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历史文化新探：不窋奔窜的原因分析

第二节　不窋自窜戎狄之间的动因

不窋在夏末丢弃夏朝农官后稷之职，携族人自窜于戎狄之间，不但远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连老祖先的封地——富庶的关中也放弃了。关于不窋自窜原因，祭公说夏朝“去稷不务”，司马迁在《周本纪》重复了祭公之说。这个说法恐难成立。不窋自窜在帝孔甲时，《夏本纪》在记述帝孔甲时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不窋奔窜“戎狄之间”，绝不是夏王“去稷不务”，只能是由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所致。

一、夏王朝的兴起和衰落

夏代是我国初始的奴隶制社会。在此之前的原始社会后期，我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上古联盟国家。^[10]这个联盟国家的开山祖师是神农氏。^[11]由于神农氏对栽培农业的大力推广普及，使这一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黄帝族取代神农氏炎帝族为天子后，联盟国家形式进一步完善。尧舜之时，国家机器日趋成熟，类似后世的中央机构已基本建立起来，这就为奴隶制中央国家的出现做了政治上的准备。弃出任尧舜农官后稷，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弃的农田开渠排水灌溉方法，也为鲧治水失败之后禹的治水成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他为夏王朝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鲧、禹父子19年治水工程，在政治、经济和人力使用调配上，对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是一次成功大演练。在我国历史上，除过军事战争外，全国性人力、物力用于和平造福这是第一次。连续19年的浩大治水工程的实施，主要政治领导是夏族父子两代人，由此夏族在全国树立起了绝对权威。这一权威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它为而后夏禹取得政权和夏族实施家天下，从各方面打下了基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夏朝的奴隶制国家在充分准备之后就呼之欲出了。可以说夏后氏政权是19年治水的结果。

夏后氏政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个依靠禅让制所得的家天下政权。我们通过有关典籍可以知道，它实质上是一个旧的中央政治集团的结束和另一个新的政治集团的诞生。尧舜时期，由于尧的开明政治，重用贤人，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德兼备的联盟国家领导人。在《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这些有名的人物多达二十余人，他们分管各部门工作。舜继位后，继续任用这些人。在舜交班于禹时，从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我们看到中央集团仍是那些老人手。禹执政时期，那些老人手已垂垂老矣，而夏族的政治集团已在长期治水工程中产生了。禹死时虽交班于益，但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氏。诸侯去益归启，不是益佐禹日浅，而是在咄咄逼人的夏后氏政治集团面前势单力薄。诸侯去益归启，实质是一代政治集团——以仁德宽让为政治思想理念的政治集团，被新兴的私欲武装起来的政治集团所取代。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以私有制为主的奴隶制时代。尽管说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中国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出现，完全是长期的全国性治水工程演练的结果。它为夏族培养自己政治势力和提高驾驭全国政治经济能力，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演示平台。

启就天子位后，有扈氏反抗被镇压及太康失国到少康复位终成家天下的事实说明，夏后氏的家天下是得到天下诸侯拥护的，否则它是不会遭受攻击仍稳坐天下的。在奴隶制私有思想已产生的夏代，诸侯们为什么不乘机夺取全国政权，反而拥护夏后氏政权?仔细分析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夏后氏的统治区域有限。它名义上是全国政权，实际与其他诸侯一样，是一方大诸侯而已，对其他诸侯的利益无根本上的损害，或更为有利。杜正胜先生在《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一文中介绍:考古界都认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据考古资料，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北及河北的石家庄，南至河南淅川下王岗，西抵陕西华县南沙村，东达河南商丘坞墙。这说明夏王朝的统治区域并不大，也没有把居于东方的商族和居于关中腹地的周族地盘包括进去。而正是这一东一西的两个大族后来成为争天下的强大部族势力。《竹书纪年》记载，夏太康失国后，夏族先后得到斟鄩氏、斟灌氏的支持，并与后羿、寒浞及其子浇反复征战而复国。斟鄩氏、斟灌氏都是夏族诸侯，在复国战争中不见商、周二族来助战，说明夏族家天下的范围，基本上是在以其都城(阳城和安邑)为中心的夏族控制的狭小范围内，与其他散居四方的众诸侯关系不大。夏政权的恢复，实际上就是夏族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恢复。《尚书·皋陶谟》中禹说自己谋划度置治理水土之事，辅佐君主规划五服区域，到达五千里远，在九州中每州征集三万人参加治水劳动，一直征集到四海之边。由此得知尧舜时不管中央政权管理如何松散，势力尚达全国广大地区，而夏政权仅占据中原一部分，这也证明夏后氏名义上的全国政权实质还是属于诸侯国范畴。但是，尽管其统治范围有限，正是由于是全国性名义政权，此例一开，商、周仿效，经三代经营，中国“家天下”的国家统治形式就在区域上逐渐扩大，国家机器在日益完善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二，各诸侯国的小范围家天下是夏族家天下的社会基础。从上面分析中得知，夏族在长期治水工程中经营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把以阳城与安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展成它的势力范围。夏政权的家天下，名义上为全国性的，在集权统治相对不严的情况下，等于与诸侯们一起各自管各自的事，因而诸侯们也乐观其成。诸侯之所以拥护，实质是等于拥护他们自己的地方割据统治。这是我国奴隶制国家得以推行的强大的社会基础，它为全国性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作了基础性准备。夏政权470年，就是在全国性政权名义下诸侯割据的470年，这是夏代与商代根本不同之处。否则，在私有制已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环境下，第一个家天下政权是维持不了这么久的。(www.xing528.com)

然而，社会不断发展，奴隶制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它需要更大范围的政治统治，需要中央政府全国性的领导和协调，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以调节各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关系。但在安逸中日益腐朽了的夏朝统治集团，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在新生力量面前，它逐渐失去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各诸侯国已厌倦了这个名义上的昏庸腐朽政权，中国社会发展到夏末，一个暴风骤雨式的整合期到来了。因为有了夏族家天下之例，那一个诸侯不想做国家天子。帝孔甲的昏庸无能，为这种离心势力打了强心剂，“诸侯叛之”则成定局。那么，这时长期居于关中这个富庶之地又相对封闭的周族在打什么主意呢?

二、不窋向夏朝发动军事挑战导致自身败北

《竹书纪年》沈约注曰:“诸侯以天子之礼待之(公刘)。”庆阳地区民间传说中也说公刘是天子(见后文)，民间又传说公刘早死于其父鞠陶(即《史记》中的鞠)，后世的鞠陶和公刘庙宇中的塑像，也是公刘年龄小鞠陶年龄大。那么，以公刘不大的年龄和他在陇东(包括咸阳地区北部长武县)一个不大的方国里的影响，何以得到诸侯们给予的天子之尊?这恐怕除了公刘自身的大作为外，还与其祖不窋及周族在关中的长期作为有关。可能是诸侯们在夏政权即将崩溃时，曾拥立周族取天下而代之。尽管周族战败亡命戎狄之间，但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威望还在，故才有了周族失败数十年后，诸侯仍对周族取天下抱有幻想的原因。

行天子礼，就是想让公刘当天子。公刘是挟祖上余威而行半壁江山的天子之实。由此则可证不窋当初亡命的真正原因，他是向夏政权发起了军事挑战，导致夏王朝的军事镇压，最终惨败，这才不得不率族逃往戎狄之间。他们不是不想留在始祖封地关中，而是夏族的军事镇压使其在关中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夏商之际，周、商二族一败一胜的事实也支持着这种观点。

以周族后来取代商族得天下时，四代人小心谨慎之举证明，不窋取代夏政权时未把握好时机，缺乏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正确分析，是策略失误所致。周族的封地关中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广大地区，它占据八百里渭河川地，又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其首领长期任中央农官的政治权威下，这个基本不与外界联系，又很少有其他诸侯干扰和侵犯的部族逐渐强大起来，可能进而统一了全关中，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部族。他们又有如祭公所说的仁德思想作为团结拉拢其他部族的政治策略，从而在诸侯之间形成总体上的优势。在夏朝日益衰败的情况下，周族的优势有了诸侯们的支持，也许既作夏朝农官后稷，又作自己部族首领的不窋，也就有了取夏而代之的野心。遂联合诸侯(可能是西方的诸侯)向夏王朝挑战，从而拉开了夏末争夺天下的序幕。周人忌讳这种争天下而败逃戎狄之间的事——这是周族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幕，大好形势断送在不窋之手，也是耻辱的。因而，他们就把这个事件说成是夏政权去稷不务。这个借口与“自窜于戎狄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所以学者都难相信。而《毛传》说迫逐公刘(不窋)，则多少透露出一点信息。

史籍言夏末诸侯叛之，以不窋之败的事实看，显然不是所有诸侯都叛夏，不窋只是以其部族为主，联合少数支持他的诸侯向夏朝挑战。他败得很惨，连祖先封地关中都呆不住，向西北逃到荒僻的戎狄之间，说明夏朝虽衰，但远未到崩溃的地步，尚有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消灭反叛者。联系周灭商时声言商德已绝，天下诸侯皆归周，然从其以四五万诸侯兵力，伐朝歌时与七十万(有出入)商军之比看，中央王朝所能动用的兵力是很强大的，要推翻它绝非易事。周族作为一方诸侯，实力毕竟有限。不窋未审时度势，轻率起兵。枪打出头鸟，说不定就有东边的商族乘机与夏族一起攻杀周族。它名义上支持夏朝，实际上假手夏朝消灭竞争对手。周族一败，关中为夏朝所有，这是其统治盛期都未做到的事。这同时也为其后商族的统治消除了竞争对手，拓宽了疆域。商朝建立后，其势力也就延伸到整个关中，而周族只能在西北的戎狄间舔伤，慢慢恢复元气，面对天下落在商族之手，却无可奈何。尽管到公刘时，有些诸侯仍怀着对周族的崇敬心理，以天子礼待之，然而已是于事无补了。

关于不窋奔窜戎狄之间的原因，不少学者也都认为是政治军事原因。扬之水先生在《诗经名物新证》中亦认为“其原因，或不外经济与政治两方面”。^[12]清庆阳知府杨赞绪《郡署咏怀古迹五首之一》“陵下自今流恨水，东迁错计弃涵关”，^[13]则明确指出他想东去争天下。

宁县和盛镇公曹行政村有一个关于周老王母亲的传说，为不窋之败提供了证据。公曹村北边的“晚阳寺”旁有一破窑洞，民间传说，周族被追兵追杀得很紧，当时怀着周老王的周老王母，来不及逃，抓住沟边枣刺爬上“晚阳寺”(后起名)的山梁，在这个窑洞里生下了周老王(详见后文)。1983年甘肃省编辑的《甘肃省宁县地名资料汇编》介绍宁县和盛镇公曹行政村:“‘曹’为周朝国名，相传在此地曾生一太子，后坐皇位，由此得名公曹。”民间传说虽不能当成正史看(民间说的周朝实指学术界所称的先周)，但此传说并非事出无因。周族在庆阳生活了十余代人，本身就说明民间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种种迹象说明周族亡命戎狄之间是政治军事原因所致。

从祭公谋父说不窋“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之言，我们可以揣测到，不窋对他的不慎之败是很内疚的。为弥补过失，他近乎卧薪尝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其后世子孙，也是在他业、德、绪、训典的指导下，为他的这个终极目标而奋斗。公刘当半壁河山的天子，也就是对他这一目标的实践。数百年后，古公亶父复回关中感叹:“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更是为了这一目标。从这一点上说，不窋不愧为一个英雄人物。周朝建立后不礼不窋，未免失于公允。以德称著于世的周人，在对不窋被迫奔窜的态度上，显示出其胸怀并不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