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三地之说：探寻先周历史文化

第三节　关于先周的三地之说

学术界研究先周历史，最大的分歧是确定不了先周在什么地方。自汉以降，文献记载在陕西旬邑或甘肃的庆阳市，近代又有山西之说。学者们所持观点，自有其根据。但要弄明白它确切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检讨对“先周”这个概念的界定。

“先周”，是指周朝建立之前的周族。不管三地之说的观点如何分歧，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先周历史有三个阶段:弃、不窋为第一阶段;不窋至古公亶父为第二阶段;古公亶父至武王灭商为第三阶段。这三个时段是由两个较明确的时间断开，即不窋自窜戎狄之间的夏末帝孔甲(“七年，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之时和商末古公亶父下岐山的帝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之时^[4]。学术界苦苦寻觅的是这二时相夹的第二阶段先周族的生活地域，亦即“戎狄之间”的豳地所在。

先周历史三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其性质是不同的。第一阶段从尧舜至夏末，周族人分别生活于山西的夏都(陶寺)和陕西的武功(邰)，其文化性质基本是夏文化或相当于夏文化的陕西地方文化。第二阶段，周族已窜戎狄之间，其文化基本是与商文化相当的地方性文化。第三阶段时间很短，其文化是商周混合型，或说是以商为主的周文化。由于这三阶段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因而其文化性质亦不同。寻找先周在戎狄之间生活的第二阶段的文化遗存，不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所在地去寻找。即使找到文化遗存，绝不会是真正要找的先周第二阶段考古学文化，也不能证明它便是当时先周族“周道之兴自此始”^[5]的所在地。先周第二阶段是生活在“戎狄之间”，这是史学界已经盖棺论定了的。陕西、山西的考古都曾试图考掘出先周第二阶段的文化遗存，其结果不是殷商便是西周，这本身就值得令人深思了。

先周历史第二阶段在什么地方，持山西说的王玉哲先生有一段话:

“周太王迁岐以前先周族所居留的邰、豳、漆沮、梁山等这些早期的地望是不是也如前人所说都在陕西泾渭地区呢?到目前为止，从田野考古上一直找不到明确的迹象。30年代在陕西宝鸡发掘了一批瓦鬲墓。邹衡先生通过田野考古和出土器物的研究，认为瓦鬲墓第一、二期是先周文化。瓦鬲墓第一期的年代不会晚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殷墟文化第三期和殷墟文化第四期的绝对年代已被估计为商代廪辛至帝辛之间。邹衡先生说:‘早在先周文化第一期以前，泾渭地区已存在相当于早商和晚商早期的青铜文化。’1972年1月就在岐山县京当发现几批青铜器，据说‘应属于商代晚期前段，即殷墟早期阶段’。1973年12月在扶风的白家窑修建水库，发现一批陶鬲、陶豆、陶罐，‘时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邹衡先生就指出:‘可见岐山、扶风一带确实分布有相当于武丁以前的商文化遗址与墓葬。’李仲立也说:‘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直至目前为止，有关专业人员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查，也未能在武功邰之地发现先周文化遗迹。’”

“据此，则泾渭地区在周太王从邠迁岐以前，虽然有古遗址，但不是先周文化，而是商或其他部族的文化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可以明确地说:‘先周文化第一期也绝不是从陕西的商文化第一、二、三期直接发展来的。’很显然，旧说先周族早期迁徙地点邰、豳等地在泾渭地区，未必可信了。”^[6]从引文可知:

第一，学者们未分清先周历史三个阶段，用先周史第二阶段囊括三个阶段。本应寻找的是第二阶段的文化，却在周族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生活地去寻找。

第二，如果在武功邰找到文化遗存，只能是周族第一阶段的夏文化或相当于夏文化的陕西地方文化和周族第三阶段的文化，亦即商文化及商周混合型文化。

第三，岐山和扶风的商文化恰好说明先周第二阶段不在这两地。宝鸡地区瓦鬲墓的绝对年代上入殷墟三、四期(廪辛至帝辛时期)，表现出似商而不是商文化的特征，正是先周第三阶段的文化特征。因为宝鸡距殷墟远，又处商戎边缘地区，在商代，其文化应有地方特色，虽不是由商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亦或有商文化因素。即使无商文化因素，也是与商同时的陕西地方文化。古公亶父至武王灭商是数十年时间，先周第三阶段生活在这里的时间如此之短，一时形不成鲜明的文化特征来，这是考古界需仔细考虑的。对史学界来说，我们不能因为岐山、宝鸡无先周文化遗存，便否定先周族的古公亶父等周先王曾由这里实施翦商战略;亦不能由此即断定先周第一期也不在陕西的邰，而在别的地方去另找一个近似的邰或周原。

王先生否定陕西说之后，十分肯定地说先周在山西。其理由有二:邰不在陕西武功邰;山西在西周时有许多姬姓之国。王先生否定邰的理由是以山西之“骀”训邰。邰是周人封地，这是《尚书》等古文献一致的记载。邰为地名，骀是指马、指事，以“骀”训邰实在牵强。至于山西有众多戎狄姬姓国家，恐怕是王先生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黄帝代炎后至五帝时期一直生活在山西，黄帝以姬水成，所以为姬姓，山西怎能没有姬姓后裔呢?第二，尧封周始祖“弃”为姬姓，是对姬姓后人的确认，使平民无贵族身份的姬姓后裔“弃”有了贵族身份。弃至不窋，世为尧舜禹三朝及夏农官后稷约十三代人，其中任意一代的后稷也会在为官之地的山西留下其后裔，十三代后稷未必仅本人在中央做官而无亲属，也未必十三代后稷仅本人只生一个儿子来继承后稷之职。

周族的后稷既是夏朝之农官，又是其周族之首领。夏时的周族应生活于山西与陕西两地，大多数族人在陕西，其直系亲属应在山西。从尧至夏末帝孔甲时，周族累世为后稷约500年。在500年间，就算只有前几代有人留下后裔在山西，其族系也够庞大的了。因此，山西有姬姓之国不足为奇，山西有后稷庙、稷山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只能说明先周历史第一阶段的一部分在山西(一部分在陕西武功的邰)。我们不能因此说不窋之窜后的先周历史的第二阶段也在山西。戎狄有姬姓之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传》中就说匈奴的祖先是夏族。戎狄与华夏族的区别不在姓氏，而在是否行华夏礼仪。中国传统的礼仪形成于西周时期，在夏朝尚未完全成熟。黄帝及弃的后裔一部分生活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其文化未跟上处于先进地区的那些随后为华夏族的部族，故而成为不习礼仪的戎狄族。

王先生又举文献记载，试图证明周是夏的后裔来证明先周在山西。《尚书》中的《康诰》、《君奭》、《立政》中有周人自称其为“区夏”、“有夏”之词。“夏”是上古华夏族对自己的总称。夏为大，华同花，其意为既大又美好的民族。禹启父子家天下后，其族始以“夏后氏”称，在此前不称夏。夏族何以称“夏后氏”，从词意即知其意。“后”是“司”的反写，“后”与“司”同为执掌、司职之意。^[7]氏是区别上古族别的姓，“夏后氏”合称之意是司掌夏族(即华夏族)大族的一支氏族。夏、商、周三族同事于尧舜，是华夏族的三大部族。其后三族均以“大”义各称其族。在《诗经》中，周族就自称“我为旧邦，其命维新”。商族称“殷”，“殷”即大。周族称“周”，意义是既大又周全，并暗含华意。周族统一天下，是以华夏旧邦居之，自称“区夏”“有夏”，理直气壮，名正言顺。不能因为有周人自称“区夏”“有夏”就据此说周是夏族后裔。周族不但继承了华夏族的天下，而且在音乐上也继承了华夏正声。《周礼·春官》中就有《肆夏》、《王夏》、《昭夏》之乐。若称“夏”便是夏族后裔，夏族后裔便应来自山西，那中国人便都是夏族后裔了?也都来源于山西了?

厘清先周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就有了解开先周历史之谜的路径，文物考古也有了时间标尺。在邰只能找到先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文化，先周第一阶段文化与夏文化在时间上相当，特征上也基本相似，跟随其后的是商文化，再后即先周晚期文化。在扶风岐山找到的文化，先期是商文化，晚期是先周第三阶段文化，先周晚期文化属性应以商为主，是商周混合型文化类型。这二地未发现明显的先周文化，是因其与商文化区别不明显，故考古学在这个问题上要细分，否则不是混于商文化就是混于西周文化。至于先周历史的中期，应是在甘肃的以宁县为主的庆阳市前原区，这里有大量的先周文化遗址。要说有标志明显的先周文化，就应是这里的文化，因为周族在这里才开始了真正有别于夏和商的先周文化。庆阳市的周文化遗址发掘较少，我们虽然不能一下子说出具体的证据，但其考古学文化序列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周文化，脉络十分清楚。

概括地说，先周历史，主要是其中期阶段湮没了数千年。历代学者为破解此谜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心血，何以莫衷一是，主要问题是各执某个时段欲证全部先周史，类似盲人摸象。若把所有观点综合起来看，先周早期在陕西的武功邰和山西，中期在甘肃庆阳市，晚期在陕西关中。理清了先周历史三个阶段，同时也就明白了周人三迁的不同性质:不窋之迁是亡命，公刘之迁是向外扩展，古公亶父之迁是战略转移。

【注释】

[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版。

[2]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3]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4]参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5]《史记·周本纪》。

[6]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7]见《说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