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历史文化新探》揭示《豳风·七月》反映

第六节　《豳风·七月》反映的先周社会

《豳风·七月》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全面反映远古农事的诗歌。它生活气息浓厚，形象生动鲜明，真实细腻。总体上它又显得大气磅礴，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七月》，把我们带到那个遥远的生活环境里，使我们与古人对话，观看他们日常所作所为，倾听他们衷肠倾诉，与他们一起忍受严寒的煎熬，春天的温暖，丰收的喜悦。

一、《七月》的成诗年代

《毛传》:“《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后人据此多认为《七月》是周公所作。“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后世误为周公所作耳。”^[13]“《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周公作也。”^[14]《诗经注析》在《七月》题解中转述崔述、方玉润二位先生之语后说:“崔、方二位的分析颇为中肯。这样一篇规模宏大的农事诗，决不是那一位天才所能成就。其中有古代的农谣，有豳地的民歌，应是集腋成裘的作品，而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然有一个积年累月的流传过程。至于最后由谁整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周公，还是其他人，倒是无关宏旨的。”^[15]我们认为上述学者的分析，非常公允中肯，《七月》就是集豳地农谣民歌而成的组合诗。

《七月》作为豳地农谣民歌集腋成裘之作，其农谣民歌的特征在后世的豳地农村文化传习中还能强烈感觉到，而且能找到其影子。宁县的民谣、民谚，相当一部分就是按月令来叙述的。如民谚“七月里白露八月里种，八月里白露犁不等”，它把月份与后世形成的二十四节气结合在一起。大量的指导农业生产的民谚则已把月份换为节气，如“早上惊了蛰，晚上拿犁拐”(耕地)。“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处暑不出头，割得喂了牛”(指回茬糜子)。“种谷种糜子，酸杏塞鼻子”则是以物候来指导生产。这些民谚一个鲜明特点，是按月令季节来指导农业生产，不识字的农民只要记住这平实又有韵律的谚语，就知适时从事农业生产，与《七月》在形式上和性质上完全一致。纯按月令来叙述的则表现在较长的民谣上，如《男寡妇上坟》、《长工谣》，从一月里一直唱到十二月，每月的气候、衣、食、住、行都不同程度地贯述其中。循此形式还有五更调、四季歌。虽然月令变为五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但与《七月》中按月令叙述的形式无本质区别。

在上古时期，古人为指导农业生产，观日观星识天气。《七月》的月令，正是古人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行动指南。截至20世纪70年代，宁县农民还口念农谚种庄稼。自《七月》起，农人代代相传相袭。虽然有月份变节气的现象，模式仍不脱《七月》巢窠。这种情况又反证了崔、方、程、蒋诸先生的分析判断(《七月》遗俗在宁县的表现，后文仍有专谈)。崔述说:“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宁县城公刘邑东南的九龙川每年有桃花会，阳春三月满川桃花，踏青赏花采桑挖野菜的红男绿女，徜徉其中确实古朴纯真。这一由来已久的古朴习俗与《七月》的情景交相辉映，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七月》。

宁县九龙川初春景色

《七月》作为豳地农谣民歌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七月》里描述的内容全是农夫的日常生产生活，其描摹之真切入微，确如方玉润先生所言“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诗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虽然作为月令，说天象，也具有起兴作用，它与下文“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场面和意象。北风觱发寒气栗烈，居住在茅草屋里，农夫一家在怒吼的北风里，冻得浑身发抖。灶坑里的微弱火苗，抵不住侵骨寒风，由火联想到炎热的七月，随口唱出了“七月流火”的农谚，再以无蔽体衣褐联想到“九月授衣”，主人公就这样念念叨叨述说自己的生活。他们在此情景中思前想后，又想到正月里要修农具，二月里开始耕地，妻儿还要送饭，送饭时田畯很高兴。全诗结构布局完全是新派诗人所言之意识流。各章首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就是诗人不断唠叨的结果。这应是许多人的体验，许多人的集体创作。此情此景，确不是做冢宰的周公所能体验得到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观察细致到极点。《七月》关于蟋蟀的这几句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随口而出的白话;主体语押后，是农夫说话辞不达义时的补述，后来的修辞学家发现它表意上的巧妙性，便把它定义为“探下省略”的写作手法。

《七月》全诗按月令来描述，又不严格按月令写，诗人总是循着自己思路在尽情发挥，有时觉得不足以反映生活全面，回过头来再从头说。如第六章“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随后又返回“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这些情况正好反映了它是农谣民歌式的组合诗。只有没有文化的农夫才这样反复唠叨。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西周诗人，不会这样来结构自己的文学作品。

《诗经》305首，句型基本上以四字句为主，少数略有损益。《七月》虽以四字句为主，但五字、六字、七字掺杂其中，亦因原诗为农谣民歌所致。周初采集民歌，编成十五国风，创作《雅》《颂》，形成四字句诗歌格局。但《七月》为农谣民歌，农夫们不知自己唱的说的是后世人所称之诗，也不晓诗人的伟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依自己的思绪，随心所欲地说自己的话、抒自己的情、吐自己心中的块垒。他们不管字数多少，以适口表意为原则，也不管它合不合文法。句型不一、字数不等，正是原始的民间文学特征。他们既唱出来了，又反复唱诵增减，从而具有了意象、韵律、章节，构成了极具文学性质的作品。由于其内容详实，意象高远，韵律优美，生活真切而被采诗者选中。采编者要把它们整编组合，想规范于四字句式的诗集里，但他们无法削足适履，若强行改为四字句就完全丧失了原诗的意象和韵律之美，只好在大改小保留中弄成了现在这样子。

《七月》虽经几度组合修订，由于其基本的内容未变，从而给后世留下了难得的史诗资料，使我们通过它了解了古代社会。文学是神圣的，它一旦产生就要表现创作它的那个时代特征。正如《红楼梦》一样，尽管作者托言于前朝，当今电视剧也依明代服饰出现，但仍抹不掉其清朝的深深烙印，后人都知道它写清朝之事。

二、《七月》反映的社会性质

关于《七月》所反映的社会性质，学术界多有分析，我们不想复述和评论。以我们的观点，它既然为豳地农谣民歌汇编而成，其内容反映的是先周时期豳地的社会现实，那么它就应该是古邠国时的作品，反映古邠国时代的社会现实。基于这一观点，研究其社会性质，就应从诗中反映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宋·马和之《豳风图》

诗中的主人公为农夫，有妻有子有家;他在田里劳动时受田畯管理，妻儿给其送饭;他们要组织起来共同打猎，进行军事训练;他们还要服役;打猎获得的小兽归自己，大的归公;家里储有粮食，要薰赶老鼠，谨防鼠害;年终时酿酒宰羊，共同到公堂里献上羔羊韭菜，祭祀祖先，然后共同饮酒庆贺。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关系?是奴隶与奴隶主吗?这些农夫与殷墟奴隶主大墓里400多个被殉葬的奴隶相比，其社会地位和待遇如何?农夫是奴隶还能到奴隶主的公堂里其乐融融地喝酒，互祝万寿无疆。仔细品味，他们极似氏族公社里的公社农民，他们的生活反映的是周族公社或农村公社制度下的公社社员生活。

周族在夏代时，偏居关中。虽说夏朝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因素影响，整个有夏一代，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关中的周族可能这时尚处于父系氏族公社的晚期。夏末不窋率族逃亡戎狄间，族中的首领和分级管理人员与下层农夫几乎处于同一种命运线上。为了全族共同命运，实行氏族公社制则会大大加强全族凝聚力，为了全族的未来，他们也需要全族上下一致对待险恶的政治环境、周边的社会环境及恶劣的自然环境。如果说他们到达庆阳之前已明显地产生了阶级分化，那么在共同命运面前，为加强全族凝聚力，不免要弱化严重对立的阶级关系，重新考虑调整部族的人际关系，因而也会产生一种暂时的文化倒退。“君之宗之”表现了以宗族为主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在某一发展时期或阶段上出现倒退现象是常有的现象，螺旋式上升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对于《七月》里所反映的社会性质，陈子展先生在《诗经直解》一书里说:“周族早在灭殷商以前，尚停滞在氏族末期之父系家长奴役制，既灭殷商，损益殷礼，全国土地为王者所有，复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血统关系之基础上，建立了以小宗从大宗，以大宗从公室，以公室从宗周之宗法制度。”“自天子诸侯卿大夫降而至于士，形成周代各级之宗法贵族，皆依次而占有大小不等之土地。”“庶人虽然通过自己所属的公社配给部分私田，《王制》所谓受农田百亩者，但尚有待于定期分配。农民之于土地惟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故不得私买卖。《王制》所云田里不鬻是也。”“《孟子》云:‘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扶持。’已显然反映周初在过去以血缘为纽带之氏族公社，已为以地域为纽带，即以近邻为联系之农村公社所代替。不过此一取而代之之公社仍保留浓厚之氏族制之残余也。”^[16]该文除认定《七月》为反映周初豳地之生活我们难以苟同外，他描绘的先周时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上述分析则是一致的。徐北文先生说:“《七月》表现的乃……由氏族公社转化为农村公社的过渡时期的生活。”引文中删去了“周初的”三字，是因同样不同意其为周初生活的原因。诗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恐怕反映了古邠国公社内已基本有了戎狄之族的公社社员了，农夫有周、戎共同成员;若纯为周族，族规岂能允许在本族中胡乱婚配苟合。

三、《七月》反映的农事活动

《七月》作为一首诗，以月令的形式描述了经年逐月的农事活动。诗中的月令以豳历为准，从“一之日”写起，遂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表述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蚕月)，再从四月写到十月。

诗中的“一之日”“二之日”看似与农事无关，却与农夫有关。在寒冷的季节，农夫们田里耕作已罢，却要组织起来习武打猎，仍旧劳作不止。首章“一之日”“二之日”未言打猎，只写天气一月冷似一月，农夫们“无衣无褐”难以熬过寒风刺骨的冬天。正月里便开始修理各种农具，为田里生产做准备。二月里开始耕地，农夫们忙活起来，妻子儿女也要给不能回家吃饭的丈夫送饭。三月里重写剪桑采桑养蚕采野菜，专述妇女的工作。

四月虽农事稍闲，却言苦菜结子。似与农事无关，但暗写农夫生活之苦。四月，农村称“困荒时月，”意谓能吃的野菜茎叶老硬，荠荠菜、苦苦菜已开花结子不能食，而新麦又未黄，正是缺食的困难时月，它的艰难超过了年关时期。解放前，许多农家从三月种上庄稼后，就出外要饭，至五月收麦时才回来。因此“四月秀葽”暗中道出农夫万般苦衷。“五月鸣蜩”，蜩即蝉，鸣蝉是点月令。在古代，蝉也是一种食物。陈思玉的《蝉赋》“委厥体于膳夫，归炎炭而就燔”，说的就是吃蝉。香港敏求精舍三十五周年纪念展中展出的一件汉代绿釉炉，炉上架着两排蝉，正在燔烤。此处鸣蝉既当月令性标志动物讲，可能也是说蝉为农夫的食物之一，亦在言农夫生活艰难。在六章中连写三种昆虫，斯螽(中华负蝗，俗称尖头蚂蚱)、莎鸡(络丝娘，又称长须蚂蚱)、蟋蟀。从诗意上写得真切细腻，富于情趣。但从农夫角度讲，在上古时这些昆虫是作为食物之用，因为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农民饥饿难忍，有捉蚂蚱烧吃的。当今有人还把它当美食，据说“云南有三怪，蚂蚱能做下酒菜”。

六月、七月都吃野果(郁、薁)、野菜(葵，冬葵，宁县俗称“老婆干粮”)及豆(叔)瓜;八月食枣，九月拾取麻子(苴)。历数了许多野菜野果之后，最后以吃的是苦菜，烧的是臭椿(“采荼薪樗”)作结，指出了一年中农夫粮食有限，大部分时间是果菜裹腹。“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对一年中的农事做总结。农事已毕，开始为公室服劳役，也利用这段时间白天割茅草，晚上搓草绳，以备续火熏蚊和修缮茅屋及制陶用。尚有八章中的凿冰储水，补写一年四季没有空闲，极尽农事之繁杂，农夫生活之艰难。

上古时期，这样浓墨重彩写农事及农夫辛苦的文学作品是不多见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它使后世的人们通过它来领略当时的农村社会生活，对先周时代的社会也有了全景式的了解。

《七月》反映的社会已完全是农业经济的社会。它充分说明先周时期的社会制度，虽处于氏族公社向农村公社的转化时期，但经济上已完全进入了农业经济时代。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统一，正是周族当时所处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发生变革时，一般总是经济基础的发展使这个社会制度容纳不下，从而产生革命性变化来突破上层建筑的束缚，促成社会的大变革。先周时期的周族社会，这个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部族，因政治、军事原因又落入较为落后的地方，先进的农业经济使其在落后荒僻的戎狄之间站住脚并重新发展起来。他们虽然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实行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制，但先进生产力在这个旧胎胞里强劲发展，它要冲破早已落后的氏族农村公社的束缚，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能量，而稳定的巩固的殷商政权却把他们局限于西北一隅。他们(周族)与它们(农业经济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在痛苦地绞杀着，极力寻找突破口，终于在古公亶父之时，等到了时机。

我们在《竹书纪年》中看到，古公亶父在岐扎住营盘后，其子季历就开始了雷霆震怒般的攻伐，文王又继之于后，在武王时终于实现了改朝换代，使这个新的先进生产力安卧于新的上层建筑之巢窠里。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周族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逐渐成为保守者，他们的先进文化亦逐步从鼎盛时期开始衰落，历史又开始孕育新的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四、《七月》反映的衣着住宿

《七月》反映的衣着有三类:一为褐，二为衣，三为皮。褐是羊毛做的，一般是把毛捻成毛线，再织成粗布，做成衣服。农夫所穿的这种衣服，因毛线粗糙，衣服与肌肉摩擦厉害，虽能蔽体，但很不舒服，甚至会磨破皮肤。解放初，它在宁县农村还是常用之物。衣在诗中有两种，一种可能是麻线织成的布，一种是蚕丝织成的丝绸之类。麻织品在诗中无具体反映，养蚕织衣染色的情节在诗中反映较详细，说它为“公子裳”，可见那时较贵重的丝织品是只有上层人士才能享用，下层妇女只有做的权利却无穿的权利(“无衣无褐”)。

诗中对修剪桑树和采桑描述较多，那么多年轻妇女成群结队去采桑养蚕，在九月里专门为公室做衣服，足见植桑养蚕业的规模之大，丝织品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宁县农村先前家家都养蚕，分为春蚕和秋蚕两种。后来国家大量种植棉花，养蚕才退居次要位置。抽丝后的蚕蛹是可食的营养食品，说不定那时人们就食用。皮衣也是古人的重要衣物，诗中说猎取狐狸是给公子做皮衣。狐皮是珍贵皮料，因其少，普通农夫是穿不起的，农夫打来的狐狸都上缴给上层。诗中仅言狐裘，未言羊皮及其他兽皮，普通兽皮可能是农夫们平日穿着之用。“曰杀羔羊”说明当时畜牧业也有相当发展，但从“无衣无褐”之句看，就是这样的普通皮衣对农夫而言也是极其有限的。(www.xing528.com)

从《七月》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当时的豳地，人们已从地穴里回到地面居住。诗中有“床”、“室”、“宇”(“屋檐也”)、“向”(北边窗)、“户”(“半门曰户”)、“堂”(“殿也，古文堂作”)。^[17]从这些注解中得知，先周时豳地的居住条件在周族大力改善下，已有了相当发展，农人亦从地穴里钻出，住到了地面上的茅草屋里。其房屋基本式样为穹庐顶，有屋檐，北面开窗，更有供公众聚会的大公堂。

宁县太昌乡有一村名“申明”，相传周老王在此建有议事厅，称“申明厅”。“厅”应是有别于“陶复陶穴”的地面房屋，也应有别于小规格的房屋“室”。“申明厅”虽可能是后事，但其前有“室”应在情理之中。

五、《七月》反映的历法

高亨《诗经今注》在注释“七月流火”句时说:“由此篇观察，豳历是用十个数目记十二个月份，因而在记月上不得不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某之日’如‘一之日’、‘二之日’等;一种是‘某月’如‘四月’‘五月’等。这是很特殊的很古拙的一种记月方法。豳历的岁始是‘一之日’，岁终是‘十月’，一岁的始终与周历相当，可能是周历的前身。”^[18]他还表列出夏、殷、周、豳四历对照表。

夏殷周豳四历对照表

《七月》的原始为豳地农谣民歌，豳地亦即为邠国，豳地农谣民歌亦即为邠国农谣民歌。既为邠国的农谣民歌，那么这些邠地农谣民歌所反映的就是周族的社会生活，当时周族实行的历法不同于夏、商历法。由此得知周历之实行并不是始于西周建国之时，而是由来已久，至迟要推到先周的邠国时期。

我国的夏代，名为全国性政权，实则仅仅局限于晋东南、冀西南、豫西及陕西华县以东这样一片地区，就今日之中国版图而言，其更为广大的地区仍是诸侯们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各地文化发展都不会在一个水平线上，各行其是应是各诸侯国的社会特征。在此情况下，为纪年和农事生产需要，在历法上也会各行其是。依邠国的周人平民知道本族历法的事实，周族有自己的历法已久，说不定其在关中时使用的就是与夏历不一样的历法，因此才有了先周时农夫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口头念叨不止的现象。如果没有先前的历法，也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周族亡命于戎狄间，对夏朝的一切都一概排斥，连历法也在其中，故在这时才重新创制自己的新历法。不过，我们总觉得还是先前就有较为可信，在邠国时仍习惯沿用。因为历法的创立，不是一个简单过程，它需要专门人才对天象的长期详细观察，故在先周时恐难一时做到。豳历，可以说是前承夏历后启周历的一种豳地历法。

总括这一章，周先祖在古邠国时期对庆阳地区的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豳地的戎狄之族带进了一个较前文明的时代，从而使庆阳地区以及受其文化影响的整个陇东、陕西咸阳北部的泾河中上游地区进入文明时代，并成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部分。

【注释】

[1]参看本书《周道之兴的奠定者公刘》。

[2]《史记·周本纪》。

[3]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4]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5]引自《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

[6]这并不否认西周文化的存在，它有早先仰韶文化的传承影响，也有西来的马家窑文化，羌戎的寺洼文化及中原、关中文化影响，极有可能在诸种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区域性文化。

[7]此为1998年全国文物大普查所得数字，因当时人力所限，少数乡镇普查有遗漏。

[8]《史记·秦本纪》。

[9]依《史记》:不窋、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阝俞、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

[10]《国语·鲁语上》，岳麓书社，1988年9月版。

[11]《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

[12]《国语·周语·祭公谏征犬戎》:“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13]崔述《丰镐考信录》。

[14]方玉润《诗经原始》。

[1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版。

[16]转引自任自斌、和近健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17]以上注解引自《说文解字》。

[18]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