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尧舜俊德对弃的影响
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利益，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文化注重群体利益。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分别影响了地球的两半球，至今仍以各自的存在影响着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为我，可以说是一切动物的共性。人类产生后，由于个体的柔弱，不得不依靠群体形式来生活，由此产生了群体观念。这种群体思想在原始社会里因为共同生存的需要被传承下来。首领为共同推举，首领为群体利益着想。由此便产生了相对于君臣所必需的为大众利益服务的思想。这种文化价值观，应该是人类社会正常的前进坐标，中华文化把它继承下来了，而且流传至今。西方文化却岔到了以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实现作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就单个人来说，无可厚非，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则不一定正确了。东、西方这种文化差异始于何时，我们不能妄断。但有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在尧舜之时就有了德政思路，即儒家所乐道的仁德思想。《尚书·尧典》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9]这便是尧舜任用贤能以德治政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禅让权力给俊德之人(“俊德”指才能品行超众)，这是尧舜时立的规矩，由此即确定了中华民族以群体利益为立国标准的文化价值观。
以群体利益为重，无论对天子还是臣子都是一种最高的政治思想要求。在儒家思想取得政治支配地位后，这一思想得到全面推崇发展。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少数道德高尚的开明之君。尽管这是少数，然而这种仁德思想却在士大夫阶层和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中国群体文化观念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尽心尽力弘扬仁德思想的志士仁人，不胜枚举。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孟子，“兼爱”思想大师墨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等等。由于他们不懈的倡导和追求，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传承至今。与西方注重个人利益的价值观相比较，中华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建立在为整个社会谋利益的基础上。
在有关弃的点滴资料中，尽管找不到记述弃的仁德思想资料，但他超群的才智，为社会全体人的利益而积极作为的行动，以及后世把他尊祀为谷神的事实，就是他高尚道德品质的最好例证。后世周族极力倡导并坚守仁德思想，其原因就来自于其始祖弃的典范示教。这种可贵品德的产生，除过他本人的思想素质外，还与当时的清明政治和尧舜的德化教育分不开。尧舜的所作所为，一般认为是儒家的杜撰，我们认为在无足够资料证实时，就不要轻易怀疑。任何思想的产生绝非当世当时就形成的，它必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全是儒家思想的比附，那么周公在《尚书·康诰》等篇中对卫康叔反复强调文王之德，这种场面也会是儒家的杜撰?而文王之德会是儒家比附?以《康诰》文字的艰涩与春秋战国时文字之流畅易懂、文法之完整相比较，绝非后世儒家之作。《尚书·皋陶谟》通行的看法是出自战国前期，《孟子》之前。我们认为以文字之古涩，恐怕要更早一些。《尚书·皋陶谟》中，帝舜与他的几个股肱大臣坐在一起，非常坦诚地讲治国方略，舜虚心求教，皋陶、禹、夔积极贡献自己才智。这是我国原始社会晚期禅让制时政治生活最民主、君臣关系最真诚的一次“常委会”，也是禅让制的渔舟唱晚。由此给后世有作为的帝王、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留下无限向往的政治生活典范，也成了儒家最为推崇的政治清明的社会范本。
客观地说，中华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早就存在于上古时期，早就存在于尧舜时期，后经商、周二族，特别是周族的大力推衍，到文王时再次大放光辉，被周公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传给后世子孙。只是有些生活于安逸生活环境中的子孙忘了祖训，使周王朝也周期性地走向没落。到了孔子时，被孔子全面总结成为一种专门学说，其门徒们一代代发扬光大罢了。
弃树立起实践尧舜之德的光辉形象，造就了后世周族的辉煌，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以群体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弃和他的周族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道扬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尚书·虞书·舜典》。(www.xing528.com)
[2]《尚书·虞书·益》。
[3]《尚书·周书·吕刑》。
[4]《国语·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5]李学勤等校点《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1064页。
[6]范三畏《旷古逸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版。
[9]《十三经注疏·尚书·尧典》，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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