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与宁县玉米楼的先周历史文化研究成果

第八节　“京”与宁县玉米楼

“京”是“明堂”的原始名称

宁县庙咀坪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是省级文物保护大遗址。因为周先祖公刘曾在此定都建国，后世人便习称它为“公刘邑”、“公刘坪”。又因历代人在此大肆兴修庙宇，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庙咀坪”。其实，“公刘邑”、“公刘坪”也不是庙咀坪最早的名称，《大雅·公刘》中说:“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乃觏于京”，意谓于是看见、发现了“京”，由是则知庙咀坪古名叫“京”。

查《中国历史地图集》，殷商时期有“京”字的地名还有一个晋西北的“燕京戎”之京。这两个地名都在当时的戎狄文化区，为什么戎狄地名会成为后世华夏民族国家首都的专称呢?《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从高省，象高形。”按此解，庙咀坪称“京”是据地形而言。宁县位于马莲河、城北河、九龙河汇合处，东西南北是四条原头。庙咀坪是北原下延至川中的三级台地，坪高40米，南北长800米，南部宽200米，北部宽450米。其北有两条小沟把坪与北山断开，中间仅留一车道。坪东北有一高30多米的大丘叫“太子冢”。太子冢地层与北山一致，坪的四周及冢顶都有人工板筑痕迹，是一座利用天然地形加工而成的四面凌空的高台——城中城。按《说文解字》关于“京”的解释，“京”指“太子冢”较为合适。

黄帝时期明堂复原设想图(采自《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

庙咀坪称“京”，并不仅仅是它验证了《说文解字》的解释。因为就地形地貌来说，庙咀坪的地形地貌并不是在全国所仅有。“京”在中华远古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丰富的内涵。杨鸿勋先生在《日本考古资料揭示——日本神社源于中国——借此破解:昆仑=干阑=京》的文章中，把《史记·封禅书》记载的黄帝明堂(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和《淮南子·主术训》中记载的神农明堂(“昔者神农之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相比较，认为是同一种形制。他把日本弥生时代神社遗址与我国夏文化遗址的宫殿形制加以对比，得出日本弥生时代神社源于中国古籍记载的黄帝明堂的结论。文中还附有经他复原了的黄帝明堂图:四周环水，中间高地上建一座下由木柱支撑的宫殿，上为二开间茅草顶，四面无壁，西南置带蓬楼梯，叫“昆仑”。实际上就是一座祭神用的高架栅居干阑式的建筑物。“昆仑”上古读音为“干阑”，“昆仑”是文字发展之初明堂的注音符号。“京”的图形作“”，是高架栅居的语音符号。他得出结论:明堂=干阑=昆仑=京。^[10]杨先生关于“京”的破解，为解读庙咀坪古地名“京”提供了依据。

“京”是神农氏炎帝文化的遗存

“京”是明堂的语音符号，从文化继承关系上则知，明堂最早是神农氏炎帝族创造的。还有两条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及杨先生对“京”的界定。

第一，明堂的功能。《史记》记载的黄帝明堂只有祀上帝的一种功能，而《淮南子》记载的神农明堂有三种功能:仓储、祭祖、祀神，具有实用和精神崇拜两方面因素。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实用性应是明堂产生的第一目的，即仓储的需要。古人知道高架栅居储存谷物要比地穴和半地穴居室优越，不易霉烂变质，保存时间长。人们从地穴转到地面居住后，发现把谷物悬于通风的高处比堆放在平地上更利于保护，故而把地面居室向高延伸，不做围墙使之通风，与阴暗的地穴相比，高出地面方可称明称堂。古人有一种习俗，凡新获谷物总要先让祖先尝新，因此把新谷新韮供在祖先宗庙，祭奠祖先之后才敢自己食用。也许神农氏炎帝族(或其后)人们把祖先神位移置到了明堂上，既让祖先尝了新，又很好地保护了谷物。至于神农氏明堂祀神，应是从其祭祖中衍生出来的。神农氏发明了栽培农业，被后世尊为农神，该族祭祖时也等于祀了神。后来祀神观念日益加强，明堂终于从最初的以仓储为主发展到以祀神为主。黄帝明堂只有精神崇拜的祭祀功能，而无实际生活使用功能，证明它为时较晚，是神农明堂“京”的继承和发展，弱化了实用性，加强了对神的精神崇拜。

第二，“京”字的上古读音。“京”上古读jiɑnɡ(姜)不读jinɡ。《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出现“京”字，如《大雅·文王》“裸将于京”、《大雅·大明》“曰嫔于京”、《大雅·皇矣》“依其在京”、《大雅·思齐》“京室之妇”、《大雅·下武》“王配于京”等。程俊英《诗经注析》中说“京”读“姜”音，属韵读阳部。“姜”是神农氏炎帝部落的姓，古文献记载，炎帝以羌水成为姜姓，黄帝以姬水成为姬姓。“京”、“姜”同音，“京”又存在于戎狄文化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京”早期写作“”，表示了这种神舍的形式，那么它的读音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要读作“姜”，而与神农氏炎帝姓氏相同呢?如果从宗庙祭祖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难理解。它读作“姜”表示这是“姜”姓的宗庙，为姜姓祭祖的地方，标志性特强。弄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在黄帝代炎帝后华夏文化区没有“京”的原因。黄帝推翻了炎帝，他也要祀上帝，就继承了明堂的建筑形式，无论祭祖不祭祖，对明堂是绝对不能再称“京”(音姜)，叫“京”就等于承认神农氏炎帝的存在，若祭祖就等于姬姓宗庙却标示姜姓宗庙，从那方面都说不过去。从黄帝明堂只有祀神的单一功能分析，他当“天子”后，把祭祖从明堂中分了出去，另立了宗庙，避免了文化上的难堪。如此以来，“京”就完全从华夏文化区消失了。《史记》中“拜祠上帝”之“祠”，约略使人们看到“京”在当初有宗庙祭祖功能的蛛丝马迹。

“京”是宗庙，“姜”是姓，二字同音不同义，古人是怎么区分的?以声调区分同音字是汉语的一大特征，二字的区分就在声调上。古汉语专家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中说:“上古的声调只有两大类，就是平声和入声。中古的上声绝大部分是平声变来的，少部分是入声变来的;中古的去声大部分是入声变来的，少部分是平声变来的(或者是由平声经过上声再转到去声)。”由此则知汉语声调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过了上古二声调(平入)，中古四声(平上去入)和现代四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变化。入声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存在了，但在某些方言中仍存在，据要学棣先生考证，宁县方言中就存在入声现象。“姜”在上古、中古和现代都为平声，音调未变。“京”在中古已读jinɡ，现代读阴平，上古平声与现代平声不同，因此可以认为是“京”音声调发生了变化，“京”在上古神农氏炎帝时期应读入声。这样，“京”、“姜”一入一平，就把表义分开了。

“京”、“姜”二字在神农氏时期(可能为中晚期)字已成型，义指明确，其意义不容低估。在本书附章《神农氏与仰韶文化》一文中，我们提出仰韶文化是神农氏部落创造的观点，现在“京”“姜”二字音、形、义的破解，表明我国在神农氏时期已有了成形的复杂文字。最近，文物报报道，在夏文化陶片上已发现7个用软笔朱书的较复杂的文字。如此，我国文字学在上古时期已架构了一个框架体系:关中仰韶文化中的52个符号文字——黄帝代炎帝前的“京”“姜”二字——夏文化中的7个软笔朱书文字。尽管这个框架还很单薄，许多字尚未解读，但说明我国文字的出现最迟在黄帝代炎以前，更证明黄帝时仓颉造字传说不假，他对古文字做了第一次规范性工作。(www.xing528.com)

公刘使“京”嬗变为都邑之称

当时的华夏文化区在公刘前没有“京”字地名存在，也证明“京”这种明堂建筑形式是神农氏炎帝部落发明的。

神农氏由于发明了栽培农业，使其部族很快发展，后来发展到中原成为上古时期的“天子”，从而奠定了华夏族及其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华夏族由此滚动发展，逐步吸收融合周围部族部落，使这个文化主体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黄帝族在炎帝末年发展壮大后，联合其他诸侯在涿鹿之野三战而败神农氏炎帝族，把他们赶到四周边远之地，黄帝代炎帝成为“天子”，成为此后华夏民族及其文化的主体。这个大事件，造成明堂的语音符号“京”在华夏区的一度消亡。

“京”的音、义表明它源于神农炎帝的姓，显示的是神农氏炎帝文化。战败后被赶到边远地区的神农氏炎帝族，并不因为其统治地位失去就不姓姜，其宗庙就不叫“京”。他们到了新的生活地照样建宗庙祭祖，新宗庙仍叫“京”，这就是“京”存在于当时的戎狄区——今宁县庙咀坪和晋西北的原因。

“明堂”四周圜水，中间是高地，高架栅居建在高地上。来到西北荒僻之地的神农氏炎帝族，新修“京”必然仍循此规。宁县庙咀坪三面环水，基本符合“京”的圜水条件。“太子冢”又高居坪东北，更符合建宗庙神舍条件，因此在“太子冢”上建京就完全成为可能。公刘率族迁到宁县，无论从北山上或马莲河西边的原头上，都能很远就看见庙咀坪和“太子冢”，所以诗中说“乃觏于京”。“燕京戎”之地名“京”与庙咀坪之京同理。《说文解字》“人所为绝高丘也”，依稀反映了“京”原为宗庙神舍这类人工建筑的历史痕迹。“京”的词义在公刘时代发生了最后一次嬗变，它因地名而代指国家首都，叫“京”或“京师”。此后词义便一直稳定在这一意思上，成为后世首都的专称。炎黄文化分离约700年后，至此又融合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玉米楼是“京”的另类嬗变

世界上全体华人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文化就是炎黄文化。然而历史上黄帝文化是主体，在各类文化载体上都表现得强烈明显;炎帝文化相对较暗淡，现实中我们甚至指不出什么是炎帝文化，至多只能说存在于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中。“京”文化内涵的破译，使炎帝文化的光辉呈现于世人面前。

神农氏炎帝族发明了明堂“京”，它当初的仓储、祭祖和祀神的三种功能后来产生了分化、延伸，具体反映在五个方面:京(首都专称)、宗庙、社稷庙、居室和仓储。后世首都称“京”这是世人都清楚的。宗庙就是天子宫前的“左宗”、民间的宗庙、祠堂。社稷则是皇宫前的“右社”、民间的社稷庙、土地庙。居室就是普遍存在于南方农村的高架栅居。专门性的仓储则存在于宁县东部山区及庆阳地区北部的山区乡镇。

明堂“京”作为居室，北方已不多见，因为这种高高托于空中四面通风的建筑，在寒冷的北方作居室是不适宜的，处高不避寒。它普遍存在于南方农村，恰好适应了南方潮湿的气候条件，人居高处，防潮通风，不易生病，因而被保留下来。这是神农氏明堂被其后裔带到南方后在其使用功能上的继承和发展。

明堂的仓储功能保留下来，得益于宁县山区的文化落后。宁县东部山区每个农家都有一个玉米楼，它平面呈正方或长方形，四角由四根木柱擎起，各面施若干小立柱，在距地面约1米高处平施木椽，用荆条编成底和围墙，顶上是木构架两檐出水的茅草顶，一面开一小门，供存取玉米用。有些玉米楼在顶与围墙之间还有一定空挡。把宁县玉米楼与神农、黄帝明堂相对照，便会发现它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无楼梯并低了一点。宁县在公刘率周族到来之前属戎狄之间的豳地，庙咀坪又称“京”，因此民间仿明堂之形建造专门储存谷物的什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京”文化的孑遗。“京”的仓储功能的另一变异是普遍存在于宁县民间室内的木架囤，用于储存颗粒谷物，下部中间开一码眼使谷物流出。

若不是杨鸿勋先生提示，谁能料到宁县玉米楼，这个不起眼的俗物，却有如此深刻的文化内涵。宁县与《诗经》中的“京”、“豳”及“庙咀坪遗址”一起体现着神农氏炎帝文化、先周文化。宁县庙咀坪遗址是炎、黄文化的交汇点，神农氏炎帝文化与先周历史文化在宁县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得到充分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