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前后变迁

第二节　自治区成立前后经济建设

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宁夏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由于当时宁夏属甘肃省行政区划范围，只有专区、自治州及其管辖的市、县和自治县的建置，因此在“二五”计划开始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宁夏地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规模不大，更缺乏明确统一发展的规划。当时整个宁夏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起点低。到自治区成立前夕的1957年，全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143.83元，人均财政收入20.63元，人均占有粮食312.41公斤，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96.20元；交通运输、邮电事业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医疗水平与其他省市区相比均很落后，同全国当时概括为“一穷二白”的面貌比较，宁夏确实是一个更穷更白的少数民族地区。

一、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设想以及《农村建设规划》

自治区的筹备及成立，提升了宁夏在西北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中央对宁夏的亲切关怀和兄弟省市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宁夏回汉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1958年春，宁夏工委在全国经济开始出现“跃进”的形势和行政建制、区划变动较大的情况下，根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中央指示精神，积极探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苦战三年，改变宁夏面貌”的设想，要求全区各市县争取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其目标是：农业总产值将比1957年增加7.9倍，工业总产值将比1957年增加64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由1957年的21.6%上升到64%。“二五”期间计划建设的主要项目140多个，要求在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轻工业、纺织工业等方面迅速发展，快速建起自治区的基本工业体系。交通运输方面，准备在“二五”期间逐步修建起中卫至武威、中卫至宝鸡、平罗至汝箕沟、中卫至太原、石嘴山至酒泉5条铁路线，将来还要县县通火车，社社有汽车，除北京—银川—兰州的航空线通航外，还要开辟银川至固原、银川到吴忠的地方航线。文教卫生方面，“二五”期间全区县县镇镇都要建电影院，每个人民公社要有民办放映队，建立综合电影制片厂1处，各县市都要有职业剧团，银川、石嘴山各建3～4座剧场，要达到乡乡有卫生院、生产队普遍有接生站，形成自治区卫生医疗保健网。在“二五”计划完成后，自治区要建设好银川、石嘴山、灵武、吴忠、中卫、固原6座新型工业城市。

1958年3月，宁夏工委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了1958～1967年的《农村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宁夏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方针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相应地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发展轻工业；工业方面在就地取材、就地销售和支援农业的方针下，以发展土特产品加工、粮油加工、棉麻加工、水果干菜加工、肥料制造、小型电力工业为主。

总的来说，自治区经济和发展设想以及《农村建设规划》，对鼓舞人心、激发干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宁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计划到1962年粮食生产达到20亿公斤，1967年达到33亿公斤，这种过高的指标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二、自治区成立前后的经济社会发展

自治区的筹备及成立极大地激发了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各级党政组织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掀起了建设宁夏的新高潮，全区经济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8年8月1日，纵贯宁夏中北部的包兰铁路在银川接轨通车，结束了宁夏不通火车的历史，制约宁夏发展的交通瓶颈得以缓解；同日，设计能力为年产45万吨煤的石嘴山煤矿第一对现代化斜井建成投产；10月20日，银川—北京—兰州的航线正式通航，从此宁夏正式有了民航班机。

从1958年到1960年，开发建设了石炭井矿区、石嘴山矿务局洗煤厂和一矿、二矿，宁夏作为全国煤炭重点开发地区的优势开始显现；1958年8月26日，黄河上游重要水利枢纽工程之一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至1960年2月，集灌溉、发电、防洪、防凌功能为一体的水利枢纽工程截流成功。3年间，宁夏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到2.93亿元，是自治区成立前8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3.95倍；一批煤炭、电力、冶金、机械、轻纺和建材等骨干企业陆续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结构得到初步改善。在电力工业方面，1959年11月，石嘴山电厂第一台6000千瓦机组建成投产；原银川电厂扩建，总装机容量达到4580千瓦，1960年两个电厂并网运行，形成了石银电网。1959年9月，中宁电厂1号汽轮机组建成投产，装机容量2580千瓦，这是宁夏第一台中温中压机组。在石油工业方面，银川石油勘探局成功打下了马探2号油井，1960年又在李庄子获得石油日产1.1立方米和1.7立方米油井。在冶金工业方面，银川铁合金厂轧制出第一根小型方钢钢材，结束了宁夏没有自轧钢材的历史；1958年11月21日动工兴建的宁夏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石嘴山钢铁厂，1960年第一座高炉出铁，4座焦炉出焦，氧气车间开工建设。同时兴建了宁夏钢铁厂和中卫铁厂。在机械工业方面，1958年至1960年共投资242.6万元，先后建起了吴忠综合机床厂等50多个企业，实现了机械工业由机械修理向机械制造的转变。在纺织工业方面，对银川毛纺厂进行技术改造，扩大了生产能力；建设了银川东风棉织厂、固原针织厂、银川棉织厂和固原亚麻纺织厂等。1960年纺织企业增加到119个，总产值增长到940万元。在建材工业方面，新建了石嘴山机砖厂、银川机砖厂、银川石灰厂、甘塘石膏厂、青铜峡水泥厂等一批建材企业。与1957年相比，1960年全自治区工业企业数由310个猛增到783个，增长152.6%。工业总产值由4599万元增加到23773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05.4%，宁夏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工业基础有了较大发展。

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正式通车

与此同时，随着自治区的成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事业和社会公用设施的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1958年5月，由广大群众义务劳动突击修建的银川简易大型体育场建成；7月19日，银川市首次开通了两路市内公共汽车；9月15日，新建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3所高等院校开学，结束了宁夏没有正规高等院校的历史；10月1日，银川西府井水厂竣工投产，银川市民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至1960年，全区有普通高等院校学生1259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9909人，普通中学在校生1.98万人，小学在校生28.50万人；有医疗机构587个，病床1531张，卫生技术人员2839人，医生1958人。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前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威胁，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我国真正富裕、强大起来，党中央、毛泽东试图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以较高的发展速度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之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左”的做法，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

（一）“大跃进”运动

从1957年年底开始，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宁夏各地迅速掀起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以全民大办地方工业、农业上的高指标、高征购和全民大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

工业“大跃进”主要表现为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地方工业两个方面。195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宁夏工委召开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以整风精神批判“悲观论”“落后论”，确定年内炼铁3万吨、炼钢1万吨。由于宁夏铁矿资源少，各地一边开展炼铁，一边还在找矿，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炼钢炼铁仅限于银川、吴忠、惠农、中卫等一部分市、县。到1958年8月初，13个市、县总共炼出了56吨铁和3吨钢，距离预期目标甚远。9月15日，宁夏工委发出《关于当前钢铁冶炼情况及今后任务安排意见》，决定全党全民开展炼钢运动，动员10万大军，苦战100天，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宁夏工委提出的大炼钢铁任务，迎接自治区的成立。从9月下旬起，各县都将工作重心纷纷转向钢铁生产。从山川各地抽调干部群众约10万人，以民兵组织形式到大武口、银川新城等地集中，以“小、土、群”的办法大炼钢铁。到10月18日，共建起大地炉2114个（投产665个）、土高炉和炼铁小土炉1416个。这在当时宁夏只有66.8万劳动力的情况下，的确是全民动员。为了建成千座土高炉，有的县民用建筑停工，青砖全部保证建炉需要，但终因设备、技术、原材料都不过关，年底宣布完成任务的钢铁，多数因质量很差，只得如数入库存放。而在大炼钢铁过程中，炼钢铁补贴款则一再加码，仅1958年的补贴就达1610万元，相当于1957年宁夏地方财政收入3670万元的43.9%和工业总产值4599万元的35%，造成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巨大浪费。

1958年年初，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形势下，宁夏迅速掀起了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各市县制订了一些难以实现的规划，如银川市提出的口号是“苦战三年，彻底改变银川市面貌，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永宁县表示要向千厂县目标奋斗，三年内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宁县以批判“资金不足，不懂技术”开路，边勘测规划，边收集资料，边掀起办工业的高潮；固原地区提出搞百厂乡、千厂县的要求，甚至列出了大战7昼夜建工厂1373个的具体时间表。1958年4月初，自治区在兴办地方工业上，提出了全区“苦战三年，争取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口号，要求全区1958年县办工业1328个，其中新建厂矿1069个，扩建厂矿259个，计划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2.4倍。5月中旬，在宁夏工委召开的全区地方工业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依靠群众、以小型为主、全面铺开、遍地开花”的大办地方工业的方针，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把大办工业同技术革命联系起来，充分调动专区、自治州、县办工业和人民群众办工业的两个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城乡工业网。会后，各市县原来纷纷提出的短时间内实现车子化、步犁化、滚珠轴承化、化肥化和电气化等几个“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至1958年10月，全区工业企业已发展到9500多个，较1957年的310个猛增近30倍，其中除自治区和市、县办的248个外，其余都是人民公社创办的工厂，从事工业生产的职工也由1957年的0.5万人猛增到5.5万多人（包括亦工亦农的工人4万人）。9月中旬以后，全区又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大办地方工业的第三个高潮。大办钢铁加上几个“化”，既要大炼钢铁又要遍地开花，战线长而分散，实际效果很差。1958年全自治区工业总产值达到9211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猛增105.3%。这个增长率在宁夏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但其中水分较大，很多产品质次价高甚至毫无使用价值，经济效益十分低下。

农业“大跃进”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宁夏农业大跃进最早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水利方面大搞群众运动开始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当时，固原山区各县组织10万农民大搞水利工程建设，计划兴修水地40万亩，同时提出1958年再修120万亩水地，“三年改变全州干旱面貌”的“跃进”指标。1958年4月2日，银川市委在《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中提出：粮食亩产“当年过黄河（平均亩产400斤）、二年跨长江（平均亩产500斤）、三年实现千斤市”的口号。4月22日，宁夏工委发出《普遍讨论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的通知》，号召进一步掀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浪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多快好省”的跃进计划，要求地、州、县委认真研究和讨论《通知》精神，重新修订、补充1958年的“跃进”指标，再挖潜力，增加措施，做到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争做先进县（市）。此后，从引黄灌区到南部山区进一步掀起了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跃进高潮。

1958年，宁夏的农业生产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山川各地夏粮、秋粮及主要经济作物都获得了丰收。全自治区粮食总产量达到6.95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24.1%，是农业合作化以后的第二个丰收年。由于宁夏粮食播种季节和收割时间均晚于南方一个多月，所以当宁夏山川夏粮上场时，南方一些地方夏粮高产“卫星”的“新闻报道”已纷至沓来。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为题，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5亩小麦亩产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发出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3530斤。紧接着，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353.8斤、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报道传遍全国。从此，展开了一场“卫星”竞赛活动，“卫星”越来越多，单产越报越高。这类“高产卫星”本来是假的，但由于领导机关盲目肯定、祝贺表彰以及各种宣传工具大肆传播，迫使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敢表示不同意见，有的人则信以为真。一时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唯心主义说法几乎成了“真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被夸大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

在全国一个又一个高产“卫星”上天的形势影响下，宁夏粮食产量方面的高指标和“浮夸风”也泛滥开来。8月上旬，引黄灌区中卫县城关镇东方红农业社和南部山区同心县喊叫水区喊叫水农业社先后放出小麦亩产5801斤和4029斤的高产“卫星”。《宁夏日报》在为中宁县的“卫星”发表题为《从一颗“卫星”看满天“卫星”———论少种多收》的社论中提出：“既然能放出一颗高产卫星，为什么不能放满天卫星？”8月中旬，自治区宣布全区小麦较上年增产88%、夏粮总产量达到44956万公斤，而后来核定的实际产量只有23002万公斤，宣布数超过实际数将近1倍。到秋粮收获季节，浮夸风更加严重，地处干旱山区的盐池县上报全县50万亩秋粮作物亩产150公斤，总产量比1957年翻了4番；固原山区各县上报370万亩秋粮总产量突破5亿公斤，比上年增产近2倍；吴忠市宣布该市3.2万亩水稻亩产1030斤，实现了“千斤稻市”；《宁夏日报》报道，中宁县康滩乡长桥农业社胡麻亩产1285斤和枸杞亩产638斤。放“卫星”数字最高的中卫县先声农业社的水稻亩产6055斤、同心县喊叫水农业社的糜子亩产7140斤和该社旱地谷子亩产4606斤……一个又一个的高产“卫星”从宁夏山川各地相继放出，使人眼花缭乱。11月中旬，自治区宣布全区秋粮总产量达到9.01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173.5%，全年夏秋粮食总产量超过13.5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超过后来核实产量6.96亿公斤的近1.2倍。《宁夏日报》在报道自治区全年粮食大丰收的消息时宣称：“这一实事彻底驳倒了‘秋后算账派’‘地区落后论’和‘条件论’。”同时，在不切实际、过分盲目乐观的《全区人民为五十亿（市）斤粮食而战》的报道中说：“（五十亿市斤粮食）这个跃进计划完成以后，以全区二百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两千五百（市）斤、食油三十六（市）斤。”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除了直接导致粮食的大量浪费和损失外，还造成粮食的高征购和下年更高指标的提出，很多地方征了过头粮，过分压低农民的口粮和籽种、饲料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水肿病人，中宁、灵武等个别社队还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的问题。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各地都千方百计地采用了各种措施，如大兴水利、多积肥料、改良土壤、选用良种、实行密植、加强田间管理和消灭病虫害，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1958年冬春，宁夏南部山区许多地方在大搞水利和水土保持中，曾安排每人3亩基本农田的水利建设任务，目的是经过一个冬春大干，一年实现水利化。在运动中，一些青年和妇女提出“地冻三尺，心热十丈”“水库修不成不回家”等口号，充分表达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巨大干劲和希望迅速改变穷乡僻壤面貌的决心。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对夯实农业基础、改善生产条件，实现以后的农业增产增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浮夸和蛮干的情况。1958年秋收以后，全区组织30万大军突击深翻土地，从10月下旬到11月封冻前，宣布共翻地760万亩，其中深翻1尺以上的有270万亩。显然，这个数字是被大大夸大了的。这种深翻土地，是同建设基本农田和开展造肥施肥密切配合的，虽反映了高产丰产的希望，但实际上是倒乱了土层，深埋了活土，反而事与愿违。为了实现“大跃进”，搞大兵团作战，一些地方打破区、乡、社界，开始出现了“平调风”和“共产风”。

在全面“大跃进”的影响下，宁夏在思想政治领域和科教文卫的“大跃进”也逐步升温。1958年宁夏在整党整团中，从反保守反浪费开始，进而深入到鼓干劲、打“五气”、插红旗、拔白旗的热潮，以后又转入红专辩论和“兴无灭资”两条道路斗争大辩论，一度使讲假话、大话、空话成为时髦。4月下旬至5月初，宁夏工委在中宁、吴忠召开教育工作现场会，肯定中宁县新堡乡5天实现“文化乡”的“跃进”事迹，强调宁夏教育事业完全可能实现“大跃进”，6月初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示。此后，各市、县在大办教育中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贺兰县苦战十五天，实现了“文化县”；地处南部山区的海原县一个月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宣布“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原教育事业的落后面貌；继8月中宁县宣布扫除青壮年文盲，成为全自治区第一个基本无文盲县后，银川、灵武、同心、永宁、隆德等8市、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正规论”，采用边宣传、边规划、边选拔教师、边组织入学及“田间是课堂，农具是课本，指头是笔杆，大地是纸张”等办法，宣布实现了“无文盲”市、县；吴忠市领导机关的教育“大跃进”是一年计划，一旬完成，突击三天实现全市“普及小学教育”，创造了最“快”纪录。在自治区正式成立前夕，宁夏已宣布“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显然是不实在的。在此前后，宁夏各地还掀起了大办各种形式的红专学校和地方大学的高潮。继同年8月宣布各地农村的6个区、乡、社已办起10所“大学”后，仅中宁、平罗、永宁3个县又办了12所大学和2个科学研究院，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校舍和合格的师资，更缺乏实验实习的仪器设备和起码设施，除了1958年7月正式开学的银川夜大学较为正规外，其余多数均是有名无实，只是戴了顶“大学”帽子而已，所以在以后的调整中，很快都下马了。

与此同时，各地还在“大跃进”形势下掀起了群众性文艺创作高潮，许多单位发动干部群众大战几昼夜就形成了“诗满墙、画满廊”的场面，有些单位还形式主义地举办了文艺创作成果展览，组织了文艺社团，并编印了诗词专辑。

在1958年上半年开展的几次卫生突击活动中，城乡卫生面貌确实有了一定改观，消灭了大批苍蝇、蚊子、老鼠，使广大城乡居民受益，但是错误地把对人类益大于害的麻雀划为四害之一，银川市还于1958年5月18日至20日开展了“注销麻雀户口”的统一行动，并举行汇报大游行，宣布消灭麻雀1.5万多只。11月中旬自治区宣布，金积县为基本实现扫除四害的“四无”县。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中过高估计农业发展成绩，急于向更高级生产关系过渡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本来宁夏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初级农业社向高级农业合作化的转变时，就出现了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经过整社，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大跃进”高潮兴起的同时，高级社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又急速向人民公社化的轨道迅猛推进。

1.小社并大社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组织和发展方向上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宁夏和全国各地一样，一个小社并大社的热潮随之全面展开。1957年，银川地区平均每个农业社有325户，其中500～1000户的较大社82个，1000户以上的大社15个。按当时的情况，社的规模已经够大了，但在小社并大社的高潮中，继续并社，高级社的规模越并越大，超越了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群众的觉悟水平。

2.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建立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7日，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前锋人民公社在贺兰县诞生。这个公社是由原来的团结乡、金贵乡的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立岗乡的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的，共有回汉族社员4150户19170人。9月9日，宁夏工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积极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计划是：秋收前试办，秋收后铺开。但是会后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所以这个计划被大大地提前了。自治区工作组在帮助贺兰县建立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前锋人民公社后，即大张旗鼓地向全自治区推广，在介绍其办社经验时，强调并大社、转公社可以分两步走，采取先“搭架子”、先动上后动下的办法，即先把乡社合并起来，建立公社领导机构，再起草公社章程，讨论具体问题，这就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这个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搞得非常草率而简单化了。9月12日，《宁夏日报》介绍了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的经验后，各地迅速掀起举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决心书送交宁夏工委，要求批准办公社。

3.自治区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年9月12日，中宁县宣布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19个乡镇的39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5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成为宁夏第一个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县。当9月 21日《宁夏日报》公布宁夏工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时，贺兰、中卫2个县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次日，南部山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回族聚居的同心县韦州区星火人民公社成立，全社由回族占77%的7700户回汉农民组成。从此开始，南部山区各县也加快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步伐。9月30日，新华社在评述全国人民公社发展形势的消息中，提前向全国宣布：“宁夏月底也可实现或基本实现农村公社化。”这无疑是个催化剂，不适当地促进了宁夏山川各地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的步伐。到自治区成立前夕的10月20日，宁夏宣布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原有350个乡、169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共建立了152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全自治区总农户312846户的99.91%。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交通信息很不发达的宁夏山川，在前后短短44天时间里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当时，离转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两年多时间，又是秋收大忙季节，这么重大的变革在短时间内完成，显然是违背了客观实际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

在建立人民公社过程中，为了突出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即公社规模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和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五位一体”的主要特征，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仅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而且一度不适当地把农村中原由国家管理的财政、金融、粮食、商业等机构和人员也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还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办大社，使人民公社的规模普遍过大，宁夏在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时，入社农户为312563户，按152个公社平均，山川每个公社为2056户，引黄灌区就有3000户至5000户的大社16个，拥有5000户以上的特大社15个，回族聚居的吴忠市搞了拥有9000多农户的全市1社，中卫县成立了县联社———中卫县人民公社。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公社建社初期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要求一下子消灭私有制。宁夏工委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中要求人民公社一建立，就要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最后残余”，强调对“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如自留地、果园、苇塘、群猪、群羊等，在建立公社时，应当转为公社所有”。规定“原来农业社的财产和公共积累，应当全部转入人民公社，农业社一律不许自作处理”。在介绍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建社经验时，特意推广了“小社投资全部转为公社投资”以及“小社贷款小社清，不叫公社多操心”的“经验”。在分配方面，不仅强调了一心一意为公社、积累越多越应该，而且改变了高级社时行之有效的按劳分配的评工记分办法，搞吃饭不要钱。到处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和特殊化风，其中尤以“共产风”最为严重。在决策失误和对形势盲目乐观的情况下，一些公社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分配办法的同时，一度竟提倡“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共产风”，侵犯了部分社队和社员的经济利益，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导致了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在建社方法上，当时强调必须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但同时更强调加强共产主义教育，要通过鸣放辩论、思想斗争和以批判开路，甚至具体经济问题也要按“共产主义”办法处理，一些群众和基层干部中的思想问题被压了下去，除了表态入社，别无选择。在并社转社过程中，由于把原来经济条件不一、贫富水平各异的农业合作社合并在一起以及搞全公社范围的统一核算，从而侵犯了一部分社队的经济利益，使一些穷队共了部分富队的产。1958年的秋收，虽然仍按原来的社队分配，但在防止本位主义、资本主义的口号下，通过积累扣除等，实际上又拉平了社与社之间的贫富差距。

人民公社成立后，全区各地学习和推行河北省徐水县的经验，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即把16～50岁符合参加民兵组织的全部适龄社员，按照民兵组织的团、营、连、排、班的建制，组编成劳动大军，实行劳武结合，亦农亦兵，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动、统一指挥。到处都是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以民兵组织形式出现，集中搞农田基本建设，平调全社甚至几个公社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日夜苦战的办法搞“大兵团”作战的大突击、大会战；废除各家各户的小锅小灶，按生产队建立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把全社劳动力组织成各有突击任务的3支“部队”：“野战部队”外出采矿炼钢铁，“地方部队”在社内搞农业生产，“后勤部队”搞工副业生产并负责公共食堂、缝纫组、敬老院等。在各项工作中，往往又动辄组织各种名称的突击队，强调用日夜苦战的办法搞大突击、大会战。中卫县刚实现人民公社化，就搞了个“水稻会战”，全县5.2万劳动力中，抽调2.7万人搞炼铁、挖煤、采矿去了，剩下2.5万劳动力，县上号召家家锁门、人人下地苦战八天抢收7.7万亩水稻。这样的“大兵团”作战，充满了强迫命令和瞎指挥，损失浪费是十分严重的。各市、县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就大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到1个多月后的12月初，全区公共食堂迅速增加到9748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75.15%。但是这种强迫社员到公共食堂吃饭的办法，特别是在南部山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地区建起的约5000个公共食堂，终因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和生活习惯而纷纷垮台。

当时，由于浮夸风的盛行，对农业形势估计过分乐观，所以许多县都提出领导工作重心要向工业、向钢铁生产转移，要大办工业，大搞工具改革，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恰好又适应了这种为时过早的转移，以致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仅以粮食生产来说，1958年宁夏山川的庄稼长势的确很好，本来是可以获得大丰收的，由于刮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批强壮劳动力被调离农村去搞钢铁等会战，留下老弱病残的人又搞形式主义的“大兵团”作战，结果不是粮食没有及时收割，就是收割粗糙，虽然丰产却没有获得丰收。(www.xing528.com)

（三）吸取教训，纠正失误，在艰辛探索中前进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片面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顾实际条件，不计经济效果，盲目提指标、上项目，争相“放卫星”，导致各地弄虚作假，浮夸蛮干；而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造成瞎指挥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共产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社会发展的步履是相当沉重的，经验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毛泽东也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我们的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广大人民群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尽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很多失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各级党政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断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纠正失误，带领广大群众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并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前所述，宁夏在1958年至1960年，还是取得了不小成就的，并为今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教训。

四、从纠正“左”倾错误到反右倾斗争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起，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初步纠正。但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纠“左”中断，急转为全党范围内的“反右倾”斗争，继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左”倾错误重新泛滥，导致农业生产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应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收入。《决议》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结合冬春的生产任务，抓紧时间进行一次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至3月，郑州会议又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比较及时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农民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根据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精神，宁夏全区普遍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遏制了急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1959年1月3日，宁夏工委作出《关于组织检查团开展整社运动的决定》，全区共组成3000人（其中从自治区机关抽出干部1260人，每县抽出100～150人）的检查团，由工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挂帅，分赴银川、吴忠、石嘴山、固原4个协作区，以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中心，帮助公社做好整顿工作，把全区人民公社普遍提高一步。

1959年2月25日至3月2日，自治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宁夏区委监察委员会，在一届一次全委会议上，选举汪锋、李景林、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罗成德、吴生秀、王金璋、王志强、郝玉山、马信、刘震寰、朱声达、金浪白为常委，汪锋当选为第一书记、李景林为第二书记，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罗成德为书记处书记，甘春雷当选为监委会书记。会议根据1959年是宁夏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的认识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确定自治区1959年的总任务是：以钢、煤为中心，相应发展机械、电力、轻纺、化工和交通运输业；在农村，要巩固人民公社，以增产粮食为中心，保证农、林、牧、副、渔全面丰收，促进社办工业发展。这次会议对1958年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所察觉并提出了一些纠正措施，确定的1959年全区主要“跃进”指标，同几个月前自治区成立时所提出的计划指标比较，作了较大幅度的下调。会议也正确地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合理增加社员收入，改善工矿企业和人民公社的食堂管理工作，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越做越好，要反对浮夸、反对隐瞒缺点，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等。在李景林代表宁夏工委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也对大炼钢铁运动中挤掉了一些不应挤掉的工作，农业上对多种经营特别是对牧业和副业抓得不紧等问题作了检查，但对存在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有些正确的意见后来也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执行。在这次会议上，对某些地方发生的浮夸不实，虽然也做了一些严肃的揭露批评，但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急于求成，继续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

3月15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当前整社中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要求各地在整社中，因地制宜地、迅速普遍地实行“五定”（即定基本核算单位，定领导人员，定征购、统购、收购包干任务，定社队积累和分配部分的比例，定1959年劳动力安排比例）“五放”（放生产资料，放畜牧业，放农具修配厂、农具修配组和肥料厂归各基本核算单位所有，放生产费用和一部分公共积累，放食堂）。5月28日，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结合自治区六干会（自治区、地市、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各县五干会讨论的情况，又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具体规定》。这次整社初步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偏差和错误做法。规定实行分级管理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给社员划分自留地；算清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与承包单位和社员之间的账目；做好分配工作，分配给社员个人的部分一般应占55%，最少不能少于50%，要使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改进供给制和办好公共食堂，“社员可以在公共食堂吃饭，也可以回家吃饭”；改进干部作风，积极帮助穷队改变面貌；妥善安排商品交换，促进公社商品生产，改变原来“两放三统一包”的财政、粮食、金融、商业管理体制；精简公社管理机构等办法。这些措施初步恢复了高级社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扣留过多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截至7月28日，整社取消了67个区、367个乡的建制；全区共有人民公社120个，入社农户321211户，占总户数的99.91%，各公社都已实行了“三包”制；清理、偿还了县上应退赔公社的各种粮食近19万公斤、工资56.9万元，还清了无偿占用或使用现金14万多元，其他现金17.4万元。据14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原有公共食堂6059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90万，整顿后保留公共食堂3702个，食堂就餐人数47.5万人，分别是原有公共食堂和食堂就餐人数的61% 和53%。

（二）反右倾斗争

正当1959年春夏开展的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初见成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失误开始逐步纠正之时，就被反右倾斗争所中止，“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后，一场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展开。宁夏各地也随之开展了反右倾斗争。8月中旬以后，自治区党委先后通过召开地市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以及批转中共石嘴山市工委汇报等，对开展反右倾斗争进行了部署。11月16日至2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第二次六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在县以上机关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倾斗争，在农村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社整风运动，提出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动员全党全民实现1960年农业生产“大跃进”。12月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认真解决县、公社和大队领导成员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标准的处理办法》，对给“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提出批评意见的共产党员进行了批判，情况严重的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要求立即对大队以上领导成员中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的解决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农村整社中，全区5000多名党员受到批判，自治区直属机关24774人参加了整风运动，占机关总人数的73.8%，其中在科级以上2252名干部中排出批判重点119人，占同级干部的5.2%。受到批判的社员更多，其中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因为对食堂、供给制、收自留地和口粮标准低有意见受到了批判。反右倾斗争带来了严重后果，打击了党内坚持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支持了浮夸风、说假话等不良倾向，使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开展受到严重损害。

五、严重经济困难和“双反”运动

（一）严重的经济困难及对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天灾，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从1960年起，经济暂时困难先从农村开始，很快波及城市，城乡居民的生活遭受严重困难。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自治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下，终于战胜了经济困难。

1. 1960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宁夏从1958年完不成征购任务时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经济的困难。至1958年年底，夏秋征购计划只完成了包干任务的94.5%，一直到翌年1月底，全区19个市、县中还有10个市、县尚未完成任务，而同期粮食销售却大大超过计划，在新粮上市后的非销售旺季里销出了大量不应销售的粮食，致使1958年年底自治区的国家粮食库存比上年底减少了150多万公斤。进入1959年后，又继续搞高指标、高征购，继续在几条战线搞“大干”“大办”，所以当1960年春天已经出现严重困难时，对1959年到底打了多少粮食还是心中无数。在1960年春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时，宁夏仍在继续搞“跃进”和高指标。自治区领导机关在年初召开的工业交通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仍然提出了实现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的新“跃进”要求。全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3.4亿元（实际完成2.4亿元），共安排大、中、小型项目781个，年内开工的就有520项，基本建设队伍也因此猛增到7.8万人。4月确定的粮食生产计划是10亿公斤，7月中旬在研究自治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计划指标时，仍确定为9亿公斤。1959年，全自治区征购粮食2.65亿公斤，占当年粮食产量的42%，成为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粮食征购比例最高的一年，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1960年征购粮食1.39亿公斤，虽然下降到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9.8%，但严重性却超过了1959年。因为1959年除去征购粮外，农村留粮还有3.67亿公斤，而1960年却只有3.28亿公斤，致使农村社员口粮标准大为降低。

从客观情况看，宁夏1960年的灾情确实很重，正当农田需水季节，黄河水量比往年少一半到三分之二。秋天，引黄灌区在9月间一连下了七天阴雨，之后又过早地发生寒流霜冻。南部山区在大面积旱灾后，9月也遇到严重冻灾、冰雹、风沙、山洪，加上雨涝灾害，夏秋两季累计受灾面积达460万亩，约为全部播种面积的30%，致使农作物普遍减产。全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6701万公斤，分别比1958年和1959年下降32.9%和26.3%，跌至1953年以来的最低点；油料产量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产量的1309.8万公斤，较上年下降41%，只相当于1956年最高产量的五分之一稍强；大牲畜和生猪年末存栏数分别较上年减少10.4%和24.1%，分别下降到8年来和5年来的最低水平。导致1960年暂时困难既有天灾，又有工作失误，工作失误是主要原因，其中尤以“共产风”和粮食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恶果最为严重，“中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在“大跃进”中，中宁县提出“今年跨黄河，明年渡长江，十年规划，五年完成”的口号，并靠谎报产量、浮夸成绩而出席了全国农业先代会。1959年中宁县粮食总产量3283.2万公斤，较上年减产6%，在仅完成自治区下达计划指标的39.7%的情况下，全县征购粮食2486.6万公斤，竟占当年实际产量的75.7% （比全自治区已经很高的41.8%的征购比例还高出33.9个百分点），以致农村社员每月人均口粮不足13公斤，至入冬以后，一些社队因缺粮陆续发生社员缺粮，饥饿水肿、宰杀牲畜、剥吃树皮、外出逃荒等情况。但县主要领导干部不仅失察失职，而且在12月份召开的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大抓粮食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强迫社队干部交代“瞒产私分”粮食的问题，以致1960年春节前后，全县农村形势严重恶化，出现水肿人口和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现象，外逃度荒人口逐步增加。1960 年1月，该县新堡公社肖闸大队农民肖汉兴上书毛泽东主席反映情况，但信被转回，肖被以“反革命”罪名拘捕。3月15日，自治区党委发现中宁县的严重问题后立即派出工作组查处，除释放肖汉兴外，紧急下拨粮食553万公斤救急，使饥荒得以缓解。3月25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纠正中宁县委工作中严重错误和撤换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的决定》。3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自治区党委的报告，认为中宁县的问题虽然是个别的，但其性质是严重的，指示各地必须纠正类似的严重错误，并强调指出：“谎报成绩，隐瞒缺点，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是一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自治区采取果断措施有力制止了“中宁事件”事态发展，但在处理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层层追究责任，株连打击了一批社队基层干部。

2.解决经济困难的对策

面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的严峻考验，各级党政领导身体力行，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探索解决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同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促进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尽快恢复和发展。

在调整政策方面，一是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坚决纠正“一平二调”（即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和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拨）之风，建立健全了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二是调整粮食征购任务，连续3次降低了1960年粮食征购任务。三是适当压缩城市粮食销售。1960年2月上旬，自治区党委相继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生活安排工作问题的指示》和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必须保证农民人均每天吃到0.5斤到0.625斤原粮，调低了53万多吃商品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口粮标准，除井下矿工及特重体力劳动者外，从10月份起由原来每人每月15公斤调减为13公斤。四是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农业，除年初由财政部门从地方自筹经费中增拨农业投资2000多万元外，年中又为支援农业技术改造、供应农村急需物资和帮助穷社穷队，再次给农村增拨无偿投资1600万元。五是动员机关、学校、厂矿等各方面办机关农场，开荒种粮、种菜，减轻国家供应负担，到同年10月已有300多个单位的9万职工共垦种荒地2.43万亩。

在采取具体应急措施方面，一是按照“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强调各级干部把安排好社员生活看成是关心革命的大事来抓；二是强调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同群众同吃一个标准的口粮，对公共食堂也采取了加强管理监督的措施；三是在尽量保证低口粮标准的前提下，实行多搞一点各种瓜类、蔬菜和代食品的“瓜菜代”办法，以渡过粮食暂时困难；四是搞好劳逸结合，尽力减少水肿等疾病发生；五是在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同时，增拨救济费，全年仅民政方面拨给农村的救济款就有354.5万元。通过这些政策方面的调整和具体措施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自治区根据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精神，经与回族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协商，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伊斯兰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并对宗教干涉婚姻自由和教育，歧视压迫妇女、强迫儿童念经、限制群众参加文娱活动、对教徒的宗教处罚等加以限制或予以废除，宗教工作取得很多成绩，但也出现过一些干涉群众宗教信仰甚至批判宗教的“左”的错误。这一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又发生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简称“双方运动”）的失误，给党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1.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1960年5月3日～7月2日，自治区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李维汉、安子文、汪锋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同刘格平的谈话纪要，中心议题是根据中央关于批判刘格平错误问题的指示，揭发、批判了当时并不存在的“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会议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给刘格平等领导干部错误地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帽子，不仅指责刘格平等人到宁夏工作后“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反对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等，而且批判刘格平等人在干部问题上要求各部门都要配备回族负责干部，在经济建设上要在自治区内回族聚居地区安排一些工业企业，以及不讲民族融合和主张制造、穿戴“回族服装”等问题，其中有不少是把正确当作错误加以批判，把本来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的斗争”。

5月17日，在全区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区文教群英会”）闭幕会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在全区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教育的问题。以此为起点、以自治区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为标志，自治区在半年时间内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为了配合斗争的开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融合”、“同化”》的内部资料小册子，下发各地学习。在小册子“编者的话”中指出：“地方民族主义，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扩大民族差别，害怕民族亲近，反对民族融合。”

8月17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电报《关于（对）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情况报告》，提出撤销刘格平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自治区人委主席职务，保留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以观后效”的建议以及对有关4人的处理意见。9月初，中央批准了这些建议，刘格平被撤销职务调离宁夏；国家民委副主任杨静仁被任命为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并提议杨担任自治区人委主席。

9月13日至15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举行。副主席马玉槐代表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作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自治区人委向大会建议：一是罢免刘格平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志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微冬、马思义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二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一个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运动。三是“立即在全区所有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广大农村开展一个反对坏人坏事（包括宗教界坏人坏事）的群众运动，坚决补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课。”这次会议选举杨静仁为自治区主席，补选韩道仁、哈炯磊为自治区人委委员。

1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区党委《关于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给这一场斗争作了定性结论。在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斗争中，刘格平、王志强、李微冬、王克、马思义、马世芬、李健、马杰、金晓村、张英达、韩觉民、马有德、丁毅民等13名厅局级以上回族领导干部分别被以“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不同罪名予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甚至被逮捕法办。同时还有许多回族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

在“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斗争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点名揭发批判李维汉在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为了肃清其“反动的政治思想影响”，集中揭批了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震寰的“错误”，说刘是“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翻案，继续搞民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一直延续到1966年春，打击和株连了一大批回族干部，直接影响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正确贯彻和各项工作的积极开展，给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复查平反工作，先后进行了十几年，其间，因受各种运动的干扰和错误思想的指导，进行得很不彻底，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2. “反坏人坏事”运动

1960年8月22日至23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石嘴山钢铁厂进行调研，形成了《关于石嘴山钢铁厂当前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错误地认为，该厂之所以成为宁夏一个突出的落后企业，除了领导干部的右倾官僚主义和工厂的贪污浪费极其严重外，近4000名职工中，14%的干部、13%的职工有政治历史问题是主要原因。从这种错误估计和分析出发，报告把该厂在1958年“大跃进”中匆忙上马后发生的各种生产、技术问题，都归结为是“坏分子专政”“反革命嚣张”等，为此建议该厂立即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运动，坚决打击坏人，纯洁职工队伍。8月30日，自治区党委根据上述调查材料形成《关于石嘴山钢铁厂当前问题的检查报告》，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同时下发各地方、各部门，决定在全区开展一场“反坏人坏事”运动。9月8日，自治区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坚决把坏分子清除干净，有多少算多少，绝不姑息养奸，绝不留有尾巴”。会后，全区立即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了以“清除刘格平的地方民族主义影响，消除刘格平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为目的的“反坏人坏事”运动。

由于对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运动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来势猛，规模大，影响面广，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为了快批快捕，自治区领导机关极其轻率地下放捕人权，错误地下达捕人指标，许多地方不顾正常的法律程序而大捕大抓。从9月8日做出决定到9月30日的23天运动高潮中，全区就错误处理了16236人（其中逮捕7032人，劳动改造2722人）。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把抓来的人关押在工厂车间或影剧院，一些单位、社队发生捆绑吊打、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乱纪现象。运动中造成很多人死亡和失踪，特别是浙江、上海、陕西等地支宁青年受害最深。所幸的是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很快被察觉，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于10月下旬强调：“双反”运动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对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并收回了捕人权，此后情况遂有所缓和。但至当年冬季运动基本结束时，被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仍累计达2.7万多人。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宁夏于1962年1月对“反坏人坏事”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改正，先后批转下发了《关于对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死亡人员甄别处理的几点意见》《关于加快反坏人坏事斗争和社会镇反补课案件的甄别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此后又于1968年、1972年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蒙受冤屈的人员进行了甄别、复查和平反。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全区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不白之冤，许多问题的不良后果在以后的若干年内都难以彻底消除，给宁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沉痛的教训应当永远汲取。