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革命与建设：全面内乱的崛起

第二节　全面内乱的出现

宁夏社会局势的动乱是从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开始的。

一、红卫兵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北京爆发并引领了风靡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宁夏也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兴起了“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和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张小字报的署名，后演变为学生组织的名称）。这一天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并正式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的转折点。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第一次通过官方宣传媒介对“红卫兵”作了介绍。8月22日，受“8 · 18”大会的鼓动，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北京第三十中学等校的几名红卫兵从兰州到银川串联，在自治区党委门口贴出十几张大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这个时候，自治区党委对“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无论是在发出的文件中还是在召开的会议上，均认为“红卫兵”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多次提出和号召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并一再表明支持“红卫兵”的诚意。当晚，银川一中、银川女中等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欢迎北京“红卫兵”来宁“煽风点火”。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接见了北京来的“红卫兵”。街上看大字报的人很多，直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陆续散去。8月23日，自治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县委和区级各部门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来银川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当天，在银川市召开的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社教工作团负责人作了检讨，学生代表揭发批判了工作团（组）的错误，北京来的“红卫兵”代表发了言，杨静仁就自治区党委向高校派工作组等问题作了检讨，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一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天，《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的社论，“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此后，其他大、中学校以“红五类”（ “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出身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也陆续成立，其成员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极力宣扬封建“血统论”，一时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盛行。那些“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以“自来红”自居，自认为出身好，血统高贵，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那些非“红五类”出身者却觉得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无地自容。在一段时间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剥夺了戴毛泽东像章等权利，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一个时期，以出身定一切的风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进商店、旅店、医院都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常被拒之门外。不久，那些迫切想加入“红卫兵”组织又得不到批准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开始另起炉灶，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虽然成立的时间晚，但思想和行为更加激进。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主要开展了破“四旧”“大串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活动。

在新华社8月22日报道首都“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的影响下，银川等市、县的“红卫兵”也立即开始破“四旧”。他们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臂戴红色袖章，身穿绿色军装，抬着毛泽东画像，敲锣打鼓，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到处集会、演讲、宣传，向“四旧”猛烈进攻。他们声称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提出要“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砸烂资产阶级盘踞的阵地，铲除修正主义滋生的温床”“举起铁扫帚，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灰尘”，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行动。这一行动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红卫兵”也因此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是造成“天下大乱”从而使“文化大革命”得以迅速发展并达到高潮的工具。在“红卫兵”的策划和坚持下，短短的几天之内，银川市许多街道、学校、商店的名称被更换，橱窗陈设被砸毁，“奇装异服”“奇异发型”被禁绝，文物古迹、古玩书画被焚毁。1966年8月25日的《宁夏日报》是这样报道的：银川市的革命小将走上街头，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新华街理发中心革命职工就通过把店名改为“新风理发店”，决定坚决不理怪发型，不涂头油，不洒香水，并建议上级立即取消他们为“甲级”理发店的规定，一律按普通理发店标准收费，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银川浴池革命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决定把浴池名称改为“革命浴池”，如果今后还有人要求搓澡、挖脚，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说服他，一定要让无产阶级的新风气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改名为地方国营工农服装厂的地方国营银川服装厂橱窗里的泥人模特型被革命小将砸碎后，革命职工立即将仓库里存放的七八个奇形怪状的泥人也搬出来砸掉。8月23日至24日，银川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挂起毛泽东语录牌，到处张贴着革命的大字报。凡是“红卫兵”认为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名称、旧牌号、旧习俗，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宁夏日报》的报道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银川市的“复兴街”改为“向阳街”，“进宁巷”改为“革命巷”，“惠宾旅馆”改为“红卫旅馆”，“黄鹤楼饭馆”改为“向阳食堂”，银川一中改为“红色中学”，银川二中改为“继抗大中学”，银川女中改为“要武中学”，银川师范改为“银川工农兵育红学校”，银川财校改为“银川红管家学校”，永宁农校改为“永宁共产主义农校”。连1926年创办、历经40年的老字号“宝珍”照相馆也被改成了“新影”照相馆等等。凡带有民族和地方色彩的名字，都换成了“工农兵”“革命”“文革”……街道上，商店里，到处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语录，以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幅标语。一度造成群众出行、公务交往、邮电投递等混乱不堪。个人改名风靡一时，“文革”“永红”“要武”“红卫”等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姑娘的辫子、老者的胡须也被当成“四旧”强行予以剪除。总之，一切被“红卫兵”视为“封、资、修”的东西，统统都成了破“四旧”的对象。

24日之后，破“四旧”在全区城乡开展，正如当时“红卫兵”所形容的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把资产阶级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农村公社、大队一律更名，“战斗”“红旗”“红星”“革命”“跃进”“东方红”“东风”“向阳”等带有“革命化”字眼的地名替代了千百年形成的老地名。许多地方的农村在“红卫兵”的鼓动和带领下，公然置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于不顾，在“彻底摧毁封建主义遗迹”的口号下，以破“四旧”为名，大刮烧文物、拆寺庙、毁拱北、平坟头之风，使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的破坏。把宗教界人士当作“牛鬼蛇神”，许多人被游斗。贺兰县有3000多名回族妇女被迫揭掉了盖头，1000多名妇女被迫摘掉了耳环、手镯。

1966年8月25日，自治区党委在银川举行1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会上讲话，工农兵、学校师生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会后还进行了游行。这次大会前后，银川市的红卫兵贴出攻击和诋毁自治区党委是黑帮、黑店的大字报，社会因而不断陷入动乱之中。(www.xing528.com)

9月18日，“银川市红卫兵总部”成立，造反的势头越来越猛。20日，清华大学和北京第57中学个别学生以解决一贫农女儿被“迫害”事件为由，在银川发起炮轰自治区党委的集会，在本地红卫兵的支持和配合下，将正在宁夏大学参加座谈会的杨静仁揪到广播车上回答问题，并提出“砸烂区党委阎王店”的口号。25日，在前来银川串联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北京第三十中学及清华大学等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几个“红卫兵”的支持下，由宁夏大学“红卫兵”部分师生及银川地区一些机关、厂矿企业部分群众发起，在银川体育馆广场召开了“万炮齐轰区党委大会”，会上提出了“炮轰司令部”“火烧区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揭发批判区党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口号，并点名批判马玉槐、杨一木、陈养山等自治区党政领导人。会后出现了“大辩论”，围攻自治区党政领导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后，批判矛头逐步升级。在宁夏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的串联下，各大中专院校和部分机关团体、厂矿企业纷纷宣布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团”“战斗队”。这些团、队成立后忙于刻制公章，印发宣言，制作袖标，抢占大字报墙壁，安装高音喇叭等。各地区和县、乡也纷纷效仿。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

破“四旧”、批斗等“革命”行动后来发展到打人、抄家等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活动，其波及面甚广。以群众集会形式，由“红卫兵”主持打、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行为不断发生。“五类分子”家门口经常被贴上“勒令”“警告”“通牒”之类的标语。许多“红卫兵”随意进户入宅，将“五类分子”家生活条件好一点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东西抄走。有些人抄家后又被赶到农村接受“监督改造”，其子女被斥为“狗崽子”，而被赶出“红卫兵”组织。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更被体罚和批斗。1966年9月20日至30日，在自治区党委的部署、“红卫兵”的参与下，将所谓有问题的2000多人及家属、子女迁赶安置到固原、海原等7县偏远农村落户，参加生产劳动。由于政策和安置工作不落实，加之自治区党委瘫痪，这些被迁赶人员绝大部分于1967年才陆续返回城市。对于返回人员，各单位对待的政策极不统一。有的解决了户、粮关系，恢复了工作、工资；有的解决了临时户、粮关系，做临时工作，发给生活费；有的单位拒绝收回，这部分人流散在社会上，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处申诉。直到1972年年底，自治区才对被迁赶人员分批分期进行了安置。

到外地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部分。根据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9月中下旬，全区各大中学相继“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开始乘车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联。全区有数百个“长征队”分别徒步到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进行“革命串联”，学习外地经验。本地“红卫兵”到外地“串联”，外地“红卫兵”也来宁夏“串联”。随着“串联”人数的不断增加和铁路运输能力的限制，从11月起，许多“红卫兵”不坐火车汽车，开始徒步“串联”。“大串联”进一步沟通了各地“红卫兵”的联系，加快了动乱的节奏。各地专门设立接待站和住宿点，解决“串联”人员的接待和食宿问题，国家为“大串联”付出了巨大的物质代价。直到1967年3月中央相继发出停止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的“大串联”才结束。

这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不长，且动乱主要发生在教育战线和上层机关，多年行之有效的一些方针政策尚在贯彻执行，绝大多数厂矿企业的生产经营还较正常，广大农村在破“四旧”之风过后相对安定，社会动乱的波及面不大，加之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作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联。在此期间，“文化大革命”对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干扰相对较少，社会生产继续进行，加之前几年国民经济调整成效的继续显现及“三线”建设中迁宁大中型企业的陆续建成投产，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呈上升趋势。1966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16.2% （其中工业产值增长高达41.7% ），主要产品中除粮食产量为80845万公斤较上年下降3%以外，煤炭产量363万吨，发电量1.93亿千瓦时，钢材产量1.68万吨，机床产量784台，轴承产量1.5万套，金属材料实验机产量1830台，都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还首次生产轮胎13万条、自动化仪表1.68万只、合成氨0.33万吨、农用化肥0.23万吨，填补了宁夏工业产品的空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历史次高位的2.26亿元，较上年增长61.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41亿元，较上年增长14%；地方财政收入达6907万元，较上年增长8.6%。但是，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很快就被日益升级的“文化大革命”所打乱。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全面夺权

根据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指责刘、邓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制造者和推行者，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进一步在社会上扩散和公开，导致了对刘、邓批判的升级。在批判刘、邓的同时，把矛头指向自治区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从而使全区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更为强烈的冲击，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威急剧下降。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全区性的动乱进一步升级。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上海“一月风暴”（上海一些造反派组织通过一系列事件夺取上海市委、人委权力）的影响下，全区自上而下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牛鬼蛇神”和“黑帮”，发展为全面夺权。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3日，银川地区各“革命造反”团体2000多人集会，欢呼中央的“贺电”，坚决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组织的《紧急通告》，“决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日，宁夏日报社被“造反派”夺权，从次日起停止原《宁夏日报》的编号，改出《宁夏日报》“新一号”，由自治区党委的机关报变为“造反派”的喉舌。1月15日，银川地区18个“造反派”组织发起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宣布了《告全区人民书》，宣称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的总攻击”。“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批判了“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提出要“砸碎经济主义”等。被从北京揪回银川的杨静仁、马玉槐在会上受到批斗，会后被游街。1月17日至19日，银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大会”，杨静仁到会接受批斗。1月25日，“宁夏工矿企业造反联合总部”等22个“造反派”组织宣告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委会”），《宁夏日报》为此配发了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展开一场全面的夺权斗争！》的社论。1月26日，宁夏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表态支持“联委会”。1月27日，由“联委会”发起组织银川地区4万多名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联委会”成立，大会宣布《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联委会”的《夺权公告》，宣布：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从即日起由联委会接管。“联委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建设委员会，分别领导全区的文化革命和经济建设工作。银川市委和银川市人委，由“联委会”所属的银川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接管。夺取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以及银川市委、银川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联委会”在《夺权公告》中称：警告那些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他们这些阶级敌人胆敢乘机捣乱，我们就要坚决镇压。2月1日，“联委会”发出第一号通令，宣告“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前自治区党委、人委，银川市委、人委的处（局）以上负责人，限令3日内分别到区、市联委会报到，听候处理”。“前西北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人委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后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自即日起，一律作废。”“如果谁胆敢破坏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4日，“联委会”发出第二号通令宣布：“财经大权，一律由革命造反派掌管。”“（破）四旧中没收的物资奖金一律归公，听候处理。”5日，银川地区“造反派”组织和驻宁部队指战员等共2万多人在银川南门广场召开庆祝“一·二七夺权”胜利大会，会上，银川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东北野战军”宣告成立。会后举行武装游行。

“一·二七夺权”后，全区大规模的夺权兴起。1月28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人事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以及自治区团委等单位的造反派宣布在本单位夺权。2月6日，自治区公安厅“东方红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夺了本厅的权。“全面夺权”迅速蔓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区城乡上至自治区区级单位，下到各市县和农村社队、工厂商店等基层单位，几乎全部被夺权。在夺权斗争中或夺权后，不仅夺权派同倾向于支持原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矛盾尖锐，而且这一派夺权组织同那一派夺权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指示在夺权中要实现“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但在动乱中，这些指示很难起到作用。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夺权，实际上是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权、抢权。

“一·二七夺权”后，杨静仁等自治区及市县领导人被群众组织频繁揪斗。各级领导干部被剥夺工作权利后“靠边站”，其中不少人被陆续“隔离审查”或被实行“群众专政”，接受“劳动改造”，各级指挥系统和管理机构陷于瘫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夺权后的造反派组织也驾驭不了混乱局面，整个社会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