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革命斗争：军民反摩擦、反封锁

第二节　陇东军民反摩擦、反封锁的斗争

国民党的反共逆流和我党的策略原则

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同时，它又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为国内抗日人民所向往，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未改变，他们将陕甘宁边区看作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以消灭边区。

1938年2月，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通令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11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向陇东派员“严密监视”，诬蔑我抗日群众团体为“流痞之结合”，企图制止抗日活动，解散抗日组织。他给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发出指示，对八路军派员赴该县进行民运工作提出种种限制，明确指出如违反，“县政府得制止或解散之”。邹介民对此忠实执行，迅速命令各区一起行动，先后解散了平泉、新城、中原、屯字等地的抗日后援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庆阳的赤城、彭原、蒲川等地群众抗日组织也被解散。国民党宁县县长取消各保救国会，不准人民成立“保后援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接到报告后立即给予嘉奖，说“该县长所陈限制其活动范围，以免扩大赤化一节，颇有见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防共、反共文件，文件严格限制我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制裁一切进步分子及我党言论和行动，甚至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政组织。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又决定由“政治限共”到“军事反共”。在这种反动方针指导下，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从1940年春到1941年春及1943年前季，国民党在全国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一是陕甘宁边区，二是山西，三是冀南豫北。1939年5月，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妄图置边区于死地。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中，目的是要切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分割围而歼之。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在此期（1 941年1月5日）。这两次反共高潮，均遭粉碎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和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介石的美梦就破灭了。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所遵循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自卫的原则，“有利”即胜利的原则，“有节”即休战的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保持独立自主，不放弃领导权。我党的这些策略原则，是对统一战线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充分体现了坚定的革命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新发展，对制止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秉承国民党五中、六中全会的宗旨，把“防共”、“反共”列成施政首要任务，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并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在陇东有两起摩擦事件是比较严重的。

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

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发生于1938年底至1939年6月之间。1938年12月20日，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专员钟竟成亲赴庆阳城，向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要求交还庆阳县城，并下令改编自卫军为国民自卫队。遭到我方严正拒绝后，钟又转赴合水，企图强制改组合水抗敌后援会，亦遭拒绝。扫兴而归的钟竟成，即指使专署的秘书人员写出反共言论，在国民党的《新陇东报》上发表。中共《救亡报》撰文予以批驳，局势骤然紧张。接着，驻防陇东的国民党一六五师鲁敏部突然侵入八路军七七团在白马铺、赤城一带防地，扬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公然挑起了陇东摩擦事件。1939年元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召集群众大会，威吓说“接近八路军者就是汉奸”，并捕押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多人。3月，朱绍良密电蒋介石，提出先由驻军协同保安队挑起摩擦事端，事态扩大后，由国民党中央出面将八路军调离陇东，如不服从，“则以武力制裁”等等。对于这个具体策划，蒋介石复电称其“应付八路军机宜甚妥，仍希饬体会力行”。4月8日，国民党三区专署派遣保安队一中队在屯字镇、南三镇绑走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7名，缴去枪7支，我方当即向三区专署质询，并电告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在无结果的情况下，三八五旅派人将国民党太平镇区署人员9名和南三镇义勇警察队队长以及马渠镇十二保保长等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安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捕押我方人员，于是形势更趋紧张。18日，朱绍良密电驻西峰镇的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派兵前往镇原“驻防”。该师随即派兵会同保安队900余人，向我七七○团三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包围了镇原县城。县长邹介民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纪三带领县政府大小官员秘密出城，去屯字镇坐镇指挥。驻扎在城内的保安队为使围城部队混入城内，以“打野外”为名出城。当时镇原城内仅有七七○团一个营的兵力。在识破这一阴谋后，为免遭暗算，随即关闭城门，严密防守，力图以谈判来解决争端。不料敌方继续调兵，围城者达3个团之多。25日，留守城内的敌方保安队20余人伙同常备队60余人，响应城外进攻，实行夹击，企图消灭我七七○团三营，我军不得已进行反击，将其大部俘虏，缴获长短枪42支，镇原事件正式爆发。这时钟竟成、邹介民置我方抗议于不顾，不断发动进攻，一六五师及平凉驻军九十七师亦继续增兵镇原，形势异常严重。

在镇原事件发生的同时，爆发了宁县事件。1937年初夏，西北办事处及关中特区先后派杨载泉（关中特委组织部长）、郭廷藩（新正县委书记）及红二师政治部主任邓华与正宁县长朱门等在山河镇谈判；派王子宜（红二师代表）、杨载泉、王秉祥（新宁县委组织部长）与宁县县长王序宾、保安中队长庞明胜等在县城辑宁楼谈判，就新正、新宁苏区和正宁、宁县国统区的划界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新正县地界东起东五畔，西南至半川、西沟、上南坡一线，东南为新正，西北属正宁；将原属新正的长乐、西王阁、西五畔划归正宁县；新正县辖5个区、8个乡、87个行政村，33468人。盘克原潘村以西（南仓村归苏区）、平子半坡划归宁县，除此沿庞家川、黑庄子、马家崖窑一线，东为新宁县，西属宁县；新宁县辖3个区、14个乡、46个村庄，6000多人口。划定后的区域我方严守协议，而国民党宁县政府却一再越界制造事端。至1938年底，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公然胁迫我宁县驻军警七团一营（1938年11月接替七七○团一营驻防）撤走，并要接管所有抗日救国团体。对此，八路军予以坚决拒绝。1939年春，国民党一六五师的3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200余人及壮丁队500余人，突袭警七团一营。一营奋起自卫，经一夜激战，将敌击溃，毙敌6人，伤12人，俘400余人，缴枪400余支，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县城辑宁楼上。预先布置在城外的敌骑兵连乘势攻城，一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

“镇、宁事件”发生后，我党和边区政府为制止摩擦，团结抗战，通电蒋介石、朱绍良等人，要求派代表商谈处理。朱绍良回电同意谈判。我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留守兵团谈判代表王观澜、国民党甘肃省参议长谭季纯先后到达驿马关举行初谈。初谈决定撤围启城，但是国民党三区专署不仅“延不履行”，反而向我八路军实施炮轰，致使商谈无效。经我方再次要求，双方又在庆阳县皇城继续谈判。1939年6月29日，双方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不久，王维舟与耿飙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一六五师及其他部队相继撤回原防地，西峰及各县保安队亦同时撤回，镇、宁二县遂恢复原状，保持相对稳定。7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朱绍良发电，望朱对达成的意见“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利团结，是为至幸”。为缓和气氛，10月，八路军警七团三营接替一营驻防宁县城。(www.xing528.com)

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

“镇、宁事件”初步解决后，国民党顽固派死不甘心，经常策划小摩擦，使得陇东局势一直不能缓和。1939年11月19日，镇原县南三镇千余名群众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求民主和自由。县长孙宗濂被迫接见，表面答应条件，暗中调兵镇压。事后，多数共产党员撤离南三镇，未及撤离的王三林、陈三省、康希业、赵崇玉、罗建章、徐万恩6人被捕（第二年6月，除罗死于西峰狱中，余皆被枪杀或被活埋）。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和全国一系列摩擦流血事件的出现，陇东形势再度紧张。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首先于1939年12月在宁县爆发，并很快扩大到镇原、合水、庆阳、环县4个县，其后果较第一次摩擦事件更为严重。

警三营接替在宁县驻防后，国民党宁县政府继续预谋起事。方振武加紧修固辑宁楼、文庙、县府和北城各据点，胡宗南部九十七师密占城北、南山阵地。1939年12月10日夜，方振武指挥保安队突袭驻城八路军，仅北城碉堡就投出手榴弹800多枚。警三营坚守阵地，与敌奋战。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纠合钟竟成所派的保安队，星夜开赴宁县，介入战斗。我三营战士们与敌展开殊死搏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12日突围出城，据守东山高地。13日，警七团一营从合水赶来增援，接应三营撤离东山，退驻春荣，国民党占领了宁县城。1939年12月12日，合水县也爆发了类似事件。国民党合水县长翟大勋率保安队150余人，袭击我城内驻军警七团特务连。在我军狠狠打击下，顽军大部缴械，翟大勋也被俘虏，国民党在合水的势力被“礼送”出境，合水即告解放。宁县事件发生时，钟竟成伙同国民党庆阳县县长王致云企图将事件扩大到庆阳。为避免顽固分子的捣乱和袭击，三八五旅于12月13日接管了国民党在庆阳县城的办事处，并且捣毁其三区（庆城）、四区（三十里铺）区署，其办事处主任辛怀廉与联保主任、保甲长悉被拘捕，驱除了国民党在庆阳三、四区的势力，解放了庆阳县城。

12月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县长指挥保安大队400余人，突然向我新进驻县城的三八五旅七七○团二营发动袭击。二营指挥员沉着应战，很快控制了西城门，消灭了大量顽军，其守军全部缴械。15日，国民党九十七师步兵营和炮兵连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全部进城围攻，二营退守玉皇山。因力量悬殊，二营和县委工作人员于16日晚突围出城，后击溃国民党政府军一个连，驻孟坝镇，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占领。随后钟竟成派中统特务吉清源带中共叛徒2人，率“动员工作队员”来镇原南三镇策反，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长赖辉煌、新城区委书记陈贵起等40余人叛变，使镇原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1939年除夕夜，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土匪头子赵思忠（赵老五），率部150余人并迫使壮丁数百名侵入我洪德区，抢占该区3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赵匪在奔袭环城途经洪德河连湾时，抓去小学教员王佑，逼其投降反共。王佑死不投降，坚贞不屈，敌便用刺刀戳穿其双手，用绳子拴住拖在马后狂奔，直至拖得肢离骨碎。之后，赵匪窜至环县欲袭击抗日民主政府，被我保安队及警卫队迎头痛击，毙7人，赵本人受伤逃窜。赵匪败退后，乱窜于洪德、毛井、虎洞、耿湾等区乡之间，肆无忌惮地残杀我干部和群众，肆虐达一月之久，环县人民恨之入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策反，1940年元月，耿湾、车道、洪德、虎洞、环城等5区自卫军相继叛变，先后有5个区、21个乡政府遭破坏，区乡级干部47人被杀害，20余人被抓走，4所学校被捣毁，5处合作社被抢劫，抢去公粮130余石，牛、驴150余头，羊万余只，造成惨重损失。这就是“环县事变”。

为巩固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我警备二团、独立五营奉命先后出动进剿赵匪，环县、华池动员2000名群众配合作战。2月16日开始进攻，20日攻克保牛堡，27日解放甜水堡。国民党环县县长逃往中卫，赵匪带百余人钻至一地窨子。至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捣毁，赵老五率匪徒12人逃脱（后窜到宁夏下马关一个山洞，病饿而死），其余尽皆毙伤俘获。与此同时，我警二团击溃了暗藏于车道区的反革命分子张廷杰煽动哗变的一伙匪徒，受张廷杰蒙蔽的大部分自卫军反戈相向，只有少数惯匪随张廷杰西窜固原。这样，经过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我宁县、镇原县城，我亦解放了庆阳、合水县城。至1940年2月，庆阳、合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朱开铨、高朗亭分别任县长。3月，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渠镇成立，冯治国任县长。

党在反摩擦斗争中的原则立场及其影响

两次陇东摩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的，其目的就是妄图驱逐我共产党和八路军出陇东，占领我陇东根据地，实现其独裁统治。在这两次陇东摩擦事件中，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谢觉哉和肖劲光等倾注了大量心血，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1940年1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高级将领为陇东一系列摩擦事件通电全国，痛切陈词，呼吁其停止摩擦，互派代表谈判，和平解决争端。2月12日，我八路军留守处谢觉哉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所派的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在西峰谈判，最后商定了临时解决办法，即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维持现状，释放被捕人员等。虽然这次谈判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基本上缓和了陇东局势。

在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其原则立场，对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的顽固派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定方针，最后使国民党顽固派以失败而告终。我方力量在斗争中得到了壮大。正规军约增加3000人，地方武装约增加1000人，总计兵力比事件前增加了一倍以上。除庆阳、合水、镇原建立政权之外，正式成立了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实施更为有效的行政管理。陇东摩擦事件使人民真正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反共的真面目，对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边区政府更加热爱和信赖，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