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革命斗争史: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第二节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以后，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对边区加紧军事“围剿”，而且实行经济封锁。他们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入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陇东分区党政军民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执行边区政府以农为主，发展经济的生产自救方针，从粮油、贸易和开办手工业方面入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1年开始，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上山下乡，开垦荒地。在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的前提下，有30%的农村劳力参加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请牛会、伙种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各级政府还教育和帮助农民改革旧的耕作制度，改良耕作方法，兴修水利，扑灭害虫，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实行新开垦荒地三年免征公粮、奖励劳动英雄、安置移民、改造“二流子”等政策，鼓励和扶持农民发展生产。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3年6月，陇东分区所属6县就新开荒地158841亩，超过计划98241亩；驻军开荒14772亩，地方各机关开荒1916亩。加上1942年开垦荒地50616亩，全区共开荒226145亩，使耕地比原来增加了10%，年增加细粮5万石。在开荒种粮的同时，分区还发动群众种植棉花和蓝（一种可以染布的植物）等经济作物。全区推广了庆阳三十里铺植棉模范王敬唐的种棉技术。庆阳、合水、镇原3县1943年就织布32452丈，赤城区纺线业发展快，有377名纺线妇女，282架纺车，纺出的线和织出的布占3县总数的一半以上。到1944年，全区种棉3万亩，收棉花30万斤，蓝1000亩，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同时重视发展畜牧业，全区养牛、驴、马等大牲畜近14万头，养羊68．7万只。新宁县二区三乡，建立革命政权前全乡只有4头驴，建立革命政权后逐年发展，到1942年，全乡有大家畜168头，1943年又发展到452头，1944年发展到861头。合作贸易事业也呈兴旺景象。到1944年，开办陇东分区土产公司、盐业公司以及德丰源、庆丰源、新丰源等各种字号的商店140余处。曲子县党政军3个商店组成的曲子联店，1944年全年贸易总额2．5亿元边币，纯利4205万元边币（边币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所发行的仅限于边区境内使用的货币，开始与国统区发行的法币等值，后比价有所变化），其效益为陇东各商店之冠。与此同时，地方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兴办起了制药厂、制毡厂、造纸厂、火柴厂、香烟厂、肥皂厂、木炭厂、醋厂，制革、农具、酒坊、染坊、裁缝、砖瓦等军民联合手工业不断增加。组织运输队39个，投入运输的牲口876头，运销食盐72547驮。在经济工作中，陇东各级政府执行边区政府关于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经济斗争的基本方针，掌握食盐和土产等外销物资，实行专卖与统销，坚决取缔走私，建立边币、法币交换所，禁止流通法币，并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鼓励商人到边区贸易。这样，使边区军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需要得到满足，边区经济大大活跃。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各级机关、部队、学校带头参加，作出表率。1941年分区机关和各县政府机关开垦荒地3000多亩，全分区干部种地6000亩以上。他们种棉、种蓝、养猪、养羊，开设作坊，纺线织布，不仅做到了衣食自给有余，而且解决了大部分机关的办公经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分区专署警卫队到1943年开荒地共190亩，烧炭两万斤，全年蔬菜自给，每周可吃猪肉一次、吃羊一只，每年发夏衣两套、衬衣一套及新棉衣、被、毯等。陇东中学在庆阳教子川开荒地70亩，仅蔬菜就收了7万斤，可供师生吃一年；自己养猪，每月吃肉4次；女学员缝衣组，15天可缝衣100套。新正县组织机关干部每人开荒地4亩，种熟地4亩。与此同时，分区各级政府于1943年还安置了难民、移民529户2281人；改造了社会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732人，组织他们共开荒地3000亩。通过劳动教育，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堵塞了汉奸特务利用这些人进行破坏的漏洞，为防奸锄奸等保卫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富有政治意义。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中央于1943年1月1日决定每年农历正月为部队的“拥政爱民月”，陇东分区即于1月17日决定每年农历腊月15日至次年正月15日为“劳军月”，成立了以马锡五为主任的劳军委员会。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每年搞得热火朝天，党政军民的团结坚如磐石。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1943年1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卓有功绩的王震等22名党政军领导干部以隆重奖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同年11月1日至5日，陇东分区召开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到会军民商学近万人，盛况空前。有54名劳动英雄受到表彰奖励，评出甲等劳动模范5名，乙等18名，丙等31名。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在延安举行。参加大会的各条战线的英雄代表200余人，其中陇东分区59人。华池县的劳模代表、外号“气死牛”的开荒英雄张振财被选入主席团，张振财和新正县创立“义仓”（集体开荒种地，所收粮食储备起来，灾荒时月再加微利借给贫苦农民，这样储备粮食叫“义仓”）的模范共产党员张清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华池县城壕村被评为模范村，荣获锦旗一面，奖耕牛一头。12月9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举行座谈会，亲切接见了张振财、张清益和改良耕作技术的曲子劳动英雄孙万福等17名代表。这次展览会上，合水的水稻、镇原的阉鸡、庆阳李怀华的妻子和新正县妇女肖冰婵织的土布获乙等奖。这次大会后，庆阳、新正、合水等县分别召开了群英评奖大会，奖励劳动英雄。这些表彰奖励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干部，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大生产运动中培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垂裕后昆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八五旅及七七○团屯田垦荒

王维舟、耿飙所率领的三八五旅进驻陇东后，为解决当时吃住困难，立即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他们在庆城等驻地挖修窑洞、开荒种粮、饲养畜禽、伐木烧炭、种棉种蓝、兴办工厂等，一年内即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吃住等生活困难。1940年冬，三八五旅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屯垦”政策，王维舟和耿飙亲自到山区勘察地形，在大凤川设立了拓荒生产处，调去3个营垦荒。1943年4月，七七○团1000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带领下，进入大、小凤川垦区，向荒山进军。当时的大、小凤川70余里荒无人烟，野兽经常出没，但那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农垦的理想地方。英雄的三八五旅七七○团指战员们开始以挖野菜、打野兽度过粮荒，以搭草棚、挖窑洞解决住房。耿飙副旅长亲自组织打猎队，一个多月就打到上百条狼、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他们把兽皮带到西安去卖钱，兽肉分给战士吃。指战员们利用废铁自己动手铸造各种生产工具，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开荒竞赛热潮。每人每天开荒地一亩多，有的还创造了日开荒4亩半的最高纪录，全年平均每人开荒地62亩。他们还利用水源充足的条件，种出了陇东稀有的稻子。七七○团一年内全团每人生产细粮5石，两年内全团共开荒地3．4万亩，修建营房400余间（孔），同时办起了山货加工等各种作坊，开展烧酒、割漆、采药等数十种副业生产，做到了粮食满仓，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他们还从凤川口到甘湫子修了一条车马大道，在小凤川沟口修筑一座木桥（叫七七桥），利济行人。1944年春，警七团两个连也在合水大山门、高家嘴一带开荒种地。旅长王维舟带领15人的“王维舟生产小组”在庆城周围垦荒，种地30亩，当年收烟叶900斤，水靛180斤，干靛150斤，获纯利20余万元。王维舟自己搞了一辆纺车，从工作中抽出时间和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纺线，一天可以纺到二两线。在他的带动下，旅部官兵纷纷行动起来，所在地成了一个小小的纺纱厂。(www.xing528.com)

三八五旅的屯田垦荒，在边区又创造了一个“南泥湾”，为战胜蒋介石的封锁，减轻人民负担，加深军民情谊，建设和保卫陇东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三八五旅深受陇东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群众称他们为“抗日之英雄，生产之好汉”；旅长王维舟和群众亲如骨肉，被群众誉为“王善人”，朱德称他是“我们的好旅长王善人”。1943年王维舟被西北局评为劳动英雄，毛泽东为其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46年2月，在王维舟调离陇东的这一天，庆城家家户户门上插上小红旗，门前摆上黄酒、果品、点心欢送；群众扶老携幼，候在街道两旁，拉住他的手话别。由于群众多，话别时间长，当他走完3华里的街道出南门时已到下午3点，当日已无法赶到宿营地，不得不返了回来。第二日在数千人的掌声和鞭炮声中他才离开庆城。

1944年11月，七七○团奉命南下。离开大凤川时，曾立石刻纪念碑一座，记述了全团屯兵生产的业绩和英雄模范人物。

抗大七分校在陇东的活动

在陇东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是由抗大附属陆军中学、二分校附属中学和三分校组建而成的。原七分校于1941年7月在晋西兴县李家湾成立，1943年2月奉命迁到陇东合水，改称陆军中学；5月，中央决定恢复抗大七分校，陆军中学编为该校第一大队；校长彭绍辉、副校长俞楚杰，校部驻合水老城镇。5月15日，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附中师生1500多人在校长江隆基带领下，辗转来到合水，并入七分校，其中男学员编为该校第二大队，女学员编为两个女生队，驻华池豹子川张岔。1944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抗大三分校1100余人，来到合水编为该校第三大队，驻扎在平定川。4月，校部、第一大队和女生队迁到东华池一带。张启龙奉中央军委之命，担任抗大七分校政委，方富生任教育长。全校共有教职工800多人，学员4700多人。

抗大七分校的师生们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着党中央交给的镢头、枪杆子、笔杆子“三件宝”，在陇东的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练兵习武，学习文化，经受锻炼，争做抗日救国的有用人才。开始没有粮吃，学员们要到合水的太白、华池的山庄往回背粮。他们把被单和裤脚扎起来当口袋，沿葫芦河爬坡涉水，来回180多里山路，两天背一趟。没有地方住，开始就依山架棚，露宿荒野，或住进废弃了的破窑洞，接着自己挖窑建房。到1944年底，共打窑洞690孔，修建平房40多间，还在东华池街上为校部砌起了30孔石窑洞，修建了一座能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

抗大七分校驻扎的豹子川、二将川、平定川和大凤川，地处子午岭一带，山岳连绵，森林葱郁，土地肥沃，利于垦荒。为了不违农时，七分校一到达便开始垦荒种粮。校部规定，每人开荒5到7亩。开荒中，“独臂将军”彭绍辉为自己特制了一把镢头，和大家一起劳动。当年秋天，新开荒地所种的粮食和蔬菜喜获丰收。1944年又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校部给各大队下达的任务是每人开荒23亩，种菜一亩。女生队的主要任务是纺线、织布、打毛衣、织手套和袜子等，解决穿戴问题，另外每人开荒5亩。至年底全校共开荒地达6万多亩，生产粮食8600石，蔬菜280多万斤，做到了粮食蔬菜自给有余。此外还大力发展养畜和开展各种工副业生产，每个队都养牛十几头，猪几十口，羊五六十只，鸡100多只，并开办了木器厂、砖瓦厂、酿酒厂、粉坊、豆腐坊、磨坊、商店、邮局、照相馆等，在子午岭的大山深处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七分校在大生产的同时，坚持学习和训练。学校主要开设政治、军事、文化三门主课。当时学习条件很差，学员们用子弹壳制笔，用桦树皮当纸，垒起石板当桌子，搬来石块做凳子，在沙土上练字。尽管非常艰苦，但学员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七分校的文艺活动也开展得丰富多彩，校文工团及各大队经常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如《豹子川大合唱》、《难民区》等。文艺活动的开展，既活跃了学员生活，又培养了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文工团长陈博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第三大队长任白戈解放后成了作家。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抗大七分校又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1945年9月，第三大队首先开赴晋冀鲁豫前线。10月下旬，校部和一大队在彭绍辉带领下奔赴晋绥，第二大队有几百名学员返回延安，分配到中共中央各部门工作。1946年7月1日，二大队其余人员在东华池校部举行了结业典礼，随后移到延安附近的砖窑湾，改为步兵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多从事文化艺术工作。至此，抗大七分校全部离开了陇东。

抗大七分校在陇东历时3年多，它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部队生存和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作出了贡献；它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这批干部成为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它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建立了骨肉般的关系，使革命的种子在山区群众中深深扎根；它培育和实践了抗大精神，使其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永远激励和鼓舞我国青年一代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