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斗、批、改”运动
《十六条》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党的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根据中央的部署,全区开展了“斗、批、改”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后,包括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杨静仁,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马玉槐在内的一大批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被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地方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判。同时,各地、市党政主要领导人也被批判。这些领导干部被批判、被打倒,为革委会的建立扫清了“障碍”;而实现“革命大联合”则为革委会的建立做好了准备。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实现大联合的指示精神,在“支左”部队的领导下,宁夏几派群众组织开始协商大联合事宜。1967年11月25日深夜,“宁总指”“宁三司”“宁总司”“大联筹(革造)”赴京代表各2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12月9日至29日,几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参加“学习班”,讨论倒旗联合事宜。在极不协调的情况下,于12月9日达成了《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勉强实现了大联合。在几派群众组织实施大联合的过程中,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宣布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回族)、李天冲、许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回族)、陈养山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筹备小组行使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
1968年2月2日,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2月11日,《宁夏日报》以革字第一号成为其机关报,开始刊载地方稿件,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从即日起开播地方节目。当天,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组织在银川南门广场召开了“高举革命大批判大旗,狠斗深批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在宁夏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派誓师大会”,揭发批判了杨静仁、马玉槐的“滔天罪行”。2月13日,《宁夏日报》发表《革命大联合必须走“斗私批修”的道路》的社论,提出“不做张派,不做李派,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举这旗,不举那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倡导各派群众组织做好大联合工作,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各级革委会。
1968年1月26日,青铜峡县革委会成立,这是全区最早成立革委会的县。2月18日灵武县革委会成立,19日永宁县革委会成立,20日银川市革委会成立,此后,各市县、各单位的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代会”(简称“工代会”)和“宁夏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也分别于2月28日和3月8日宣告成立。根据兰州军区党委决定,3月21日宁夏军区临时党委成立,张怀礼任书记。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达《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55号文件)。4月10日,由81名委员组成的以康健民、张怀礼、赵炳伦、徐洪学、李天冲、许冲波、王志强(回族)、李江烈、丁毅民(回族)、陈养山、常乃光、安建国、牟元礼、刘万保、林润忠、雒学民为常委,康健民为主任和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为副主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康健民发表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宁夏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讲话。11日,自治区革委会首次召开常委会议,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最新指示,决定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解决路线问题和反右倾问题”。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宁夏日报》发表《无限风光在险峰———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
在自治区和市、县、区革委会成立的同时,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如银川橡胶厂、银川铁路分局、长城机床厂等革委会也陆续建立。各级革委会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81年恢复人民政府体制时,机构才撤销,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蔚然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渐形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1966年7月底,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全委会议决定召开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迎接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召开,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1966年国庆节前后,全区街道、机关、学校突出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到处书写毛泽东语录和标语。仅银川市市级单位就在大街上挂出大、中、小各种语录和标语牌3万多块,挂出和贴出毛泽东像124500余幅。10月12日,《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11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推广解放军“为革命而学”“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重点文章经常学,根本观点反复学”“干部学在前头”“活学活用”等经验,以推动全区的“活学活用”运动。
1968年10月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后,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级革委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了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先后建立并派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仅1968年,全区就建立宣传队380多个,宣传员6000多人,基本上达到了公社有宣传队,大队有宣传组,生产队有宣传员,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仅1968年就达73700多期,参加学习的有1200多万人次,按当时全区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学习4次以上。
为了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先后于1969年4月10日至5月17日、1970年11月20日至12月2日两次召开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多次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的座谈会,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经验,表彰了吴忠县革委会、吴忠县波浪渠大队、银川橡胶厂、石嘴山二矿、青铜峡“支左”小组等31个“活学活用”先进集体和46名积极分子,并由部分积极分子组成巡回讲用团,深入银川、银北、银南和固原地区进行讲用,传播经验。这次会议提出要讲“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体会,学“三忠于”的榜样,取“三忠于”的经验,走“三忠于”的道路。各地市县(区)、公社,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也都层层召开经验交流会、座谈会,推广“活学活用”的经验。学习活动“热气腾腾,‘天天读’、学习日、讲用会、学习班、‘积代会’(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逐渐形成制度”。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内容换上了天天读“语录”和“老三篇”,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
单位、团体,象“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到处刷写标语、语录和画像,竖立语录塔(碑),搞“红海洋”。“户户挂起毛主席像,处处语录写满墙,家家办起小课堂,斗私批修摆战场,一颗红心永向党,心中升起红太阳”是当时真实的写照。每当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人们便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大力宣传。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语录歌”,作“语录操”,就是无限忠诚的具体表现。这些个人崇拜、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没有使学习收到好的效果,而且败坏了学风,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地教训。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各地也开始注意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系统学习。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曾多次发表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文章,并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等形式,号召人们结合三大革命实践,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当作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林彪、陈伯达搞“天才论”的阴谋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等指示,中共中央于1970年11月6日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学习要求,规定了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和《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
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后,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作出了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全区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基本上是朝着两个方面发展着:一方面是在一片理论学习的繁荣景象后面,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勤于学习、勇于思考的人们,带着“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困惑不解的一系列问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孜孜学习、苦苦求索,使他们逐渐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那些做法和形式,与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种理论上的觉醒,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识别、抵制极“左”思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斗、批、改”的一项基本内容。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至结束,自始至终贯穿着“革命大批判”。其内容和形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不断发展变化。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全区上下掀起了批判刘少奇和“二月逆流”的热潮。自治区革委会先后在银川、吴忠召开“彻底批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会”、农村革命大批判现场会等会议,《宁夏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集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等,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马黑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后,不仅召开大会批,而且家庭批判会、院落批判会、专题批判会也普遍展开。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商店的营业员、农村的贫下中农、学校的师生,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子,纷纷登场,口诛笔伐,并结合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毛泽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最新指示,全区上下深入地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形成了“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许多工厂、社队采取“忆、比、颂、批”的方法,即“回忆解放以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史;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受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苦;颂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和伟大胜利;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使两条路线斗争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10月至1969年10月,仅银川市各级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召开批判刘少奇“黑修养”“黑六论”的会议1561场,参加115483人次,写出批判文章296篇;召开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会议2039场,参加159847人次,写出批判文章1110篇;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会议1424场,参加124007人次,写出批判文章712篇;声讨批判“苏修”侵略罪行和言论的会议872场,参加144728人次,声讨文章584篇。
从1969年4月开始,全区各地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的热潮中,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4月17日,各级革委会纷纷制定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安排意见,各市、县、区及各单位革委会均成立了大批判领导小组,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革命大批判”,还先后在一些工厂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动“革命大批判”,并在群众中普遍开展了所谓“学、摆、查、讲”活动。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所开展的大批判大多是批判所谓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和“无政府主义”等。
1970年10月1日,银川10万军民在南门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在《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11月中旬,自治区革委会大批判小组在《宁夏日报》发表《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文章,对1959年宁夏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秦剧《西芨滩》和1964年改编为京剧的《席芨滩》进行批判,称其为大毒草,称其是杨静仁、马玉槐推行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标本,并对宁夏文艺战线上的一大批作品予以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次年。在对所谓的文艺黑线进行批判的同时,陆续开始推广和上映革命样板戏。
1969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斗、批、改”的全面铺开,大批判也走到了它的全盛阶段。各市、县(区),各单位都成立了专门负责领导、指导大批判的常设机构,并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专门撰写批判文章。每个单位都开辟了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的形式也日趋统一。许多基层厂矿、学校、公社乃至生产大队,都成立了经常性的大批判小组,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参加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大批判会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各单位主办的,遍布于街头巷尾或单位内部的大批判专栏,在形式上更为精致、系统,成为衡量各单位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报刊、广播中发出的指导各项工作的大批判文章,也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样式。“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靠政治高压推行的、不讲事实、断章取义、任意引申、不准反驳不许思考、蛮横专断的大批判。它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左”的思潮在各领域各单位渗透和蔓延,给党的事业和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判中那些空洞的说教、武断的结论、枯燥浅薄的文字、千篇一律的形式,使干部群众普遍增长了一种厌倦、反感和恐惧的情绪,许多人鄙视和抵制“革命大批判”。报刊社论和广播中宣传的所谓大批判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不过是形式上的翻新和语言上言不由衷的敷衍。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明显,越到后期越突出。所谓“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实际上是靠政治高压和形式主义在维持着。
四、教育革命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自治区革委会根据中央精神部署开展了所谓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及“教育革命”,严重危害了党的教育事业。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教育要革命”的指示。8月上旬,自治区革委会在中卫县召开的全区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提出,对现有的教育制度必须彻底砸乱,并将教育革命作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抓。认为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提出认真做好整顿教师队伍、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抓好教材编写等工作。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各地掀起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热潮。自治区革委会先后几次从企业中抽调1550多名产业工人(其中有解放军指战员若干人)组成104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分批进入各市县城镇学校、机关等单位,组织和领导该学校、单位的“斗、批、改”。
工宣队进驻学校的同时,9月29日,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对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通知》后,各地由贫下中农代表组成的贫管会(组)也陆续进入农村中小学,与学校领导班子结合起来,共同管理学校。10月10日,中卫县柔远公社郭营大队率先选派贫管会进驻郭营小学管理学校。次日《宁夏日报》报道了这条消息并发表《贫下中农就是要掌握农村学校的大权》的短评,肯定了郭营大队的做法,号召学习他们的经验。11月19日至23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青铜峡县召开全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经验交流会,推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经验后,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组)进驻并管理学校达到了高潮。学校普遍废黜“学区制”,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小学由工厂、公社和大队领导。在学校领导成员中,一般都采用“三结合”的办法,即社队干部、工(军)人、贫下中农和学校师生一起领导学校。而在领导成员中,要保证工(军)人、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的优势。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在课程设置方面,把毛泽东著作列为主要课程。工(军)人、贫下中农登上讲台,讲家史、厂史、村史,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还讲授劳动生产知识。
1969年二、三季度,银川市还兴起了工人、贫下中农编写教材的热潮。由“厂史”“村史”“家史”“两条路线斗争史”“忠于毛主席”等几部分内容组成的中小学教材盛行一时。同时,还改了上学时间:有的学生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学生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城市学校由企业领导后,一时间,厂、场办学校成风。1968年年底,银川地区65所中、小学校全部由工厂、企业接管,实现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截至1975年6月,全区有130余所城镇中小学校进驻了工宣队,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的学校达3300余所。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又提出并实行了一些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方案和设想,增办了不少学校,大力发展耕读教育,对全日制学校进行了“彻底改造”。仅10月、11月两个月时间,全区就新办139所小学,做到了上小学不出大队、上中学不出公社,在99个有条件的小学附设了初中班。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的要求,银川市革委会制定了《城市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并于1969年6月20日刊登在《宁夏日报》,经全区讨论、补充后从1970年试行。主要内容:实行9年一贯制(即小学5年、中学4年,叫五、四分段;小学到初中7年、高中2年,叫七、二分段);教学工作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工农兵走上讲台讲“三史”(即历史、村史、家史,忆苦思甜);实行“开门办学”,叫作“请进来,走出去”。老师经常把学生带出去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到解放军驻地参观,叫作“学工、学农、学军”。从1968年至1970年,中学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要求下,废除了班级制和班主任制度,改为连排制,一个年级为一个连,一个班级为一个排,设连长、指导员和排长。
1969年6月16日、17日,自治区革委会分别召开常委会和电话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区教育革命的问题,提出认真做好整顿教师队伍、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深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抓好教材编写等工作。1969年7月14日至23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第二次教育革命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占领学校阵地、领导学校“斗、批、改”的经验,研究制定了加快全区“斗、批、改”步伐的具体措施。1970年11月1日至8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第三次教育革命座谈会,讨论修改了全区城市、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试行草案)》,提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1972年年初,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通知》,决定从当年春季开始普遍招生。招生对象为2至3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招生的方法是由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法。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5月,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首批招收440个工农兵大学生,学制3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国家重点院校及兄弟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等院校也在宁夏招收工农兵学员。银川师范、固原师范、吴忠师范、银川财校、宁夏新医学校、固原农牧学校等中专学校也同时招生。大中专院校招收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实行“社来社去”(哪里来就到哪里去)。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一些单位、企业还兴起了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的热潮。1975年2月,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创办全区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后,银川地区的长城机床厂等工交、建筑行业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越办越多,学员的学习时间有长有短,学习专业按本单位的实际需要设置,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1975年2月,自治区农垦局在灵武农场创办了第一所农垦“五·七”大学后,永宁县以及许多单位的“五·七”大学陆续开办。(www.xing528.com)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各地还大力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所谓的“反潮流”的经验。1973 年6月,辽宁省兴城县考区发生了下乡青年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却写信发泄不满的事情。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加了编者按,肯定了张铁生的做法。从8月中旬起,《宁夏日报》开辟专栏,围绕“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如何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等题目,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对这种“反潮流”精神予以肯定和赞扬。这种宣扬交白卷有理的做法严重败坏了受教育的风气,在宁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各地中小学积极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文化课的主体地位被取消,长期使用的教材一律停止使用,以劳动代替学习。考试考核学习成绩流于形式,学生可以翻书,可以照抄,可以讨论,学生受教育的质量无法保证。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宁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从外省、市下到宁夏的。二是本区下到区内各市县的。1959年和1960年先后有6000多名浙江知识青年来宁夏,分别到农场和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965年6月至11月期间,北京有7批4300名、天津有两批808名、浙江有5批共1800余名知识青年先后来宁被安置在国营暖泉、平吉堡、前进农场和永宁县等处插队落户,参加建设。1965年4月24日,银川市首批50多名知识青年到国营前进农场集体落户参加生产劳动。1965年9月19日,银川市65名知识青年到固原县黄峁山落户。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浙江省舟山专区一批224名、杭州市两批1000名以及固原、银川3777名知识青年先后分别到青铜峡县、永宁县和固原地区插队落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宁夏日报》同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并发表《伟大的召唤亲切的关怀》的社论,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驻军支左小组于当晚召开电话会议,号召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到农村去。
1966年,杭州青年遵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来到宁夏六盘山区安家落户
12月25日,自治区革委会和银川市革委会联合召开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动员城市初中、高中毕业生和城市居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经风雨、见世面,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会后,全区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凡年满16周岁未升学和未正式分配工作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均被动员上山下乡。许多领导干部和党员积极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
1969年2月15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下乡上山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和安置去向、经费开支和粮食供应办法、大力加强领导等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并不断研究解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和安置问题,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各市县组织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奔赴农村,除少数安排到农场、林场外,大部分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民家中,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农民一样评工记分。一些城市居民也向甘肃省会宁县的城镇居民学习,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1968年12月,仅固原县一次就有234户920名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青铜峡县东风镇也有35户115名居民到本县农村安家落户。1975年,全区有近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宁夏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有5.6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3年11月至1975年6月,浙江、北京、天津等省市组成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团,深入银川市的农村、学校、机关、厂矿企业,对来银川地区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进行慰问。这些关心给予了知青极大地安慰,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断地发展。1973 年8月29日至9月11日,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规划》。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73年春成立了自治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市、县(旗)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从1970年开始,因大学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厂、企业招工,事业单位招收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1979年以后,随着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和劳动就业工作的逐步开展,全区各级知青工作机构陆续被撤销。1982年,自治区知青安置办公室撤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从一方面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减小城市就业压力,有积极意义。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与当地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青春和激情,用心血和汗水,与当地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生活,共患难,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振兴农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学到了许多在城市、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许多人被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中,许多人担任了教师、赤脚医生、会计、保管员、记工员、广播员、辅导员和农业技术员等,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政策、措施、方法都存在着严重不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大批知识青年正处于青春年华时期,他们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大好机会,造成了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长远的困难。国家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十分惊人,银川市1977年至1978年就为知识青年拨经费5503567元,建房、做家具用木材566.065立方米,选派带队干部326人,加重了财政负担。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知识青年本身也遇到了生活、生产、婚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许多人遭到了不幸。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实际上既没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也没有达到对他们再教育的目的。
六、干部下放劳动
干部下放劳动是“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68年10月开始,自治区革委会按照中央要求,先后分期分批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包括高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等),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的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的“有问题”的干部,以改造思想为名,陆续下放到农村或“毛泽东思想干校”参加劳动。
1968年5月7日,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去干校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称:“‘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同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并连夜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区各地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会议决定下放部分干部到县社工作。《宁夏日报》从上旬到中旬多次发表社论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介绍外地经验,为下放干部制造舆论。
10月18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大会,欢送首批下放干部走上劳动岗位,并从10月下旬起创办自治区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校,将自治区区级机关、事业单位的一批干部及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的干部,按类似军事组织的营、连、排、班编制下放干校和农村,实行所谓的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组织集体化的管理方式。这些干部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斗、批、改”。10月22日,自治区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校第一批460多名干部学员下放生产劳动。同时,各地市、县区也都先后创办了毛泽东思想干校,下放大批干部到农村劳动。尤其是银川市,工作力度比较大。截至1968年10月底,全区12100名干部中的4470名(占36.9% )被下放劳动。
1971年,自治区“五七”干校学员分配到农村社队安家落户
毛泽东干校成立之初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以往其他地方安排的人员。实际上干部下放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重新学习”或“再教育”和“劳动锻炼”,它是当时革委会大规模地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多余干部的需要,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必须处理一批“有问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需要,也是1969年大规模战备疏散的需要。干部下放一般采取去毛泽东思想干校和到农村安家落户两种形式,各地因情况不同而各有侧重。在干部下放劳动这项工作中,银川市行动特别快。以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表的10月4日那天命名,成立了银川市“一○四干校”。在下放干部过程中,一些单位不顾客观实际和工作需要,盲目追风,创办干校,铺摊子、盖房子、凑数字。如宁夏日报社将二三百名经验丰富的采编人员送往农场劳动。10月29日,宁夏日报社毛泽东思想干校开学,首批78名下放干部开赴农业生产第一线。1970年,银川市革委会实行“三三制”(全市机关干部一部分下放劳动锻炼,一部分到基层搞调查,一部分留在机关抓日常工作),3个月轮换一次。1970年3月5日,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部学校第一批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等40名干部到平罗插队落户,“继续革命”,“当一辈子普通劳动者”。同年11月又以“打农业翻身仗”之名,将持不同观点及所谓有问题的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500多名干部迁往各县农村插队落户,甚至不惜采取强迫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和责令在天寒地冻的年底前限期报到等不近情理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家人。直到1975年,这些干部才开始陆续返回原工作单位。
中宣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务院直属口、国家民航局等中央和国家部委在宁夏设立了“五七”干校,一大批干部集中下放到宁夏劳动锻炼。据1976年1月3日《宁夏日报》报道,当时全区进“五七”干校学习的干部有15.3万多人。1972年4月,自治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校改为自治区干部学校,1977年5月,自治区干部学校改为“五七”干部学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各级“五七”干校撤销。
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在狂热的气氛中,把大批携老带幼的干部下放农村,他们住房、口粮、医疗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他们的身体状况已不能适应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在城市学习、工作的机会。有的干部一家被分别下放在不同地方,加之社会舆论方面无形的压力,多数下放干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广大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经受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七、“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宁夏“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和“左”的突出表现。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所以,“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6月13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对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加强群众专政的紧急通知》。7月8日,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驻军支左小组在银川联合召开有5万人参加的“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挖叛、特、反、资动员大会”,部署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中提出的关于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要求,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和专案组,加强了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领导。
按照清队要求,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都坚持“四个必须”,即开会必须向群众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布置工作必须布置清队的新任务;检查工作必须检查清队的进展情况;总结工作必须总结清队的经验和问题。全区普遍开展了“六大活动”,即大学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对敌斗争的教导;大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大揭本系统、本单位阶级斗争盖子;大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黑六论”;大查自己的敌情观念和革命斗志。在此基础上各单位普遍进行了摸敌情、查线索、挖死角、查来路、查档案、查表现、查历史的活动,举办了“三结合”落实政策学习班,一个人一个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查证,从自流人员、勤杂工到炊事员,都进行了深挖细找。许多单位大搞劳民伤财的内查外调,采取“群众专政”、刑讯逼供等办法,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议疑点,查线索,找证据,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有的单位把斗、批、挖结合起来,批“黑主子”,斗“活靶子”,挖“黑根子”,做到批中有挖,挖中有批;有的单位注意抓政策攻心,大会批斗和小会揭发落实相结合、会上落实和政策攻心相结合、群众揭批和组织外调相结合、广泛讨论和小组重点批斗相结合;有的单位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实行群众定案,经过“深挖细找”“向深山老林进军”,把一批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和走资派,下放干校和农村劳动改造,造成一批干部致伤、致残、致死。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长期失去工作权利,遭受折磨。全区共立案审查干部2.9万多名(其中152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被立案审查1232名,占80.6% ),除一部分领导干部被“解放”先后走上领导岗位外,按照敌我矛盾定性处理的达1950名,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纠正和平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打击了一批在动乱中趁火打劫的刑事犯罪分子、打砸抢分子及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扩大化和政策界限上的随意性、模糊性,由于执行者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加之派性的干扰和“天下大乱”所造成的大量严重社会问题的影响,尽管中央和自治区革委会一再强调注意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肃慎重和区别对待等,但实际上清队一开始就造成了严重地扩大化。尤其是一些单位、企业实行的荒唐的“群众定案”的政策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清理阶级队伍”在1970年发展到“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阶段后,各种运动前后相连、相互交叉、庞杂纷繁、虎头蛇尾,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于严酷的扩大化之中。“清理阶级队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恶性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并没有消除或者得到缓解,矛盾反而越来越多,继续紧张,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刻,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很难有大的好转。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指示》(史称“一打三反”)。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自治区革委会于2月13日发出《关于贯彻中发〔1970〕3、5、6号三个文件的通知》(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并在全区开展了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
3月12日,自治区革委会和银川市革委会在南门广场联合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银川地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分子”大会,游斗了包括杨静仁、马玉槐在内的“三反分子”。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号召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新高潮,打击敌、修、反的“别动队”,“布下天罗地网,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3月19日,自治区和银川市两级公安机关召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宣判大会”,对25名反革命杀人犯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公开宣判。之后,全区各地均批斗和处理了一批“三反分子”。
“一打三反”虽然打击了一些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其他犯罪分子,但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一些问题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同意见的人无限上纲上线,还有的把误损毛泽东像、念错语录、喊错口号等当作反革命判处,等等。特别是对一些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揭露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干部,当作“现行反革命”加以处置,制造了田涛(1978年8月平反)、朱守忠(1979年11月平反)、余渭国(1979年6月平反)等冤假错案。1970年8月21日,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宣判曾经轰动一时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案”(1978年4月平反),将吴述森等13名青年在1967年11月23日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探讨革命真理,交流学习心得而自发组织的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自学组织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判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名青年死刑立即执行,4名青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其余6名青年也被拘捕关押。石嘴山矿务局机修厂徒工祁凤海向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发〔1967〕407号文件打乱了宁夏形势的正常发展,因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犯”,判刑8年,冤死狱中。从1979年开始,对“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案例进行了复查,纠正和平反了其中的错案。
八、备战工作
1969年3月,前苏联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同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又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使本来就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过去处于“三线”地区的宁夏成为了“一线”。
随着战争氛围的逐渐浓厚,从3月开始,全区各地组织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学校师生、商店店员、厂矿工人、公社农民等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呼声不断。党的九大后,战备工作日益紧张。8月底,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有5万多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愤怒声讨苏联的武装侵犯,并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战备工作,号召以临战姿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军区先后发出《关于切实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关于组建武装基干民兵营(团)工作的指示》《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指示》等,动员全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歼灭外来之敌。大战在即的严重估计不仅使得一切经济工作都有了一种“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强烈紧迫感,而且兴起了备战高潮。自治区和各地、各部门均成立了战备领导小组,紧张地进行修掩体、挖防空洞等备战工作。仅银川市1969年10月到1972年年底,构筑各种类型的人防工事421108平方米,挖防空战壕16883米、防空洞2028个,但不久即全部废弃,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在战备工作中,开展了疏散人口的工作。1969年11月5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立即疏散银川、石嘴山市人口的通知》后,银川市、石嘴山市分别成立了疏散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召开动员大会,疏散人口。仅11月中下旬的半个月内,银川地区就有1.5万人疏散到农村并办理了粮户迁移手续。1970年4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批转了自治区革委会疏散城市人口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疏散城市人口工作的意见》(1971年9月23日,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室还发出了《关于机关转移和家属疏散的方案》),提出“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要大办农场和生产基地,将本单位的无工作家属、子女及无粮户关系人员逐步地迁入,去参加生产劳动”,各级革委会“直接为农业服务、从事野外工作的部门、物资仓库应从战备出发,有计划地到乡下去”等疏散城市人口的10项要求,又有一大批人员疏散到了农村。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五二○声明)后,21日,银川市5万军民在南门广场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庄严声明,显示了广大军民响应毛泽东号召,坚决支持印度支那3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决心和意志。
在加强战备中,自治区革委会还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安排开展了全区性的野营训练(也称“拉练”)活动,确定野营训练的重点是银川市、石嘴山市和固原地区。各地、市、县(旗)均成立了野营指挥部,机关、学校等单位和厂矿企业均组织人员,于1971年年初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野营训练。野营训练以广大农村为课堂,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为教材,以“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劳动队、工作队、战斗队)为内容的政治野营为主。训练中有计划有组织地练习“四会”(会做饭、会休息、会行军、会放哨)、“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毒)、“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兵)等战斗动作,还要与贫下中农“五同”(同学习、同讲用、同批判、同劳动、同训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71年1月,仅银川橡胶厂就抽出近四分之一的人员参加了野营训练。1971年11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野营拉练热潮的通知》后,银川市的野营拉练进一步掀起了高潮。在组织民兵、工人、学生野营拉练的同时,部队指战员也带头进行。1970年12月20日至1971年2月2日,宁夏军区司令员姜玉安、副政委许冲波带领宁夏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共255人,进行宁夏军区第一批野营拉练,途经4个市、县、旗,两次翻越贺兰山,行程300公里。1971年2月5日至3月12日,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带领军区机关分队进行了第二批野营拉练。1971年12月15日至1972年1月30日,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晓一带领军区机关、直属分队部分指战员,在贺兰山周围地区进行了冬季长途野营拉练。
备战时期,陆续有部队领导来银川视察。1973年9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工作组,在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等陪同下,在银川等地视察战备工作。197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兰州军区联合工作组来银川等地检查战备工作。1975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率工作组来银川等地勘察地形。同年10月初,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黎原率工作组在银川等地检查边防和战备工作。
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兴师动众的战备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在经济上,严重冲击了国民经济内部各种基本的比例关系,国防建设缺乏计划、管理,费用大增。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数百上千个单位、数万人参加的野营训练,以及修筑地下防空洞、疏散城市人口等项战备措施,在当时被认为是落实毛泽东“要准备打仗”指示的重要措施。许多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将其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并没有通过训练掌握军事技能;修筑的地下防空洞等防空设施大多简单粗糙,并不能起到防空的作用;疏散了大量城市人口,给这些人的家庭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在政治上,紧张的战备气氛又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使本来已经有所缓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紧张起来,导致了1970年“一打三反”等运动的严重扩大化,等等。
当然,也应当看到,这场战备活动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比较突出地表现在银川地区三线基础工业的发展对全区乃至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以及稳定银川、宁夏形势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包括宁夏地区在内的全民性的、空前规模的战备活动,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受到强烈的震慑,不敢贸然对已经全民动员起来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在“斗、批、改”时期,自治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破坏,农业生产逐年下降,由余粮省(区)变成了缺粮省(区)。从1969年开始,中央给自治区调拨粮食,连副食品和蔬菜也靠外省支援。1970年,地方工业企业亏损面比1966年增大了35%,亏损金额增加近10倍。交通运输业尽管增车增人,上缴财政收入反而比1966年下降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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