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全面发动。同全国各地一样，宁夏陷入了内乱时期，党的各项事业遭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损失。

一、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错误批判

《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文章后，1965年12月14日，《宁夏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和《人民日报》“编者按”。从次年2月开始，《宁夏日报》连续转载了中央媒体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作者）、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等的文章。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全区学校、机关、厂矿、商店等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批判会，对吴晗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及反动立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从1966年4月中旬起，《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燕山夜话》（作者邓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文章，《解放军报》于4月18日和5月4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于5月8日分别发表了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使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逐步升级。自治区党委4月20日至30日，5月8日至9日先后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讨论中共中央批转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传达和组织学习毛泽东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批判文化战线上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同时把文化革命同城乡社教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加强党对文化革命的领导，逐步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队伍。5月10日又发出通知，部署了文化革命工作。

1966年4月21日至5月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级文教系统领导干部会议。5月10日至13日，自治区党委委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由部分厂矿、人民公社、学校、商店等单位党委、团委书记参加的文化革命座谈会，进一步学习传达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精神，提出要迅速、积极地行动起来，打垮“三家村”黑店、拔掉黑旗、搞掉黑线、打垮黑帮。随后，全区各地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举行各种集会，口诛笔伐，声讨邓拓等人的“罪行”，严厉斥责《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邓拓等人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罪恶”活动。仅5月中旬，银川市各工厂、部队、公社、商店、机关、学校、街道共举行4万多人参加的400多次声讨会，贴出声讨邓拓和批判《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大字报、墙报5万多张（块）。《宁夏日报》从5月12日起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刊题，集中整版刊登了群众来信、来稿和批判文章。截至6月8日，在短短的20多天内，《宁夏日报》就收到了来自各地批判声讨前北京市委及“三家村”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稿件约2万件。至此，持续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也因而停止。从6月中旬起，宁夏大学和其他大中学校纷纷行动，批判“三家村”黑店，并陆续“停课闹革命”，开始揭发自治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黑线”，使这场发端于学术界的批判迅速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批判运动。

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批判。《宁夏日报》连续发表批判《兵临城下》等所谓坏影片、坏戏的文章，并鼓动广大干部、群众拿起笔来，积极参加“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自治区文艺界10余个单位的60多人结合座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周扬“黑帮”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批判自治区文艺界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黑帮、开黑店、说黑话、串黑线的罪行”。(www.xing528.com)

二、区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自治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开展运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要求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从此，在中华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讨论〈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单位立即组织传达。《宁夏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再接再厉坚决战斗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27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呈报了《关于学习讨论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情况报告》，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通知，一定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为加强领导，自治区党委决定由第一书记杨静仁直接抓“文化大革命”，由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江云协助，下设办公室。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先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加强了领导。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以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同日，宁夏大学中文系66级9名学生在校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看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此后，宁夏大学内有人开始利用大字报进行混战，校、系领导和部分教师被陆续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这股“大批判”之风很快蔓延到银川等其他市县中小学，他们也开始在校内张贴大字报，点名或不点名批判本校的领导和部分教师，一些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提出打破“师道尊严”的号召，向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或海外关系的教师“造反”，许多教师被指控为“黑帮”“牛鬼蛇神”，受到大字报的围攻，并被不断揪斗、游街、“隔离反省”，受到非人的折磨。为了加强领导和控制局势，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办法，也派出了以自治区团委书记为组长的3人工作小组（后改为工作团）进驻宁夏大学，领导宁夏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同时也陆续派出工作组进入其他大专院校和中学，领导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希望控制住学校中已经出现的批斗领导和教师的浪潮，试图将运动引向健康方向。然而，运动迅猛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很快超出了自治区党委有序发展的愿望。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的社论，煽动群众起来向“保皇派”进行坚决斗争。宁夏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要求撤走工作组，其他中学也纷纷效仿。从6月中旬起，大中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揭发宁夏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黑线”。

8月初，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进一步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规定。

1966年12月，银川东风浴池前的标语塔

5月以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动，“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中央全会的正式承认，斗争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挑明，“文化大革命”的章程更加明确。为了贯彻执行《十六条》精神，也迫于形势，8月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撤销派驻宁夏大学等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工作团（组），改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公布后，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全区各地掀起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热潮。银川市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自治区党委，表示坚决拥护《十六条》、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治区党政领导人接待了一批又一批送喜报、表决心的群众，鼓励、引导和保护群众参与运动的积极性。至此，“文化大革命”在宁夏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