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刘自庆城县迁宁县的战略目的——先周历史文化解密

第四节　公刘自庆城县迁宁县的战略目的

公刘之迁由《大雅·公刘》记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它之所以引起后世的争论，是因为他是从戎狄之间迁往戎狄之间，而且始迁地与往迁地之间距离短(庆城县城距宁县城仅百余里，直线距离尚不足此)，更因为两地均不在华夏文化中心区，后世统以“戎狄之间”或“豳”来称该地区。其情况类似于称“关中”，如果以“关中”、“秦川”来指称太王之迁“岐”，那么文王之迁“程”，迁“丰”，武王之迁“镐”，因其均发生在“关中”之地，也同样会混淆。

在前文探讨的基础上，如果再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地理及经济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公刘之迁表现出公刘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战略思想。

一、政治因素

夏末不窋之窜，是在夏道衰，帝孔甲事淫乱、好方鬼神，去稷不务，诸侯叛夏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分析他是在众诸侯拥戴下，试图取夏而代之。因为当时夏朝衰势已成，帝孔甲无暇于军国大事，诸侯无须叛夏，就是自保中立也能在其地生存。如若无危及夏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夏政权是不会过问的。在此情况下，不窋既当不成农官，又不能在祖先封地站脚，率族亡命戎狄间肯定另有原因。宁县和盛镇公曹村周族被追杀的传说，说明周族确实是被军队剿杀而窜戎狄之间。这个军队按当时政治形势分析，是夏军无疑。夏军将周族从关中追杀到了庆阳，可以想见夏朝对不窋及其周族是意欲斩草除根。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由此推知，不窋奔窜“戎狄之间”是其取夏而代之时造成的结果。

从周族数次迁徙的地方看，他们历经夏都中原—关中—庆城—宁县—岐—丰—镐。这条路线，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内涵。从政治上讲，当时的庆城是戎狄腹地，再往北就是干旱的山区沙漠，已彻底脱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区，在政治上处于无所作为的死地。但从祭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不窋虽落在了戎狄腹地，但他“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11]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的作为。庆城县这种无法作为的政治现实，对时刻不忘政治前途的周族来说，暂时栖身可以，长远发展却不能。

周先祖到庆城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动作:先是以德内抚众外和戎，又与戎狄搞政治联姻，^[12]并用治病疗疾手段^[13]笼络人心，以求得内外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换取周族休养生息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他们积极寻求较之庆城县更为有利的立足地，同时又能摆脱四面皆戎狄的政治环境，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鞠陶在董志原上寻找坐化之地，除经济地理诸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政治上的:以宁县为主体的庆阳地区前原区，虽比不上关中，但距关中近，占取它就使周族处于一个进退自如的地理位置上，进可以下关中回老家，退可以守庆阳。把都邑定在庙咀坪这样一个险固的地方，族人散居几条原上，利用良好的土地条件，发展经济实力，进而增强政治实力。《公刘》诗中说“君之宗之”，说明周族重新制定的新战略，在政治上已取得初步成功。也许戎狄尊公刘为天子，并未深入思考政治上的问题，但在周族，政治意图却是极强烈的。有了这个有利地盘——邠国，即可以向世人宣告周族并未销声匿迹，在政治上又站起来了。

周族的重新兴起，大概是当年拥护周族取天下的诸侯所乐意看到的。他们还幻想周族能取夏而代之，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民间说公刘是天子，沈约说诸侯以天子礼待公刘，且不说公刘是否有此想法和行为，起码一点，它表达了当时形势下的一种思想倾向。从公刘未下关中的事实看，公刘应是有政治远见的，诸侯们的想法毕竟是不现实的。因为周族尽管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若是要去中原与夏、商争天下，实力仍差得很远。迁居宁县，仅仅是他们政治战略上的第一步，要达最终目的，还得待来日。

二、文化因素

周族到庆城县时，处于夏朝末年，也正好是齐家文化的晚期。庆阳地区齐家文化在经济上(主要指对土地利用)表现的是半农半采猎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与基本农业化了的周族形成较大差异。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反差，使周族明显不适应。脱离落后的戎狄文化，寻找适合周文化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也是促成周族迁往宁县的重要原因。

庆城县周边的地理环境大量为山区，仅有少量的川台地，是适宜半农半采猎双重经济发展的。对于周族来说，在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就不得不暂时屈从于这种文化之中。但庆城县周边环境却无法使这个农业部族长期生存下去，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异化为戎狄文化的一部分，要么在暂时屈就中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来发展自己。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先进文化一旦产生，就不会被落后文化拖向后转，它只能在不利于发展的情况下暂时停顿或缓慢发展。已经农业化的周族无法适应半农半采猎的生活，自然促使周族内部竭力摆脱这种落后文化的束缚，继续自己久已习惯的农耕文化生活。他们本可以用自己先进生产技术来开辟新的生活天地，但庆城县周围的环境不能给他们提供这种土壤，向外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前文介绍宁县焦村乡麻线杜家传说的鞠陶，从庆城县出发到董志原上寻找坐化之地，由于有历史记载及文物考古的事实做支撑，周族也确实在董志原上生活过约500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从宏观上认定为事实。民俗文化在传播历史事件中不免蒙上神话的色彩，如果剔除掉其神话部分，那么，鞠陶到董志原就是为了查勘地形，寻找周族借以发展的生存空间。鞠陶之举，正是为农业文化寻找出路。周族迟早要离开庆城县这个半农半采猎文化区，这是早已在不窋所制定的战略方案中确定了的，鞠陶只是按既定方针办。

公刘时，把生活大本营搬到董志原前原核心区的宁县庙咀坪，只是周族长期发展战略的一环，这极具战略意义的一步，由公刘完成了。《大雅·公刘》中，周人到达溥原那种无比欢欣而无永叹的心情和场面，正是先进文化寻找到可供很好发展空间的欢欣。周人能在亡命之中找到这样一片乐土，是不幸中的万幸，它是先进文化谋求发展的伟大胜利!(www.xing528.com)

三、地理因素

周族在关中的生活地，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原，不但经济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在视野上也极为广阔。到了庆城山区，举目四望，全是山峁沟壑，周人心理上是难以适应的。庆阳地区的地形以庆城县的驿马镇为标志，分为北部山峁沟壑区和南部前原区，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特征。庆阳地区的前原区，存在2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原就有11处，它是黄土高原残原中保留面积最大和原区最集中的地区。黄土高原残存最大的董志原，就处于这11处原的中心地带。这11条大原总面积2584平方公里，其中董志原910平方公里，早胜原335平方公里，宫河原204.6平方公里，西华池原(即南义原)120平方公里，平泉原199.6平方公里，屯字原136平方公里，孟坝原164平方公里，盘克原83.3平方公里，临泾原78.3平方公里，新集原20平方公里。这些大原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没有大山峻岭，无论站在那条原上都无视野阻挡之困，比关中平原还要舒阔得多。周族离开四面环山的庆城县，从地理心理上得到了宽慰。这种安慰表现出对环境压抑的解脱，精神上极大的愉悦，从而对增强全族的凝聚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从我们制作的《先周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上看，周族活动区以宁县城为中心，集中分布于宁县城周围的董志原、早胜原、宫河原、春荣原、西华池原等大原区，总面积达1638平方公里。现今镇原境内虽有平泉、屯字、孟坝、临泾等几大原，但文化遗址仅有10处，且极为分散。这说明周族在公刘迁豳之后，主要生活于蒲河以东以宁县城为中心的五大原区。也说明了为什么宁县和庆城县关于周先王的庙宇、祠堂、掌故和传说多的原因。生活于斯，故事发生于斯，故尔其事迹亦流传于斯。

四、经济因素

庆阳地区前原区地势平坦，加上马莲河两岸多平缓的二三级台地，是非常适宜农耕经济发展的，因而在经济上对周族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在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分布表现出原心区未曾开辟，或仅仅少量开发，未产生较大的农业经济效益。原区中心基本处于被荒置的原始状态，这在客观上为周族占取它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雅·公刘》一诗中虽宣耀武力却无战斗的描述，也似乎说明早先生活于这里的齐家文化人(即戎狄族)，对周族占领开发广大前原区未做阻拦。原因大概是对当地戎狄利益无多大损害，或者还有裨益，“君之宗之”也许能证明此种推断。

以宁县为主的庆阳地区前原区的气候和降雨量与北部差别亦极大。占庆阳地区总面积三分之二的北部山区气候干旱，年降雨量少;南部前原区海拔低，气候温和湿润，年降雨量较多，地形、气候上非常适合于农业生产。历史上的陇东粮仓就主要指这一带。俗语有“八百里秦川不如一个董志原边”，虽然有些夸张，但同时说明董志原的粮食生产条件与雨养农业时代的关中平原相差无几。举一个现代例子，宁县土地面积不足全区十分之一，但由于它占据庆阳地区最为有利农业发展的地理位置，粮食生产在全区占有特殊地位。1975年，全区给国家贡献粮食3亿斤，宁县就贡献了1亿斤，宁县焦村一个乡的贡献与占全区总面积三分之一的环县相同，由此可以想见全区经济条件的差异程度。

公刘占取了宁县周边地区，正是占取了庆阳全区的粮食主产区，从而为周族发挥自己的农业特长，找到了充分展示的最佳舞台，为周族的经济实力增长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了解了这一切，再回味司马迁“周道之兴自此始”的说法，无论是今人，还是三千多年前的周人，都会为公刘的这一伟大壮举发出由衷的感慨，诗人歌乐思其德也就在情理了。公刘此举的影响不仅仅在周族内部，而且延伸到当时文化落后的戎狄族中间，庆阳地区民间流传的公刘教稼，庆阳人“力农笃德”的美德，也包括了戎狄族对其赞颂，也包括了戎狄的后裔。

五、军事因素

周族在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亡命到庆城县，是插入戎狄文化区的一个楔子，这个楔子对戎狄而言如鲠在喉，周族随时都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古公亶父之迁，也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对当时的周族而言，这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死地。尽管不窋、鞠陶为摆脱这种危险，从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和戎措施，以换得周族暂时喘息之机，但从军事上说始终处于不利的境地。

周族作为一个具有先进文化又有政治抱负的部族，决不甘心长处于此，必须尽快找到既可供生存发展，又可以在政治军事上进退自如的位置。庆城县及其以北地理条件，即使把戎狄赶走也难有作为。它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华北平原及具有战略地位的关中，政治、地理、军事诸因素都决定了周人只能向南而不能向北发展。向南既靠近老家关中，又离华夏文化中心区较近，还能稍稍减轻戎狄对周族的压力。庆阳地区前原区给周族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也许当初不窋北上时就看上了这里，只是当时无法占取立足罢了。当他们元气恢复后，不管是否有人占据，他们都志在必得，以求得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主动权。

在以宁县城为中心的这一带立国，具有军事上很有利的条件。不熟悉庆阳地区周边环境的人，不知道庆阳地区在军事上的诸多有利条件。其东部为北起内蒙九原，南抵咸阳云阳的南北走向的桥山山脉，历史上又称子午山，现名子午岭。子午岭隔断了庆阳地区与陕西延安、榆林、铜川地区的联系。延安、榆林、铜川为山区，东边黄河又隔断当时夏政权的中心晋南。这两道天然军事屏障，确保夏政权不能自东进攻庆阳地区。庆阳地区南与陕西交界处是泾河，是该地第一道南部军事屏障。越泾河过陕西长武，彬县、永寿、麟游县，又是山梁沟壑区。这一地区东接子午岭，西连陇山山脉，为庆阳地区南部的第二道军事屏障。庆阳地区的西部北部又都是戎狄居住的山区。事实上，以宁县为中心的庆阳前原区，俨然是独立于华夏文化之外的世外桃园。在此立国则是一个军事上相对安全的独立王国。东南部的山水阻隔，华夏政权统治势力难达于此，即使能到达，也有被消灭的危险。西北部戎狄族虽大虽多，但分散独立，经济文化落后，在公刘时期，尚未形成核心实力。宁县庙咀坪又给置京城提供了天然的固若金汤的都城条件。周族占取这个地方，可以放心发展，华夏政权与戎狄皆奈何不得。而他们想进可以下关中，二百公里的路程三五日就可到达;想退可以缩回庆阳山区，军事回旋余地很大。公刘实现了这一战略目的，为周族在戎狄之间建立了一个永久可靠的生产生活基地。他们在此生活了500年，时间上也证明了这一地区军事地位的可靠性。

后世学者以豳山把豳定在旬邑、彬县之间，是不了解其地理环境和军事情况。那个地方看看地形就知道:狭窄的山区暂时藏身打游击可以，怎能立国达500年之久呢?何况它距邰仅100多公里，依毛传说夏政权迫逐公刘，公刘辟(避)夏人难至此，在军事上，这么一段距离就能避得了夏政权的军事剿杀?“若果然‘迫逐’由邰之豳(指旬邑彬县之间)，不足言‘辟’”，^[14]可谓一针见血。假若周族果真在这一带，夏商交替之际，脚一展就到了关中，为什么在殷商政权建立后还蜗居这里几百年。说豳在旬邑彬县之间，是不懂地理军事常识的主观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