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稳定局势工作成果介绍

第三节　军队稳定局势的工作

在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宁夏军区、驻宁部队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努力稳定局势。鉴于“一·二七”夺权后出现的诸多问题，宁夏军区于1967年2月11日发表声明，撤销对“联委会”和“一·二七”夺权的支持。当天，宁夏日报社被军管，《宁夏日报》改为只刊登新华社电讯稿的《红色电讯》（同年8月19日起恢复《宁夏日报》报名，仍只刊登新华社电讯稿）。随后又成立了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对于稳定社会局势、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正常运转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动乱的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后，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对“二月逆流”妖风，鼓动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揪叛徒”“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下，宁夏各地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不仅“打倒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自治区领导人的标语、大字报到处张贴，各市县、各单位领导人也被揪斗，而且冲击宁夏军区机关、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3月10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以下简称“大联筹”）成立。12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大联筹”。18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宁总指”）成立。之后，“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以下简称“宁三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宁总司”）相继成立。几派群众组织间唇枪舌剑、互相攻击，对立情绪日盛一日。一时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入高潮，机关、学校、厂矿院内均开辟了专门的大字报张贴园地，大字报铺天盖地。同时，还展开了风靡一时的大辩论，从自治区到各市县机关门口及张贴大字报的现场，每天都有人演说和辩论，围绕派别之争，阐明各自观点，互不相让、攻击谩骂、冲突不断。

1967年6月以后，群众组织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矛盾激化，逐渐形成了“宁总指”和“大联筹”两派组织之间的对抗，并引发了银川乃至全区的武斗。两派群众组织为了扩大势力范围，相继成立武斗指挥系统，并着手组织“战斗”队伍，各自开始抢占银川地区所谓的“制高点”和有利地形。“宁总指”抢占了宁夏第二招待所、邮电大楼、百货大楼、银川剧院等；“大联筹”抢占了西塔、外贸、自治区党校等。“宁总指”以“城建兵团”“八·八交通兵团”“东北野战军”等群众组织为骨干；“大联筹”以“平型关”“红色交通团”“西北野战军”等为骨干，分别进驻制高点。许多群众组织为了武斗，还自制了铁矛、钢鞭等武器。

6月19日至20日，全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此后，银川、吴忠、青铜峡等地也相继发生了武斗，全区的社会形势迅速恶化。8月，全区各地的武斗达到了顶点。8月1日，银川地区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宁总指”和“大联筹”及其下属组织数千人（一部分为石嘴山产业工人），集聚在银川西塔发生武斗，造成“大联筹”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流血事件。8月8日，“宁总指”组织2000余人携带武斗器械分东西两路，分乘97辆卡车经包兰公路和沿山公路前往吴忠，为所困“战友”解围。在途经永宁县大观桥、宁化桥时，受到“大联筹”所属“1 · 28永宁总部”组织的4000余人的开枪阻击，造成双方死亡87人（其中“宁总指”及其所属组织死亡69人，“大联筹”所属“1 · 28永宁总部”死亡18人，大部分人是被渠水淹死的）、受重伤百余人的武斗流血事件。特别是8月28日，青铜峡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峙，康生指示兰州军区下令当地驻军向一派群众开枪镇压，使“大联筹”群众当场死亡104人、伤残133人，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流血事件。8月30日凌晨，永宁县掌政桥头、孔雀9队、塔桥5队、望远桥发生了“宁总指”“大联筹”两派所属30个群众组织2200多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双方投入车辆46辆，枪支、火炮500余件，造成死亡15人，受伤100多人的严重后果。随着武斗的升级，自治区各级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遭到破坏，大批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停产停工，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无法计算。不少无辜群众被打死、致残。造成不少人家破人亡。

伴随着武斗的打、砸、抢也接连发生。同心、永宁、吴忠、银川、贺兰、盐池、隆德等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抢夺枪支、弹药、档案、图书、印章、物资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仅银川地区就连续发生数十次抢劫案件，被抢劫的各种枪2800余支、迫击炮5门、子弹近百万发、其他军需物资187件及档案资料1672件。直到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七·三布告》，7月24日再次发出《七·二四布告》后，全区的武斗和打、砸、抢事件才基本停止。在学习贯彻《布告》和《紧急通知》的过程中，进行了收缴武器的工作。各派群众组织及个人大批的上交了用于武斗的武器和凶器。至8月14日，仅银川市就上交各种枪88支（挺），各种子弹9673发，手榴弹17枚，长矛1116个，大刀（刺刀）106把，匕首166把，钢鞭192根。虽然许多群众认识到了武斗、“打、砸、抢”的危害性和自己的错误做法，主动取消了跨行业组织，停止了外出串联，并宣布自动撤销，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仍有一些群众组织或群众对武斗和“打、砸、抢”的危害性和自己的错误做法认识不足，仍然停留在武斗和“打、砸、抢”的惯性中，明里宣布撤销组织，上缴武器，暗里仍进行着有组织的活动，私自藏下了一些武器，给社会安全留下了隐患。

二、“三支两军”

为了有效遏制混乱局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1月25日，《宁夏日报》转载《解放军报》24日发表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后将此任务简称为“三支两军”）后，宁夏军区、驻宁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工作，直接介入地方的夺权斗争，并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www.xing528.com)

“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党和国家为稳定局势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其重要任务是“支左”。“支左”首先是支持造反派夺权。宁夏军区、驻宁部队面对既要支持造反派夺权，又要稳定社会秩序的两难问题。应“联委会”的要求，在“一·二七”夺权前后，宁夏军区仓促表态支持其工作。面对许多群众组织的反对和责备，朱声达司令员指示宁夏军区有关部门调查研究，观察“联委会”及其成员的言行，发现“联委会”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乱砸一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群众组织，任意殴打、逮捕、拘留群众，散布流言蜚语，欺骗蒙蔽广大群众等错误，遂于2月11日发表声明，撤销了对“联委会”和“一·二七”夺权的支持，宣布“一·二七”夺权为非法，并成立“支左办公室”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对一些单位和学校实行军管、军训，稳定社会秩序（3月12日，宁夏军区又表态支持“大联筹”）。进入3月后，由于两大派群众组织更加严重对立，此时，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对所谓“二月逆流”妖风、大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揪叛徒”“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下，银川地区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漫骂朱声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朱声达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是“贺龙在宁夏的代理人”等。朱声达及宁夏军区机关长时间被造反派冲击。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8月上旬，朱声达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得到批准。8月12日，周恩来、康生、关锋在北京接见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等人。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领人民解放军8037、8119等部队由甘肃平凉进驻银川市，接替宁夏军区，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的“支左”领导小组，随即表态支持“宁总指”。从8月14日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朱声达等宁夏军区领导人以及所属团以上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宁夏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共47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随后宁夏军区根据兰州军区指示进行机关整顿，检讨“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暂时停止“三支两军”工作。期间，8月18日兰州军区发布公告支持“宁总指”（21日宁夏军区发表支持“宁总指”、撤销对“大联筹”支持的声明）。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师“支左”部队进驻宁夏日报社，接替宁夏军区的军管工作。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407号文件），批准成立由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为副组长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着手筹备成立自治区革委会。随着各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部分军队干部被结合在各级政权机关和企事业领导班子之中，参加地方工作。部队的“支左”实际改为支持两派群众组织，推动和促进各地区、各部门的“革命大联合”。

1971年4月30日，宁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有支左任务的师以上部队可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三支两军’办公室，列入编制”的原则和兰州军区分配宁夏军区各级“三支两军”办公室的编制员额，建立了宁夏军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三支两军”工作。

“支工”，即支持工业生产。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派出部分指战员到一些工矿企业工作，并参加了支援重点工程建设、突击装卸、抢运落地煤等活动，使铁路、煤炭、化肥等瘫痪的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得以初步恢复。

“支农”，即支援农业生产。1967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宁夏军区、各军分区、各市县人民武装部立即行动，协助农村人民公社抓春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派出大批宣传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村基层干部组织领导生产，动员外出农民回乡生产，各部队还不失时机地派出指战员和技术人员支援春耕、夏收和秋收，还协助农村完成“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任务。

“军管”，即对一些特殊部门和单位实行临时军事管制。“军管”机构一般为军管会和军管小组两种，设军管会主任、副主任或军管小组组长、副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宁夏军区先后对宁夏日报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银川市有线广播站、自治区公安厅、银川市公安局、农建十三师等要害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3月22日至25日，宁夏军区遵照兰州军区指示，对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机要处的密码、密码机以及业务工作实行军管。4月3日，又对“支农”重点单位银川氮肥厂实行“军管”。实行“军管”后，要害部门和单位避免了一些财物损失，维护了正常工作秩序。

“军训”，即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宁夏军区、驻宁部队除对大中学校学生进行15天至20天的短期军政训练外，还把缺乏管理和教学经验的指战员派到学校，组成军宣队，用带兵的方法协助学校管理学生。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地方党委建立后，各级“三支两军”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即行撤销。1973年4月24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做好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工作的通知》，肯定了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三支两军”的成绩，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三支两军”人员，除拟长期留地方工作的人员外，先后于1973年5月、6月分两批撤回部队。1973年7月，经自治区批准，各级政治机关的“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至此，“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指战员脱离军队日常工作参与地方事务人员的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对于扭转混乱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参加“三支两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官兵在全区各地武斗逐步升级的严重关头，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工作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但是，“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为稳定局势所采取的特殊措施。“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在总体上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极“左”的方针、路线、政策和方法服务的，执行了不少错误的东西。执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特别是林彪、江青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的插手、干扰、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后果，既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一些隔阂，又影响了部队本身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