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地区制陶业的贡献

第三节　鞠陶对庆阳地区制陶业的贡献

一、鞠陶之“陶”字的来由

《史记》称鞠陶为“鞠”，庆阳志书和民间却称其为“鞠陶”，《世本》、《路史》等古文献中亦有鞠陶之称。一字之增是另指一人还是对“鞠”本人的不同称呼?从其父为不窋，其子为公刘的上下关系看，是一人无误。既然为一人，庆阳人为何称他为“鞠陶”?这可能与他在庆阳的作为有关。

历史上有在人名上加字的习惯，比如尧称“唐尧”、“陶唐氏”，舜称“虞舜”。这二人名前加的“陶”、“虞”都是地名。这样称呼，不但使人知其别名，还可知其始居地，亦可知陶唐氏原是从事制陶业的，从而给后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信息。鞠陶之“陶”与陶唐氏之“陶”同样，是指地名还是指职业?庆阳历史上无“陶”字地名，它可能是指事，指鞠为庆阳制陶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王一兵《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说:“(尧)唐前加陶大概是因为唐以制陶而得名”，即认为“陶”为指事。^[8]

我们在后文《神农氏与仰韶文化》一文中，对庆阳地区仰韶文化分布情况及其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关系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仰韶文化由神农氏部落创造，进而提出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传入的。这可算是外来文化对陇东地区的第一次冲击和影响。周族在夏末来到陇东，他们从文化先进的关中和中原又一次带来了先进文化，算是外来文化第二次对陇东地区的冲击和影响。陇东的考古学文化，自仰韶文化后即为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在4100年至3600年之间，这个时段正好处于我国夏朝时期。宁县麻线杜家村遗址，下有齐家文化，上有周汉文化。周族是齐家文化晚期到庆阳的。考古学文化和民俗文化在此相重合，说明此处民间关于周老王的传说应是可信的。

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齐家文化在庆阳地区是红陶灰陶并存。到周文化，则完全转化为灰陶。灰陶与黑陶一样，由于窑温高，土中氧化铁还原，使器物变为灰色，这是一种文化进步。宁县石岭子遗址，出土一批灰陶器物，其中最富特征的是较大型三件灰陶斝，与陕西关中客省庄文化的器物相似。斝是这一时段中国历史上新出现的器物，它不但见于齐家文化，而且分布于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分布于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中，而客省庄二期文化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庆阳地区出现与关中类似的器物，说明自关中逃到陇东的周族对庆阳地区制陶业产生了影响。

近期，庆城县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袋状实心带手把的灰陶器物内模，长23cm，手柄为圆柱体，直径5.2cm，长6.5cm，有横粗绳纹，袋状底部直径7.5cm，袋状表面亮有光泽，从现状分析，系反复使用所致，其形大小与宁县石岭子遗址灰陶斝袋足相似(见彩图)。陕西省客省庄二期文化中，“一些陶鬲的内表有‘反绳纹’和‘反蓝纹’，这是用鬲作内模而留下的痕迹”。^[9]客省庄二期文化尚是用实物鬲作内模，陇东的鬲、斝用专用内模，这本身就是一种技术进步，它表明制陶业有了专业分工(该遗址是近期发现，出土器物均已损坏，其中红陶灰陶均有，尚无法确定最终性质，有待详细考查)。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周族是一个不断创造发展的部族，他们从政治高峰跌至谷底，又窜上权力的高峰，如果缺少了创造发展精神，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族人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精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这一时期庆阳地区制陶业的发展和鞠的名字后面加陶字可以断定，先周制陶业的进步系鞠陶所为。专用制陶内模比原物翻模进步了许多，既方便也更快捷。它使人们煮饭的饮煮器得到大普及，从而提高了原始烹饪技术和质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由于鞠陶施惠于民的巨大贡献，因而人们给他的名字后面加了个“陶”字来纪念他。后世的外地人不知鞠陶之陶的缘由，更不知这是庆阳人对其尊称，故仍以原名记载于史册。《世本》《路史》补“鞠”为“鞠陶”，或许是依庆阳之说为据。有学者以鞠与鞠陶两名的共同存在，认为史书丢了“陶”字，其原名叫鞠陶，非。先秦时代，有较系统历史记载的是周朝，周人不可能把其祖先的名字记错。在《诗经·大雅》颂扬周先王的颂诗中无鞠，显然说明周人对鞠在陇东发展制陶业本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他们在关中已有之事，无发明创造可言，故不颂。但作为庆阳土著人就不同了，其功勋无量。这个道理如同欧美二洲人看待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人认为是新发现，而美洲人则认为无发现可言，我们本就存在嘛!

二、鞠陶对庆阳地区居住条件的改善

庆阳人称鞠陶为圣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庆阳地区居住条件的改善。鞠陶使上古陇东人从地穴式、半地穴式、类窑洞式的居室，转移到地面上的窑洞居住，而且还有二层式窑洞——“陶复”。《诗经·大雅·绵》中记述古公亶父自豳迁岐修建房屋城墙时说，古公亶父及其族人在豳地时住的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句话反映了周族从关中的地面居室到戎狄之间的窑洞居室，再回到关中地面房屋居室的不同阶段。

其实，在周族移居庆阳之前，庆阳已有过大型地面式宫殿建筑。目前仍在开掘的西峰区后官寨乡南佐遗址，便是一座有前殿后室的公堂之类的地面建筑，其室内面积达630平方米。但这只是个特例，庆阳地区普遍存在的还是地穴式、半地穴式、类窑洞式居室。镇原县常家山下层文化的居室还处于地穴中(见彩图)。周族初到庆阳后遇到的居住条件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宁县瓦斜乡庄科村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的阳洼遗址便是证明。周族到来后，因地制宜，利用本地黄土适合打挖窑洞这一特点，进一步发展了窑洞居室，即《大雅·绵》中的“陶复陶穴”。《诗经·豳风·七月》有“塞向墐户”的诗句，“向”为北面之窗，北面有窗，说明当时周族统辖之民已有地面房屋了。这种地面居室，应是周族对陇东地区居住条件改善的有力证据之一。(www.xing528.com)

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北面有窗的居室，在陇东也仅仅是少数。陇东大量的居室则是窑洞，即《大雅·绵》中的“陶复陶穴”。“陶，再成丘也，在济阴，从，匋声。《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10]“陶，《广韵》尸子曰:夏桀臣昆吾作陶。《汲冢周书》:神农作瓦器。……又陶正，官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11]为阜的异体，《说文解字》:“阜，大陆也，山无石者，象形。”“匋，作瓦器也。”“缶，瓦器。”^[12]“缶”“匋”同释为瓦器，不错。但古人既然造为二字，必然有所不同。如果把缶、匋、陶三字联系起来看，似乎反映了一个制陶器的全过程。“缶”字《说文解字》篆书作“”，它好像带盖的陶罐，或者是两个扣着的陶器，因此它应是陶器的原意，或者说它是指未入窑烧的陶器(当初很可能是露地架柴烧)。而“匋”也为瓦器，但读音变为“yɑo”。缶上加的“勹”仍是一个象形字。“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凡勹之属皆勹，布交切。”^[13]依《说文》解释，勹可理解为窑或者窟窿。勹、缶二者合而为一，则是指把泥坯瓦器放在窑中烧。陶字加上了大陆意义的“”，很可能是为改变早先很原始的陶窑，为了烧得更多瓦器而在高地上挖窑，或把陶窑作大。可以说“陶”字反映了陶器的制作已完全进入陶器窑烧时期。

从大量出土的窑址看，窑址都成袋形，其顶与陇东窑洞之顶一致。既然古人已创制了陶窑这种形式(河南省的文化遗存中已有了靠山崖挖的窑洞)，对富于创造精神的周族来说，发现深厚的黄土和黄土富有黏合性的特点后，为解决住宿问题，极易把造陶窑的技术运用到在土崖体上挖窑洞居住。黄土崖体的特点，在土湿时挖掘很容易，一旦水分蒸发干，却很坚硬，塌不了。从新挖的窑洞到完全干化需要几年时间。周人挖下新窑后，为了快干和结固，很可能采用了烧陶器的烧法，架起柴火烧烤窑壁，使其快干，便于即时居住。陇东出土的地穴式住室大都有一至三层白灰作地面，部分还有被烧烤的墙壁烧烤面，它既是周人烧烤窑壁的证据，又说明“陶穴”就应是这种被烧烤了窑壁的窑洞。

“陶复”，“复”为又、更、再之意，那么依“陶穴”之为陶窑意，陶复就是在其上再加层，有双层意。原庆阳师专教授李仲立考定“陶复是半穴居的窑洞”。^[14]民俗一般称窑洞庄基为窑庄，称穴居的窑洞为地坑子、地坑院，称半穴居的窑洞为半明半暗，一层又一层窑洞构成的村落称为“架板庄”。架板庄子一层与另一层错开，下层的窑顶正是上层的门前。“架板庄”应是“陶复”的变种。现在陇东的窑洞可以分为四类:地穴式、半地穴式，靠山窑式和地面箍窑。把这四种形式的窑洞放在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中来考察，正好反映了当时的四种居住形式——地穴式、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房屋，其文化血缘是那么亲近，其遗俗又是那么古老，只是小有变化而已。

(1)地穴式。是平地向下挖出深三丈左右的四方形坑，然后在四面崖体每面掏出2—3只窑洞(见右图)，再从崖体正对面掏一略高于人头的斜坡式隧洞上通地面。出地面后，有的直接露顶，多数用土坯依窑顶深度逐渐箍到坡头，再做一门楼，俨然如张口长龙。这大概是上古地穴式居室向下和向左右前后延展的结果。

(2)半地穴式。陇东高原原面非常平整，有如华北等地的冲积平原。长期雨水排流和人畜往来行走，在原面上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胡同，深度一般在一丈左右。人们在胡同一侧向后掏进一方空地修庄打窑。由于崖的高度不足，便又贴后崖下挖一定深度的长方坑，再向崖面及左右打窑洞，前面从一小坡上至前院(见上图)。这样就形成了半地穴式窑洞，崖背、地坑、低平前院，形成三层结构。这可能是上古半地穴式居室的发展。

(3)靠山窑式。这种形式多处于沟边或沟底。沟底则直接靠山崖向里挖若干眼窑洞，一般正面3—5只，如同地面的房屋(见右图)。在沟边则类似半地穴式，由崖边向进挖出方形或长方形空地，再向正面及左右开挖窑洞，又从前院一侧挖斜坡或斜窑洞上至地面。这种形式最为普遍，它可以依山坡而挖数层阶梯式窑洞，从正面看，犹如现代的楼房，即民俗所称“架板庄”，陇东许多村庄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应是先周时“陶复”的变种，亦可视其为现代楼房的远祖。

(4)箍窑。就是用土坯在地面箍成的土窑洞，有纵式前开门窗和横式前开门窗两种。纵式窑洞民间称顺箍窑，几只连在一起，窑顶连接处设排水道，一般施瓦(见右图)。也有不施瓦的，称“精溜子箍窑”。这种箍窑，下一次雨，就要到窑顶上去用木板拍打拍打，使表面湿疏后的草泥结合紧密。横式箍窑民间称衺(xiè)箍窑，可以任意延长，从中间隔开几间，开几道门。前后压飞檐施瓦，从正面看类似木结构房屋。有的还把窑顶垫土做成平顶，从背面出水。它很好地利用了黄土黏度强的特性，应是上古地面房屋在陇东的变异。

上述四种窑洞中，除箍窑外，其他三种都可以在二窑洞之间，或一侧的上方再挖一小窑，一般需搭木梯爬上，供防匪和贮藏重要财物用。在冷兵器时代，只要把木梯一抽，下面人便上不来，很保险。这种特殊窑洞与其下侧的窑洞组成一个特殊的二层组合，民俗称其为“高窑”。陇东的地穴式，半地穴式和类窑洞式的住室在宁县瓦斜乡庄科村的阳洼遗址中就有，周族到来后又增加了北面开窗形式的地面建筑。遗留陇东今日的四种住室，就是周先祖时代“陶复陶穴”的遗存和发展。周先王的聪明就在于因地制宜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尤其在窑上加窑，实为一种创造。清代庆阳人惠登甲诗赞:“远来君子到此庄，休笑土窑无厦房，虽然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天凉。”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却对此未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地位。

“陶”，最初是指制陶业而言。陇东窑洞与烧陶器的陶窑类似，可能是鞠将当时半地穴式、类窑洞式的原有住室，利用陇东高原黄土的特点，依陶窑形式而发展成“陶复陶穴”的形式，从而大大改变了陇东潮湿阴冷的地穴式居住条件。陶、掏音相同，掏为挖。窑洞是挖成的，说不定上古开挖之意的“掏”字，其本字就是“陶”。

窑洞虽有诸多好处，但从形式上看，土窑洞不如房屋美观。在已进入奴隶制盛期贫富悬殊的西周时期，“陶复陶穴”与土木结构房屋相比，毕竟是“穴”。以周贵族当时目光看，地穴、窑洞是落后时代的产物，应属落后的下层人所居住。周族在戎狄间的先王住这不像房屋的居室，在他们眼里确实是“未有家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后世周人不识货，他们妄自菲薄，低估了其先王的伟大创造。据此看《大雅·绵》的创作时代，大概不是周初之作。已住入漂亮宫殿的周后裔，不了解窑洞，凭想当然作诗，所以把先王们的生活想象得那么悲惨。如果他把祭祀时挂在嘴上的《七月》认真读一读，想一想，感受则会大不一样。总之，庆阳人把鞠称为“鞠陶”绝非心血来潮，它与制陶业和改变住室有着相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