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教育、文化、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

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教育事业进入到发展的鼎盛时期，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教育蓬勃发展。1936年陕甘宁省委帮助曲子县建起了一所列宁俱乐部，开展扫盲识字等文化活动。1937年2月，陇东根据地的第一个民众教育馆在庆城成立，其宗旨是组织领导和实施民众教育。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在全边区开展“扫盲识字突击运动月”活动，当年冬季形成高潮，仅环县、曲子、固北三县共办冬学58处，学员719名；识字班369处，学员2424名；夜校20处，学员225名。1939年春，毛泽东发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号召，陇东根据地按照“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这一为抗日战争服务的社会教育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办教育，社会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到1940年底，陇东分区6个县及新宁、新正县都建立了民教馆；8县共办冬学80处，学员1334人；夜校239处，学员3182人；识字班374个，学员2390人；半日校62个，学员1124人。从1941年到1946年，本着“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对社会教育进行整顿提高，促使其向更富有实效的方向发展。其特点，一是采取说服教育、劝导入学的方法，广泛动员群众自愿参加文化学习，以调动和保持学习的积极性。二是把学习文化和群众的实际生活、生产需要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安排教学内容。主要教材有《民众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卫生课本》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减，介绍庄稼栽培、纺线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等内容。三是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方便群众。仅冬学就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冬学夜校；成人冬学、儿童冬学、妇女冬学、放牛娃冬学；文武冬学、一揽子冬学，等等。有些就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如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领导的变工队，就是一个识字组，在他的带动下，全村有31人参加了学习，使城壕村成为一个模范村。另外，还广泛成立了读报组，既学习时事政治，又学习文化知识。四是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很讲实效。根据内容和对象不同，除课堂教学外，还大量进行田间地头、村边院落、分散集中教学，以及学员互教、看图识字、见物识字等形式，非常生动活泼。总之，抗战时期陇东的社会教育成绩斐然，根据地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群众当时以入冬学扫盲识字为荣，凡参加的一般识字500左右，会认、会写、会讲，不少人识到1000多字，一批先进典型涌现出来。除张振财所在的城壕村外，新宁县一区三乡蒲岔沟的妇女半日校、新宁县五区一乡豆家湾的读报组、庆阳县民教馆利用庙会搞起的文化棚（初称“文化货郎担子”）、合水城区民教馆组织的读报组、送教上门做出成绩的教员王林彬等，都成为当时开展社会教育的模范。其中庆阳县民教馆的文化棚活动影响很大，深受边区政府的称赞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当时陇东各县的庙会很多，其中夹杂了许多迷信、赌博活动。民教馆的人员带上文化货郎担子赶庙会，往往靠墙搭起一个棚，挂图画，讲形势，唱民歌，卖新书，售药物，或者介绍一种庄稼的新知识、新技术，进行综合的与老百姓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宣传，社会效果很好。广大群众通过学习文化，开始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树立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不少群众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如农民诗人刘志仁、孙万福等。同时，社会教育大大激发了陇东民众的抗日觉悟，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事业。

学校教育成绩突出。陇东根据地的学校教育，初创于南梁苏维埃政府时期，以列宁小学为标志。由于险恶的军事斗争环境的限制，学校教育受到一定影响。1934年1月，毛泽东提出了“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幸福的人”这一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陇东根据地开始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的实践。1936年9月，环县在环城办起了第一所公办初小，敬礼堂任校长。学校实行免费教育，第二年改为完全小学，课本为边区政府编发的油印小册子。红军教导师进驻庆城后，和省委工作团一起帮助地方接管了庆城女子小学，并予以改造。1937年秋，新正县在龙嘴子杨家台创办了一所伊斯兰小学，开始了根据地的民族教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0年以前的贯彻“普及教育”方针，大力兴办学校阶段。这个时期学校和学生数成倍增长，至1940年，陇东的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县各类学校发展到275所，其中完全小学8所，模范小学18所，普通小学190所，女子小学9所，私学50所。陇东根据地的中等教育，早一点可以追溯到1938年4月由延长县搬迁于新正县马家堡的鲁迅师范学校，后又于此地办起了关中师范，但在陇东的办学时间都不长。1940年9月1日，陕甘宁边区创办的陇东中学在庆城正式举行开学典礼。陇东中学的建立，使陇东根据地的中等教育走向正规。第二阶段是1941年至1943年间的贯彻“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学校教学向正规化的方向发展。1941年下半年，陇东分区专署举行政务扩大会议，讨论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对学校“求质不求量，办一处像一处”。8月，专署召开各县完小校长联席会，具体讨论正规化问题，全区裁并学校，提高质量的工作全面展开。至1942年下半年，陇东分区共减少学校87所，学生人数由1941年底的3927名减为2744名，教员由224名减为151名。这次精减总体上是正确的，克服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提高了教育质量，但在具体工作中则有裁并过头的现象，如合水县裁并学校占71%，造成了不少学生失学的问题。从1943年开始，各校贯彻整风精神，总结教育工作，纠正前段工作中的偏差，端正了教育工作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学校教育又继续前进。第三阶段是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贯彻党的新文教政策，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巩固。1944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文教代表大会确定要大力培养边区的知识分子，开展大规模群众教育活动，实行“民办公助”的办的提高。至1945年，陇东分区办有完小7所，初小29所，民小160所，私学88所，共284所，在校学生5172名；在学校比例中，民小和私小学占了很大比例，充分说明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至1947年初，陇东根据地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学校教育受到严重破坏。1948年开始，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陇东解放区着手恢复教育。到1949年全境解放，陇东老区共恢复、接收学校735所，学生31874人，其中师范学校一所，中学4所，各类小学730所，陇东的教育事业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

抗日时期陇东根据地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走向成熟的新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对教育的领导权，使广大工农劳动大众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成为教育的主人。它的教育目的和任务十分明确，就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实行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培养其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养成民主作风和集体主义观念，使之成为政治上坚定、有文化、会工作、守纪律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从这个前提出发，在教学内容上废除封建陈旧的一套，如《三字经》、四书五经之类，代之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容，同时开展了丰富而有意义的课外活动，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出刊墙报、板报，开展各种社会宣传。在教学方法上，改变“念口课”、注入式等旧的一套，利用启发式和讨论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在教学原则上，强调学用一致，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学校管理上，实行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双重领导，并请当地群众代表参与管理，实行群众路线；在教育经费上，1938年以前实行由政府负担的免费教育，之后政府负担中等教育经费，小学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办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政府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并关怀和尊重教师。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这种新型的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同时对偏僻陇东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陇东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一样，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陇东中学

为了适应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应陇东分区的要求决定办一所陇东中学，并由教育厅委派陆为公、孙萍前往庆阳城筹办。他们在陇东分区领导和支持下，按照边区政府“少花钱，多办事。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在半年开学”的指示精神，利用庆城南街一座旧文庙，一边建校舍，一边动员招收学生，终于在经费仅为2000元的困难条件下，用5个多月时间完成了陇东中学的筹建工作。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分别为学校题了词。当地党政军领导马文瑞、王维舟、马锡五等亲临会场，表示祝贺。

陇东中学是一所包括师范班在内的普通初级中学，受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直接领导。其办学宗旨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边区政府任命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赵长远为专职副校长，陆为公为教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孙萍为副主任。当时，全校仅有袁静（女）、孙萍、张智（女）、王雨生、艾提、吴南山、俞璧贵、耿长富、吴希泰、王立岗、陆赞等11名教职工。首届招生时，因国民党顽固派造谣破坏，遇到很大困难。后来在分区各级政府的帮助下，主要在陇东根据地各区招收了122名学生，按文化程度编为师范班、中学班、预备班（文化补习），学制一年。1941年9月，学校教职工发展到28人，学生增加到247人，有7个教学班，其中包括新文字（注音符号）训练班、妇女训练班各一个。1942年秋，改学制为3年。1943年接收了陇东地委第12期干训班，称作陇东中学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制2年。1944年取消师范班，只设中学班和地干班，学制3年。1945年学校得到较大发展，全校教职工达到37人，有教学班7个，学生330人。1947年国民党占领庆城后，学校受到严重破坏，校门上领导人的题名、题词均被炮火所毁，师生转移到华池县城壕、二将川一带。7月下旬至8月下旬，校长刘泽如曾带校部和部分师生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镇，11月全部返回。在此期间，陇东中学师生主要配合战争搞动员服务工作，教学一度中断。同年9月学校在二将川复课，有教学班3个，学生74人，因校长刘泽如去山西，由副校长冯克箴主持校务。1948年3月陇东中学奉上级指示停办，改为陇东分区党校。解放后于1972年恢复陇东中学校名。

陇东中学是我党在陇东根据地创立的第一所完全新型的中等学校。从开办之日起，这所学校即遵循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培养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其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有：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教育和民族教育、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观点的教育、劳动观点和实践观点的教育、中国革命基本理论教育、党的基本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教育。思想教育的方法主要是：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依靠群众，人人动手；耐心细致，重在转化；从严要求，一丝不苟；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这个注重对学生思想教育的特点突出地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如开设《政治常识》课，讲授经济政治常识、抗日战争与三民主义常识、组织生活与工作方法常识等；开设《边区建设》课，讲授边区史地、边区政策、边区组织。1946年后上述两课合并为《公民》课，讲授解放区、中国及世界政治概况、党的基本政策与基本工作方法。其开设的《国文》课也主要是从《边区群众报》上选择的一些工作经验介绍、革命英雄故事和实用公文等。这种把思想政治工作融于具体的教学内容之中的做法，对树立学生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勤俭办学是陇东中学坚持的办学原则之一。在大生产运动中，师生共同奋斗，开垦荒地，种粮种菜，喂猪打柴，修建校舍，自制教学用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1943年春天，师生先后在高楼原、二轱原、丁家湾开荒地110多亩，收粮食33石，菜5000余斤，其他收入达1．5万余元。1944年又开荒1000多亩，收获粮食180多石，洋芋5．5万斤，菜10万斤；纺棉线50多斤，捻毛线132斤。1945年刘泽如校长办理接替手续时，学校尚有余粮182．4石，有马一匹、驴5头、牛5头、羊32只、猪42口。参加劳动，勤俭办学，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当时的物质困难，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陇东中学在注重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42年7月20日，以首届陇东中学毕业学生为主的陇东学生观光团一行53人，在余佑野、贾庆礼率领下，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给观光团的师生们讲了话。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学生代表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生代表麻韬、张志强给毛泽东献上绣有“人民舵手”的锦旗一面。这年寒假，学校选拔了42名学生组成地方工作组，深入区乡，宣传抗日，帮助扫盲，破除迷信，并向群众学习。之后，他们被派到庆阳县各乡担任文书。1946年6月，西峰发生国民党军队打伤庆阳师范师生达50人的“六·一六”惨案，陇东中学师生闻讯即致电声援庆师学生，并捐款8500元慰问。1947年5月，陇东中学又组织了30多人的随军工作队，在副校长冯克箴带领下，辗转于陕北及环县、华池、合水一带，为部队动员粮食、担架，协助运送伤员。每年节日和假期，师生都要帮助群众扫除文盲，讲究卫生，举办社火，参加大生产运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改变了封建教育长期关门办学、与群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使学校教育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教书与育人统一起来，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是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

战争年代的陇东中学坚持办学8年多时间，共培养出毕业生（不含中途调出参加工作者）523人。它不仅在陇东老区的教育史上，而且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陇东根据地的文化事业也大踏步前进，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丰富多彩、热火朝天的群众文化活动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增添了异彩。(www.xing528.com)

陇东曾经是轩辕黄帝活动和周先祖创业的地方，古代文化灿烂辉煌。生活在这块黄土地的人民经过世代的辛勤耕耘，创造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的民间文化。南梁苏维埃政权时期，传统的陇东民间文化第一次赋予了革命的内容，以歌颂刘志丹、歌颂红军、歌颂共产党和要求翻身解放为主题的革命歌谣，使陇东民间文化开始了它的新生。抗日战争开始后，边区党和政府把群众文化事业当作整个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号召“要站在进步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建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在各县民教馆的具体组织和指导下，群众文化活动在陇东根据地迅速繁荣起来。1939年6月，庆环分区在曲子镇办起了陇东第一所戏剧学校——庆环农村剧校。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政府拿不出足够的经费，群众便你一升麦、他一碗米地捐赠支援，所以人们便亲切地称它为“一斗麦剧团”。剧校创作排演了《破奸案》、《再上前线》、《排长起义》、《坚壁清野》等现代秦腔剧，为传统秦腔的创新和宣传抗日作出了贡献，也为陇东各地农村业余剧团培养了不少文艺宣传专业人才。1940年，陇东分区以庆环农村剧校为基础，组建了陇东剧团。他们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紧密配合当时的形势，排练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王三宝转变》等剧目，演出后轰动陇东，深受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扬，群众称这个剧团为“马专员（锡五）班子”。当年，陇东剧团曾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作汇报演出，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为该团题词：“向前进，勇往直前！”极大地鼓舞了陇东分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陇东剧团的带动下，分区各地先后都成立了业余剧团，自编自演了许多新节目，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当时，边区抗战剧团、关中八一剧团、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和抗大七分校的宣传队也先后来陇东巡回演出，对陇东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陇东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始了又一个新的起点。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来到陇东深入生活，同当地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相结合。文艺普及运动使各种形式的群众文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热闹局面。在戏剧方面有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皮影戏；在民歌方面有小调、信天游、劳动号子和酒曲；在社火方面有新秧歌、地故事、云朵子、灯舞、跑旱船；在美术方面有剪纸、面塑和石兽雕刻。另外，还有民间传说、革命故事、高原唢呐、民间小戏、歌舞、快板等等，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在群众文艺的百花园里，突出的有两朵盛开的奇葩，那就是陇东民歌和陇东社火。经过民间艺人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创造，赋予了它们以革命的内容，其形式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升华，使陇东民歌和社火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在大量的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和《边区十唱》（即《军民大生产》）。著名的民间歌手有孙万福、汪庭有、刘志仁等。孙万福是环县曲子刘旗村人，从小喜欢作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1943年他因大生产运动中改良耕作技术成绩突出而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他感情进发，当会编唱了许多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其中一首。他的艺术创造才能一时轰动延安，周扬专门在《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他，并对这首歌以高度评价，称赞孙万福“算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贺敬之亲自修改润色，使《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民歌成为传世之作。汪庭有是新正县马栏川人，伴随他渡过艰辛的木匠生涯的就是民歌。解放区的新生活使他对革命领袖、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非常热爱和感激，他便利用陇东群众喜闻乐见的《绣荷包》曲调和表现手法，辛勤创作出了《十绣金匾》这支优秀民歌。原来的《绣荷包》是男女调情的歌子，汪庭有认为他今天唱的是政府、军队和领袖，绣一个荷包送去不合适，应该送去一个大金匾。因此，他就把调子的名字改为《十绣金匾》。他不识字，常常把后一节编好了，又把已经编好的前一节忘了，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编好一节，教给村里儿童唱会，再安心去编下一节，忘了的就找孩子们唱。这样用了一年时间，才编成了《十绣金匾》。这支歌以长达10段80句的容量描绘了一幅边区军民热爱革命领袖、同心同德抗敌保国、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抗战胜利后，专业文艺工作者将原来的十绣精炼为三绣，歌词也作了改动，成为今天流行的《绣金匾》。1944年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汪庭有获甲级艺术英雄称号。艾青专门在《解放日报》上撰写长文介绍他，称他“已成了马栏川三乡的文化生活的推动人和群众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刘志仁是新宁县盘克原南仓村人，他是这个村民主政权时期的第一任村长，被边区文教代表大会树为特等艺术英雄，获“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奖旗一面。新秧歌当时叫“新故事”，是在锣鼓伴奏下既歌又舞的一种社火的表演形式。陇东根据地时期，每逢新年春节或重大庆祝活动时都要扭秧歌。秧歌队的男女老少装扮成工农商学兵或按情节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人数不限，排成几路纵队，或原地或行进，在欢乐的锣鼓声中挥臂扭臀，载歌载舞，聚散分合，动静交错，看来让人眼花缭乱，乐不可支，一片欢腾景象。刘志仁对旧社火的形式大胆革新，把秧歌的唱和跑故事的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秧歌剧（即新故事），而且在内容上反映的都是当地群众经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歌词和曲调都适合群众的要求，演得真，唱得顺，舞得欢，受到群众极大的欢迎。由他领导的五六十人的社火队几年间演出了20多个由他编排的新秧歌，如《新开荒》、《捉汉奸》、《放脚》、《保卫边区》、《交公粮》、《边区好政府》等，使群众百看不厌。民谣称赞他说：“南仓社火耍得红，区里县里真有名，里头有个刘志仁；离了刘志仁，新故事就耍不成！”周扬在文教代表大会的报告《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中指出：“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毛泽东为此还赠给他一条毛毯。除了刘志仁外，当时陇东各县都涌现出了一批秧歌能手，其中庆阳县三十里铺乡社火头黄润领导的社火队也很有名，曾为文教代表大会演出，其秧歌剧《减租》大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文艺界名人的赞赏，毛泽东也亲切接见了黄润。富有革命思想和浓郁乡土气息的陇东民歌和社火，成为不少专业文艺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因此而创作出了许多有名的诗篇和歌舞，堪称民族艺术的瑰宝。著名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根植于陇东民歌这块沃土上的佳作。当时，在华池的乔河、乔川一带就流行着这样一首《信天游》：“三十里水来二十里河，五十里路上送哥哥。胶泥呀沟里胶泥多，和一堆胶泥捏你我。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捏一个妹来捏一个哥。捏成拌烂再来和，再捏个妹妹捏个哥。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这首《信天游》在《王贵与李香香》里得到了巧妙的运用，收到了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另如：“天气越冷风越紧，人越有钱心越狠”，“羊肚子手巾包冰糖，哥哥人穷好心肠”等诗句，就是陇东民歌中的唱词，一字未改，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陇东社火中的云朵子（又叫地飘儿），其轻柔飘逸、婀娜多姿的舞蹈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被我国著名舞蹈家陈爱莲一眼看中，经过她的提炼加工，改编成了轰动国内外的《荷花舞》，她本人因此一举成名。还有以温台区四乡（今华池悦乐镇）封家原女青年封棒儿（即封芝琴）在马锡五专员帮助下争取婚姻自主为素材的陇东故事，解放后被专业文艺工作者改编成评剧《刘巧儿》，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因主演刘巧儿而获美誉。庆阳城胡仙川的剪纸1930年就在国外发表，1942年，边区政府派出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陇东搜集整理，古元、力群借鉴陇东剪纸创作了木刻剪纸，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还有在根据地时期广为流传的陇东道情，经甘肃省戏曲剧院改革，一本道情剧《枫洛池》名扬京华，周恩来、朱德、陈毅观看后非常称赞，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由陇东道情而得名的陇剧，已成为我国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剧种。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群众文化活动，是那个火红年代里出现的一个火红的艺术景观，从而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陇东的实践推向了一个高峰。它赋予各种古老的文艺体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在实践中经过加工改造，又使这些表现形式趋于完善，实现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它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的繁荣和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其生命力将会一直体现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并且越来越会显示出它的宝贵价值。

新闻事业及《陇东报》

在十分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在陇东先后创办了20多种报刊，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石。

陇东的新闻事业，始于1934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创办的机关报刊《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民众团体创办的报刊先后达十五六种，如：《庆阳人民》、《老百姓的话》、《火焰报》、《民众先锋》、《群众生活》、《新宁报》、《抗大》、《救亡日报》、《救亡报》、《陇东报》等。这些刊物，是激励陇东人民克服困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建设，团结战斗，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是无产阶级新闻队伍成长的摇篮。

《陇东报》是陕甘宁边区创办最早、影响很大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它的前身是《救亡日报》、《救亡报》。1937年10月，在陇东特委的领导下，《救亡日报》以“陇东通讯社”的名义在庆城出刊，红军教导师政治教员张文华任社长兼主编，朱培屏、马子明等5人担任记者、编辑、缮写和发行工作。该报为8开2版，双面石印、油印交替出版，主要发行于陇东特委所辖各县，对象为统战区的部队官兵、农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时也向国统区平凉、西安等地编发通讯稿，内容主要为抗日前线消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动态、统战区减租减息和改善民生的报道、民众的呼声言论以及针对国民党驻西峰专署的态度、言论所发表的社论、评论等。1938年3月，陇东特委改《救亡日报》为《救亡报》，为特委机关报，3月28日第一期出刊，为3日刊，版面扩大为4开4版，双面石印（后改为4开2版，单面油印）。在陇东特委归并庆环分区党委后，《救亡报》即作为庆环分区党委机关报。1939年秋，新华通讯社陇东分社在《救亡报》社设立，为进一步办好报纸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庆环分区党委改为陇东特委后，《救亡报》继续为特委机关报，并从延安调蓝钰任社长和主编，加强了《救亡报》的领导力量。内容上除继续保持《救亡日报》的编辑风格外，加大了陇东地区消息报道的分量，对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行与经济、文化建设以及重大事件，都能及时报道，并刊载文艺作品，增强了报纸的感染力。

1942年7月7日，出版至474号的《救亡报》改名为《陇东报》，毛泽东题写了报名，为陇东特委机关报，期号新计，每周一刊，4开2版。此后，《解放日报》陇东分区通讯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陇东分区支会先后在《陇东报》社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办报工作。1943年陇东特委更名为陇东地委后，《陇东报》即作为陇东地委机关报。年底，蓝钰调回延安，王作易调任社长兼主编，景昌之任副社长兼副主编。1948年，王作易调离，景昌之任社长兼主编。1949年7月庆阳地委成立后，《陇东报》即为庆阳地委机关报，薛剑英任主编，刘金绶任副主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陇东报》，不断发扬光大《救亡日报》、《救亡报》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传统，以它鲜明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特色，成为党和人民的忠实喉舌。它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紧密配合各个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以消息、通讯、特写、社论、短评等各种形式，及时报道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陇东军民的抗敌斗争，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及重大纪念活动和农业技术知识等，充分发挥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陇东报》的稿件特别注意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经常以快板、歌谣等形式开展宣传，为群众喜闻乐见。自创刊至陇东全境解放后的1949年8月3日，《陇东报》共出版408期，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43年至1946年之内，女记者姚文采写的《合水群众劳军》消息获“青记”延安分会设立的记者学术奖金；华池县通讯干事何发兴采写的《华池县长白国民领导变工坚持四年》、234期刊登的《曲子县长县书自背行李联袂下乡亲授务棉法》均获优秀新闻通讯作品评选甲等奖，《环县甜水区谢区长亲自领导一个村》等5篇报道获乙等奖。1945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胡绩伟的《从宣传备荒运动谈地方报对一个运动的宣传》一文，肯定了《陇东报》的成绩，并赞扬《用新方法开备荒会》的报道，“是很好地反映工作方法的新闻”。《陇东报》的言论、消息等，经常被《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摘要或转载，受到广大读者和边区新闻界的好评。

《陇东报》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种党报，一批党的新闻工作者为它付出了心血。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犯陇东后，报社随党政机关转移山区，人员也由10多人精减到五六人，但出刊从未中断。在华池悦乐，《陇东报》以专论发表了正在那里领导土改的胡乔木的文章《论时局》。6月转移华池坪庄、柔远、二将川一带后，继续出刊，冬天参加了刘坪整风会议。1948年移住华池元城，1949年转移到华池乔川，5月下旬迁至悦乐张湾村，8月初回到庆阳城。9月16日，社址迁到西峰南大街一家骡马店。这期间，报社的收报机、印刷机、油墨、纸张等全靠人背畜驮，频繁转移；石印有困难，就油印出版；油光纸买不到，一就用马莲纸印刷；来不及出报，就出《新闻》简报，发行《号外》、《捷报》，及时报道全国各个解放战场歼敌取胜的消息，并通过甘工委的同志带往平凉、兰州散发，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1948年印发的《捷报》、《新闻》简报有160多期，所刊登的都是前一天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消息、急电，其时效性之强，于此可见。在频繁转移的困难岁月里，《群众日报》记者叶滨、张继成、秦时、马谦卿、王炎、汪星、薛芝荣、宋新民等曾兼《陇东报》记者或编辑、译电员。报社迁西峰后，潘涣杰、范师蠡、杜锡英曾分别任通采组长、缮写兼记者、编辑组长；编辑、记者尚有苏联珍、季敏、郑仁泉、林宁、肖敬志，印刷工有田沃沛、牟天寿等。当年，他们成长于这个新闻摇篮，解放后相继走向省内外的新闻单位或其他战线。他们是我国第一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955年10月，出版至1029期的《陇东报》与《平凉农民报》合刊。1985年5月，《陇东报》在西峰复刊，为庆阳地委机关报，报名仍沿用毛泽东手迹。

【注释】

[1]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于1942年3月22日颁布边区度量衡统一办法，规定从当年5月1日起，尺用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库平16两秤。以下文中所列度量衡单位，均属统一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