迹，中原曾一度为神农氏炎帝部落称雄。神农氏也有了连山氏、烈山氏、厉山氏、骊山氏等别称，实则都是其支系。他们足迹所到之处，占用的是无人使用的荒平地，即使有本地部落，只是教其与己共同开发利用土地，不存在后世的为土地而争斗。神农氏给土著部落带来了光明和生存的希望，他们所到之处受人欢迎。所以《史记·赵世家》中说:“神农氏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反映的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时代的现实。

神农氏部落所到之处的四川盆地、神农架河谷、关中、中原及陇东都是利于农业生产之地。这些地方的有利条件又促使了其部落的快速发展。神农氏在羌水流域的天宝地区发展起来后，稍向东就到百公里之外的半坡。他们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并使之成为其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又源源不断地向各处输出其文化，以至于后来到中原登天子位。所以仰韶文化为农业文化，也是神农氏文化。由于神农氏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从而把江南各部落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就是我国南方历史上曾一度发展滞后的原因。自神农氏到炎帝，其部落经历了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和发展期，时间长达1858年之久(详见后文《中国人文地理三阶段模式》)，直到其部落又一历史人物炎帝出现，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二、炎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神农氏和炎帝是一人还是二人，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不管意见多么分歧，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教天下种谷。考古学证明我国的栽培农业已有6000年的历史，那么始教天下种谷的神农氏，就属6000年前左右的人了，而黄帝代炎时间已到了金石并用的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300年左右，不管持一人说者举出怎么有力的证据，一个人是活不到千年以上的。

炎帝临魁是神农氏部落发展到新阶段上又一重要人物。认为神农氏与炎帝为一人，这是把上古历史放在一个静止点上看问题，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传说人物。《国语·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礼记·祭法》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两种说法，一个模式，孰对孰错?都对。神农氏部落散居于那么广大的区域，各支系在自己所管辖的天下从事活动，农业又是主业，能无管农业的儿子?若硬要说某一说不对，则忽视了神农氏文化广泛的区域性。历史从纵横两方面都说明神农氏与炎帝为二人。由于神农氏部落在黄河中下游一直处文化领先地位，其在各部落以及自己所分化出的支部落中享有崇高地位，可能一直为松散部落联盟精神上的领袖。整个仰韶文化区，经过长时间农业文化大普及、大发展，各部落的生产水平都发展到新阶段。农业经济是以土地为主的经济，因此，各部落之间的疆域概念已形成，谁要发展谁就要占领更多更好的土地。私有制的本质促使部落之间为各自利益而争斗的局面出现。这种争斗不仅是双方的，而是影响到其他部落、部族的安全。骚动的社会需要在一个更大范围上、有一定约束力的组织来协调，这便是国家机器。这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又要产生质的飞跃——进入较大范围的国家统一期。炎帝临魁作为神农氏部落的首领，携其祖上余威，以其部落强大势力作后盾，当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的天子。他是中国国家的创始人，中国上古历史发展阶段上标志性人物。这时，神农氏部落的历史进入其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古代国家期，即自临魁以下的7帝时期。父系氏族社会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奴隶制已在腹中躁动着，跃跃欲试，即将出世。这一躁动期又经历了自炎帝至黄帝再到夏朝初期，这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尽管没有地中海沿岸那么剧烈。

“炎帝”二字的文化意蕴。《世本·帝系》张澍集补注本说:“炎帝，神农氏。宋仲子曰: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这里说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不对;说炎帝是身号是对的;神农是代号，应是神农氏部落的代号。古史传说“神农氏”是三皇之一。“皇”与“帝”词义不同。“皇”是大的意思，“帝”是天神的意思。《说文解字》:“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这恐怕是引申式解释。郭沫若认为“帝”为“蒂”的象形。陆宗达《说文通论》与《甲骨文字典》皆认为“帝”“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楴’之初文”。但从会意组合角度看，“帝”的构成，其下为巾，巾为女，亦可为人为众;中为屋，亦可为天地之分的界限;其上为立，即一人站立在众人、大地之上的空中。从整体上看，是一个高高居于众人及大地之上的“人”，即天的儿子。下面代表众人，符合《周易》中上为天为阳，下为地为阴的概念。阴为女，故以女人代众人。这可能是古人造“帝”字的本意，“帝”字是“天子”的语言符号。“帝”谐音“低”，“天子”仅仅是比天稍低的又站在众人之上的人，用“帝”专指“天子”以示与众不同。

“帝”为天子专称，为区分各个帝，必须给他加身号，有如后世帝王年号、谥号。于是就给帝临魁前加上了“炎”字，合称“炎帝”。史称“炎帝”以火成，故为火德。我们紧扣神农氏发明栽培农业这个主题，才能理解“火”德本意。刀耕火种，以火开路。庄稼收割后，第二年再种，又要烧桔秆，故上古农业是火的农业，神农氏部落是火的部落，神农氏文化也就是火文化。这个特征异常突出。用火表示第一个神农氏部落首任天子，再形象不过了。炎帝又是天的儿子，为天神;太阳一出，大地一片炎热，这也是天神所赐的上火、天火。大地种五谷一片地火。二火重叠为炎，象形会意，恰到好处。“炎”与“帝”一样是专为天子临魁所造之字。这才是称火德的真正原因。后世言黄帝以土成为土德，也与“炎”字一样，却有点牵强。至于再后的什么“德”就成为比附了，后起的五行说硬套前朝历史，不足为凭。

从炎帝临魁初为国家天子的这一事件上也可看出，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经过长时间发展，到炎帝任天子时就真正形成了。这一思想无论其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从积极方面讲，今天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平衡，则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

三、神农氏文化在仰韶文化中的表现

1．彩陶尖底瓶是两种文化的结合点。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物中，有一种特殊的器物——彩陶尖底瓶。当人们欣赏了它独特的艺术造型后，会不会发问:古人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种既费工又不好使用的器物，它的用途仅仅是打水吗?若专为打水，平底岂不更好!要解开这个谜，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探讨一下设计制作者的创作动机。首先需要排除的是他们绝不会是随心所欲的随便制造。因为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当时，显然制作平底器要比尖底器容易，也便于平时存放使用。古人绝对不会舍易而求难。他们造此器物必有所图。图什么?为表达一种思想。观其形，像一棵麦粒或稻粒。自然麦稻粒到人工栽培麦稻粒的发展是由瘦长到圆胖，尖底瓶的发展也经历这样的过程(见后图)。原来这是古人仿照麦稻粒形状来表达农业的主题。麦稻是农作物中最好的粮食，选择它们作为器形模式最能代表农作物。为什么要表现农业?农业开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新纪元，至今世界上一切发明对人类而言都大不过农业，农业理当受到特别的艺术表现。

尖底瓶是祭祀的礼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祭祀性礼器。它在纪念一个人，栽培农业的发明者神农氏。庆阳地区正宁县宫家川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件人面纹饰葫芦瓶(见后图)，甘肃省大地湾与甘南州卓尼县各出土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见后图)，这三件彩陶瓶虽是平底，但其主体造形仍属尖底瓶一类，只不过尖底瓶大概专用于祭祀，平底瓶可能兼用于日常生活。正宁县的葫芦瓶，人头在瓶腹，意谓智慧的头颅发明了农业。大地湾和卓尼县的人头在器口，寓意一样。卓尼县的瓶腹画的是篱笆纹饰。神农氏的明堂和黄帝明堂是一座高高托于空中的四面无遮拦的干栏式房屋，房屋无墙，四柱之间要有斜杆拉撑，才能稳定。卓尼县人头瓶身三根小柱出头，中间斜画三道纹饰，好像斜拉的木撑，这可能反映的是神农氏明堂的建筑形式。若此，人头纹饰葫芦瓶和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人物就是农业的发明者神农氏。岁终祭祀时，尖底瓶、葫芦瓶里盛酒浆或食物祭祀神农氏。神农氏智慧的头颅发明了农业，在器物上表现得可谓巧妙。

神农氏为神而受人崇拜，不但在称谓和器物上得到反映，而且在后世典籍中也能找到依据。“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2]即周人国祀中的“禘、郊、祖、宗、报”。神农氏为人类做出了那么大贡献，理应祀为神，人面纹饰葫芦瓶和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正好把他捧上神的宝座，这就是彩陶尖底瓶的真正含义。彩陶尖底瓶是连接神农氏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2．火部落文化在器物上的反映——火波纹。前面谈到炎帝以火成，故为火德的原因时，说神农氏炎帝部落是火的部落，这种火文化在仰韶文化器物上就有反映。尖底瓶等器物上画几道形纹饰，一般认为是水波纹，这种解释未尝不可。然而我认为是火波纹。仰韶文化中有渔猎经济不可否认，但主要已是农业经济了。庆阳地区仰韶文化中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说明农业已是其主要的经济成分。一种文化既有渔猎经济，又有农业经济，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条件下，作火波纹解释更符合情理。渔猎已不占主体经济，在尖底瓶这个祭祀农作物发明者的器物上画水波纹与情理不符。神农氏部落农作物栽培烧荒烧秸秆，火海一片，火苗连串，如同火波纹。尖底瓶上的波纹上下尖形，似连续不断向上窜的火苗;而水波纹一般都带弧形。古人为什么不画成弧形波纹却画成尖形波纹，显然是一道一道的火波层层逼进燃烧，是表现农业主题，表现他们火部落为大地带来了火，带来食物，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新天地，也是对火的崇拜。画成更能形象地展示神农氏火部落的生活内涵。

3．原始医疗业在实际生活中的探求和使用。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让人们知所避就是原始医疗业。这是神农氏的又一历史性大贡献，他把人的寿命大大地延长了。如果如马克思所说会制造工具是人猿相区别的话，那么学会栽培农业和医治疾病，就使人类最后彻底摆脱动物界进入了智慧的高级阶段。所有动物只会猎取食物，而不会创造食物;几乎所有动物都会得病而不会治病。农耕和医疗这两大法宝使人类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仰韶文化中虽无医疗的直接证据，但却有间接证据。仰韶文化从起始点向四周扩散，扩散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是连同人一起扩散的。他们也不是部落整体从甲地向乙地迁徙，而是膨胀人口的分化析出。人口为什么会膨胀，是医疗保障的结果。疾病死亡是制约古人类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之一。仰韶文化中如果仅有农业，人口是不会快速增长的。否则，古人就不会有生殖崇拜。

4．农业的反映，前已述，略。

四、神农氏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共同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仰韶文化与神农氏文化从文化内涵、存世时间、发展形式和发展动因四方面存在七个共同点:农业经济、原始医疗、存世时间、文化起始点、发展模式、存在空间、发展动因。由此我们认为二者为同一文化，是神农氏部落创造了仰韶文化。

1．文化内涵方面

(1)农业经济相同。两个文化都有农业经济而且都是从人工栽培粮食开始的，逐步发展为主导经济。(www.xing528.com)

(2)原始医疗业相同。

2．存世时间方面

存世时间相同。两个文化都开始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期，时间约在距今6000—4000年之间，长达2000年左右。

3．发展形式方面

(1)文化起始点相同。两个文化都起始于关中秦川，只是一个在半坡，一个在宝鸡，两地相距百公里左右，在大的范围里仍是一个，只有先后之分。

(2)发展模式相同。两个文化的发展模式都是从一个起始点向周边地区发展。进而形成一个大的生存空间。

(3)存在空间相同。仰韶文化西到甘肃中部，北到陇东、陕北，东到晋南、豫西，南到陕南，神农氏文化存在空间还略大于仰韶文化存在空间，两个文化存在的空间基本吻合。

4．发展动因方面

发展动因相同。两个文化向外发展的动因都是在其内部农业和医疗业推动下，部落人口增加后自然而然向外移民的结果，有点像细胞分殖，是为了给增长的人口寻找新的生存地。

这四方面的七个共同点就使得两个文化叠印重合，从而证实仰韶文化是神农氏部落创造的。物的历史与人的历史相重叠，使仰韶文化有了自己的主人，所以，中国这段历史是神农氏部落的历史，在历史纪年上应写成神农氏文化时期。

尚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是神农氏部落创造了仰韶文化的命题，若单就神农氏文化而论，其存世时间和涉及的范围还长于和大于仰韶文化，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两个文化分属于两个不同学科。这里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只论及神农氏文化在某一时段和某一范围中的问题，未涉及其全部。

五、确定仰韶文化是神农氏部落创造的意义

既然已确定仰韶文化是神农氏部落创造的，那么仰韶文化的存世时间就是神农氏部落的存世时间，由此，我们就可以确定出自神农氏至夏代一个基本的历史纪年表。

《三皇纪一》记载了自神农炎帝起的7帝各人在位年:帝临魁:80年(或云60年)，帝承嗣60年(或云6年)，帝明49年，帝直45年，帝厘48年，帝衰43年，帝榆罔50年。这个纪年表的各帝在位年，总体看来时间偏长，但并非不可信。后世为帝者在位年达60年还是有的，清康、乾二帝俱是，商武丁和周赧王都是59年。然而这毕竟是特殊的。我们把临魁在位年定在60年，帝承嗣在位年定为6年，则较为可靠。因为炎帝临魁作为神农氏部落建立国家的第一位天子，必有所为，故在位时间长;帝承嗣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已在临魁为天子时有所消耗，继位后可能不久即逝，故在位时间短，如此则其部落为国家天子时间是261年。这个时间的下限也就是黄帝代炎帝榆罔为天子的时间。这个时间在中国历史大系表上究竟是那一年呢?这要由自黄帝始的五帝时期具体时间来确定。

五帝时期并非五帝，而共有7帝，即黄帝、帝玄嚣(少昊金天氏)、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在《史记》中帝挚在位有记载，而帝玄嚣无记载。《竹书纪年》沈约按帝玄嚣有“居帝位”、“不居帝位”两说。庞永臣《姬蜀尊俎祭轩辕——三星堆文明禘祭管窥》说明了原委。黄帝与炎帝三战板泉而践天子位后，各路诸侯未全部立即归服，黄帝采取了相应的平抚之策，对神农氏之后蜀山氏就采取了联姻策略。他派仁德忠厚的长子昌意以太子身份取代神农氏后裔蜀侯，取蜀侯女为妻，以安慰蜀侯，稳定西部地区。昌意之弟玄嚣称“金天氏”，为西方众诸侯之长。数年后，黄帝登遐，玄嚣继为天子。玄嚣在位时发生了孟翼与“九黎之乱”，即书云“共工氏霸九州”，中原九州大部分地区被孟翼篡据，帝少昊显失其位。玄嚣在其侄昌意之子韩流帮助下平定共工氏，共工失败怒触不周山身死。韩流在助叔父玄嚣平乱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叔父玄嚣之后，韩流继帝位重新统一中原，为帝颛顼。这就是《史记》中黄帝之后其孙继位的缘由。玄嚣因失位，所以不列入五帝之中。所谓五帝是指帝王中的“圣帝”，看看《史记》对五帝的记载就明白。

五帝时期各帝在位年无确切记载，《史记》中说黄帝百岁而终，帝尧活了118岁以上，帝舜活了98岁，《竹书纪年》与其近是，难信。人有高寿者，然天不因其贤则假以高寿，其平庸则予短寿。《甘肃日报》2001年12月10日，转发新华社12月6日曹文忠、林平制作的《中国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图表中，给出了自夏以后各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夏为18岁。按此表五帝时期人均寿命最大也就是18岁。假若对黄帝、尧、舜的寿命只能言其高，但绝对不是那么高。以神农氏7帝比附五帝时期7帝平均在位年，大概也就是37年左右。我们以平均37年计算，得出五帝时期共计为261年左右。由此就可以接续上自神农氏下至夏代的历史纪年。由此则得出炎帝践位在公元前2592年，黄帝践位在公元前2331年，夏朝建立在公元前2070年。

这里有两点需说明:第一，神农氏部落历史下限已突破周文所给予的仰韶文化下限，进入下一个文化期，是正常的。原因是人与物的历史可同步，亦可不同步，一个统治时期内的物在发展，而统治集团的统治却不因物的发展而终结，可以延续到考古学的下一个文化期。第二，炎帝以前神农氏部落首领除神农氏外无记载。炎帝建立了上古国家，故其以下各帝有记载。其以上无记载，是因为当时社会还未发展到需要记载的阶段，更可能是无记载手段——文字。

附:人面纹饰葫芦瓶(图1)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图2、3)火波纹彩陶尖底瓶(图4)

图1　甘肃省正宁县宫家川遗址出土

图2　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

图3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出土

图4　甘肃省宁县春荣乡董庄遗址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