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革命与建设史——国民经济调整中取得的成果

第三节　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前进

困难和挫折教育了党和人民，全党上下逐步清醒过来，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在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2月，自治区党委召开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对贯彻“八字”方针作出部署，全区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年初，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自治区党委一届八次会议把1961年确定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要求各市、县委负责干部都必须认真进行一两个社队的调查，全面了解情况，指导全盘工作。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4月召开的全区城市整风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报告，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搞调查，把调查研究定成一项工作制度，如实地反映情况，说真话，解决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常委每年要有4个月的时间，到基层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后，自治区和各地、市、县委的主要负责干部都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就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工作实际，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自治区党委还多次派出调查组到固原、中宁、吴忠、盐池、同心等地调查研究农村工作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意见。各条战线也都进行了本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治区党委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意见》以及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和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推动了自治区国民经济和各方面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1年9月30日，《宁夏日报》头版套红刊发毛泽东9月8日应宁夏同志要求手书的他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后所作的著名诗词《清平乐·六盘山》。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宁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支持，是留给宁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正在克服经济暂时困难的各族干部群众给予了巨大鼓舞。《宁夏日报》配发了编者按语，并发表了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社论，各族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二、1961～1962年的调整措施

（一）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落实农村政策

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下达后，自治区党委多次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制定下发了《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具体措施和补充规定》《关于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意见》和《关于调整人民公社社队规模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对农业进行调整，一是纠正“共产风”，加快平调农村财物的退赔工作。1961年2月初，自治区党委第八次全委扩大会对自治区和市、县许多部门退赔不力不快的问题提出了严格要求。会后，在自治区有关部门坚决退赔平调款3000万元的行动带动下，山川各地农村纷纷召开退赔兑现大会，由过去平调农民财物者当众作检讨，承认错误，退赔财物，使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既深刻又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二是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调整社队规模，缩小基本核算单位。将全自治区原有的119个公社共1427个生产大队、7103个生产队调整为214个公社、1956个生产大队和12874个生产队，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分别由原来的平均2837户和48户调整为1500户和26户。社队规模大幅度调小，大体上适应了宁夏农村的实际情况。三是在总结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1961年11月的典型试办，到1962年3月底，全区农村人民公社由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工作，由于实行典型试办、取得经验后才全面推开的办法，在工作中坚持了群众路线、自愿互利的原则，干部和社员都十分满意，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较快恢复和发展。四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果断地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规定，恢复实行合作化时期行之有效的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办法。为了使90%的社员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和其余社员不减少收入，明确规定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一般要占到可分配收入的65%，歉收的社队要达到70%左右，公积金和公益金分别控制在3%～5%。搞农田基本建设用工一般控制在社员全年基本劳动日的3%左右。五是对于农民早就不欢迎的公共食堂，自治区负责人在1961年7月召开的全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要把公共食堂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公共食堂办不办、怎样办的问题，完全由社员群众民主决定。此后，各地农村90多万人参加的近万个公共食堂，很快就都解散了。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总结了1958～1960年全自治区年平均粮食征购率35%的高征购教训后，自治区作出重要的政策调整，从1961年开始减少粮食征购任务，实行“少购少销”的方针。1961年全区粮食总产量4.83亿公斤，实际征购1.29亿公斤，征购率为26.7%。1962年又较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调整了主要农产品的购留比例，粮食征购率降低到15.9%，成为截至当时征购率最低的一年，从而使农民的实际吃粮水平和其他农产品的留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1961年1月确定的方针，夏收后粮食收购价提高20%，加上1960年国家对主要产粮区加价奖励5%的政策，1961年宁夏粮食的收购价格共提高了25%。对油料、生猪、禽蛋的收购价格也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从1961年4月起对油料、糖料的收购实行奖售粮食的办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从1961年起，全区恢复了社员自留地，并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自治区规定留给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实际耕地面积的5%。1963年年初，决定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7%，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加在一起的数量，可以达到生产队耕地面积的10%，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可以达到15%；个别人多地少、自留地数量每人不到0.1亩的地方，可以留到0.1亩，并重申划给社员各户使用的自留地要固定下来，长期不变。自留地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提高了社员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家庭养殖业的发展。截至1962年年底，全自治区生猪存栏数比1961年增加了65%，达到23.2万头，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57年的水平；羊只存栏数比1961年增加了12.9万只，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中宁等县还从1961年年初，陆续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在活跃农村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自治区在1960年年底就制定了《全面支援农业工作纲要》，要求自治区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农业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在此前后，已经出现各部门制定规划、支援农业的好势头，其中机械工业部门已将80%以上的钢材、70%的加工力量用于制造农业机械和小农具，一些行动快的工矿企业开始同农村社队挂钩，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

（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面对经济暂时困难局面和国家财政补助由1960年的22168万元骤减到1961年的5061万元的情况下，自治区从上到下被迫下决心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1961年，全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到9818万元，比1960年大干猛上的24446万元减少了59.8%；1962年进一步削减到3964万元，比1961年又压缩了59.6%。在压缩基本建设中，除了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比重外，主要是削减了工业等方面的施工项目。全区工业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365个，分别下降到1961年的129个和1962年的139个，使之大体适应了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1961年9月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下达后，自治区作出了以关、停、并、转为核心，大力调整工业的决定。19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自治区又进一步加大了调整力度，除了下决心关闭没有原料基地的石嘴山钢铁厂和几个当时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都存在突出问题的大企业外，还调整合并了中卫农牧机械厂、青铜峡水泥厂等重点企业，将“大跃进”时期升格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转回为集体所有。全自治区工业企业由1960年的783个，分别减为1961年的566个和1962年的446个，其中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由366个分别减为269个和134个。同时，还调整了工业结构，减少了钢铁、水泥、机器制造等工业生产，加强了发电、煤炭、毛毯、纸制品、日用陶瓷、纱、皮鞋以及小农具制造等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工业部门。在企业调整中建立了以经济核算为中心的多种责任制，开展了扭亏为盈活动。通过调整，工业企业亏损逐年下降，亏损额由1960年的412万元下降到1961年的393万元和1962年的282万元，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相应地由741万元上升到913万元和1245万元，工业企业素质明显提高。

（三）活跃城乡市场，缓解生活困难

按照全国统一部署，自治区进行了商业调整，加强了城乡市场建设，缓解了人民生活困难。主要措施是：①从1961年年初开始，坚决稳定了粮食、棉布、食油等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扩大了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范围，到1962年100多种商品实行凭票、证、券供应。②对部分紧缺商品实行高价销售政策。从1961年2月起，先在银川市、石嘴山市，随后在各市、县开始供应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3月在银川市开设了高价饭馆。4月以后，陆续对钟表、名酒、茶叶、自行车等商品实行以高价出售一部分的办法。这些高价出售的商品，不同于粮、棉、蔬菜等人民群众每天需要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较大幅度地提价并不影响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而提价后敞开供应又可使人们按照自己的购买需要和实际条件自由选购。高价销售的利润，由自治区商业厅集中解交国库。这项权宜性的措施对于当时经济暂时困难情况下的市场起了一定的活跃作用，又使国家回笼了一部分货币，对较快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③在调整流通渠道方面，一是根据中共中央1961年6月下发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在整顿和加强国营商业的同时，于1962年7月恢复了供销合作社。各级供销社恢复后，发挥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优势，坚持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群众服务的方向，把支援农副产品生产作为工作重点，扶持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开展多种经营，为大力组织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和农民生活用品的供销，恢复各种农副产品的收购提供了方便，活跃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二是开发集市贸易，使三类农副产品的交换很快活跃起来，有力地丰富和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1962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五日），盐池县举行了恢复农贸集市后的第一个骡马大会，内蒙古、陕西、甘肃等邻近省、区和宁夏各市、县的农村社员、手工业者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业务人员上万人赶会，在不到半个月的盛会中，成交骡、马、牛、驴各类牲畜3000多头，场内二、三类物资成交金额70多万元。银川市、灵武县、固原县等许多市、县在这一年的秋冬，也分别恢复和举办了已有几年没有开过的物资交流大会，活跃了农村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城乡交流。

（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机构和职工

自治区成立前后，宁夏人口迅速增长，其中尤以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的过快增长最为突出。1960年自治区总人口达到213.03万，较1949年增长77.9%。同期的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也分别达到50.52万和40.85万，较1949年分别增长248.9%和381.2%。这虽然是在迁入人口大量增加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但以当时宁夏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毕竟增长太快，大大超出了经济特别是农业的承受能力。与此相关联的是全民所有制职工队伍也大幅膨胀，1960年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25.78万人，分别比1957年自治区成立前的5.24万人和1959年职工已经大幅度增加的19.85万人增长近4倍和近30%，已成为加重经济暂时困难局面的原因之一。为此，自治区下决心压缩城镇人口，采取措施精简机构和职工，以应付经济困难，加强农业第一线。到1960年年底，全自治区共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5.2万人，其中，县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精简职工1.6万人。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各市、县还精简下放干部2855人。由于宣传动员工作深入，广大被精简下放人员体谅国家困难，精简工作进展较为顺利。根据1961年9月15日自治区党委《关于压缩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问题的紧急通知》和1962年3月21日《关于执行〈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的指示》，1961年城镇人口及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分别从上年的50.52万人和40.85万人压缩到44万人和36.08万人，较上年分别减少12.9%和11.7%。1962年城镇人口及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又进一步压缩到37.12万人和28.92万人，较上年又分别减少15.6%和19.8%。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城镇人口及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23.7%和19.2%，分别下降到1961年的21.7%和17.8%，1962年又分别下降到18.7%和14.5%，初步实现了城镇人口及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控制在20%以内和15%以内的预期目标。全民所有制职工1961年压缩到19.66万人，较1960年下降23.7%，1962年进一步压缩到14.01万人，较1961年又下降28.7%，其中尤以工业、建筑业和机关团体等行业和部门下降幅度较大。自治区撤销了区经委、煤炭局、地质局，将轻工业局、重工业局合并成立自治区工业厅，自治区外贸局并入自治区商业厅，宁夏人民出版社并入宁夏日报社。全区公社以上国家机关职工由11512人减为7805人，共精减3707人，占总数的32.2%。全区1962年国家工资开支减少2400万元，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减少3214万斤，农村劳动力已达到74万个，比1957年增加5.7%。

压缩城镇人口，精简机构和职工，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精减过程中，对自治区成立前后支援宁夏建设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职工制定了必要的照顾政策，尽可能使宁夏刚刚有些发展的基础工业、支农工业和科学文教卫生事业保留住了骨干队伍。1962年8月，自治区领导机关批转自治区总工会的调查报告，为了调动回族等少数民族职工的积极性，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决定对少数民族干部和职工，原则上不再精减。

通过1961年至1962年的初步调整，宁夏经济建设的速度虽然退减较多，但却比较符合自治区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实际状况，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稳步回升，自治区领导机关和经济主管部门也由头脑发热到逐步冷静，对中央关于综合平衡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1962年12月举行的自治区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杨静仁在《关于几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我们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可贵的干劲，在某些方面使用不当，造成相当的损失，但是，全区人民所作的艰苦努力，仍然使我区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报告认为，1960年下半年以来，自治区大力贯彻调整方针和其他一系列方针政策，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当时虽然还存在困难，有些地区还有严重的困难，但是从全局情况来看，农业战线已经初步得到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已经逐步协调起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

三、1963年开始的继续调整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从当年起再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自治区及时进行了传达、贯彻，明确了今后三年经济建设和继续调整的指导思想。在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还对教育、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经过三年的继续努力，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迅速好转，各条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这一时期成为19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自治区经济政治形势最好的时期。

196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宁视察农村人民公社和水利建设工程，勉励全区各族人民发愤图强、勤俭建社，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发展生产，把宁夏建设得更加美好。他还赋诗5首，并为银川市红花公社北塔大队题写了“勤俭建社，努力增产”的题词。

1964年1月30日至2月10日，自治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在二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杨静仁、李景林、甘春雷、马玉槐、吴生秀、江云、王金璋、朱声达、马信、刘震寰、金浪白11人为常委，杨静仁当选为第一书记，李景林为第二书记，甘春雷、马玉槐、吴生秀为书记处书记，甘春雷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会议在肯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以来，全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共产风”和开展“双反”运动等缺点和错误。会议提出，要大振革命精神，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继续做好工交等方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好转，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会议讨论了工农业生产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实行调整的原则要求，但中心议题仍然是开展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要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反映了自治区领导机关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开展政治运动上，而使领导国民经济继续调整的精力有所分散。

（一）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在1963年以后的调整中，自治区把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作为中心任务，制定了《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确定今后十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方针是以粮为纲、农牧结合、积极恢复和发展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全面安排，全面高潮。明确要求各行各业特别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部门，要把支援农业生产当作首要任务去抓。进一步强化财政支农力度，3年累计为农业投资5673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18.6% （其中1964年达19.4% ），对恢复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调整，农业的基础地位有了加强，山川并重、重点抓川的农业区域发展战略布局逐步形成，各行业、各部门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全区形成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的局面。

一是把贯彻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从1963年秋冬开始，全区兴起了科学种田、建立高产稳产田的高潮。196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和西北农业稳产高产经验交流座谈会后，全自治区从春耕生产开始就把土、肥、水放在第一位，强调建立稳产高产田，一方面积极调进化肥供应农村，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积肥造肥运动。在采取重大工程措施和技术措施方面，1964年在青铜峡县建设了长20.9公里、排水面积达5万亩的青中排水干沟；1965年4月南干沟排水工程按期完工，使吴忠、青铜峡一带7万多亩农田地下水位下降，避免了牛首山山洪的危害。南部山区每年都有20万左右的劳动力上山进沟、修田整地、植树造林，先后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91平方公里。全区建立“样板田”“试验田”299个，面积达33.62万亩，在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开展科学种田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二是重视林业的发展。1962年10月以来，自治区先后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林业十八条”的情况报告》《关于林木破坏问题的报告》等文件，提出要正确处理和保障林权，坚持“谁种谁有”的原则。1964年1月，自治区批转了林业工作会议纪要，1964年的造林面积由原计划的6.2万亩增加到7.1万亩，提出了宜林荒地划给生产队、国有林分片包给生产队、社员房前屋后植树造林归个人所有等政策性意见。林业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65年，全区共有国营林场32个，六盘山区成立了森林管理局，各市县也纷纷建立了国营林场，林业总产值达到395万元，比1962年增长了31.9%。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中宁县恩和、贺兰县洪广营、青铜峡市大坝等社队办林场先进典型。中卫固沙林场在科技工作者的指导下，苦战8年，在腾格里沙漠边沿流动沙丘上试种成功了1.6万多亩沙生灌木，固定了包兰铁路沿线30多公里的大部分流沙，保证了火车安全行驶，积累了绿化沙漠、改造沙漠的丰富经验。

三是抓好农村分配政策的落实。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基本上解决了生产队之间平调问题的同时，自治区采取抓点带面的办法，积极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分配方式，认真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正确处理分配中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生产发展。1963年夏粮分配时，石嘴山市郊区礼和公社红柴梁子生产队提出3种分配方案让群众讨论，即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老人和小孩两头由集体包下来，中间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办法；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最后经过群众讨论选定，实行了第三种办法。《宁夏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强调粮食分配关系重大，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清理好工分，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见，通过合理分配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4年，自治区有关部门总结了同心县王家团庄公社马家河湾队在生产和分配中加强定额管理、坚持按劳分配的经验，强调群众生产积极性越高，越要注意掌握政策、执行政策，保护群众应得利益。通过不断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的经验，全自治区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农村分配政策，逐步形成了社员个人合理分配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是树立先进典型，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昔阳县的经验，8月9日自治区党委印发《关于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昔阳经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63年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粮食总产达到71.62万公斤，分别比1962年和1957年增长了21%和53.6%，平均亩产275公斤，提前四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1964年年初，自治区领导机关表彰了古城大队大搞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获得粮食大面积增产的经验，全区农村很快掀起了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学习古城大队革命精神、争取农业生产大丰收的热潮。通过大寨和古城等先进典型经验的推广，对激发农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行科学种田，努力改变生产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三年的继续调整中，农业的地位得到加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出现了较好的形势。全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了56.1%，其中：农业增长52.2%，牧业增长71.7%，林业增长74.8%，副业增长56.4%，渔业增长7.7%；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油料、大麻也达到正常年景水平，实现了三年调整的预期目标。截至1965年年底，全自治区大牲畜存栏57.89万头，生猪存栏43.86万头，羊只存栏334.35万只，分别比1962年增长33.6%、89.1%和31.4%，均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二）加强工业的主导作用

1963年以后，工业建设一方面是把贯彻“八字”方针的重点由调整转到巩固、充实、提高方面，即在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的同时，着重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由外延逐步转向内涵发展；另一方面是兴起“三线”建设的第一次热潮，大规模地从沿海省市搬迁工业企业来宁，迅速改变了自治区的工业结构和布局。1963～1965年，全区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962年的446个增加到454个，只增加了8个，但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却由1962年的1.30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1.84亿元，增长了41.5%。

一是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6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下达后，自治区党委成立增产节约领导小组，领导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亲自蹲点抓工业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各企业内部也严格管理制度，反对浪费和盗窃公共财产，堵塞生产环节中的漏洞，减少原材料、能源消耗，增强了职工群众爱国家、爱集体的主人翁责任感，并通过劳动竞赛等形式来努力增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63年上半年，仅工业、商业、交通、水电等部门就节约煤炭1.4万多吨。

为进一步调整生产方向，培养技术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生产配套工作，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产适销对路产品，提高效率，减少消耗，继续提高现有生产水平，从1963年上半年开始，先调整了20个重点企业（包括3个电厂、7个机械厂、1个建材厂、3个轻工厂、3个纺织厂、1个汽车修配厂和2个煤矿），使其在两年内达到正规生产水平；撤销了石嘴山玻璃厂，将银川毛纺厂和棉麻纺织厂分开单独核算，将吴忠机床厂、吴忠仪表厂上交第一机械工业部，并决定中卫石膏矿恢复开采；停止了吴忠亚麻厂和中宁碱沟山煤矿的续建，同时削减或停止了一部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1963～1965年的3年中，全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5861万元，不到“二五”计划期间的一半，但工业总产值却实现了稳步上升，按可比价格计算，除1963年比1962年下降1.3%外，1964年比1963年增长7.0%，1965年又比1964年增长34.6%。

二是重视手工业生产和食品工业的发展。1963年5月，自治区首届手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提出要更好地支援农业和为市场服务的方针。会后手工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先后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230多个，从业人员超过7000人。各地手工业合作社发扬勤俭办社的优良传统，与生产厂家挂钩，充分利用边角下料生产小日用品和小农具、民族用品，积极恢复和发展名牌产品，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品种增加了200多种，100多种产品降低了价格。大批手工业者上山下乡巡回修理农机具，支援了农业生产，肩负起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重要任务。食品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65年产值达到5197万元，比1962年的3635万元增长了43.0%，年均增长12.7%。粮油加工、制盐、屠宰及肉类加工、酿酒等基本上保证了城乡市场需要，糕点、糖果等食品也能从满足回族群众的需要出发，保持了清真特色。

三是加强煤炭、电力工业，大力发展化肥生产。在三年继续调整中，自治区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初步显现。1965年，全区煤炭工业产值达到7864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4.0%，年均增长8.5%；电力工业产值达到860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8%，年均增长15.8%，为以后的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家化工部的支持下，先后建设了银川氮肥厂和中宁、吴忠、灵武、中卫、平罗、贺兰、青铜峡、固原、石嘴山、永宁、沟口等12个小氮肥厂，形成了自治区的化肥生产体系。

四是对企业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在企业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明确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物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政府实行“五保证”（即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扩大了企业自主权，改革了奖金提取办法。国家还适当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如非工业部门的投资权、五小产品的分配权、计划制订上的地方机动权以及36种工业产品之外的物资调剂权。

五是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号召全国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自治区工业交通战线首先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3月自治区党委相继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大庆油田经验的意见》和《关于传达和学习大庆油田经验的通知》，强调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学习他们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实现人的革命化，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密切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把事情做活的经验，学习大庆人对待革命，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三老四严”的作风。各级组织及时总结各行各业学大庆的先进经验，表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促进了学大庆运动的深入发展。在1965年12月西北地区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青铜峡水泥厂被树为25个先进典型之一，1966年3月在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该厂又被树立为全国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之一。长庆油田的职工以大庆工人为榜样，翻沟壑、越沙漠、冒酷暑、斗严寒，勇往直前，先后开发建设了李庄子、马家滩、大水坑、红井子、马坊和摆宴井等油田，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地质、物探、油田建设、开采、机修保养、交通运输、后勤供应、生活服务等工种配套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石油工业基地，在宁夏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三）继续调整商业，繁荣城乡市场

一是加强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63年3月3日印发的《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精神，全区各地先后建立了在国营、合作社商业领导下的粮油、肉食、牲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在集市开设议价饭馆，敞开供应，价格随行就市，并将从国营商业中退出的一部分小商小贩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委托其代购代销，对私商经营的零星小土产品区别对待，予以保留。全区18个县城以上市场的肉食和90%以上的熟食均由国营商业经营，有61个重点集镇和交通要道的熟食被基层供销社代营。自治区在恢复供销合作社组织和开展业务的同时，有领导地开放了一些城乡集市贸易，使原来的几条商品流通渠道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www.xing528.com)

二是改善商业经营管理体制。从1963年开始，将银川市的部分批发业务并入自治区二级批发站，固原地区购进的工业品逐步改由西安进货，实行自治区内跨市、县进货，改变了商品流转的不合理现象。猪、羊、牛一般实行由各级食品公司直接收购、屠宰、销售的“一条鞭”经营，组织菜农与蔬菜合作商店、集体伙食单位直接挂钩，减少了经营环节，降低了销售成本。全区各地还普遍开展了整顿集市贸易和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

三是增加商品供应量。从促进生产入手，积极开展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一方面坚决执行有关收购政策，对生猪放手收购，鲜蛋、家禽在旺季按保护价收购，蔬菜超产超收等；另一方面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方针，改进经营方法，做到按质论价，便利农民。1965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1557万元，比上年增长26%，农民户均收入由1964年的33.40元增加到41元。各级商业部门汇集消费者意见，帮助工业部门提高产品质量，支持地方工业大力增产适销商品。1965年，全自治区商业部门供应地方工业生产资料价值达2990万元，比上年增长69%，经营品种增加到2800多种，收购地方工业产品总值2120万元，比上年增长10.9%，并进一步改善了经营管理。整个市场出现了货币流通量减少，高价商品的价格有所降低，逐步做到除布、肉、烟、糖外，其余的大部分商品敞开供应，人心稳定，储蓄增加的“少、低、敞、稳”局面。在继续调整时期，自治区加强了物价管理工作，在保持国家物价总水平基本不动的前提下，对部分商品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全区城乡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教育、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对“大跃进”中非正常发展的文教卫生事业进行了清理整顿，除了砍掉那些追求浮夸、有名无实的“红专大学”“企业学校”及各种院所以外，对全日制中小学违反正常教学规范和秩序的错误做法陆续进行了纠正，使文教卫生事业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62年7月，宁夏自己培养的首批162名大学生从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毕业，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实了一批生力军。同年9月，由以上3所院校合并而成的宁夏大学宣告成立，宁夏的高等教育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64年夏，中共中央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传达后，宁夏各地在搞好正规劳动制度和全日制学校教育的同时，积极试办了亦工亦农的临时工、轮换工制度，推行了半工（农）半读教育。在改变劳动用工制度方面，自治区重点抓了磁窑堡煤矿、石沟驿煤矿和银川市亚麻加工厂推行轮换工制的试点，平罗亚麻原料厂推行亦工亦农制度，自治区交通局公路处试行生产队包养公路办法，银川拖拉机配件厂试办半工半读技工学校等，都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面，到1964年11月底，全区各地发展耕读小学上千所，入学儿童6万多人，创办半农半读农业中学72所99个班，在校生达3000人。到1965年，全自治区耕读小学学生达10万人，加上全日制学校学生，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64年的64%提高到75%；半农半读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中学入学学生分别达到7500人和1600人，分别比1964年增长了82%和400%。但在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也发生过虚报浮夸、追求形式的错误。

总之，通过调整初步形成了比较符合宁夏实际的国民经济布局，逐步形成了自治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前提下，把煤炭、电力等能源建设作为发展宁夏工业的立足点，逐渐形成了银川地区以发展纺织、食品、机械等生产为重点，银北地区以发展煤炭、电力建设为重点，银南地区主要作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的经济格局。这一指导思想，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发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四、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在部分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农村整社整党

1962年11月，自治区党委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社整党问题的纪要》，提出“这次整社，应当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中心，切实解决社队特别是生产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后，在全区225个公社、2020个生产大队、13056个生产队中先后普遍进行了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川区各县除永宁县外于1963 年2月底基本结束，山区各县于3月底结束。全区参加整社的干部2100多人，一般都是组成工作组，由负责干部带队，集中在落后社队开展整社工作。在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全区训练了近15万名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处理了无限制扩大“小自由”等问题，揭发批判了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地富反坏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在280多个生产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在27个生产大队、211个生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对富裕中农当权的生产队进行了改选。经过整社，农村参与赌博、迷信活动、投机倒把的人少了，改变了干部作风，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达到了加强集体经济管理和改善干群关系的目的。

1962年12月30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整社整党问题的纪要》，提出整社必须从整党开始把整社和整党密切结合起来。1963年1月，区党委组织部召开全区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等问题，提出要有重点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并决定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自治区党委同意并批转了会议精神，强调要首先搞好重新登记党员的试点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克服“党不管党”和“以党代政”现象。通过整党，党的实事求是、与群众同甘共苦等优良传统、作风有所恢复，对解决基层干部作风方面比较普遍存在的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3年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从自治区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主要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开展政治运动上，削弱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某些错误做法又有所抬头。在1964年2月上旬召开的自治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6年来工作时，强调了取得的伟大成就并检讨了“共产风”和“双反”运动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虽然在部署工作任务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整工作，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抓阶级斗争，开展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认真加强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把它摆在了各项工作的首位。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后，1964年2月又批判“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在强调“三自一包”的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自治区党政机关和主要领导在文件上、讲话中，多次声称要批判“单干风”。本来在1962年调整有关农村经济政策后，部分农村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到了1963年却在农村自上而下大反“单干风”，突出表现在处理盐池县调整社队规模中出现的问题上。当时，自治区领导机关认为：由于盐池县在执行重大政策上“右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界限不清”，使该县在调整社队规模时刮起了一股“分队风”，对社员的“小自由”放得过宽，超过和违背了自治区的规定，“破坏了集体经济”。决定彻底改组盐池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停职反省，县长等撤职反省，甚至强调盐池县问题的揭发和处理是宁夏的“一大胜利”。由于大反“单干风”，停止了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因而使农民群众刚刚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又受到压抑和打击。

（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9月北京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下达后，7月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由马玉槐、马信、江云等自治区主要领导亲自带队蹲点，在青铜峡县叶升公社、西吉县兴隆公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与此同时，由自治区和各市、县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组，在各市、县的11个公社共113个生产大队、753个生产队开展了面上的教育，在农村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运动，在城市开展了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和《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第二个后十条）传达后，自治区党委立即于9月18日发出《关于重新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通知》，随后又于10月30日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安排意见》，决定铺开点上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此，从自治区直属机关及各市县先后抽调9454名干部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工作队员集中培训。

1964年11月中旬，宁夏第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永宁县全面展开，同时开展的还有贺兰县金贵公社、盐池县大水坑公社，开展运动的地区共计2.4万户11.5万人，约占全区农村总户数、总人口的6%。永宁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等领导亲自蹲点。各公社的分团和县直属机关的分团，分别由省级或地厅级领导干部任分团长，李俊公社生产大队的工作队长全部由地厅级干部担任。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县集中了包括中央直属机关来宁参加运动的干部共5000名，每个公社的工作队员多达三四百人，每个生产队有5～10个工作队员。运动之声势浩大前所未有。在从11月中旬进村开始的73天时间里，普遍采取神秘主义的“扎根串联”的方法开展调查摸底，从怀疑一切的指导思想出发，采取“对干部冷，对中农闷”的错误做法，结果使依靠对象的面变得很窄，严重脱离了群众，难以打开工作局面。直到1965年1月底特别是3月1日，自治区党委在永宁县召开万人大会，杨静仁再次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此后，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长达半年之久的永宁县“四清”运动于1965年6月结束后，留下了一些干部加强县和公社的领导班子。

从1965年10月起，在银川、石嘴山两市的郊区和贺兰、平罗、陶乐、泾源4县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第二期“四清”运动。接着又从1966年5月起在青铜峡、中卫、中宁、西吉4县开展了第三期“四清”运动，原计划三年时间在宁夏各市县都开展一遍“四清”运动，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在进行的第三期“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就于1966年年底自行停止了。

在农村“四清”运动全面开展的同时，从1965年年底开始，还先后在城市进行了两期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银川地区参加第一期运动的有银川市级机关、厂矿205个和自治区级机关17个，运动中共有332人被清除出干部队伍，103人被清除出工人队伍，新查出专政对象360人；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李景林、书记处书记吴生秀也以“宣扬三自一包、搞资本主义”和“反对阶级斗争”等罪名受到揭发批判。把他们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挂钩，指责他们“搞个人野心，一贯反对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一心要把他们主管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之后报经中央批准，对两人分别停止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均已平反）。银川地区参加第二期运动的有银川市的251个机关、厂矿和自治区级43个机关，石嘴山市参加第二期运动的有石炭井地区43个厂矿，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也自行结束了。

总之，宁夏这几期农村和城市的“四清”运动的开展，虽然对于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农村社队和厂矿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造成的恶果却十分严重。这几期“四清”运动采取的方法都是由自治区直接向各市、县派出直属自治区领导的工作团，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全面铺开，上下左右一起搞的办法开展的。在运动中自始至终以“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观察处理问题，把城乡存在不同性质的问题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对农村社队基层单位做了所谓“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甚至三分之一还打不住”的错误估计，又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在运动中“补民主革命不彻底”课的指示，不仅在运动开始抽调工作队员时强调“要像挑女婿一样挑选”“要查三代”，而且在运动中各地都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有些地方竟然提出在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出乱子，不要怕搞过头，不要怕留“后遗症”，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摧毁地、富、反、坏、右的复辟基础，打击民族宗教方面的阶级敌人，彻底追查坏人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根子。特别是《二十三条》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许多地方仍以县、社、队领导干部为夺权斗争对象，错误处理和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并致使一批干部和群众非正常死亡，造成了严重后果。仅在开展第二期“四清”运动的地区就有17%的中共党员被清除出党，33%的公社、34%的生产大队和10%的生产队被夺权，同时补划地主、富农阶级成分1027户。在开展第二、三期“四清”运动期间，还在灵武、吴忠、盐池、隆德、海原、固原、同心7个县同时进行了面上的“四清”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地方有17%的生产队以上干部被撤职或法办，有5.7%的生产队、13.3%的生产大队和12.3%的公社被夺权。

五、“三线”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一）“三线”建设

在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日益关注战争因素对经济建设的影响。1964年5月至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三线”地区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宁夏属“三线”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搞好“三线建设”的有关指示，国务院决定在宁夏安排一批列入“三线建设”范围的重点建设项目。从1965年年初开始，由沿海和内地陆续向宁夏整体搬迁或合并创建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

这批迁建企业，在迁出省、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宁夏党政领导的密切配合下，建设项目商定、迁出职工动员、人员设备接送、迁建企业动工等方面都进行得较为顺利，特别是迁建企业广大职工及其随行家属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艰苦奋斗、支边光荣的革命精神，对迁建工程的较快完成起了重要作用，许多企业创造了当年破土动工、当年基本建成的工业建设新速度，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和宁夏领导机关的表彰。1965年4月16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指挥部领导的决定》，成立由自治区人委副主席马信任总指挥的自治区基本建设指挥部，具体负责“三线”建设。1965年下半年，“三线”建设中一批被列为国家或国务院有关部委重点企业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宁夏各地陆续建成投产。其中包括： 7月1日，由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迁建的以生产拖拉机、内燃机、汽油机活塞和活塞环为主的吴忠配件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0月1日，由北京仪器厂迁建的以生产电子式万能拉力试验机、机械式万能拉力试验机、扭转试验机等为主的青山试验机厂在青铜峡县建成投产；10月25日，由大连机床厂迁建的以生产数控车床、仿形车床、组合车床、铣端面钻中心孔机床等为主的长城机床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1月25日，由大连起重机器厂迁建的以生产起重机、减速器等为主的银川起重机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2月1日，由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以生产方柱立式钻床、珩磨机床等为主的大河机床厂在中卫县建成投产；12月31日，由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第三橡胶厂部分合并迁建的以生产载重汽车轮胎、轻卡汽车轮胎、轿车轮胎、航空轮胎、子午线轮胎、农用轮胎及航空轮胎翻新等的银川橡胶厂在银川基本建成投产；年底，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435室、436室、215室合并迁建的全国最大的钽、铌、铍生产科研基地和全国唯一的铍材料研究中心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又称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建成投产；1966年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建的以生产插入式、圆环式涡漩流量计等流量、压力类仪表为主的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3月30日，由上海自动化仪表七厂迁建的国内规模最大的调节阀生产厂家的吴忠仪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这批骨干企业在宁夏各地先后建成投产，使宁夏拥有了一批填补空白的新兴企业，明显改善了宁夏的工业布局，极大地增强了宁夏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调整时下马的许多企业，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也纷纷恢复建设和生产，使宁夏经济建设继50年代末期之后，在1965年至1966年又兴起了一次建设高潮。“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为宁夏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增强了自治区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按原定计划，还有一批沿海和内地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将陆续在宁夏建设，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止。

（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从1958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宁夏和全国一样，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艰辛探索、历经曲折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治区筹备、成立和中央、兄弟省市的关怀、支持，为宁夏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激发了广大回汉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自治区的建设事业尽管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所幸自治区党委政府很快觉察并勇于纠正，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从1960年冬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以来，各级党政领导与回汉各族人民同甘共苦，积极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宁夏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6367万元，比1957年的40229万元增长65.0%。地方财政收入逐步增加，1965年达到6359万元，比1957年的3670万元增长73.3%。

1.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到1965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30489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7年增长了38.4%，粮食总产量达到83334万公斤，首次超过了1956年历史最高产量的76165万公斤，油料产量也恢复到1958年后最高产量的3087.7万公斤。特别是在此期间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及农田基本建设，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畜牧业所占比重显著提高，1965年，大牲畜由1957年的56.6万多头发展到近57.9万头（其中牛由23.4万多头发展到近26.6万头），生猪由1957年的21.6万多头发展到43.9万多头，羊只由1957年的181.7万多只发展到334.4万多只，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市场上肉、蛋等供应充足。

2.林业建设成就斐然

从1957年的10.4万多亩发展到1965年的29.5万多亩，国营林场发展到32个。从1958年到1965年共培育天然林12万亩，保存国营人工幼林8万多亩，主要分布在风沙地带、黄河两岸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开始起到了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保障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重大作用。

3.工业实力显著增强

电力、化肥、钢铁等工业产业逐步发展，一批新兴工业部门的建设，填补了自治区工业的空白；机床、起重设备、金属材料试验场、轴承、纱制品等新产品从无到有；钢材、水泥、棉布、纸张等产品的生产逐步恢复。贺兰山煤炭基地、石嘴山发电厂、石嘴山钢铁厂、银川通用机械厂、银川综合电机厂、青铜峡水泥厂的建成，特别是自1965年下半年后一批“三线”建设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自治区的工业实力显著增强，工业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能源工业的支撑作用明显加强，支柱产业基本形成。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2034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7年增长了413.0%，原煤产量达308万吨，发电量1.29亿千瓦时，分别比1957年增长近8.1倍和近24.3倍，水泥、石膏、机制纸、滚动轴承等生产从无到有，轮胎、化肥、自动化仪表、塑料制品的生产筹备工作已着手进行或提上议事日程。基本建设投资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由大幅度下降到逐步上升，1965年达到1.4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8倍。

4.交通邮电事业较快发展

继1958年包兰铁路建成通车后，又修建了全长约81.5公里的平汝铁路和全长约10.8公里的银新铁路，1965年全区铁路通车里程达409公里。1965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201公里，比1957年的2241公里增长42.8%；客运量达142.8万人，货运量达640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长265.2%和564.6%，原来亏损的运输企业，绝大多数经济指标创历史最高水平。航空事业开始发展，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的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也在银川设立了办事处，开辟了西安—银川—北京的航线，改善了自治区的交通运输状况。邮电方面，到1965年，全区邮电业务总量由1957年的197.4万元增长到586.2万元，市内电话用户由888户发展到3134户；新开通银川至固原、银川至三盛公两条自办汽车公路干线邮路491公里，新开和调整委办汽车邮路27条，以银川为中心通达区内外的邮路通信网络基本建成，初步适应了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5.科教文卫事业稳步前进

全区初步形成了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民族教育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广大群众文化素质落后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迅速发展，自治区成立后，先后从北京、上海和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调进了一批具有一定临床和教学经验的医学卫生人员，并相继成立了自治区级医学科研院所，全区医疗卫生网初具规模；广播、电影、新闻、图书发行等文化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区基本上形成了文化普及网。

6.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65年人均年消费水平由1957年的96.3元提高到124.2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1957年的807万元增长到2399万元；1964年为部分职工提高了工资，1965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244.0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7.46元。

7.良好社会道德蔚然成风

全区普遍开展了学人民解放军、学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群体，学习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欧阳海、王杰等英雄模范的活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模范人物，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帮助他人为荣，以背叛祖国、危害集体、损人利己为耻，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学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的事迹随处可见，许多地方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可喜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