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红二十六军与革命根据地斗争 | 陇东革命史

第二节　红二十六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陇东工农红军的发展和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斗争，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陇东的具体实践。

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就针对党内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和他们多次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为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11月，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深刻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科学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回答了党内一些人的疑问。毛泽东从5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村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白色政权之间的地方割据，客观上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存在着大革命的影响，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在革命运动曾经发生过、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诞生并得到成长；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构成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发生和坚持的主观因素。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讯，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依据，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同年5月，他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对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革命实践产生了革命理论，革命理论又指导了革命实践。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经三湾改编，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进行根据地建设。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至七月，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到了成功的实践。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十大政纲。在党的“六大”路线和井冈山道路的指导下，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红军部队发展到10万余人，控制和作战范围达11省300余县；建立革命根据地11块。这些根据地主要有红一方面军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1931的成立）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所在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所在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十军所在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红八军所在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1932年成立）所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初始于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来到陇东组织革命武装，于1935年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后半期，是以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失败、恢复、壮大的过程为其主线的。也正由于发展壮大了的红二十六军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区域，才使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得以成熟。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及其南下失败

1932年12月24日，根据党中央同年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陕西省委同年6月、8月的指示，红二十六军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成立。当时只有一个团，就是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特务连和青年连（1933年改称少年先锋队），共200多人。杜衡任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由于杜衡的“左”倾偏见，刘志丹被排斥在领导者之外，只任团政治处处长，谢子长、阎红彦被送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红二团成立以后，执行陕西省委关于创立照金苏区的任务，部队南下。照金，位于耀县西北，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这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12月26日，红二团迅猛歼灭焦坪守敌60余人，接着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部队发展到300余人，并帮助地方党先后建起了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5支游击队。在庙湾与夏玉山（夏老幺）民团作战中失利，部队撤离照金苏区，刘志丹接替郑毅任参谋长。1933年2月上旬，红二团转移到正宁县的三嘉、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湫头王郎坡设计伏击赵世绅民团，将敌全歼于石炭沟，赵被活捉后拉至三嘉狼牙洼处决。随后，部队又回到照金。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4月5日，经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至此，地跨耀县、旬邑、淳化3县边界的照金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3年4月下旬，杨虎城、井岳秀以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约八千人兵力进犯照金根据地。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等率领游击队坚持斗争。经过20余天机动作战，歼敌一批，部队发展到500余人，进犯之敌也撤出照金苏区。5月25日红二团回到照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举行会议。会上，被暂时性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杜衡，置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于不顾，强行作出南下渭（南）华（县）的决定。渭华地处关中平原，既无险可凭，又有敌重兵驻扎，非常不利于小部队游击作战。但由于杜衡的威逼，29日，红二团从照金出发南下，次日到达三原。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红二团渡过渭河之后，在关中平原遭到杨虎城部四五千兵力的围追堵截，惨遭损失，退入秦岭山区。后在蓝田张家坪与千余之敌恶战一场，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等指战员突围出来，历经磨难，回到照金，生还者约100人。我党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一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包家寨子会议(www.xing528.com)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特委继续领导着地方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他们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行整顿，在三原武字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杨虎城部骑兵团千余人在耀县通电起义，陕甘边区特委将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司令。为了统一指挥，8月中旬，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各路游击队，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中共陕西省委于同年7月底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叛变，由极“左”转向了极右。10月16日照金失陷。红军武装在无根据地可依、又遭敌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北向子午岭进发。18日在合水破城取胜，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处决了合水土豪“杜老爷”、盐税局长李德胜和谭世麟的招兵营营副梁邦栋。红军开仓分粮，赈济穷苦百姓；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打开监狱，解救出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合水战斗后，王泰吉、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就在子午岭山麓一带，牵着尾追不放的敌赵文治团800余人兜圈子，伺机歼敌。10月下旬，红军在城壕川消灭了当地一个民团。26日，在庆阳三十里铺，又歼灭谭世麟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些药品器械，拉了两个外国神甫，向东进发。28日，敌赵文治团突袭红军宿营地毛家沟门（今华池县李良子乡），王泰吉指挥红军迅速占领河东岸山头，300多名战士英勇反击，于山底毙俘敌200余名，缴获枪200余支、弹药许多。余敌狼狈逃窜，赵文治团从此一蹶不振。毛家沟门战斗后，红军即来到合水包家寨子休整。

照金根据地丧失后，在红军反“围剿”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会议，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和扩大以及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先后回来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配合作战的需要；确定今后红军的行动和战略方针是，开辟和巩固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三路游击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子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新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包家寨子会议的最大功绩，是明确决定了陕甘边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在此之前，根据地的中心已经两易其地点，一为正宁县的寺村原，一为耀县的照金，且都建立了革命的临时政权，但都被“左”倾路线一齐葬送了。包家寨子会议把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选择在南梁，这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问题所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摆脱了杜衡等人把持的中共陕西省委“左”的干扰，把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到了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产党人手里的结果。它对陕甘边未来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前景。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根据包家寨子会议决定，由刘志丹、王泰吉等主持，于1933年11月8日，在葫芦河川的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元月，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不久牺牲），改由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红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后改为骑兵团）两个团。红三团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红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两团人数500多人，战马五六十匹。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师、团、连层层建立党组织，师党委书记由杨森担任。

红军部队整编之后，派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到平定川一带组建地方游击队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派习仲勋、张策以红军后方特派员身份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南梁地区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正当甘肃华池、合水，陕西富县、志丹4县之交，其范围在葫芦河上游及其支流各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荔园堡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凤川等，以荔园堡为中心，周围达百余里。这里山峦起伏，梢林密布，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很好，是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区。由于这批干部的全力工作，11月至12月在南梁小河沟一带相继成立了由杨培盛任队长的庆阳游击队，由张振东任队长的合水游击队，由刘约三任队长的保安游击队，以及安塞游击队。1934年元月，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正式成立，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革命武装迅速发展，至1935年6月，庆北、定边、华池、环县、柔远游击队和华池保卫大队陆续建立。他们在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或消灭地主民团武装，或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或参加反“围剿”战斗，为创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路游击指挥部于1934年2月成立，总指挥为张明吾（不久换为王安民），政委为黄子文（后换为张仲良）；秋季，陈学鼎任总指挥，张邦英兼政委。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统一指挥南区的平子游击队（何炳正、刘玉才历任队长，编为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通称新正四支队）、回民游击队（王世平任队长，编为三路游击队十六支队，通称回民支队或正宁十六支队），以及宁县三支队、宁县一支队，新正县五支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和警卫队、特务队等。宁县三支队是在平子半坡村贫苦农民刘永培、刘玉才、杨兴才、王占义等组织暴动的基础上组建的，王德宽（后叛变）任队长、李士新任政治指导员，刘永培任党支部书记。这支游击队曾大闹平子镇，处决了敌3名情报人员，摧毁了敌碉堡；与新正四支队配合，攻克梁掌堡，消灭敌民团60余人；在柴桥子、上畛子，鸭子梁一带，神出鬼没打击敌人，颇有影响。宁县一支队7任队长中有4人都先后牺牲，游击队损失惨重，只剩下13人。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组织派1 9岁的新宁县委组织部长王秉祥出任队长，他与指导员乔占才领导这支队伍越战越强，一年内接连打胜仗，民团闻之胆寒；一支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于1936年底扩编为关中特区独立一团。南区的这些地方武装在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曾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比较有名的战斗，除上述外，有平子游击队捣毁国民党岘子联保处，宁县一支队胜敌九岘、盘克、金村原，新正四支队配合底庙、耀县游击队两次袭击湫头镇的宁夏马家军，回民游击队截击马鸿宾部骑兵连等。他们的战史，是陕甘革命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自身兵员得到很大补充，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后季，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先后决定以第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平子游击队和直属特务队为基础，组建红四十二师一团；以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红四十二师二团。红二团于11月初在南梁阎家洼子正式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1935年2月，红一团正式成立，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第二路游击区遂发展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

1934年11月26日，经过红军长时间的争取，特别是黄罗武、马锡五受刘志丹派遣，先后到黄龙山做收编工作，促使在土匪梁占魁部下任营长的黄龙山“大王”郭宝珊带领一个连在新堡宣布起义，投向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被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郭宝珊以后入党，这支起义部队也屡建战功，至1935年9月与红二团一起被编为红十五军团二二四团，郭宝珊任团长，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革命军队。

革命解放了人民，人民向往着革命。陇东、陕北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投入到革命的怀抱，正如一首《信天游》唱的那样：“过了河来上山冈，一夜投奔到南梁。头包毛巾手拿枪，要和财主算细帐。”至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拥有红一、二、三团、骑兵团、义勇军共5个团的建制，兵力千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了1500余人，在以南梁为中心的苏区周围，形成了稳定的战略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