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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周历史文化新探》第四节:田畯与田畯至喜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田畯”一词最早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周礼》明确说“田畯”是农神。《诗诂》统称六遂为“田畯”,也仅仅说明六遂具有“田畯”的职能,而不是“田畯”。

《先周历史文化新探》第四节:田畯与田畯至喜

第四节 “田畯第”与“田畯至喜”

解放前,宁县湘乐镇傅家山一傅姓大户在客厅悬挂不少匾额,其中两块书写“周南雅化”和“田畯第”。《周南》是《诗经》十五国风第一风,赠匾者意在褒扬傅氏是诗书人家,门风品行不同流俗。“田畯”出自《豳风·七月》及《小雅》中的《甫田》、《大田》,意在说明傅氏家族中有人做过“田畯”。田畯是什么官?为什么西周以后就已消失的田畯一职在宁县还存在?

“田畯”一词最早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小雅》中的《甫田》、《大田》原封不动地照搬该诗句。《周礼·春官宗伯·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

从《诗经》看,“田畯”是组织田间生产管理的生产队长式的小官;从《周礼》看,“田畯”又是神。

说文解字》:“田,敶也。树谷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畯,农夫也,从田,img54声。”《辞海》:“田畯,①官名,周掌管田土和生产的官员。《诗·豳风·七月》:‘饁彼南亩,田畯至喜。’毛传:‘田畯,田大夫也。’②农神,先农受祭者……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诗诂》:“《周礼》无田畯之职。盖六遂中邻里鄙酂县遂之长,高者为大夫,卑者为士,通称为田畯。盖农田之俊也。一曰农神。”

从以上所引得知,田畯共有农夫、农夫之俊者、田大夫(官名)、先教田者、农神五种含义。《辞海》说“田畯”是周代设置的官名,而《诗诂》说《周礼》中无此职,查阅《周礼》,确无“田畯”一职。《周礼》明确说“田畯”是农神。以此观之,说明“田畯”一职由来已久,尚不是先周时的产物。它可能产生于初农时代。

田畯的称谓表明了我国上古时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轨迹。据史书记载,我国栽培农业创始于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得非常明白。神农氏为了发展栽培农业,亲自尝百草,教民植五谷。他是农业的发明者,又是农夫,更是教田者,人们称其为“神农”。神农氏具备了典籍解释的田畯为农夫、农夫之俊者、教田者和农神五种含义中的四种,所以当初的“田畯”当指神农。

从“田畯”的五种含义推想,神农氏当初可能是其部族的一员,而他的部族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神农氏强烈的求知欲和奉献精神,使他发现了野生植物可人工种植,便试种,这就是他的“农夫”和“农夫之俊者”身份。试种成功后教更多的族人种植,又具有了“古之教田者”的身份。在土地尚无主人的时代,人们靠群体采猎维持生计,反映在当初的田地种植上必然是群体行为。群体行为一方面要教导之,一方面又要组织管理,这就是他的“田大夫”的身份。于是神农氏完全具备了田畯的五种含义。以《说文解字》及《诗诂》分析,神农氏正是这样的人,是发明栽培农业、教民种植的农夫中的最为优秀者,人们以“田畯”来称他,是对其颂扬。这可能是“田畯”一词的最早来源。此后他为部族首领,东向中原为天子,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一伟大人物,在原始宗祖祀神观念下,人们宗祀他,就呼他为“神农”。“农神”是后世人对这种宗祖行为的解释。

在原始母系社会里,女性为氏族的主宰。因此,对神农这个氏族中男人的佼佼者,称呼田畯是恰当的。农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食物结构。人工食物粮食的生产,使人们“有则饱之,无则饥之”的处境大为改观,基本解决了“温饱”。这种变化带来了人类社会一系列变化:人的寿命大为延长,多数人能活到壮年期;壮年期的人们智力得到大开发;精力旺盛,生育力增强,氏族人口增加;妇女生育的子女多,加重了其抚养任务,从而把她们从社会活动的主体地位拉回家庭劳作上;农田生产需要很好地组织;氏族管理量增加。这一切必然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权力的转移。在此情况下,这一氏族第一次选举出了一位男首领,他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神农“田畯”的头上。这一变化也许是在自然的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但却是划时代的,由此开创了父系氏族社会先河。中国社会在静悄悄中实现了巨大变革,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了,这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它标志着母系氏族社会从此一步步走向终结。

神农氏部族在神农领导下,农业生产继续发展,人口继续膨胀,使得原生活地容纳不了日益增加的人口,遂产生了人口自然输出,去寻找新的生活地。这就产生了神农氏族四向发展的趋势,进而到中原为天子。其部族的外迁,则把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各地,引导其他氏族部落仿效生产,一步步使中国社会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当初的田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已被后世宗祀为神,这是人们对农祖的尊崇和纪念。但现实中后任的田畯仍作为一个教田者和管理者而存在,并继续发挥它的社会职能。《七月》中的田畯就是这样的小官。西周建立后,官方已不设此职。《周礼》称它为农神,说明了“田畯”的历史变迁,名称虽同,实质已发生了变化,反映了先周与西周两个不同时代的特征。《诗诂》统称六遂为“田畯”,也仅仅说明六遂具有“田畯”的职能,而不是“田畯”。因此,《辞海》说是周代设置的官职是错误的。

周始祖弃,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第二位为中国农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的作用与神农相同,他把农田耕作技术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弃是从自己发明创造先进的农田耕作技术开始,再向部族推广,后为尧舜农官后稷。他在农业生产上的历史性贡献,也同样获得“农神”、“谷神”之称。神农和后稷从发明创造到教民法则之再到神的相同经历,为“田畯”一职做出了至为明晰的注释,他们无愧于这个光荣的称号。(www.xing528.com)

周始祖弃,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交叉点上,他对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对我国社会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使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就是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制社会的诞生。无论后世学者怎样解释“田畯”一词,它所包含的农夫之俊者—教田者—管理者—农神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容,跨越了几千年时空,表现出我国社会所发生的两次历史性大变革。大概这就是“田畯”一词深厚的文化底蕴。

“田畯”由人到神的演化,使原本同一的事物在半路上分道扬镳,作为神它走到了西周建立;作为人,现实中的教田者、农事管理者,它走到先周时期的《七月》,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既需要神,更需要教田者。《豳风·七月》所产生的时期,是倡导农业的周族在豳地陇东生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周族还是氏族公社制,田地归周族共有。因此,“田畯”在《七月》中是组织农田生产管理的生产队长式的小官,也兼具教田者的角色。

在西周建立后,周王分封诸侯,把全国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只给自己留下京畿之地的“籍田”(甸服),也只是象征性的“劝农”的田地。周王一年四季全部所需是由“甸服”之外的“侯服”、“卫服”、“宾服”、“要服”的诸侯以贡赋来解决。

事实上,在土地分封后,土地也就完全私有化。奴隶制已在我国夏、商二代实行了一千余年,周族要统治全国,不可能继续实行其落后的氏族公社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此情况下,周族下层从事劳动的社员在不知不觉中已转化为奴隶的身份。《周礼》所反映的是周天子属下的朝廷官员,并不反映已分封了的各诸侯国的官职情况。各诸侯国的官职设置是类比周朝中央官制。分封后的周贵族诸侯其属地之民已是他族,即使有本族人,也是极小部分,也因其为创业建国之族人而享有一定特权,成为一些下层小官,分封国的多数人则是异姓奴隶。因此西周的“公田”、“私田”不反映社会制度的体制问题,只是衡量当初各诸侯分封土地多少、田地等级高低、交纳贡赋多少的标准,这在《尚书·禹贡》中有反映。至于“私田”则是诸侯们在自己封国内开辟了多少荒田,其性质是不纳税或少纳税。

在周王京畿之地的籍田上,农夫看起来和其建国之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无二致,生产统一由周天子所委派的各级官员管理,其中也包括“田畯”一类官员,生活上仍然由周天子供给(《甫田》中有“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但身份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由农夫变为奴隶了。《大田》与《甫田》同为反映周天子京畿之地“籍田”上生产情况,文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私田,则是周天子属下官员在“籍田”上的公田之外开辟的荒田,它的管理和贡赋性质则和诸侯国相同。这是周天子在他的“籍田”中给其大夫、士的一些特权,并不是农夫之田。把“公田”与“私田”同归于我,只有周天子才有这种权力。诗人是以周天子口气写诗,故才有此称。我们不能把这一特殊现象当作西周社会的普遍情况来对待;否则,会堕入五里云雾中。

正因为“田畯”作为官职是先周时期所设,而在西周时由于土地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在周朝正式官职中就不能存在了,故而《周礼》中无此官职。《诗诂》把六遂类比于“田畯”,也仅仅是类比。《辞海》不察详情,不区分时代,所以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周礼》无此官职,其结论从何来。

《周礼》无“田畯”一职,那么宁县傅家的“田畯第”是说先周时代的事,还是说近代宁县尚有“田畯”一职?为解此谜,我们专门拜访了见过此匾尚健在的陈鸿儒老先生。陈老先生读过“四书”、“五经”,他说“田畯”来自于《诗经》,宁县的“田畯”就是农官,傅家有人做过农官,所以就给他送了“田畯第”的匾。

宋代《田畯醉归图》

“农官”一职在宁县东区存在,虽曰“农官”,实际不是官,也不由官方任命。宁县东区多沟壑,文化落后,读书人少,农民庄稼离不开农历。要不违农时,就必须要有人懂农历、天气、农时。为解决此问题,各村社就推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做“农官”。“农官”的职责是根据节气,对农时年成做出预测预报。他走村串社,把预测及节气通报大家,指导该区的农事生产,其报酬由大家共同承担。宁县“农官”的性质类似辞书解释的教田者。读书人知道它的职能就是古代的“田畯”,因此又以“田畯”称之。

宁县的“农官”是从先周时期就传承下来,还是后世所设,因无资料可证,不能妄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国社会从先周到解放前,都是农业经济经济性质无本质变化;不识字的农民要种庄稼,就离不开“教田者”,这应是事物的基本规律。因此,推想它是古今一以贯之。尤其宁县又是周先王早先生存之地,这一习俗在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地方更容易保留下来。至于宁县不称“田畯”为农神,是因为宁县民间所敬的农神就是“后稷”,宁县人也知道后稷教稼,神农氏发明农业,在解放前建造的庙宇中的壁画就有很多这类题材。

“田畯”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不管它的名称怎样变化,但始终在表现着“教田者”的具体职能。它与农业经济相始终,当着工业革命到来时,它也就与当初产生它的农业经济一起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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