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历史与宁县地形名物探析

第三节　《大雅·公刘》与宁县的地形名物

一、《大雅·公刘》中反映的宁县地形名物

《公刘》一诗是《诗经》中反映周族发展史的6首史诗之一。周族自从其祖不窋从邰亡命庆城，经鞠陶精心努力恢复，到公刘时为了全族能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又来了一次大迁徙，本诗即记其事。全诗共6章，首章写迁徙前的准备;二章写到董志塬时族人欢欣情形及渡河时公刘形象;三章写在京(宁县庙咀坪)修建京师;四章写京师建成后集体庆祝场面;五章写继续扩大疆土;六章写在豳建馆，京师人口居住稠密。根据诗中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及名物看，完全是以宁县及其周边地形地貌为依据的。诗中有些名物在历史长河中早已湮没，但尚存于宁县民俗文化中，故在此加以探讨。其中需深入探讨的，则在民俗文化中单独表述。

第一章:“笃公刘，匪居匪康”，极言公刘忠诚厚道。从“廼场廼疆，廼积廼仓”则知公刘在迁往宁县时，并未完全放弃庆城县周族所占据之地，而是对其进一步巩固，显然是把它当作后方基地来对待。在稳固好后方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举迁，说明这次迁徙准备很充分，不是贸然行动。

“廼裹餱粮”。“餱”，在庆阳地区和关中都有，有人叫“窝窝”，陕西关中称“将军帽子”。但“餱”的原名，仅存在于宁县太昌乡、和盛镇一带，只是多加了一个字，叫“餱餱”。“餱餱”一名，宁县人也无法道出其出处原委。它最早的产生时代，应在袋足类器物出现时的齐家文化时期(详见后文《宁县“餱餱”与“廼裹餱粮”》)。它外形似桃，底部带窝，用糜子面或玉米面发甜蒸熟，色黄，香甜可口，是农民常吃的一种主食。

“于橐于囊”，“有底曰橐，无底曰囊。”^[5]有底的橐就是民间盛粮的口袋，无底的就是大小包袱，褡裢。包袱是用一块方布把东西一卷，四角绾起，可提可挎，旧时常见。褡裢一为两头缝死中间开口的大口袋，人可背，畜可驮。另一种宁县人叫手褡，是手中提的小包。“于橐于囊”，用宁县民间流行的一句口头语“包包行囊”来解释至为恰当。它是古人出门远游的必备行李袋。

“思辑用光”，建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的宁州衙前谯楼就叫“辑宁楼”(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前之街叫“辑宁街”，今名“辑宁路”。辑为团结和睦，宁为抚宁戎狄，“辑宁”意谓和睦安宁，取意“思辑用光”之意。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先周时期陇东原本就是戎狄的天地，周人区区一族人马是在戎狄区间插入的一个楔子，可以说四面受敌。今又向戎狄占据的富庶之地进发，尽管不排除部分戎狄已与周族结盟，然戎狄氏族众多分散，未必所有戎狄都与周族友善，让其肆意占取自己地盘，其中必有武力厮杀。公刘之“刘”就含杀意。诗人略去战争场面不写，重在表现美好一面，符合称颂之意。

第二章:“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廼宣，而无永叹。”斯原，指董志原。从庆城县城出发南下，首先要登的原就是董志原。董志原平坦宽广，极目千里而无阻隔，与四面皆山的庆城县城有着天壤之别。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地方还有什么可叹惜的呢?“无永叹”，也在暗写不窋之迁，是他把周人从美好富庶的关中平原带到荒僻的戎狄之间，族人心中是不平衡的。现在到了宽阔的董志原上，完全可以与关中平原相媲美，居住于此，永远不后悔。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庆阳地区各原地形都是平的，原上无山丘。这二句是换了地形，不是说登原上之山丘，而是写原边地形。董志原等各条大原，由于洪水冲刷，不但形成大大小小的沟壑，在沟边也形成一个个小山丘。小丘与大原之间由低凹的崾岘相连，这崾岘俗名又叫土桥。马莲河谷未完全发育，在川底与原顶之间形成一、二、三级台地，其中以三级台地最为宽大平缓，民间把它既称“坪”，又称“原”。此处“陟则在巘”是说在迁徙路上，经过了董志原，到了其南部的宁县城附近，又下崾岘，登上小山丘。“复降在原”，这个“原”字是指“坪”。自古以来，学者不了解这里地形地貌，其实原上是无山的，就是在旬邑、彬县都找不到原上有山的地形。从庆城县城出发，要登上董志原或其他原，首先须“陟则在巘(山峁)”，再过崾岘才能“复降在原”。公刘迁徙队伍不是从现在庆城到西峰的公路经雷家崾岘上原，就是沿川下行一段，到今合水县的高楼何家畔等处上原，都是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陟则在巘，复降在原”，是庆阳原区特殊地形地貌的形象写照。

若把诗句前后调整一下变为“笃公刘，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廼宣，而无永叹”，则会对这一地形有更深的理解。不过，公刘是从庆城县往宁县迁徙，马莲河川无直通宁县城之路，必须绕上董志原或西华池原才能到达。以诗中所示，其走的路线是上了董志原。先去董志原也在情理中，因为它最大，距离庆城县城也最近。他们大概是沿董志原南下到宁县城附近，再下崾岘又上小山峁(巘)，复下到坪(原)上，再下至马莲河岸。

“何以舟之”之“舟”，历代注家皆释为“勹”的通假，又通作“周”，作佩带讲。根据诗先言陟巘，复言降原，再言涉水，是依次叙说行进路上的三种地形，怎么将渡水之“舟”解释为佩带之“周”呢?注家显然是受了后二句“维玉及瑶，鞞琫容刀”描写的影响。这纯粹是以语法逻辑解诗得出的结果。若从形象和意境角度来看，这三句诗是以对话形式展示出一种特殊的富有诗意的情境。“维玉及瑶，鞞琫容刀”是随从人员倾情观察公刘的形神仪表时，突然被筹划渡河的公刘提问，卒不及思，竟以自己倾情关注之物错答。答非所问倒形成了表现当时特定情境的精妙之笔。“何以舟之”，是渡马莲河水，其方向也符合诗意。诗中公刘之迁有两个地理目标:第一是多数族人居住及生产的原区，渡河的目的是为了开发西边董志原;第二是在宁县建立新都邑，作为他立国京师。“原”是主要目标，是大部分族人、国人生产居住区，故此章及全诗着重写原。

第三章:“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岗，乃觏于京。”溥原，指董志原。董志原在上，泉水在原下沟里。在上古无打深井技术的时代，人们吃水需要到沟下去挑。这一特点，也可看出齐家文化时期人们为什么要住在原边，而不敢搬到宽平的原心居住，原因就是缺水。周族要在广大的原上生产生活，同样遇到齐家文化人所遇到的生活用水问题。公刘“瞻彼溥原”是在大原上寻找靠近沟边有泉水的地方，安排族人居住地。

在宁县境内，周文化遗址虽多数在原上，但无一例外地都靠近沟边有泉水的地方。这里的“百泉”，是说周人在董志原上安排新的居住地极多。许多学者解释此二句，说什么是前往水泉很多的地方，纯粹是不知地理的揣测。要在原上生活，就必须先找到原边沟下有水泉的地方，否则任何人都要渴死。“山脊曰冈，冈即豳山之冈也。豳山在百泉之南，故曰南冈。”^[6]这个解释错。南冈，指庙咀坪，坪在北山之南，故曰南冈。庙咀坪南北狭长，东西窄，就是一条南北向山冈。陈奂说冈即豳山之冈也，豳山在百泉之南，故曰南冈，是据辞书所言美阳亭有豳山之说而望文生义。后世学者多以此说为依据，以讹传讹。了解南冈之意，就理解了“乃觏于京”:才发现了京(庙咀坪)，登上庙咀坪，在此建立京城。

“京，豳地名。”“京师:京邑，后世遂以为帝王所居都城的专称”。^[7]“吴斗南(宋吴仁杰)著《两汉刊误补遗》曰:‘京者，地名。师者，都邑之称。如洛邑亦称洛师之类。’”^[8]如此看，当初之称“京”就是指庙咀坪。也就是说当时的庙咀坪叫“京”。由于公刘把邠国都城建在京，后世就以此例而称所有帝王的都城叫“京师”。“京师”一名由宁县始。关于“京”，近有新解。^[9]“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说明京师郊外修建很多房舍，人们非常高兴。

第四章:“俾筵俾几。”公刘时代这种筵饮坐法尚保存于宁县民俗中。不过，在火炕发明后，把地上的筵饮搬到了炕上，“几”也变成矮腿炕桌。平时吃饭，盘子放在炕中间，一家人围着盘子吃，年长者坐上首，年轻的坐下首端饭侍候。若有客人或隆重大事，炕上置炕桌，八人围坐筵饮。无论有桌无桌，在炕席上食之饮之都叫坐席，把一桌饭叫“一席饭”。把地上之席移到炕上为取暖，但是仍旧保留着“俾筵俾几”的基本坐法。

“酌之用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经济一直处在自耕农水平上。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宁县农村生活用具与上古差别不大，许多农家仍用匏做水勺、醋勺。另一种则把葫芦小头削去，为盛酒盛水之用，叫水葫芦。吃饭用的筷子也是用“楛杆”或“箭杆”(高粱秆末节)，与古人无异。(www.xing528.com)

第五章:“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流泉”总指水泉。庆阳地区泉水有两种:一种是“泛水泉”。这种泉水往下挖坑，其出水不多，有的坑满则不出水，舀完慢慢又渗出;有的坑满后慢慢往外淌，其水小，供给人畜饮用有限。另一种称“淌水泉”，它从山缝或地下流出，出水量大，人畜饮用充足，水质也好。诗中说“流泉”即指此类泉，它表现出公刘在占取诸条大原后，因土地宽广，供其选择余地大，故竭力探寻“淌水泉”。此句特殊之处，意在强调二泉之不同，不是常规意义上单纯的泉水。

“度其隰原，彻田为粮。”“隰原”，低平之地。这种地形在宁县有两种，一种指川中的二三级台地，主要是指宽大平整的三级台地;一种指原面低平地带，主要指董志原南部。董志原总体上是一块平原，但它北高南低，西南部因泾河与长武原分离。泾河流至宁县长庆桥后，由东南流折向南流，又东向与北下的马莲河相汇南去。董志原一到太昌乡以南的新庄乡，地势已经很低，至店头赵村和白店村一带，更低。就整个董志原而言，仍是呈斜平面之势。但过店头赵、白店村后，其西南两边呈缓坡急剧而下，使隔河而望的长武原如高耸的山峰横亘南面，诗中的“度其隰原”大概就是描写这一带地形。“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人站在宽阔的董志原上，夕阳落于地平线下，董志原一望无际。长时间生活于庆城县山区，一旦到了董志原上，对于未见过比这更大平原的周民来说，确实大得令他们吃惊，好得无法再说，不由得发出由衷的感叹。豳这个地方真大啊!若依《说文解字》谓美阳亭有豳山之解，处在山区怎么解释“豳居允荒”诗意?

“其军三单。”我们在前文中说及宁县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原边，周文化发展到了原中心地带。但有些周文化遗址就在齐家文化遗址上，如庙咀坪遗址、杨庄小坡遗址等，有的周文化遗址距齐家文化遗址不远。这种现象拿“其军三单”来分析，齐家文化是本土戎狄族文化，周文化是外来文化，在庆阳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上，是周文化代替了齐家文化。换言之，是周族替代了戎狄之族。那么问题是:周人是把本地戎狄之族纳入到自己文化之中，还是赶跑或消灭之后才占据该地?“于胥斯原”至“君之宗之”都未言及战争，“君之”之意又包含了本地戎狄族，民间又有周族婚娶戎狄族女之事，似乎是戎狄拥护服从周族。这里的“其军三单”是防守边疆，还是用武力占取更多的土地?古代对土地的占取多数是靠武力取得的，即使未直接使用武力，也是在武力威慑下使之屈服。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周族在政治上拉拢戎狄时，也加强军事力量，对屈服的安抚，对不屈服的进行武力征伐。

其军三单，大概指在逐步占用戎狄地盘时，占用一片，安置一片，防守一片。在军队的使用上是一军进攻作战，一军防守已占地区边界，一军用于休息或劳动。如此安排，军队劳逸结合，即使作战军队有旺盛的斗志，又在互相轮换中得到休整。作战的族人不长期驰骋疆场，有机会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是军制的一种新做法，非常适合民即兵、兵即民的周族武力殖民需要，从而使得他们能在董志原等几条原上大规模占取领土。他们占取了这么大的地盘，说不定就是把其占领地之内的不服从者赶跑。《孟子》明说“狄人”侵之，很可能被赶走的就是狄族人，故才有了后来狄人对古公亶父的侵犯。这是华夏民族在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第六章:“涉渭为乱。”学者以“渭”字指渭水，错。宁县距渭水边达四百余里，周人怎能跑到四百里外的渭水边取石头?“渭”指宁县境内的烂泥沟，其沟水流入马莲河处，历史上叫“渭峪口”，就是“渭水入河口”。“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就是渡过渭峪水，去取磨刀石和捶物的大石。

“夹其皇涧，溯其过涧。”庙咀坪东的城北河、九龙河，名曰河，其实水皆不大，平时人可赤脚涉水。二水因其小，两面原边小山相夹之势亦很明显，所以“皇涧”“过涧”当指此二水。又“皇”为“大”意，城北河比九龙河大，“皇涧”当指城北河。“过涧”指九龙河。

“芮鞫之即。”此意大概指城北河、九龙河二水内曲外凸之处。这种情况以九龙河最多，其间周文化遗址也多。且九龙河为东西走向，背风向阳，较之自北而下不避北风的城北河川居住条件好得多，周人可能在当时就多住在九龙河川之中。芮鞫之意也可小解，即庙咀坪西北部一块小盆地和东南处的内凹处，二处都有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的遗址。

纵观《公刘》一诗，其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原”、“隰原”、“巘”、“泉”、“冈”、“京”、“涧”、“芮”、“鞫”、“渭”等，都与宁县及周边地形相合，名物、文化习俗在宁县民俗中也能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公刘》所反映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从而也为在学术界彻底廓清事实真相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大雅·公刘》成诗的年代

关于《公刘》的成诗年代，古今学者探讨甚多，观点相去亦远，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金履祥的豳地旧诗说;二是《毛传》的周初说;三是西周后期说(即春秋时期)。各家之说，自有各自道理。但总的来说都是从诗本身及社会背景上推断。根据上面对《公刘》描写的地形名物与宁县地形名物的比照，我们想以此为基础，谈谈对该诗成诗年代的看法。

第一，《公刘》与其他几首史诗比较，其写法明显不同。《大明》叙述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娰结婚以及武王伐纣的事;《绵》叙述古公亶父迁岐开国奠基及文王继承古公遗烈，使周族日益强大事;《皇矣》叙述太王开辟岐山，王季德行美好和文王伐崇事;《公刘》专叙述公刘迁豳建国奠定周族基础事;《生民》叙述周始祖弃神异出身和对农业贡献事。内容上前三首是数人合写，后二首是专人特写;在写法上前三首是轮廓式交代，后二首在概括中兼特写。《生民》与《公刘》从内容到写法皆近似，但二诗亦明显有不同。《生民》述始祖姬弃事，总体上表现了其初生之异与爱好稼穑。因其为传说，故在写法上表现出叙述初生神异时创作痕迹明显，而描述稼穑却以现实生活为据，有前后脱节之嫌。《公刘》却以现实生活的公刘为主，叙述他举迁准备、举迁和修建京师开辟疆土过程，事件完整，浑然一体。它平实自然，不是空泛地一味颂扬，而是让事实展现其形象，更没有其他四首史诗中的天命观，就是一个“匪居匪康”的“笃公刘”形象。

第二，在押韵上表现出民歌民谣特征。诗的产生来源于民歌、民谣。民歌民谣的产生，缘于劳作中的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及由此引起的情感抒发，自然而生，信口说之、唱之。说唱时为求语言顺畅上口好听，就产生了韵，增强了对听者的感染力。由于古人不知这是后人所说的“韵”，他以好唱好听为要，因此民歌民谣押韵随意性大。一般是上下句或四句一押韵，长的篇章中途换韵，以至于一章换数韵，不像后来的诗，一诗一章一韵到底。中间换韵正是民谣民歌特点。《七月》与《公刘》中间换韵明显，因此它是属于民歌一类的诗。

第三，细节描写真切。借用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述，这首诗抓住了特定场景中特定人物形象，用细节来描写人物。比如“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公刘站在山冈上靠日影定方位，观看流泉。而“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则表现了公刘在夕阳照射下的豳原上，为这片美丽广大的平原发出由衷感慨的一瞬间，形象衬托于优美的环境中，诗情画意浓烈。更为学者所乐道的“何以舟之，唯玉及瑶，鞞琫容刀”，确是忙里偷闲的神来之笔。仅从语言逻辑判断这三句诗，它似乎辞不达义，语无伦次。如果把这个细节放在迁徙的整个过程中来考查，从诗人写作的思路和情感上说，它是极其真实的表达。作者先写了公刘举迁时的前期准备，便在“廼裹餱粮，于橐于囊，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队列里，随公刘的队伍上了路，一路写到达“斯原”看到庄稼茂盛，民情高亢激越情景;上到小丘，又降到坪上;来到河边，诗人的心情与众人一样兴奋激动，一样感慨。渡河时大家才冷静下来，想到这一切皆公刘之功，由此才认真观察站在河边高处的首领:“维玉及瑶，鞞琫容刀。”诗人所处位置低，故看见站在高处的公刘身上最能体现其身份的佩玉和“容刀”，抓住了特征。细细体味这三句:似乎是公刘在发问“何之舟之?”诗人正全神贯注地观察公刘，被突然一问，一时反应不及，脱口以自己看到的玉和刀作答，形成了答非所问的特殊语境。但这却有趣，极富表现力，入诗反成佳句，诗情画意更浓。这个情节和这几句诗，非经见之人，难以写出。它证明诗作者为举迁队伍中的一员，事后记下了这一动人时刻的情景，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节、典型形象、典型语言。

第四，诗中描写的地形、地貌与现实吻合，不是经历者不能贴切如此。要不就是周初的诗人亲自到这一带踏勘过，但这在那时是不大可能的。

由以上四点，我们认为《公刘》一诗为当时随公刘迁徙人员所作，是为了记述颂扬公刘为周族肇兴所建立的殊勋。诗中没有另四首那种空洞的颂扬话和天命观(这正是颂和大雅的思想特征)，它的写实完全来自于生活的真实，诗人亲历的事件详实具体，不需编造想象!而另几首诗张口天命，闭口伟大，以空语套话来代替生活的描述，虽迎合了祭祀需要，但在思想上和写作技巧上却显得空虚平泛，叙述上显得陈旧、呆板。《公刘》全诗自然流畅，细腻平实，无刻意求工之语，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歌、民众的歌。

在周初，周人要庙祭其先王，表述其功绩，公刘肇始周业，又有颂诗，故借用之。其他先王无诗，于是宫廷诗人奉命而作，所以《皇矣》、《绵》、《大明》就表现出说了先王说后王的杂说写法。三诗都说诸王，哪一首都不突出。《生民》前后两张皮也是此理。至于有学者据用韵圆润、写作技艺娴熟便认为是春秋时作，未免偏颇。民歌亦有写作技艺娴熟、韵律圆润的好诗，如“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10]《公刘》作为史诗入宗庙歌颂，不排除西周及后来文人加工润色可能。但这么生动写实的诗歌，非宫廷诗人及后世之人所能为。周人祭祖不是周朝建立之后才有的，在先周时就有。这首诗可能在先周宗庙祭祀中就诵唱。它不同于一般民歌民谣，应是先周时的周族文人所作，并且在传诵中不断加工，以适应宗庙祭祀需要，所以在韵律上显得圆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