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昌个人品质-先周历史文化新探

第一节　文王昌的个人品质

先周的历史到了文王昌时已近尾声。然而这个尾声却是波澜壮阔的，它不仅仅埋葬了一个旧奴隶制王朝，催生了一个奴隶制新王朝，而且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决定了处于世界东方的这一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为此做出奠基性重大贡献的就是周文王昌。

文王昌是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周武王发和周公旦之父。文王生活于商末，商朝封其为西伯侯，是周族推翻商朝的奠基人。其祖父古公亶父自戎狄之间的邠国城(今宁县庙咀坪)迁往关中的岐，为周族取天下迈出了战略性的第一步，使周族处于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上。遂后其父季历以此为基础，大力进行武力征服，为周族抢夺了西部和北部大部分地盘，向东越过其先祖弃的封地邰(武功)到今咸阳以东的程。周族的政治统治此时已由岐东移到了关中的中心地区。文王昌接替周族首领之后，在其祖父争抓天时地利的基础上，又打出了人和的旗帜。至此，可以说商朝的天下已在周族的手掌之中。

《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诗经》中的《大雅》、《周颂》对文王的道德倍加称赞，称他的德行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1]天帝也对他赞誉有加:“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2]《史记》和《诗经》中还记述了虞、芮国之君因“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羞惭而归的事。诸侯闻其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尚书》的《康诰》、《酒诰》等篇中对文王之德亦多有称赞。文王的个人品质从这些史籍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在人治为主的中国，君临天下的天子个人品质对全社会会产生很大影响。文王优秀的个人品质与尧、舜一样，成为中国古代帝王的楷模。

文王可贵的个人品质对其取天下至为重要。个人道德品质不高，不足以服人揽众，没有号召力，也没有人去为他卖命。天子的个人道德品质，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疾苦，在诸侯林立的上古时期，也关系到诸侯们个人及其方国的命运和利益。诸侯需要公正诚信的天子，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反之，他们就会背弃他。诸侯闻虞、芮二君被文王治理下的臣民感动而化解干戈，大家当然希望这样的人来当天子。因此，诸侯们在文王之德感召下叛商归周就在所难免了。

司马迁把文王的德行归结于四个方面:第一，“遵后稷、公刘之业”，也就是提倡经营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第二，“则古公、公季之法”，即依法办事。第三，“笃仁、敬老、慈少”，这是国君个人品德中最为重要，也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一个不爱人，不关心天下疾苦的人就得不到天下人的尊重。第四，“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这个阶层的人，一般都是既有为平天下出谋划策的愿望，又有个人利益追求，具有一定才能的一类人，他们的依附或叛离对取天下和治理天下至关重要，礼贤下士就可以让这些人为其卖命。这四方面就是文王灭商的品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