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亶父迁岐：政治战略大转移

第二节　古公亶父迁岐是政治战略大转移

周族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在上古时代的各部族中，周族是一个极特殊又仅见的部族。每当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周族都会涌出一批极有作为的人物来: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交替之际的始祖弃;夏商交替之际的不窋、公刘;到了商朝末年，又一连出现了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昌、武王发，以及制定周礼、典定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周公旦。历代成批圣贤人物的涌现，表现出这一部族的智慧和才能，使这一部族的历史鲜活生动，也使我国上古历史显得丰富多彩。

《孟子》、《庄子》和《吕氏春秋》都说古公亶父离邠迁岐是戎狄所逼，他不得已才大度地让邠于戎。让地让王，确实道德高尚，非圣人孰能为之。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庄子·让王》:“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吕氏春秋·审为》:“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之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数家记载，从时间先后分析，依次为《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史记》。《史记》较为详细，显然是《大雅·绵》与《孟子》的撮合。我们把《绵》与《孟子》的记述作以对照则会发现，《绵》没有交代古公亶父自邠迁岐的原因，《孟子》则说是狄人屡屡相侵逼之故。

这数家说，意思一样，句型相同，只是依次从繁到简，语言更为简练，显然是转借所致，说明原材料出自孟子之手，是孟子观点。《史记》是这一材料和《大雅·绵》的撮合，仍沿袭了孟子观点。据此得知这一观点出笼，完全是孟子所为。孟子这一说法，不知来自于其他史册，还是出自于他的儒家思想的需要而杜撰。总之，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与我们所能见到的事实不符。古公亶父自邠迁岐，完全是又一次为取天下而采取的主动性战略大转移，即使有狄人相侵之事，也完全是一种政治借口。其理由:

首先，作为史诗的《大雅·绵》没有这个观点和说法。我们读该诗就可明白。古公亶父与夫人视查周原，开荒修路，建造都城宫室、大社。若果如《孟子》所言“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诗人何言“戎醜攸行”?为什么这时就不能谦让了。

其次是《史记·周本纪》中古公亶父的自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这才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兴什么?取天下实现其先祖不窋的梦想。古公亶父生有三子:泰伯、虞仲、季历。泰伯、虞仲是后世公认的贤人。当他们得知其父欲把君位传于贤孙昌时，就知趣地躲到荆越之间，文身断发，好让三弟季历(昌之父)顺理成章地继位，然后再传于文王昌，了却其父最大心愿，让文王昌取天下。

第三，《诗经·周颂·閟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如果前两点仅是由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则是由周人自己所作的结论。古公亶父之后，季历和其子文王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古公亶父过人的远见卓识和政治谋略。他实非孟子所说的为戎狄所逼而让出了邠国之地，他走的是较之于其先祖不窋、公刘更为高明的一步棋。

季历及文王的所作所为，进一步证实了《孟子》观点不能成立。季历继承古公亶父之位仅3年，便展开了凌厉的军事攻势，且看《竹书纪年》记载:

王(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www.xing528.com)

二十四年，周师伐程(咸阳东北)，战于毕，克之。

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

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

王(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

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2]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时出自汲冢魏襄王之墓，学术界公认是魏国史书。魏国之立已是战国之时，该书记载上自神农氏及黄帝，下至魏襄王入葬之时。依理而推，魏国有史书，东周及其他各国也应有。该书所记之事包括了《孟子》在世时间，因此，孟子作为大儒，应知道这些历史事实，他的《孟子》一书中就有《梁惠王》。梁惠王即魏惠王，孟子为什么对史实视而不见呢?显然出于他儒家学说的需要，刻意将古公亶父主动去邠迁岐，渲染为让民、让地、让王的仁德典范。

按古公亶父“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的思路，季历之举是完全遵循他既定的战略方针。他第一次出兵，就从秦川之西攻到了八百里秦川之中心地带“程”，还越过了始祖姬弃封地“邰”，并在程建邑。此后程邑就一直作为周族的行都，直到文王昌自程邑迁丰，而岐下之周原仅作为周族的后方基地。从西周历史地图上可以得知，季历一系列军事行动，占取了商朝西部的关中及北部广大的戎狄之地。季历被杀前伐翳徒之戎，实际上周族已从西、北两面对商朝的京师形成了战略包围。周族的军事锋芒所指，已直接威胁到了商王朝。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季历竟然自投罗网去京师献捷，他的被杀也就在所难免。古公亶父与不窋二人都是弃祖先之地而走，周史诗却对其大加赞誉，让他与其先祖公刘齐名。周人为什么不尊不窋，却偏尊古公亶父呢?自相矛盾，这一事实使孟子观点也失去了存在依据。季历为文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半壁河山，周人也同样不尊季历，大概由于他是被商王文丁所杀那不光彩的结局。从这个角度说，更表现出古公亶父善于识人和敏锐的观察力。季历尽管有大作为，但他第一要务是开疆辟土，只能是过渡性人物。

据上述情况，我们对古公亶父迁岐原因加以澄清。轰轰烈烈五百余年的商王朝，到古公亶父之时已成衰败之势，诸侯们如同夏之末时，已与商王朝离心离德，西北诸戎也相继侵占商朝领土。作为具有政治战略决策能力的周族大政治家古公亶父，敏锐地看到这一政治发展趋势，争天下的机遇又一次降临周族头上。历史给他提供了实现周先祖不窋、公刘取天下之梦的良机，但他却偏处在争天下极为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他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目的，首先必须离开这个可以保身却难有大作为的陇东，到能纵横驰骋的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有立足之地后，再行发展。然而当时的商朝虽然败势已定，但国力尚强，势力薄弱的周族尚不能直接与之交锋。由此，古公亶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先下关中，避开商朝锋芒，在商戎交界之处的岐下插足，与商与戎皆无大伤害。他放出了避戎狄相侵相逼的信息，作为政治策略来迷惑商朝，使得商王不产生疑心。他这一造势，博得了周族及臣服于周族的邠人的赞赏，取得了政治资本，也顺利地走出了第一步。《竹书纪年》载:“(商)武乙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邠迁于岐周。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3]这证明亶父迁岐是商王同意的。也可能是古公亶父已占取了岐周，初即位的商王武乙对既成事实的确认——周族既已占取，远在西陲，商朝鞭长莫及，也可以借此抵抗西戎对商朝边地的袭扰。故而在日后季历攻伐戎狄之时，商王不但确认，还予以奖赏。

古公亶父作为一位政治战略家，深知取天下只能徐徐图之，自己和儿子只能做打基础的工作，实现他的远大政治意图只能在其孙文王昌之时。因此，他不急不躁，远比其先祖不窋高明得多。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战略家，经周密策划部署，果然圆了十多代周先王的天子梦。使他没想到的是，孙子昌在把商朝天下掌握于掌心之中时，也像他的祖父一样不急不躁，在条件未完全成熟时不做最后一搏。昌在有生之年未等到最合适时机，只好让儿子武王发来实现最终目标。武王发继位后又等3年始伐黎，终于在最恰当的时机灭商建周。随后，又是文王昌的小儿子周公旦完全巩固了周朝。周族在这一特别时期，三代五人的伟大政治才能造就了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取向，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